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君共和”的建議既已提出，梁啟超便派人四處活動，力圖使國內各種政治勢力統一到“虛君共和”的認識上來，以共建大業。經過他周密的安排，一批立憲黨人紛紛行動起來，羅惇曧、藍公武至北京聯絡袁世凱，盛先覺到上海運動章太炎，張漢章、譚奎昌往山東拉攏地方勢力，麥孟華則入廣東遊說岑春煊。
然而，各方麵傳回的消息，卻使梁啟超頗為失望。上海方麵，章太炎認為，如今清廷大勢已去，革命黨即將掌權，再談論保留清帝之事就不合時宜了，並說梁啟超所論“亦愚者之見”。較溫和的章太炎尚且如是說，其餘態度激進的革命黨人就更不用提了。盛先覺隻得如實向梁啟超彙報，說革命黨人萬不能同意虛君共和之策。
山東方麵，袁世凱已搶先一步，乘軍隊混亂之際，取消了該省的獨立活動，山東的形勢已完全在袁世凱的掌控之中。廣東方麵，情形複雜，龍濟光已成為革命黨；岑春煊鑒於北兵大增、政府勢盛，亦不敢貿然行動。
當然，最讓人傷腦筋、最難對付的還是袁世凱。他懷著不可告人的目的，一麵與立憲黨人虛與委蛇，表麵讚成虛君共和，對梁啟超大肆吹捧，一麵別有用心地操縱南北和談，與南方革命黨人討價還價。他派唐紹儀為議和的北軍總代表，交待了議和的主要條件是：要共和政體，就得讓他當大總統；不讓他當大總統，就得君主立憲。可見，袁世凱早就把梁啟超鼓吹的虛君共和撇到九霄雲外，他正以清帝的去留為籌碼，與革命黨人大搞政治交易。而革命黨人對袁世凱也抱有很大的幻想，於是雙方在1912年2月達成協議，隻要清帝退位，孫中山即將臨時大總統之位讓給袁世凱。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再次表現出來。
袁世凱的和平欺騙手段達到了目的，他就轉過來威嚇隆裕太後，逼清帝遜位。他和徐世昌，一個在宮外編造革命黨人和外國勢力將進攻北京的假消息，一個在宮內勸說隆裕隻有宣布遜位，皇室才有保障，演出了一出“袁徐雙簧”戲，弄得隆裕隻得讓徐世昌草擬遜位詔書，宣布清帝立即退位。至此，梁啟超所謂的“虛君共和”方案宣告徹底失敗。
聯袁議歸
歸國運動的計劃失敗了，“虛君共和”的幻想也破滅了，下一步該怎麼走？立憲黨人如何才能在複雜的政局中站穩腳跟並求得發展？對這些問題，梁啟超在思索，黨內其他同誌也紛紛獻計獻策。有人主張立即出山，謀求發展；有人主張養晦以待，徐觀後變；有人主張聯袁；有人主張聯黎。在眾多的意見中，聯袁的主張最合梁啟超的心意。
武昌起義後，梁啟超就製定了“和袁”的方針，隻是當時他並沒有把袁世凱放在眼裏。歸國運動失敗後，他又忙於“虛君共和”的計劃，並把袁世凱看作是實現這一計劃的主要靠山。他在1911年11月26日寫給羅惇曧的信中，解釋了自己堅辭袁閣次官的理由。實際上也就是表白了他的聯袁心跡。信中說：如果袁世凱能和他聯手，他們就可以大有作為，有效抑製革命黨的勢力。袁世凱可以主抓軍政，而梁啟超則可以負責宣傳，轉移國民視線。如果梁啟超接受了袁世凱的任命，擔任虛職，那梁啟超施展的空間就沒有了。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梁啟超看到“虛君共和”計劃既已無望，該是下決心聯袁了。於是，他開始與袁世凱“推心握手”，先是致電袁世凱，祝賀他當選為臨時大總統；接著又寫信給袁世凱，就財政、政黨問題為其出謀劃策，信中指出，袁世凱今後的發展主要看財政和政黨。
財政方麵，梁啟超主張大借外債，以資建設。新政府若想借債成功，則必須要有係統的財政計劃，取信於內外，並且要參照資本主義的金融體係，把相關的金融政策整合成係統的政策，服務於國計民生。政黨方麵，梁啟超指出，當時國內政壇的黨派勢力可以概括為三派：舊官僚派、舊立憲派、舊革命派。他建議袁世凱以舊官僚派中的“佳士”為“行政部之中堅”，以舊立憲派和舊革命派中“有政治思想者”(實為溫和派)組成“健全之大黨”，這樣就可以抵製舊革命派中“純屬感情用事者”(實為激進派)。
他還提醒袁世凱，善於處理政治問題的人，一定會在暗中主導輿論，而表麵上卻要裝作輿論的仆從。中國隻有采用開明專製，才能得以發展。說來說去，還是在兜售他原先的“開明專製”思想。信的最後，梁啟超又透露了他的歸國心願。不久，袁世凱致書梁啟超，表示對梁有關財政與政黨的意見甚為服膺，並表現出對梁的倚重之情。
袁、梁雙方經過一段時間的聯絡、試探，終於走到了一起。但是，這決不意味著雙方已經心投意合了。袁世凱一反常態，請梁入閣，純係拉攏利用；梁啟超捐棄前嫌，和袁聯袁，亦屬萬不得已。
武昌起義後，隨著國內形勢的發展變化，梁啟超對袁世凱的態度急轉直下，可謂聯袁主謀。但是我們還不能據此就認為他是附袁奴才。他聯袁自有聯袁的原因，這原因在張君勱致梁啟超的信中就已講明。其實，梁啟超和張君勱等立憲黨人都深知袁世凱老謀深算，難以合作。然而，立憲黨要在舊官僚派和舊革命派的夾縫中求生存、求發展，則隻能選擇和袁世凱合作。而當時這兩派實力比較強大的一方是以袁世凱為代表的一方，所以要聯袁。聯袁的目的就是要利用其勢力，為憲黨的發展服務。正是帶著這一目的，梁啟超發出了“聯袁”的信號，和袁世凱綁到了一輛戰車上。既已上了“車”，當然也就身不由己了。因此，在後來的一段時間裏，梁啟超自覺不自覺地成了袁世凱的附庸。而當他一旦醒悟過來，發現不是憲黨利用了袁世凱，而是袁世凱欺騙了憲黨，便又轉身成了倒袁先鋒。此乃後話，先提一下，以助認識梁啟超聯袁的真正動機。
聯袁方針已定，梁啟超本該立即回國，謀求發展，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他並沒有立即啟程。影響他啟程的原因有兩個：一是他自己擔心革命派對立憲黨人舊怨未消，認為回國時機尚不成熟；二是立憲黨內部對他歸國問題意見紛紛，一時難以統一。解決這兩個問題都需要假以時日，所以梁啟超暫緩回國。
南北議和以後，以康有為為首的保皇派勢孤力單，各方麵對其攻擊也愈演愈烈。為了緩和各方麵的攻擊，也為了消除革命黨對立憲黨的舊怨，四五月間，梁啟超繼1899年後再次提出請康有為宣布隱退的建議。康有為本人似乎已同意隱退，唯弟子麥孟華極力反對，此事遂不了了之。梁啟超與康有為從此分道揚鑣，各行其事。
圍繞梁啟超回國的問題,黨內意見分歧很大。徐勤等人力促他盡早歸國，組織政黨；麥孟華等人則力阻他回國，以免陷入國內複雜微妙的黨派之爭。經過一段時間的等待，國內局勢稍見平穩。在“朝野合作”、“新舊合作”的口號下，國內忌恨梁啟超的革命黨人日見減少，同情歡迎者則與日俱增。雲南都督蔡鍔、政府副總統黎元洪均致電歡迎梁啟超回國，並請政府起用他；國內各團體對梁啟超回國也多持歡迎態度；黨內同誌此時也都認為梁啟超回國的時機已經成熟。
革命功臣
1912年9月底，梁啟超由神戶乘船離開日本回國。10月5日抵大沽，8日至天津。與1898年倉皇東逃的情形迥然不同，梁啟超這次回國受到社會各界的熱烈歡迎，禮遇之隆盛就像歡迎一位凱旋的將軍。在天津，梁啟超受到政府軍政大員的歡迎，唐紹儀、張錫鑾前來拜謁，趙秉鈞、段祺瑞也派代表來問候。3天之中，登門造訪者超過200人。“各省歡迎電報，亦絡繹不絕”。梁啟超激動地說：“此次聲光之壯，真始願不及也。”這種風光的場麵預示著美好的前途，所以他整天都很辛苦，但是精神卻日漸抖擻，神氣日漸旺盛。
在天津小住旬餘日，20日，梁啟超回到他闊別14年之久的北京。一到北京，他就受到更為熱烈的歡迎，大總統代表、各部總次長、參議院議員、各政黨黨員、各報館記者及其舊交好友數百人到車站迎接。
梁啟超的回國，大長了舊立憲黨人和一批舊官僚的氣焰，他們把梁啟超當作救星一樣膜拜、吹捧。在北京的12天裏，社會各界為他舉行的歡迎會就達20多起。而梁啟超則好大喜功，樂此不疲。他一麵自鳴得意地沉浸在歡迎的潮流中，盡情享受勝利的喜悅；一麵不失時機地利用各種場合，慷慨陳辭，即席演講。張君勱、藍誌先二人後來將梁啟超10月下旬在北京赴各團體歡迎會所作演說辭13篇輯為《梁任公先生演說集》(第一輯)出版。在這些演說中，梁啟超對革命、對共和、對民國，極盡頌揚之能事，儼然以“革命功臣”自居。
或許有人會問：主張君主立憲的梁啟超，在民初共和政壇上還有什麼發言權？昔日的憲黨領袖，今日何以搖身一變又成了革命功臣？立憲黨人在今日讚成革命、擁護共和，難道不是“舍己從人，近於貶節”？梁啟超本人也意識到必須首先澄清這些問題，否則舊立憲黨人就難以抬頭。要澄清這些問題，關鍵是如何理解君主立憲與民主共和的關係以及怎樣看待立憲派與革命派的關係。
梁啟超認為，把國體與政體區分開來，是正確理解和看待它們之間關係的一把鑰匙。他在《憲政淺說》一書中，把國體分為“君主”與“民主”兩種，又把政體分為“專製”和“立憲”兩種。在他看來，君主立憲與民主共和，立憲派與革命派之間並無根本的矛盾衝突，兩者隻是在選擇國體與政體的手段方法上有所不同。
辛亥革命以前，君主國體為一事實，而此一國體所推行的專製政治則已腐敗透頂。愛國之士出於對國家前途命運的擔憂而投身到救國救民的運動之中，他們由於所遵循的方法不同而分為兩派：一派為革命派——主張運用暴力手段推翻君主國體，實行民主共和政治；一派為立憲派——主張運用改良手段維持現存國體，實行君主立憲政治。
在完全立憲的政體下，君主國體不得不設置種種法定的民選機關，以作為民權的保障。這樣，立憲派同樣可以達到革命派的目的。所以，梁啟超認為，立憲派與革命派雖然采用的手段不同，但是目的一樣。這就把立憲派與革命派等量齊觀，放到平起平坐的位置上，那麼主張君主立憲的梁啟超在民主共和政治下又為什麼不能暢所欲言呢？再者，昔日立憲派對滿清千瘡百孔、令人掩鼻的君主國體，尚且以其為現存事實而能容忍它、承認它，何況今日之共和乃“神聖高尚”之國體，立憲黨人豈有不擁護它而反攻擊之理？在梁啟超看來，立憲黨的目的是維護既定國體，而革命黨是破壞既定國體，既然共和國體已經確定，那麼立憲黨就應該維護共和國體，而不是顛覆共和國體，重新回到君主製，立憲黨不搞顛覆，所以立憲黨擁護共和，理所當然。這一詭辯既使梁啟超擁護共和、讚成民主成為理所當然之事，又對革命黨人反戈一擊，還為立憲政治留下了退路。看來，梁啟超確實是“善辯”又“善變”，他“辯”得如此詭譎巧妙，又“變”得那樣有理有據。
最後，梁啟超要證明的還不僅僅是他擁護共和、讚成民主，他還要表明自己就是“革命功臣”，在過去的歲月裏，他曾為現在的共和國體立下了汗馬功勞。他說，武昌起義以來，革命形勢迅速發展，這種革命速度是前所未見的。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奇跡，要歸功於各家報紙在前期的宣傳，沒有報紙的宣傳，就沒有各地的響應。接著，他又曆數了自己20年來的報館生涯，以證明自己為革命成功做出了巨大貢獻。如此說來，昔日報館主筆成為今日革命功臣，又有什麼奇怪？
梁啟超是個喜歡炫耀自己的人，他的演說不無自我吹噓、誇大其辭的成份。但是，若據此就認為梁啟超是在“放肆地篡改曆史、攻擊革命、混淆視聽”，則也有欠公允。無可否認，梁啟超曾經瘋狂地攻擊過革命，他甚至說過，清政府是他的第二大對手，革命黨則是他的第一大對手。然而，這種偏激的言辭仍然基於兩黨在愛國救亡運動中所采取的手段的分歧。
立憲派反對革命、害怕革命，是因為他們認為革命不可能在中國取得成功，相反倒有可能引起“外國之幹涉”；他們堅持實行君主立憲製，主要是想“避免革命的流血破壞”。當他們看到政府已無可指望時，又不得不在某種程度上傾向革命，與革命黨人合作。因為革命派和改良派在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改革封建專製統治方麵，立場基本上是一致的。
我們不能把革命派和改良派看作是兩種根本對立的政治勢力。實際上，立憲黨人對辛亥革命也曾起到了一些積極作用。他們利用報紙的輿論工具所進行的理論宣傳活動，如揭露封建專製的罪惡，介紹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和科學文化等等，對於民主潮流的高漲無疑起了推動作用；他們通過叩頭請願的形式所開展的政治實踐活動，如領導立憲運動，發起保路運動，要求速開國會等等，對於革命形勢的發展也確有催化作用。所以，對立憲黨人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問題要作具體分析，不能因為其保皇就一概罵倒。
這樣看來，梁啟超自詡“革命功臣”，恐怕非但不能算是“篡改曆史”、“混淆視聽”，相反倒是有幾分曆史依據和政治資本的。隻不過對他誇大其辭的演說，我們雖不可不信，但也切不可輕信、全信。
進步黨魁
1912年2月15日，南京臨時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稱他為“中華民國之第一華盛頓”。3月10日，在臨時參議院議長林森主持下，袁世凱宣誓就職。
根據南北議和時所定的混合內閣條件，黎元洪為副總統，唐紹儀被任命為第一任內閣總理。至此，南北兩大勢力合流，中華民國政府成立。
袁世凱的誓詞迷惑了許多人，就連革命黨和立憲黨的兩大理論宣傳家章太炎和梁啟超，也都把他視為“一時之雄駿”、“中國現時一大人物”，幻想通過扶助他來使中國走上統一富強的道路。混合內閣的成立，則使各黨派放棄了原來的奮鬥目標，把注意力集中到國會選舉上。圍繞著所謂議會鬥爭，各派政治勢力異常活躍，政黨團體如雨後春筍般地紛紛湧現。一時間，黨派林立，政團紛爭，名稱之多令人眼花繚亂，變化之快使人應接不暇。大大小小幾十個政治團體經過一番明爭暗鬥、分化組合，到1912年底正式國會初選時，形成了四個較大的政黨：國民黨、統一黨、民主黨和共和黨。
統一黨是章太炎在新形勢下為適應政黨政治的需要而首先建立的政黨。章太炎原與孫中山有矛盾，辛亥革命後，他便脫離同盟會，另行組織了中華民國聯合會。兩個月不到，他又順應形勢的變化與發展，將中華民國聯合會改組為“統一黨”。在3月2日的改組大會上，章太炎、張謇、程德全、熊希齡、宋教仁當選為該黨理事。這是一個“集革命、憲政、中立諸黨而成”的政黨，它建立的目的就是要全力支持袁世凱，實現“統一全國建設、強固中央政府、促進完美共和政治”的目標。統一黨建立不久，一些黨的領導人又醞釀著與其他一些政團合並，以擴大勢力和影響。他們不顧章太炎的意見，聯絡民社、國民公會、國民協進會等政團組成“共和黨”。在5月9日的成立大會上，黎元洪當選為理事長，張謇、章太炎、伍廷芳、那彥圖被選為理事。章太炎因不願做個傀儡，遂辭去理事，將原統一黨從共和黨中重新獨立出來，並被推為總理。
中華民國第一屆政府由於唐紹儀的憤而辭職而麵臨危機。南京臨時參議院遷至北京後，袁世凱就準備獨攬大權，所以當唐紹儀推薦王芝祥為直隸都督時，袁世凱便借故拒絕了他的建議。隨後，袁又不經內閣同意，直接任命馮國璋為直隸總督。唐紹儀因此拂袖離京，混合內閣隨之瓦解。內閣總理告缺，加之國會選舉在即，於是從五六月起各政團就有了合並趨勢，到8月間便一發而不可收拾。各黨都想借合並來擴大勢力和影響，以便推舉總理，在國會中多占議席。
宋教仁以其特有的政治才幹，於8月25日把同盟會與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等合並，組成“國民黨”，孫中山為理事長，宋教仁主持黨務。與此同時，以湯化龍、林長民為首的共和建設討論會和以孫洪伊為首的共和統一黨，根據梁啟超的建議，聯合其他一些小政團，成立了“民主黨”。
民初政壇國民黨、統一黨、共和黨和民主黨四大政黨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正反映了革命黨、立憲黨和封建軍閥官僚三種政治勢力之間的相互交融與滲透。大致說來，國民黨為左翼激進派，統一黨、共和黨和民主黨則屬於右翼保守派。
梁啟超雖然身在國外，但對國內的政黨建設卻十分關注，國內右翼黨派也欲夤緣梁啟超這麵思想界的大旗。共和建設討論會組建之初，孫洪伊就介紹梁啟超入會，會中負責人也不斷以書信形式與梁啟超討論各種問題，隱然有以梁啟超為該會黨魁之意。統一黨成立後，湯化龍雖為幹事長，但黨人多尊梁啟超為領袖。梁啟超回國後，更加緊了與保守黨派的聯係，他在民主、共和兩黨之間來回穿梭，觥籌交錯，在兩黨的歡迎會上頻頻演說，贏得了兩黨黨員的一致擁戴。
1913年1月，政府下令召集國會，各黨競選活動進入白熱化階段。為了便於競爭，梁啟超於2月正式加入共和黨。然而，在當月國會進行的複選中，國民黨繼初選在國會參眾兩院大獲全勝以後，再次在國會中取得壓倒多數的席位。梁啟超在《與嫻兒書》中說，自己迫於形勢加入了共和黨，國會半數為288人，梁啟超一黨得250人，民主黨約30人，統一黨約50人，其餘則為國民黨。為了對付國民黨，以便在4月國會正式選舉中獲勝，保守派三政黨必須攜起手來，共同組成一個新的大黨。梁啟超又開始籌劃此事。
此時，大獲全勝的國民黨正笑逐顏開，黨內最活躍的政治活動家宋教仁更是忙得不亦樂乎。他對選舉結果非常滿意，企圖以多數黨的資格出來組閣，在南方各省的巡回演說中，儼然以未來的內閣總理自居。宋教仁主張建立資產階級共和製度下的責任內閣製，國會掌握一切實權，大總統等於虛設。然而，袁世凱要的則是美國的總統製，而不是法國的總理製。這樣，宋教仁就對袁世凱構成了極大的威脅。袁世凱當然不會讓宋教仁如願以償，他先是任命自己的心腹趙秉鈞接替唐紹儀為代理國務總理，進行組閣。隨後又與趙秉鈞密謀，指使他派人刺殺宋教仁。
3月20日晚，宋教仁在進入上海車站準備乘車北上時遭人暗殺。宋教仁被刺，梁啟超也在重大嫌疑之列。他寫信告訴女兒，宋教仁遇刺，國民黨方麵認為是政敵所為，而國民黨懷疑的首要目標是袁世凱，第二目標就是梁啟超，並且國民黨方麵聲言要報複。由於處境危險，行動不便，合黨之事也進展有限，這時，梁啟超已感到國事日非，辦事困難。無奈之際，他邀集40餘位名流名士、黨徒好友修褉於京西萬牲園，遊宴賦詩，一滌塵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