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中國說》reference_book_ids\":[6991770451961711652,7234783534370524172]}]},\"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美洲歸來
梁啟超蓄誌遊美已有數年。1899年冬，他首途日本，路經檀香山時恰遇防疫之事，美洲之途暫停；1900年夏，他準備從檀香山赴美洲，又恰遇上海急電，他隻好為“勤王”之事返回上海，這次美洲之夢未圓。直到1903年春，梁啟超始續舊遊，遊美洲的心願才得到實現。
2月20日，梁啟超發程日本橫濱，乘印度皇後船駛進了太平洋。23日，他在船上度過了31歲生日。
此次遠遊美洲，梁啟超任重而道遠，目的有五六項，它們是：運動美洲各地保皇分會，籌款集股辦實業，調查美國社會現狀及風俗，調查研究美洲華人等。胸揣這麼多計劃，梁啟超一路行色匆匆。3月4日淩晨抵達加拿大的溫哥華，後至滿地可(蒙特利爾)，5月12日再驅往美國紐約。隨後遊覽了哈佛、波士頓、華盛頓、費城、必珠卜(匹茲堡)、先絲享打(辛辛那提)、紐柯連(新奧爾良)、聖路易、芝加哥、舍路(西雅圖)、缽倉(波特蘭)、舊金山、羅省杜利(洛杉磯)等二十多個城市。11月28日複至加拿大溫哥華，30日遂乘中國皇後船返回亞洲，12月11日到達日本橫濱。此次美洲之行，曆時近10個月，足跡幾乎遍及北美全境，有的地方又是多次重遊。這期間，梁啟超耳聞目睹，潛心調研，大開了眼界，思想也潛移默化地變化著。
征程中，梁啟超受到海外華人的熱烈歡迎，他們像迎接一名中華民族救星一樣款待梁啟超。所到之處，保皇會成員在碼頭、車站、街道夾道歡迎，或鞭炮或鑼鼓或軍樂禮接；每次聚會，保皇會成員如眾星捧月恭迎梁啟超，梁啟超的講演總是在歡呼聲中開始與結束；沒有保皇會的地方，梁啟超隻要講演數次，保皇會就會成立，而且富麗莊嚴的會堂也很快籌建起來。對此，梁啟超感到慚愧、慰藉又興奮，思想情感上也由“革命”、“破壞”傾向了“保皇”。他覺得，海外華人對於中國的維新事業如此熱心，他有必要再做些事，否則就對不起他們。
了解認識美洲華人是梁啟超此行的一大目的。他每到一處，調查此地華人的人數、組織情況、職業性質、經濟狀況、社會地位、思想教育、風俗習慣等內容，成為一項常規性任務。他在《新大陸遊記》中有著比較詳細的記載，尤其對美洲華人的組織形式有過細致統計，如“公立團體”、“慈善團體”、“文明團體”、“秘密團體”、“族姓社團”等。
梁啟超一方麵讚揚華人吃苦耐勞、勤儉節約的奮鬥精神，以及愛鄉心甚盛(即愛國心所自出也)、不肯同化於外國(即國粹主義獨立自尊之特性，建國之元氣也)、義俠頗重、守信用等優點；另一方麵指出了華人社會的許多缺點，如有民族資格而無市民資格，有村落思想而無國家思想，隻能受專製不能享自由，無高尚的目的，缺少社會公德，相互仇視，打架鬥毆等。
應該肯定，梁啟超對美洲華人的研究有一定的合理因素。隻是他太看重華人社會的缺點，認為生活在美國這樣一個共和製國家的華人尚且如此，那麼中國國民素質的低下可想而知。因此，“革命”、“共和”、“破壞”等主張於中國皆不適合。
美國，這個第一個建立資產階級共和製的國家，一度是梁啟超的夢寐之地。當他踏上這片土地時，心情十分激動。因而他不辭疲倦地奔波，如饑似渴地調查美國社會，眼光幾乎觸及到了各個角落。
旅美期間，他實際考查了所到地方的風俗、曆史、人口、學校、軍隊、財政等等；他走訪了上至總統羅斯福，下至平民、移民等各個階層的人物；尤其令他滿意的是他與美國一批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及企業家們有過多次攀談；他對美國的議會、政黨、憲法、選舉製度有過比較認真的研究。
可以說，美國的富強繁榮確實曾讓梁啟超羨慕不已。他羨慕美國推行“門羅主義”，積極向外擴張的氣魄與勇氣；他留戀於哈佛、耶魯等大學的壯麗繁盛；他讚歎美國憲法的完善，勞力者的優待，婦女地位的提高，民主自由的蒸蒸日上等，以至梁啟超時有不虛此行的感慨。
然而，隨著他調查的深入，美國社會的陰暗麵便暴露了出來。梁啟超對“黑人地位低下”的種族歧視，酷刑的存在，官場營私舞弊如拍賣場，美國總統多庸人，第一流人才不當總統。選舉“以媚取眾”，賄賂成風，分配不公等社會現象進行了揭示與評論。尤其當他看到美國華人的地位低下，心中對“共和”好感頓時削減。梁啟超感到共和製美國並不是心中的桃花源，共和製的社會隻適用於美國而不適用於中國，“共和、共和，吾與汝長別矣”。
這次美洲大陸之行，梁啟超如同換了一個人，思想為之大變。不過，這次變化有個明顯的過程。4月1日，梁啟超在《與勉兄書》裏說：“中國實舍革命外無別法，惟今勿言耳。”4月11日在《與勉兄書》裏說：“長者(指康有為)此函責我各事，我皆敬受矣。惟言革事，則至今未改也。”隨著旅程的推進，再加上師友的規勸，發現革命黨的腐敗，自身根深蒂固的“保皇基因”等原因，梁啟超的思想逐漸加快了邁向改良的步伐。
8月19日，他給蔣觀雲的信裏說：“中國之亡，不亡於頑固，而亡於新黨，悲夫！悲夫！”“然弟近數月來，懲新黨棼亂腐敗之狀，乃蓋不敢複倡革義矣。”梁啟超回到日本後，發表了《論俄羅斯虛無黨》《答飛生》《答和事人》等文章，自此他完全放棄了“革命排滿”、“破壞主義”的主張。
1904年3月至4月在香港召開保皇會代表大會。梁啟超在日本逗留兩個月左右便返國參加保皇大會。保皇大會原定於1903年秋季舉行，因籌辦不及而延期。這次大會以康有為、梁啟超、徐君勉以及各地保皇分會的代表為主，康有為親自主持大會，中心議題“專以商會為事”，討論如何籌辦商務公司。
康、梁在從事政治活動時，並沒有忘記實業救國的道路。梁啟超於1901年在上海開辦了廣智書局，1902年在日本橫濱集股創辦了譯書局。然而，梁啟超可能天生不是商人。廣智書局因起初用人不當，連年虧損無法贏利，招來許多非議。譯書局雖頗獲利，可當梁啟超準備擴充股份時，卻卷進了保皇會自家“官司”中。
當時，康有為倡議在香港成立“商會”。梁啟超接到這個通知之前，已派人到香港為譯書局擴股奔波，自然引起香港“商會”總局人的誤解，他們認為梁啟超純粹想問難“商會”，拆“商會”的台。於是他們大肆攻擊梁啟超與譯書局。
一時間，謠言四起，波瀾叢生。原本就對梁啟超不滿的康有為又偏信港中“商會”，他屢次寫信責備梁啟超。開始，梁啟超還年輕氣盛，力辯眾議。可這番舉動更加激怒了康有為等人，梁啟超受到的責備有增無減。在美洲的旅程中，梁啟超煩惱痛憤的事之一就是這場“金錢”糾紛。
最後，梁啟超由政治思想的轉變，導致在這個問題上的“自我批評”，歸順了康有為。保皇大會的召開又進一步消除了康、梁之間的隔閡，也統一了保皇會成員的思想，在與革命黨論戰中表現了較強的陣容。
保皇大會結束，梁啟超大約在4月中旬由香港至上海，留數日後便返回日本。在上海幾天，梁啟超與狄楚青、羅孝高等人日夕籌辦《時報》諸事。該報雖是奉康有為之命在上海謀劃，但梁啟超實為暗中主持，從命名、發刊詞到體製皆出自梁啟超。6月12日，《時報》出版。其初辦時所登論說，大多也是梁啟超撰寫從橫濱寄來的。梁啟超有《時報緣起》一文，其中“跬步積以致千裏，百川彙以放四海，務先後追隨於國家之進步，而與相應焉，則本報所日孜孜也”，可代表梁啟超當時心境。
正當梁啟超以高昂的熱情為“保皇”奔走呼號時，卻“痛失黃遵憲”，情感上受到了一次大衝擊。1905年3月28日，黃遵憲以肺疾卒。4月2日，梁啟超得到噩電，痛悼異常，當即流淚在《飲冰室詩話》裏記錄了黃遵憲的事跡。
黃遵憲在維新派、保皇黨中是一位極其重要的人物。他的政治觀點除“保教”外，皆與康有為相似。梁啟超與黃遵憲交往甚深，他在《嘉應黃先生墓誌銘》裏說，自己年少時跟隨黃遵憲學習，後來亡命海外，黃遵憲仍舊關懷備至，幾年內，黃致梁的信就達數十萬字。
梁啟超有感這位“平生風誼兼師友”的黃遵憲，他忘不了的正是黃遵憲對他“反對保教”的主張給予了鼓勵，對他創辦《清議報》《新民叢報》《新小說報》給予了熱情支持，對他的文章讚歎不已。梁啟超更忘不了的是黃遵憲為他定日課，指點人生迷津，指出他小說缺乏“神采之趣味”，也指出他個性性格上的不足。
當然，從曆史的眼光看，黃遵憲對梁啟超也產生了一些消極影響，如黃遵憲反對“革命”，不主張“破壞主義”等。可是就當時的梁啟超來說，他考慮不到這麼多，除了感到痛楚，就是從悲抑中走出，在極力與革命派的論爭中，大肆宣揚自己的“新主張”。
目標衝突
改良派與革命派的言論對峙自“興中會時代”便滋生。最先是章太炎於1901年8月在《國民報》上發表《正仇滿論》，批駁康有為保皇和君主立憲的主張，指名批駁梁啟超在《積弱溯源論》裏所說的中國隻能立憲，不能革命的觀點。
1902年，康有為廣為散發《南海先生最近政見書》，闡述他的保皇立憲的思想。於是章太炎於1903年5月又發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另外1902年冬，革命派的廣州起義失敗，遭到保皇派的廣州《嶺南報》的攻擊，說革命派的“革命排滿”為大逆不道，於是，革命派的香港《中國報》起來論戰，“筆戰逾月”。
1903年秋，孫中山改組檀香山的《隆記報》為《檀山新報》，發表了《告同鄉書》和《駁保皇報書》，該地保皇會《新中國報》起來應戰。1904年，徐勤在香港為保皇會創辦《商報》，同《中國報》對峙，“筆戰十數續稿”。
不過，這個時期兩派論戰不是很激烈，大多就事論事，不成體係，社會影響不大。同盟會時代，兩派交鋒呈現白熱化狀態，由於清王朝的腐朽日益加深，中國未來去路再次嚴峻地擺到了人們麵前，人們必須思考“中國將要建立怎樣的國家”、“將如何去實現”等一係列問題。而且革命派、改良派的組織逐漸完善，陣容增大，各自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雙方“磨刀擦槍”，火藥味也越來越濃。
1905年8月，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11月，該會機關報《民報》出版，並從第一號起，發表了孫中山的發刊詞、汪精衛的《民族的國民》、朱執信的《論滿洲雖欲立憲而不能》、陳天華的《論中國宜改創民主政體》等文，宣布同改良派論戰。於是革命派以《民報》為主陣地，孫中山、章太炎掛帥，衝鋒陷陣；改良派以《新民叢報》為主陣地，梁啟超為旗手、為靈魂。
雙方在兩年多的激烈筆戰中，涉及的內容極其繁雜。集中而言，無非兩大問題：一是目標衝突，即未來的中國應該建立怎樣的政體為最合適。二是手段分歧，即最好采取怎樣的途徑去實現未來的目的。圍繞這兩方麵，梁啟超自1905年起，在《新民叢報》上發表了《開明專製論》《駁某報之土地國有論》《答某報第四號對於新民叢報之駁論》《申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暴動與外國幹涉》《中國不亡論》等多篇文章，比較係統地陳述了自己的思想。
就目標而言，革命派與改良派都是資產階級的組織，都想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性質的國家。隻是革命派主張建立資產階級共和製國家，梁啟超則主張未來的中國應有兩個目標：一是近期目標(或稱過渡目標)，即“開明專製”時代；二是遠期目標，即“君主立憲”的國家。
梁啟超的政治學說滲透著他的力本論思想。他認為所謂的國家精神就是“外助競爭，內調和競爭”，人們必須建立一個良好的形式、體製，才能為國家精神服務。隻是良好的形式有多種多樣，如“共和製”、“君主立憲製”、“開明專製”等，應該選擇哪一種呢？這時，梁啟超從斯賓塞“適者生存”的進化論思想出發，認為應該找最適合本國的製度，而不是最好的製度，一個好製度如果不符合國情，一樣發揮不出其優勢。基於此，梁啟超努力地尋找一條適合中國的政治體製。
首先，“中國今日萬不能行共和立憲製”。梁啟超曾說：“夫議院政治之美，其誰不豔羨焉。”議院政治指的就是共和立憲製。梁啟超自己承認共和立憲製確實優良，人人豔羨，但對當時的中國並不適宜。不適宜的原因有多種，最根本的就是當時中國國民還沒有行共和立憲的資格，不夠其標準。
一方麵中國國民自治力差，合群意識淡薄，國家思想薄弱等等，一但革命而實行共和立憲製，內亂外患等弊端就會接踵而來，共和立憲隨之成為泡影。所以，梁啟超指出，中國當時是君主專製國家，如果要用共和製來取代，必然要革命，但是，革命之後絕不可能得到共和，隻能是更加專製。
另一方麵，共和立憲製必須有行議院政治的條件，要求議院大多數人有批判政治得失的常識；同時議院政治必須有發達完備的政黨為基礎。
針對這兩個條件，當時中國又是如何呢？梁啟超認為當時中國國民不是頑固的老輩就是一知半解的新進，都是不懂共和政治的人，因此，中國大多數人沒有平心靜氣地批評政治得失的常識。又，梁啟超認為當時的中國“無三人以上之團體，無能支一年之黨派。雖今後或者稍進乎，然亦僅矣”，因此，中國也沒有發達完備的政黨。另外，梁啟超又列舉了其他一些原因。於是，他斷言當時中國政治不可行共和立憲製。
其次，“中國今日尚未能行君主立憲製”。君主立憲製是保皇黨的政治綱領，但梁啟超認為隻能是遠期的目標，當時中國不能實行。他按照立憲的精神，依據各國議院的通例，找出當時中國不能實行君主立憲的許多理由。主要有：
(一)人民程度未及格。如，君主立憲製必須開設議院，而中國國民對議院知識知之甚少，諸如彈劾權、協讚法律權、協讚預算權等，因而議院不可發揮其監督政府的權力。又如，政府逮捕議員必須經過議院許諾，但中國“幼稚之民”往往因辯論而生意見而生仇視，動則揮拳拔刀，不能節製，屢生惡作劇，何談什麼議院精神？再如關於選舉方麵的知識，像選舉權的義務，選舉的自由意誌，選舉的正當競爭，議院代表人民等，皆是知之不多。如此國民，怎能行君主立憲製？
(二)施政機關未整備。梁啟超隨念所及，拉雜舉出十數條理由。如中國國籍法未編定，義務教育尚未行，稅法尚未備，選舉區未劃分，另外自治製度、訴訟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等皆未製定。諸法未立，不能取信於民，無法頒布憲法；施政機關一片癱瘓，也不能執行立憲製度。因此，當時中國不能實行君主立憲製，唯有等待而已。
綜上，共和立憲不可行，君主立憲不能遽行。但是中國不可能永遠處在專製君主的體製下，必須尋找另一種製度。梁啟超認為這就是“開明專製”。
梁啟超心目中的“開明專製”是與“野蠻專製”相對照的。簡單地說，“發表其權力於形式，以束縛人一部分之自由，謂之製”。“由專斷而以良的形式發表其權力，謂之開明專製”。“以所專製之客體的利益為標準，謂之開明專製”。這裏“客體”或指國家或指人民。因此，梁啟超所說的“開明專製”是以國家或人民利益為準繩，以一種良的形式實現權利的專製製度。
他為了取信於人，引述了古今中外有關開明專製的“國家”與“時代”，諸如“民智幼稚之國”、“幅員太大之國”、“種族繁多之國”、“國家初成之時”、“國家當貴族橫恣、階級軋轢時”、“國家久經不完全專製時”、“國家久經野蠻專製時”、“國家新經破壞後”等等。換句話說，隻有當時的中國最適宜“開明專製”。梁啟超十分自信中國實施開明專製有好處無窮，不僅充分體現了“國家精神”，而且“實立憲之過渡也”，“立憲之預備”，為最終自己的政綱作準備。由此可見梁啟超奉行改良主義的苦心。
梁啟超“開明專製”論一出，革命派當即予以駁斥，一針見血地指出梁啟超之所以棄共和立憲，遠君主立憲，擇開明專製，就是由於梁啟超害怕“流血”，依戀清帝，走的是“改良”路線。
手段分歧
在梁啟超與革命派的論爭中，我們再也看不到他初到日本時對“革命”的激進態度，看到的隻是他極力回避和懼怕“革命”。可以說，正是因為梁啟超對“革命”態度的轉變，導致他放棄“共和”理想，以“開明專製”為目的。下麵，我們就來分析他此時的“革命觀”，借此回答他實現“開明專製”的手段。
簡單地說，梁啟超與革命派在“救國”手段上的分歧，即是改良與革命的不同。改良是梁啟超一貫的思想，即使在他一生中思想最激進，滿口“革命”、“破壞主義”的時候，也沒有完全拋棄改良的意識。
1902年，他為了倡“革命”，寫了一篇《釋革》文章。該文一麵鼓吹世界永恒地變化運動，批判那些忌革駭革憂革的保守頑固派，而另一麵認為“易姓者固不足為Revolution，而Revolution又不必易姓”。革命不必易姓，言下之意，清王朝可以存在，光緒帝可以存在，其中深藏著改良主義的種子。
1903年元旦，他在《敬告我國國民》一文中，雖然“革”義未除，堅持“破壞主義”，批駁“溫和主義”，但是他提倡了一種“預備”精神，認為“革命”不是現在的任務，而是將來的任務。這顯然放慢了節奏。美洲歸來後，他一反當初，言論大變。他以一種極其謹慎的態度對待“革命”。
1904年，他寫了《中國曆史上革命之研究》。除繼續發揮他的“預備精神”，又指出中國曆史上“革命”具有“七大惡”，即具有私人革命，而無團體革命；有野心的革命，而無自衛的革命；有上等下等社會革命，而無中等社會革命；有複雜革命，無單純革命；革命時日太長；革命家之間為敵；革命時代有外族入侵等。一句話，中國曆史上革命的共同點是：革命必亂，革命解決不了問題，隻能帶來恐怖，讓人民遭殃。
他采用他慣用的“曆史論證”法，認為當時的中國與曆史上的中國相似，因果相倚相會，革命黨“革命”的結局同樣避免不了“七大惡”。因此當時中國不能選擇“革命”的道路。1905年後，改良派與革命派論戰進入激烈狀態，梁啟超又撰寫一係列文章，闡述他的“革命”觀。
梁啟超把“革命”劃分成“種族革命”、“社會革命”、“政治革命”三大類。他主張當時中國隻能走“政治革命”道路，而不能走“種族革命”、“社會革命”的道路。
首先，他否定了這三類“革命”同時實行的可能性。他不止一處“忠告”革命派“勿並張種族革命政治革命社會革命之三帆”。三帆並舉，必生衝突，必生大亂。他宣稱，他一定會全力反對在中國實行全麵革命，如果要在中國推行全麵革命，那就是民族的叛徒，國家的罪人，四萬萬人共誅之。
其次，他堅決反對“社會革命”。梁啟超所說的“社會革命”就是革命派的“平均地權”、“土地國有”的政策。“平均地權”或“土地國有”是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所倡導的“三民主義”中“民生主義”的主要內容，是資產階級革命的一大內容，目的就是變封建地主土地所有製為資產階級土地國有製。具體做法是：通過核定全國地價，將現有的地價歸還原主；以後因社會進步新增加的地價，則歸國家所有，國民共享，並逐步將土地收為國有，使之達到“家給人員”，從而使革命畢其功於一役。
可是，這項措施畢竟觸動了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所以“民生主義”一經提出，立即受到封建頑固派的責難與非議。梁啟超也站在封建地主階級立場對其大加駁難，於是他理直氣壯地表示，在革命問題上，其他問題都能讓步，唯有這點決不讓步，同時也閃過一縷慌恐之色。他的《開明專製論》一文從社會角度分析了土地國有論的不可性，餘意未盡，又在《駁某報之土地國有論》一文中，從財政方麵、經濟方麵列舉了33條理由，指出土地國有製不必行、不能行，足見梁啟超的“良苦用心”。
梁啟超站在改良主義的立場，是無法認識到孫中山“民生主義”的真正曆史內涵的。他認為封建土地私有製是曆史的產物，有強大的生命力，而“土地國有”違背了曆史規律，阻礙了社會發展和國家進步，隻不過是想要借助武力屠殺國民，掠奪其田產，有人性的人是不會這麼幹的，革命派隻不過是煽動下層人，諸如賭棍、盜偷、流氓之流的情感去反對政府而已，等等。總之，“土地國有”製不可行，社會革命不能行。
再次，梁啟超反對“種族革命”。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主張“驅除韃虜，恢複中華”，有著深層含義，這就是通過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挽救民族危機，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為獨立的國家。孫中山曾說：“就算是漢人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說明了革命的誠心與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