八字方針
1911年初，大買辦盛宣懷提出“利用外資開發實業”的建議，清政府據此大借外債，並和美、英、法、德四國銀行團訂立了鐵路借款合同，宣布鐵路國有政策。這樣，既侵吞了人民的血汗錢，又損害了許多紳商的切身利益。於是，民族資產階級的上層代表立憲派，發動了一場有廣泛群眾基礎的保路運動。他們叩頭請願，要清政府收回成命。然而清政府的成命不但沒有收回，不久，四川總督趙爾豐又製造了槍殺請願民眾的“成都慘案”，全國輿論頓時沸騰起來，保路運動很快發展成聲勢浩大的武裝起義。
保路運動爆發後，湖北兩個革命團體文學社和共進會認為，發動武裝起義的時機已經成熟。於是，他們加緊了革命活動，於8月組成湖北革命軍總指揮部，推舉文學社負責人蔣翊武為總司令，共進會負責人孫武為參謀長，劉光澄、彭楚藩等為軍事籌備員，籌劃起義。後因孫武等人製造炸彈時不慎失事，孫武頭部受傷，被送進醫院，起義計劃暴露，部分革命黨人被捕，蔣翊武出逃，情況十分危急，起義被迫提前。
10月10日晚(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爆發。當晚7時許，駐武昌城內新軍工程第八營的革命士兵，在熊秉坤、金兆龍的率領下，打響了武昌起義的第一槍。接著，起義士兵直奔楚望台軍械庫奪取彈藥，那裏的士兵也紛紛響應，一舉占領了楚望台。隨後，工程營左隊隊官吳兆麟被推為臨時總指揮，率領起義隊伍進攻總督衙門。這時，各標營新軍也聞風而動，加入到起義隊伍中，經過一夜的激戰，第二天拂曉，武昌被起義軍全部占領。11日晚至12日晨，漢口、漢陽的新軍相繼起義，武漢三鎮全部光複。
隨著武昌起義的勝利，起義軍麵臨著如何建立一個革命政權的問題。就是在這個重要的政權問題上，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妥協性和軟弱性充分表現出來。他們認為，新的革命政權的領導者，必須由在社會上有聲望的名人來擔當。當時，孫中山還在國外，起義前被推為總司令和參謀長的蔣翊武和孫武，一個逃亡在外，一個尚在醫院治療，而各標營的代表又不夠資格。在這種情況下，清朝新軍協統黎元洪被認為是最合適的人選，革命黨人把他從樓梯下的暗室裏拖出來，用槍逼著他當上了中華民國第一個軍政府——湖北軍政府的都督，國內立憲派首領湯化龍為民政總長。
武昌起義後，革命風暴席卷全國，到1911年11月，全國絕大部分省相繼宣告獨立。形勢的發展需要一個統一的領導機構，11月初，宣告獨立的各省代表齊集南京，商討成立臨時中央政府。12月29日，孫中山被選舉為臨時大總統，並於1912年元旦在南京宣誓就職，中華民國正式誕生。不久，具有中國第一部資產階級憲法性質的《臨時約法》，也由大總統孫中山明令頒布，這就是中國近代史上有名的“辛亥革命”。
武昌起義的爆發，不僅敲響了清王朝和封建帝製的喪鍾，同時也揭開了梁啟超政治生涯新的一頁。從此，他將結束海外流亡生涯，走向民初政治舞台的前沿。
武昌起義以後，國內形勢撲朔迷離，瞬息萬變。帝國主義列強從他們在華的利益出發，力圖絞殺革命，扶持袁世凱上台。作為他們在華的新的代理人；清政府看到革命形勢迅速發展，滿清王朝正處於土崩瓦解之中，則顯得萬分驚恐，為了挽救危局，他們隻得起用已被趕下台的袁世凱；革命黨人則要推翻清王朝，結束封建帝製，但是外有帝國主義列強的威脅，內有資產階級立憲派的壓力，他們要速定共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立憲派人物和一些清朝官僚眼見清王朝行將滅亡，便紛紛轉向革命，他們搖身一變，成了民國功臣、政壇要人。
武昌起義的突然勝利，並非身在海外的梁啟超意料所及。他承認：“此次政治革命之成功，頗出意外也。”麵對國內出現的新局麵，梁啟超憑借他的政治智慧，迅速調整了鬥爭策略，一改過去死戰革命黨、搞垮袁世凱的既定方針，提出了“和袁、慰革、逼滿、服漢”的新的八字方針，以此應付國內出現的新形勢，並指示徐勤將此八字方針，轉告國內的立憲黨人。
八字方針是梁啟超經過深思熟慮而提出的，武昌起義爆發後，他就開始分析國內局勢的發展，研究將要采取的政策。在10月29日致徐勤的信中，梁啟超陳述了他對時局的看法。他認為革命黨人不可能“奠國家於治安”，因為黃興與黎元洪有矛盾，孫中山與黃興也不和睦，而各省軍隊皆各有所擁戴，再加上帝國主義列強正磨刀霍霍。種種情況表明，革命即使取得暫時的成功，破裂也是必然之事。原有的社會秩序一旦被破壞，再要建立起新的社會秩序，需要很長時間，這段空白期，隻能是讓外國勢力坐享漁人之利。所渭“革命軍殺盡滿人之時，即中國瓜分之時也”。
鑒於對時局的這種分析，梁啟超認為現在還不是徹底推翻清政府結束帝製的時候，此時的清政府如附骨之疽，“驟去之而身且不保，故不能不暫借為過渡”。如此說來，中國隻有實現君主立憲製，通過立憲使政權全歸國會，皇帝不過是一具傀儡，存之廢之，無關大局。既然隻有立憲才能救國、才能安民，那麼立憲黨人當然也就要乘此天賜良機而大顯身手，建立奇功偉績了。所以，梁啟超躊躇滿誌，擺出一副指點江山的姿態，提出“和袁、慰革、逼滿、服漢”的八字方針，作為指導國內立憲黨人在武昌起義後的行動綱領。
曾幾何時，康、梁憲黨與袁世凱、革命黨和滿清政府，或有深仇大恨，或是矛盾重重，現在突然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變，要“和袁、慰革、逼滿、服漢”，這是為什麼呢？簡單地說，就是為了左右國內局勢，實現君主立憲，建立資產階級民主政治。詳而言之，則又有多方麵的原因。
先看“和袁”。自戊戌政變後，立憲黨就與袁世凱處於勢不兩立的矛盾鬥爭之中。袁世凱因出賣康、梁而官運亨通，由直隸按察使一擢而為刑部侍郎，再擢而為山東巡撫，李鴻章死後，又升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他罷官前的最後一個官職是外務部尚書兼軍機大臣，雖說授他這個官意在搞掉其實權，但清政府為此是費了一番心機的，並且先調張之洞晉京入閣辦事，以釋袁疑，由此可見他在當時的地位是何等重要。
而康、梁憲黨在海外一直視袁為眼中釘、肉中刺，在黨內製定了“以倒袁為先”的既定方針。雙方互相攻擊，各不相讓，先是袁搞垮了立憲黨的政聞社，後又有康、梁乘袁被罷官回籍而落井下石，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然而，武昌起義改變了國內的形勢，袁世凱東山再起，當上了內閣總理大臣，掌握了清政府的一切軍政大權，內有北洋軍隊的支持，外有帝國主義列強的援助，成為權傾一時、炙手可熱的實力派。立憲黨人若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為，迅速控製國內局勢，則不能不利用袁的勢力。因此，梁啟超提出“和袁”一策。
再看“慰革”。立憲派與革命派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內部兩個不同的派別，這兩個派別在同封建專製進行鬥爭的過程中，既有合作又有衝突。具體而言，戊戌政變後，梁啟超曾一度支持以暴力手段推翻清朝統治，欲與革命派首領孫中山合作。但是不久，他又激烈反對革命，在《新民叢報》與《民報》的論戰中，死戰革命黨，視革命為“腹心之大患”，以至兩派成為水火不容的冤家對頭，到了“有彼則無我，有我則無彼”的程度。
然而，梁啟超很快就發現這樣做不妥，因為他認識到：“立憲、革命兩者，其所遵之手段雖異，要其反對現政府則一而已。”於是，他托人帶信給革命黨人，意欲講和。現在革命黨人在國內首先發難，革命形勢迅速發展，立憲黨人紛紛參加革命。梁啟超適時地提出“慰革”方針，一者可以緩和兩派的敵對情緒，集中力量對付清王朝；一者可以分化麻痹革命黨人，使暴力革命轉化為立憲政治。
最後是“逼滿服漢”。立憲派對清政府一直是恩恩怨怨，態度矛盾。戊戌變法時期，他們幻想由聖明君主通過自上而下的改良來變革社會。幻想破滅後，他們又主張在中國實行君主立憲製，推行開明專製。然而，清政府卻搞出“皇族內閣”這麼個“怪胎”，使立憲黨人大失所望，改革受阻、幻想破滅，梁啟超認為清政府已無可指望了。但是，這個“附骨之疽”又不能馬上切除，所以梁啟超提出了“逼滿服漢”的方針，要清政府停止對革命黨人的進攻，廢除八旗製度，皇帝改換漢族姓氏，滿人也都改換漢族姓氏。這樣，國會可以掌握實權，滿族權貴也被“革命”了，如此便可以消除漢人及革命黨人對清王朝的怨憤情緒。
這個方針旨在建立一個真正的君主立憲製，實行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它所要保留的皇帝已不是戊戌變法時期能夠主宰一切的封建舊皇帝，而是君主立憲製下聽憑國會擺布的新傀儡。這樣，立憲派就能以非暴力的方式達到與革命黨同樣的目的。
初返國土
梁啟超不僅在理論上提出了指導國內立憲黨人行動的“八字”方針，而且也在為“八字”方針的實施做一些具體的實際工作。戊戌變法的慘敗使梁啟超明白了武力的重要性。因此他雖不主張暴力革命，卻意識到要“逼滿服漢”，沒有武力做後盾是不行的。數月來，他一直為此而努力。
首先，他盡量多地安排立憲黨人打進禁衛軍。辛亥革命前，朝中貴族能與立憲黨人共事者，隻有載濤、載洵兩人，載洵無實權，幫不上立憲黨人什麼忙，載濤則為禁衛軍總統官，掌握著宮中的兵權。梁啟超企圖利用載濤的禁衛軍，為此不惜花費巨款。武昌起義後，他天真地以為禁衛軍可以為他的“逼滿服漢”的憲政理想服務了，曾不無得意地說，可以利用禁衛軍，驅逐奕劻、載澤等無能的皇族，而讓載濤出任總理，同時殺了盛宣懷以安撫天下民心，緊接著就召開國會。
其次，他積極撫慰運動新軍第六鎮統製吳祿貞。吳祿貞，字綬卿，湖北雲夢人，留日一期士官生，繼段祺瑞、趙國賢後任新軍第六鎮統製。他是與革命派和立憲派關係都很密切的新軍將領，曾先後參加過興中會和華興會，政治方麵受梁啟超立憲思想影響很大，堅持“維護清室，革新政治”的方針。武昌起義後，他赴湙州約張紹曾、藍天蔚等舉兵反清，又到石家莊運動晉軍，策劃北方新軍起義。梁啟超對吳及北軍寄予厚望，有“用北軍倒政府，立開國會”的行動計劃，把吳視為中國由衰而盛的關鍵人物。
第三，為應付國內迅速發展的革命形勢，實現自己立憲政治的目的，梁啟超派人四處活動，西方各省長官暫時脫離清政府的控製，自行鎮壓革命黨起義，同時也不參與清政府的相關行動。這樣，各省保持中立，既可以遏製迅速發展的革命形勢，又可以孤立北京政府，使局勢朝著立憲的方向發展，從而為立憲黨人控製國內局麵鋪平道路。按照這個計劃，此項工作宜從南方各省先行展開。梁啟超已經運動了廣東、廣西、雲南幾省聽其所言，而一省倡之，他省必從，“然後稍有時日，足供我布置，布置一定，則各省複合為一，此反掌之功耳”。看來，梁啟超似乎已經穩操勝券了。
梁啟超是個喜歡“衝鋒陷陣”的人，當計劃安排妥當，事情交待完畢後，他便不願在海外坐等事成，而必欲回國親自指揮立憲黨人行動。就在他寫信給徐勤，說不日將趕回國內，參加黨人行動，雖事敗身亡，亦在所不辭的同一天，國內發生了一件大事——“湙州兵諫”。
10月29日，駐湙州的新軍第二十鎮統製張紹曾和駐奉天的第二混成協協統藍天蔚等，電請清政府宣布立憲，提出12項政治條件，要求政府立即改組內閣，起草憲法，開放黨禁，否則將率兵進攻，喋血京都。清政府萬般無奈，不得已於次日下詔罪已，接受立憲條件。開放黨禁的上諭中聲明，赦免所有戊戌政變以來的政治犯，這樣，遭到通緝13年之久的梁啟超，終於可以名正言順地回國了。
1911年11月6日，梁啟超迫不急待地乘“天草丸”號輪船，由日本踏上了回國的征途。11月9日，梁啟超抵達大連。在將抵大連時，他給大女兒梁思順寫信，談他此行的打算：9日晚由大連往奉天，在那裏小住半月，然後再到灤州，由灤入京，入京時也許還能帶上一支數百人的部隊，得意之情溢於言表，以至他連袁世凱也沒有放在眼裏。他表示，如果袁世凱良心未泯，就應該和他一起為國家出力，如果袁世凱執迷不悟，那就取而代之，袁世凱的生死則任憑梁啟超處置。
可是，老謀深算的袁世凱又豈是梁啟超所料想的那樣容易對付！禁衛軍之重要，不僅梁啟超知道，袁世凱也十分清楚。他出山後不久，就策劃炸死反袁的禁衛軍將領良弼，隨後又調馮國璋回京任禁衛軍總統官，把這支重要的皇家禦林軍牢牢控製在手中。
另外，吳祿貞的起義計劃也被袁世凱所偵悉，袁世凱不能讓吳進軍北京，顛覆政府，破壞他奪取政權的計劃，所以他秘密派人於11月6日(即梁啟超啟程回國的那一天)在石家莊車站將吳刺死。於是乎，梁啟超原來的籌劃就成了泡影。
不過，當梁啟超到大連後聽說吳已死，雖然大吃一驚，但是還沒有失去信心。他打算即刻由奉天入京，用張紹曾、藍天蔚的軍隊來維持混亂不堪的京城秩序，還自信地說，他到後一周內就能解決問題，之後的事情就不需他操心了。並且，他仍然沒有把袁世凱放在眼裏，認為要取代袁是十分容易的事，隻要資政院一投票就行了。
就在梁啟超沉浸於書生的幻想中時，袁世凱又以軍人的果斷將張紹曾解職，掌握了湙州的新軍。至此，梁啟超方感到大勢已去，他曾經去見日本關東軍的軍官，希望由日本方麵出麵，組織各個大使館，維護北京的秩序，壓製袁世凱。此時，北京又傳來消息，說藍天蔚將有不利於他的行動，勸他即回日本。於是，梁啟超隻得取消入京計劃，再次東走日本，另作他謀。
虛君共和
1911年11月1日，慶親王奕劻為首的“皇族內閣”垮台，袁世凱繼任內閣總理大臣。16日，袁世凱新內閣組成，內閣成員20人，其中梁啟超為法部次官。
袁世凱為了顯示他“不遺賢才，共濟時艱”的誠意，在內閣中也給了立憲黨人(如梁啟超、張謇、楊度)幾個徒具虛名的位子，而重要的軍政、外交、財務等部門則都由他的私黨把持。
身在海外的梁啟超得知自己名列袁世凱新內閣，立即致電袁，堅辭次官一職。梁啟超在電文中聲稱，自己才疏學淺，無力擔任要職，希望可以辭去職務。袁世凱隨即致電梁啟超，以示青睞。他在電文中聲稱，梁啟超才華橫溢，世之罕有，出任內閣職務，是民心所向，希望他為天下計，不要推辭。
在這一辭一請的電文中，昔日的深仇大恨已蕩然無存，過去的冤家對頭也不見蹤影。不久，清政府又兩次致電梁啟超，勸其速回國就職。可是梁啟超並沒有回國就職。他為什麼堅辭不就呢？是嫌官職太小？不是的。法部次官也是堂堂的二品大員，這對於從政欲極高而又一直沒有做過什麼大官的梁啟超來說，還是有相當吸引力的。然而，梁啟超畢竟是一個有思想、有學問、有洞察力的政治活動家，而決不是一般的政客。他從政是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在中國建立君主立憲的資產階級政權，使中國擺脫積弱不振的麵貌，救國家民眾於災難之中。因此，他有自己的打算和安排。在致袁的電文中，他還說：“超一月以來，殷憂深念，從各方麵窮思國家前途安危，悲喜參半，頗有所懷，容別函布。”梁啟超此時所苦思極慮的正是新中國建設的大問題，也就是武昌起義後中國要選擇何種國體、政體的大問題。
為解決國民“心目所懸之諸大問題”，統一紛擾噪雜的輿論，梁啟超發表了《新中國建設問題》一文，提出了內通於君主立憲的“虛君共和”的政治主張。這篇文章分上下兩篇，上篇論“單一國體與聯邦國體之問題”，下篇論“虛君共和政體與君主共和政體之問題”。關於國體問題，2000多年來，中國一直是大一統的封建帝國，本不存在單一國體、聯邦國體的問題，隻是武昌起義後，各省相繼宣告獨立，才生出此一問題。梁啟超認為，聯邦製國家隻是一種過渡形式，是國家想要實現單一製但是卻無法實現，不得已采取的權宜之計，那些所謂的聯邦製國家，都是些小國家組成的聯合體。而中國本來就是一個統一的國家，采用聯邦製就等於曆史的倒退，毫無意義。所以，他不讚成在中國實行聯邦製，並強調中國最需要的是一個強大而統一的中央政府。顯而易見，這種強固統一的中央政府隻能建立在單一國體的基礎之上。這是梁啟超的言外之意。
關於政體問題，梁啟超認為，今後新中國當采用共和政體，這已不成問題。隻是共和政體也種類繁多，千差萬別，且各有利弊，中國將采用何種共和政體，不可不慎。他列舉了六種不同的共和政體：
第一種，人民公舉大統領而大統領掌行政實權之共和政體，美國為其代表；
第二種，國會公舉大統領而大統領無責任之共和政體，法國為其代表；
第三種，人民選舉終身大統領之共和政體，羅馬奧古斯丁時代和法國拿破侖時代為其代表；
第四種，不置首長之共和政體，瑞士為其代表；
第五種，虛戴君主之共和政體，英國為其代表；
第六種，虛戴名譽長官之共和政體，英屬自治殖民地為其代表。
以上六種共和政體中，第六種不行於完全獨立之國，可置而不論，其他五種皆各有利弊。選擇何種政體，梁啟超認為要根據國情來定。在對五種共和政體的利弊進行分析比較後，梁啟超指出，唯有“虛君共和”政體最適宜中國國情。他認為，“虛君共和”政體雖然不是最好的政體，但是就當時的情況來說，是最合適中國的政體形式。這種政體框架內，會有一個沒有實權的君主，而國家的大小事務則是由內閣主持，而內閣則是由國會產生，國會則由人民公選，本質上依然是主權在民。
然而，就是這種最適宜於中國國情的“虛君共和”政體，在當時要實行起來也非常困難。因為中國300年來一直是擁戴異族為君主，而此異族君主大施暴政，民眾毫不信任，以至滿漢之間，勢若冰炭。梁啟超痛惜地說，結合了各國經驗的虛君共和製既符合民主的要求，也是中國百姓最為熟悉的，現在棄之不用，真是萬分可惜。
民主共和製因種種原因而不可行，虛君共和製又因種種原因而不能行，難道新中國建設問題真的沒有辦法解決了嗎？梁啟超寫作此文，就是要從理論方麵貢獻其解決當前問題的意見，不拿出方案來怎麼行？！於是，他提出兩個折衷方案：一是讓滿清皇室改換漢姓，成為“漢人”，以便獲得國民的認可。這種做法，中外都有先例。外國則比利時、挪威等國皆迎立異邦人，使其宣誓入籍，然後即位；中國則有北魏孝文帝改拓拔為元氏；另一方案則舍現存皇統，取孔子後人為虛君。不過，這兩個方案也都有一些疑義，因而梁啟超沒有作肯定的結論。他最後表示，他所能做的，就是盡可能多地找出可供參考的案例，讓國民自行選擇，國體的問題絕不是一兩個人可以決定的，要聽命於全體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