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對通過“革命暴力”推翻清政府的手段深惡痛絕，於是他不僅曲解“種族革命”的深義，片麵宣傳孫中山的“民族主義”隻不過是“複仇主義”，而且做出聳人聽聞的言辭。他認為，“今日中國”搞種族革命，必然擺脫不了“七大惡”，亂敵四起，亂民蜂擁，民不聊生，國家無法進步，最後作繭自縛，永墜九淵。
如果說梁啟超反對“社會革命”，說明他的情感傾向於封建地主階層，遠離了下層勞動人民，那麼他反對“種族革命”，則是他的情感傾斜於清廷王朝，遠離了曆史進步。
最後，梁啟超讚成的隻是他的“政治革命”。他按照萬國公例認為，政治革命就是要用立憲取代專製，無非是君主立憲和共和製，然而當時中國不可能行共和立憲製，因而“政治革命”實指“革君主專製而為君主立憲”。這就是梁啟超實現“開明專製”、“君主立憲’的主張。
具體地說，梁啟超的“政治革命”主要有兩大方針：一曰勸告，二曰要求。所勸告者在開明專製，所要求者在立憲。那麼怎樣完成勸告、要求呢？梁啟超認為首先必須以開明專製、君主立憲為政治目標，做到有的放矢，得此則止，不得勿休。其次，圍繞這些內容，向中央政府諫議，要求並適當加以督責。此時要做到溫柔敦厚，誨人不倦，如同子女對父母提要求，如同父母教育子女一樣。所提要求要量政府的能力，不能太虛也不能太高，更不能向政府提出辦不到的要求。否則政府日受百鞭，也不知改正。另外，假如勸告、要求不行，可以對政府加以相當的懲罰，甚至不排除“暗殺”方式，但是，這種懲罰隻是為了提醒政府，而不是暴力；這種“暗殺”方式隻是對付個別“冥頑不靈”統治者的“最後之武器”，絕對不能濫用，更不能流化成暴力或革命。
梁啟超對這套溫和的改良手段十分得意，認為這是當時“救國”的唯一最好的手段，他多次把政治革命、種族革命和社會革命三者相比較，認為隻有“政治革命”最適宜中國，有著無窮多的好處。政治革命能建設國家，種族革命和社會革命隻能誘導外國勢力的侵入，隻能使國家混亂、滅亡。總之，政治革命對當時的中國有百利而無一弊。
至此，梁啟超完成了他的“革命觀”，也完成了他那一套改良主張。
主動休戰
這場論戰在輿論界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除了《民報》《新民叢報》這兩個主要陣地，兩派的其他刊物大多也卷了進來。當時，革命派與改良派的論辯刊物主要有：香港，《中國日報》對抗《商報》《嶺海報》；曼穀，《華暹新報》對抗《啟南新報》；仰光，《光華報》對抗《商務報》；南洋，《中興日報》對抗《南洋總彙新報》；檀香山，《自由新報》對抗《新中國報》；舊金山，《美洲少年報》《大同報》對抗《世界報》《文興報》等。可以說，這對革命派與改良派雙方都是一次大動員、大討論。隨著論戰全麵展開，討論深入，資產階級改良派的弊端便逐步暴露出來。梁啟超麵對著革命派連珠炮似的駁難，也陷入了理屈詞窮，難以招架的窘境。於是他就想主動休戰，退出這場筆墨官司。
1905年，梁啟超以文字始交徐佛蘇。徐佛蘇，湖南長沙人。曾與劉揆一、黃興等人共謀革命，失敗後逃到了日本，不久便寄給《新民叢報》一篇文章，該文備受梁啟超的讚賞，二人的交往自此開始。經過一年多的書信往來，雖然徐佛蘇一直沒有見到梁啟超，但已受梁啟超影響甚深，二人的友誼也非同一般，以至彼此每發一言未嚐不契。
當時，徐佛蘇是一位活躍於改良派與革命派之間的人物。所以，當梁啟超休戰的念頭一出，徐佛蘇就成了他的最佳“中介”候選人。開始，徐佛蘇按照梁啟超“作一來函登報，以停止論戰”的要求寫了一篇《勸告停止駁論意見書》。該文於1906年7月發表在《新民叢報》第11期上，大肆鼓吹休戰。此言一出，立即受到革命派堅決徹底的反駁，要求把“論戰”堅持下去。
接著，徐佛蘇又遵照梁啟超的要求拜訪了宋教仁，並通過宋教仁把梁啟超“以後和平發言，不互相攻擊”的意思，傳給了孫中山等人。隻是孫中山等人對此皆不以為然。直到後來一場大火燒了《新民叢報》上海支店和時報館，1907年8月《新民叢報》被迫停刊，改良派自動放棄了主陣地，梁啟超的精力也轉向了其他方麵，論戰才自然宣告結束。
論戰雖然結束了，但是以失敗而告終的結局對梁啟超的影響並不會輕易地消失。美洲歸來後，他剛參與到論戰中時是那麼的自信、“義正辭嚴”，甚至“狂妄”。可是，三年的論戰如同三年的跋涉；梁啟超“精疲力竭”，失敗的挫折時時折磨著他。
1907年冬，他曾一度孤寂地徘徊在橫濱鄉間，異鄉的陌生、羈客的孤獨、隆冬的淒涼、失敗的慘淡等等，一股腦兒撞擊著他的心神。於是他不自禁地吟道：“淚眼看雲又一年，倚樓何事不淒然。獨無兄弟將誰懟，長負君親隻自憐。天遠一身成老大，酒醒滿目是山川。傷離念遠何時已，捧土區區塞逝川。”他的既淒涼又悲壯的內心世界躍然紙上。
這次論戰範圍大，費時長，雙方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在客觀上推動了曆史的進步。正因為這場論戰，擦亮了人們的眼睛，使人們認識到清政府的腐朽，外國列強的貪婪，改良的道路不可行，革命民主的觀念深入人心，成為中國近代史上一次大的思想解放潮流。甚至1907年《新民叢報》也登載文章承認這一事實，認為通過論戰，革命派組織越來越嚴密，革命觀念越來越深入人心，即便是底層人民，也開始大談革命。這次大論戰是一次全民大教育，為辛亥革命的到來奠定了思想基礎。
論戰中，革命派與改良派都以激烈的論戰證明自己的合理與進步。論戰雖然以改良派主動退出而宣告結束，但結束之後，梁啟超及其改良派並不是一蹶不振，銷聲匿跡。雙方仍然各沿著自己既定的方針路線繼續為救國而奮鬥，革命派去走暴力革命的道路，發動了千波萬瀾的武裝起義；梁啟超和他的改良派則投入到如火如荼的憲政運動中。
立憲顧問
曆史進入20世紀，中國形成了清廷、改良派、革命派相互角逐的政治格局。在改良派、革命派的夾攻下，清廷也在想方設法“自我解救”著。庚子年間，西方列強入侵中國。津京陷落後，慈禧太後被迫倉皇出逃，在“西狩”途中，饑寒贏瘁，困無床榻，渴無飲水，嚐盡了顛沛流離之苦，皇太後的尊嚴一掃而光。遭受如此震撼，以慈禧為首的，一向視“維新”、“立憲”為毒蛇猛獸的頑固當權派，麵對著內憂外患的現實，這群木訥腦瓜們也嗅出了一絲氣味。於是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後以光緒皇帝的名義在西安頒布了“變法”、“革新”的上諭，揭開了晚清最後10年“新政”的序幕。之後便陸續在政治體製、軍製、教育製度等方麵作出“革新”的舉動。
清廷擺出“新政”姿態，確實鼓舞了一批人。流亡海外的康有為、梁啟超等保皇維新派，更堅信他們君主立憲的主張；一些不甘清王朝覆滅的臣僚，如張之洞、劉坤一、袁世凱等，在“各舉所知，各抒己見”的上諭感召下，紛紛奏議變法；國內的一批維新人士如張謇等人，也從“新政”中得到了慰藉，躍躍欲試，提出了較為完整的“君主立憲”理論主張。可是，此時的清王朝已是油幹燈枯、頹垣斷壁。這次遲到且易逝的“變法自強”活動，已不可能自我拯救。一則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已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出現，清廷的“新政”遭到他們無情的揭露和猛烈的抨擊。二則清廷“新政”舉措隻是洋務運動、維新變法的翻版，已如殘羹剩飯，不會從根本上變革(如“立憲”問題)，不能引起人們太多的興趣，甚至改良派也很不滿足。
1905年日俄戰爭結束。這次戰爭俄國戰敗，並在當年爆發了俄國資產階級革命，沙皇被迫實行立憲。這些消息在中國立即掀起軒然大波，一致認為不是日本人戰勝了俄國人，而是日本的立憲製度戰勝了俄國的專製製度。一時間，以康、梁為代表的海外立憲派，以張謇、湯化龍為代表的國內立憲派和清廷官僚立憲派遙相呼應，為“憲政”推波助瀾，卷起一股“立憲”熱潮。
此時的清廷頑固派麵對這種局勢，也猶如冷水澆背，惶惶不安。為了抗擊資產階級革命派越演越烈的革命烈火。拉攏、撫慰資產階級立憲派，取悅帝國主義列強，也為了自我解救，不步俄國後塵，清廷拉開了曆時8年的“預備立憲”活動。
大致說來，清廷“預備立憲”活動經過了慈禧、載灃、袁世凱三個階段。慈禧階段居於開始時期。清廷迫於“立憲之聲囂然遍天下”的形勢，分別在1905年7月16日、27日先後兩次下諭派遣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紹英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此次受到革命黨人的阻撓。五大臣尚未出都門，革命青年吳樾等人就在正陽門外火車站發動了炸彈行刺事件。11月，清廷重新組織了由載澤、端方、戴鴻慈、尚其亨、李盛鐸組成的出洋考察政治班子，並“分途出洋”。“五大臣”回國後，向慈禧麵奏“請行憲政”。
慈禧於1906年9月1日，以光緒的名義頒布上諭，宣布預備立憲，並進行了一些官製改革。1907年8月，清廷頒布上諭，設立憲政編查館。同月，頒布《欽定憲法大綱》《九年籌備清單》。9月，派汪大燮、達壽、於式枚分別出使英、日、德三國考察憲政。10月，光緒下諭命各省設立谘議局。“預備立憲”在緩慢中前進。
正當慈禧等清廷頑固派比較清醒地意識到，立憲可能是拯救清王朝免於傾覆的唯一重要措施時，光緒、慈禧卻在11月14日、15日相隔不到一天相繼死去。之後，溥儀即位，載灃攝政“監國”，清廷“立憲”活動進入載灃階段。為了表示“立憲”的決心，取信於民，12月3日(宣統帝繼位的第二天)，載灃就以宣統帝的名義發布上諭，重申9年立憲期限。1909年3月，再次重申“預備立憲，維新圖治”的宗旨。10月，各省谘議局成立，並照章開會議事。1910年10月，資政院開院。11月4日，清廷宣布提前到宣統五年召開國會。1911年5月8日，清廷組建了臭名昭著的以慶親王奕劻為內閣總理大臣的“皇族內閣”，13名內閣成員中，滿人9名(皇族占了6名)，漢人僅4名。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清廷被迫重新起用袁世凱，“皇族內閣”潰散。
袁世凱為實現自己的野心，續演清廷“立憲”劇，提出了“明年即召開國會”等要求，頒布《憲法十九條》等。隻是還沒有來得及兌現諾言，1912年2月12日，清帝下詔退位，清廷的“預備立憲”活動也就結束了。
清廷在“預備立憲”上的態度，受到“專以倡憲政為義”的立憲派的讚揚和歡呼。梁啟超更是情緒激昂、興奮不已，緊跟清廷“立憲”的舉措，作出了積極的反應。在改良派與革命派的思想論戰中，憲政問題就是一個重要問題，梁啟超反對民主共和，主張君主立憲；反對望國民以民權立憲，主張望政府以開明專製；等等。
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梁啟超等人則為他們起草奏件。當時清廷以端方主張憲政甚力，他頻繁以書劄與梁啟超溝通，主要是谘詢有關憲政事情。僅1905年秋冬間，梁啟超就為他代草考察憲政、奏請立憲等相關奏折，達20餘萬字，其中就包括後來清廷禦前會議通過的《考察各國憲政報告》。1907年，清廷法部尚書戴鴻慈曾致書梁啟超，詢問法部與大理院權限問題。1910年正月，梁啟超曾上書載濤，曆陳“立憲”的策略。這幾年，溥倫、善耆等清廷許多大臣親貴也都與梁啟超書信往來密切，商討的主要內容就是立憲。
這時期，梁啟超有關“憲政”的文章也如雨後春筍，層出不窮，如《谘議局權限職務小論》《立憲政體與政治道德》《論政府阻撓國會之非》等數十篇之多，梁啟超通過這些文章比較係統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他以日本和英國的憲政為理論依據，規劃著中國“君主立憲”的未來。君主(皇帝)作為國家的元首，代表國家發布法律、批準簽定條約、任免官吏等，有著至上尊嚴。其次，下設國會。他認為國會在法律上代表國家機關，在政治上網羅各方麵勢力。他認為二院製最適宜中國。其中上院(左院)由皇族、各省代表、敕選、蒙藏議員組成，下院(右院)由選民選舉的議員組成，平等代表全國國民。梁啟超給予了議院以極高的權力，如參預改正憲法、提出議訣法律、質問政府等權力。
但是，明眼人一看便知，清廷轟轟烈烈的“預備立憲”，到最後隻能是一張空頭支票。他們隻是想利用“立憲”作為幌子，慰藉民眾，穩固清王朝的統治，苟延殘喘而已。對此，梁啟超也深有感觸。如1906年，清廷宣布厘訂內閣官製結果，梁啟超對這個有名無實的改革大為感歎，認為改革的力度根本就達不到所期望的程度。因此，梁啟超對清廷的“立憲活動”有支持也有批評，有督促也有請求。總而言之，清廷的“預備立憲”帶給了梁啟超慰藉、興奮、自信。
早在1906年，當他在日本看到清廷“預備立憲”明詔時，激動地致書蔣觀雲說，見到朝廷要立憲的詔令，就意味著政治革命的問題已經無須再慮。幾個月後，他在東京發表演說也宣稱，朝廷下詔立憲，是大快人心的事。他強烈感到“立憲”的責任非己莫屬，自己才是當時中國“憲政靈魂”。不能因無望而失望，不能因受阻而退縮。不過，若想一睹梁啟超此時“憲政靈魂”的風采，若想品味一番此時他的喜怒哀樂，就必須讀一讀他的“黨事”生涯。
黨事風波
1906年冬季，梁啟超離開橫濱《新民叢報》社住處，來到了距離神戶約80裏的須磨怡和別莊。此處雖為一荒村，但有臨海小樓，長鬆千株，風景殊佳。梁啟超在與革命黨激烈的論戰中偶爾偷閑，並不是遊山玩水，怡心養身，而是在醞釀一次更大的計劃，這就是準備組建政黨。
組建政黨一直是梁啟超心裏的一件大事。在此之前，他雖然參與組織了強學會、各種報社、保皇會等組織，但是它們或是社團組織或是經濟性質，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政黨。清廷“預備立憲”詔書一下，海內外的立憲派人士掀起一股建立公開立憲團體或黨派的熱潮。張謇、鄭孝胥等人在上海成立了“預備立憲公會”。康有為等人改保皇會為國民憲政會(亦稱國民憲政黨)。在這種氛圍下，梁啟超的情緒也高漲起來，他認為這是組建政黨的好機會，絕不能放棄。
不過，這次梁啟超組建政黨還有一個極其重要的目的，就是死戰革命黨。當時，海內外革命黨的勢力迅猛發展，令梁啟超十分害怕，滋生了強烈的危機感。他在給康有為的信中直截了當地說，當前保皇派與頑固派的矛盾是第二位的，與革命黨的衝突才是第一位的，是你死我活的關係。這番露骨言論，恰恰代表著梁啟超、康有為的心思：革命黨一但奪得天下，哪有他們的市場。因此，乘清廷“預備立憲”的天賜良機，組建政黨，擴張立憲派的勢力，乃迫在眉睫的當今第一要務。
這個時期，梁啟超在政黨的性質、綱領、組織形式、人員安排、地點選擇等方麵，都發表過看法，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政黨觀。他認為東西各國政黨最主要的性質是忠於其主義，而非忠於某個人。標舉一主義，可以集賢納才，號令天下；標舉一人，勢必推戴此人，這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難以用來號召海內外豪傑英雄。
梁啟超這種“黨於主義不黨於人”的主張也是有感而發的。當時國民憲政會章程中過分推戴康有為，遭到許多英雄名流的非議。所以，梁啟超後來組織政聞社時，一直沒有把自己和康有為推到前沿陣地，隻是在後台指揮操縱。
梁啟超這種“黨於主義不黨於人”的建黨觀點確實有一定的科學性、進步性，應屬於不刊之論。隻是我們也要認真分辨他頭腦裏的“主義”。梁啟超在給康有為的信裏說他的“主義”有三大綱：一是維護皇室，二是爭取民權，三是打擊不負責任的政府。仍然是保皇改良的路子，為清廷“預備立憲”擂鼓助威罷了。
可以看出，梁啟超談起道理時，滔滔不絕、滿腹經綸，然而在具體組建過程中，卻連續受阻，風波不斷。大的阻力一次來自立憲黨內部，一次來自革命黨。
梁啟超建黨地點首先選中了日本東京，他認為這裏學界人數多，這批人回國後大多遍布要津。其中他看中了幾位在日本學界頗有影響的人物，如楊度、蔣智由、徐佛蘇、熊秉三等。在給蔣智由的信裏，梁啟超十分謙遜地表示，如果蔣智由能出麵組織政黨，他願意鼎力相助。在旅日眾人中，梁啟超一開始非常推重楊度。他在向康有為彙報組織政黨工作情況時，曾鄭重地舉薦過楊度。在梁啟超看來，楊度國學學識修養極深，研究佛理、近世政法之學，亦能確有心得，乃是東京最可信且最有勢力者。
可是，事情的發展不像梁啟超想象的那樣輕鬆順利。在組建工作開始不久，蔣智由與楊度之間因職位安排、觀點分歧等問題，釀成一場風波。二人相互攻訐，各自拉幫結派，露出分裂的端倪。梁啟超很不情願同時失去這兩位不可多得的英才，曾企圖斡旋其中，謀求統一合作，終因蔣、楊二人裂痕太深而放棄。最後楊度組織了憲政公會，梁啟超與蔣智由、徐佛蘇等人組織了政聞社。
值得注意的是，史家在介紹這場風波時，常常把原因推向蔣智由與楊度的矛盾上，而忽視了梁啟超與楊度之間的思想分歧。其實，蔣、楊的分裂隻是這場風波的導火線，梁、楊的矛盾才是真正原因。
當時，梁啟超正與革命派論戰，他視革命黨如仇敵，因此他的言論常把矛頭指向革命黨，他組建政黨的目的之一就是對付革命黨。可是楊度不一樣。此時楊度雖主張立憲，但他並不敵視革命派。他對梁啟超批駁革命黨的積極態度有著比較清醒的認識。他曾致書勸說梁啟超，請他不要隻駁斥革命黨，批評國民。再加上楊度為人比較高傲，常置梁啟超於外。如此一來，梁啟超與楊度的裂痕也越來越深。
1907年夏，梁啟超在給康有為的一封信裏，口吻大變，認為楊度“頗有野心”，想利用保皇黨的金錢名譽，居心叵測，讓人難以放心等等。這樣梁啟超由推重楊度轉為貶抑楊度，直至分道揚鑣。
梁啟超稍稍從這場風波中得以解脫，便為成立政聞社積極謀劃開來。為了得到袁世凱、岑春煊等人的支持、讚助，他於1907年6月一度由日本返回上海。隻是梁啟超並沒有見到岑春煊等人，在上海撲了一個空，心緒沉悶抑鬱，離開上海後填有《金縷曲·丁未五月歸國旋複東渡卻寄滬上諸子》一詞。
在這首詞裏，梁啟超自比“飄流燕”，形象細膩，再現了當時心境，既有報國無門的羈旅情思，又有未見到岑春煊等人的無奈與怨恨；既有國破家亡的淒涼蕭瑟，又有為國獻身的熱誠與殷切。總之，整首詞中暗隱著一股執著的愛國精神。正是有了這股動力，經過幾個月的醞釀商討和權衡籌備，1907年10月17日，梁啟超等人在東京神田區錦輝館召開了政聞社成立大會。
然而這次大會很不順利，會議中途，革命黨人與立憲黨人發生了全麵衝突，史稱“錦輝館風波”。這次大會可以說是海外立憲派的一次大型集會，參加者除立憲派人外，還有日本名士犬養毅等人，日本的一些留學生、革命黨人也組織了一批人前往。
正當梁啟超發表講演，暢言他的改良立憲主張時，革命黨人張繼、陶成章等人一邊罵，一邊衝向講演台，於是雙方在錦輝館裏一群混戰。那麼，當時的梁啟超是如何表現的呢？立憲派、革命派說法不一。其中徐佛蘇在《記梁任公先生逸事》裏說，梁啟超當時神情鎮定，從容不迫，繼續他的演說。而章太炎在《記政聞社員大會破壞狀》裏卻寫道，梁啟超見形勢危急，慌忙逃離會場，有人拿破鞋丟向逃跑的梁啟超，砸中了他的臉頰。一個是泰然自若的大將風度，一個是落荒而逃的可憐蟲。誰是誰非，實難抉擇。
總之，政聞社開幕式受到革命黨人的轟鬧而不歡而散，成為一盤沒有下完的棋，最後變成了革命黨的講演場，張繼、宋教仁分別登台講話，宣傳同盟會的宗旨，痛斥清廷的“偽立憲”，批駁立憲派的錯誤觀點。梁啟超在錦輝館風波中也受到了一定的刺激，第二天，梁啟超的父親便來信規勸，勸說他不要太相信清廷“立憲”主張，也不必過分與革命黨為敵。數日後，康有為也致信以“謹衛保身”四字，叮囑梁啟超。不過，梁啟超並沒有因此而退縮，他在“黨事風波”後，對政聞社的熱情越發高漲起來。
“政聞”速寫
政聞社成立後，各項工作便開展起來。這裏，我們擷取梁啟超直接參與或特別關注的幾件大事，描繪一下政聞社短暫的曆程。
1907年10月7日，蔣智由主編的政聞社機關報《政論》在上海創刊出版。梁啟超在第一號刊上發表了一篇洋洋數千言的政聞社宣言書。他站在改良立憲派的立場，極有層次、極有係統地陳述了成立政聞社的必要性、迫切性。
在這篇文章裏，梁啟超指出政聞社當前的任務主要是督促清王朝做以下工作：一是實行國會製度，建設責任政府；二是厘訂法律，鞏固司法權之獨立；三是確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權限；四是慎重外交，保持對等權利。梁啟超認為這四條主張關係國家安危存亡，關係中國將來前途，一切為了立憲。至於軍事、財政、教育等問題，他認為隻有等國會開設後由新的政府去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