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政聞社時期梁啟超的改良思想有增無減，他一再強調：“政聞社所執行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動，為正當之要求，其對於皇室，絕無幹犯尊嚴之心；其對於國家，絕無擾紊治安之舉。”這簡直就是他的“政治革命”的再版，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由不敢冒犯清廷到向清廷許諾忠誠，由不會采取革命手段到諷刺挖苦革命派。當然，梁啟超說得如此露骨，也是為消除清廷的戒心，為政聞社安全健康發展營建溫室環境。
恭迎馬良，是政聞社成立後一次大張旗鼓的舉動。政聞社的活動一直由梁啟超、康有為在暗中主持，他們二人沒有掛任何職務。不過，表麵上政聞社總應該有一個領頭的。這樣，他們選中了馬良為總務員。馬良的道德學問飲譽當時，他深通中國經世之學，精研哲理法政諸學，旁通拉丁、羅馬、英、德諸國語言。有這樣一位德才兼備的人作為政聞社的“旗幟”，麵子自然風光。於是梁啟超特派湯覺頓到上海迎馬良東渡日本，並對這次活動作了大量宣傳。
70歲高齡的馬良到了東京，四處發表演說，拍照留影，產生了較大的影響。這樣，立憲派黨勢大張，聲勢盛極一時。順著這股風潮，政聞社本部按計劃於1908年正月由東京遷往上海，由總務員馬良、常務員徐佛蘇等主持其事。政聞社本部遷滬後，已開始的各項事務又迅猛發展。具體地說，有設立《江漢公報》、江漢公學，倒袁，速開國會等事務。
在武漢設立《江漢公報》(又稱《大江日報》)、江漢公學乃是梁啟超極力主張的。在他看來，政聞社正值草創階段，必受清廷摧壓。若想在國內擴張政聞社的勢力，必須選擇一座有一定條件且清廷力量薄弱的城市作為基地。北京、上海等固然重要，但那裏是清廷勢力集中地，故不可選。而武漢則是必爭之地，無異於世外桃源，最易於辦報辦學。於是，梁啟超從人員安排、資金籌劃等方麵為《江漢公報》、江漢公學謀劃開來。其中他認為辦好《江漢公報》是政聞社立足武漢的最好方式，江漢公學則是模仿日本早稻田的辦法，為立憲黨培養人才。不過，這兩件事終因資金不足，一推再推，未能及時創辦。這種慘淡之狀令一部分人心灰意冷，喪失了原有的積極性，有人主張改辦經營印刷業，有人主張幹脆不辦，隻是梁啟超依然堅持著。經過多方努力，《江漢公報》終歸辦成，而江漢公學隻好停辦。
政聞社開展活動，阻撓反對的人很多，袁世凱就是其中一位。梁啟超與袁世凱一個“善變”，一個“趨炎附勢”，二人關係極其微妙。戊戌變法後，梁啟超一度對袁世凱恨之入骨，密謀派人暗殺袁世凱。清王朝“預備立憲”活動拉開序幕，袁世凱是附和者、讚成者，因此梁啟超在組建政聞社時曾設想拉袁世凱作為暗中讚助人。
可是袁世凱是慣使手段的人，他讚成清廷“預備立憲”，默認政聞社活動，僅僅是為自己升官發財著想。當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想速圖光緒帝複辟，實行“君主立憲”製，康、梁等立憲派人士的聲勢越演越烈時，袁世凱便開始彈壓政聞社了。與此同時，梁啟超、康有為等人自然萌發了“倒袁”的念頭。雖然由於袁世凱作鬼，慈禧下令解散了政聞社，但是政聞社解散後，政聞社成員“倒袁”活動並沒有停止，而且梁啟超主張“倒袁”的心願越發強烈。
不過，當時袁世凱身居要職，掌握著清王朝軍事、外交大權。對梁啟超、康有為這幫書生來說，別無他途，隻有依靠別人的力量來排擠袁世凱。於是他們走上了與清廷官僚權貴們相結合的道路。麵對著清廷那幫“頂戴花翎”，他們看勢力看地位看交情，選來選去，最滿意的隻有慶親王奕劻、醇親王載灃、肅親王善耆等人。其中，奕勖以貪贓聞名，可行賄賂；載灃是光緒帝的弟弟，必念兄弟情誼；善耆為帝黨，而且至今宗旨不變，好下交處士，一派名士風度，因此，依靠他們“倒袁”應該有可能。
於是，梁啟超等人四處活動，竭盡全力。隻是奕劻的作用不大，梁啟超為此損失了他從歐洲買來的水晶床。然而他們選準了載灃與善耆。當時，善耆任民政部尚書，自袁世凱入主軍機後，他的權力縮小、地位受壓，心裏自然痛恨袁世凱。慈禧、光緒帝死後，載灃攝政，他也感到留袁世凱在清廷對自己的危脅，為了自己，也為了自己兒子的帝位，他決心革職袁世凱。
當然，載灃、善耆想排擠袁世凱並不是梁啟超所想的因為光緒帝的緣故，但袁世凱要被革職的消息確實讓蒙在鼓裏的梁啟超興奮不已。他在給蔣智由的信裏，激動地把攝政王載灃比作古代的周公，用盡了讚美之詞。當袁世凱於1909年1月23日奉命“回老家養病”的消息傳來，梁啟超徹夜難眠，第二天便致書肅親王善耆，表達了“除掉”袁世凱後的激動心情，並進一步主張宣布袁世凱罪狀，堅持徹底倒袁。
於是，梁啟超將自戊戌以來對袁世凱的積怨在這封書信裏傾泄而出：袁世凱煽動了東學黨之亂；為了一己功名，釀成甲午戰禍；為了一己富貴，包藏禍心離間宮廷；縱容義和團，釀成滔天之禍；植黨營私、招權納賄、虛耗公款，等等。此時在梁啟超眼裏，袁世凱一無是處，渾身瘤毒。
由於梁啟超在“倒袁”一事上的努力，受到攝政王載灃的誇獎，同時袁世凱的革職也確實給梁啟超帶來了歡欣，一時間，他感到立憲有望、國家有望、自己前途有望。但好景不長，隨著時間推移，他發現載灃等人並不看重他，他在給梁啟勳的信裏吐露了這番心思，認為載灃可沒有光緒的“賢明”，隻當他是個凡夫俗子。撫今追昔，一種受冷落、被利用的苦悶屈辱感油然而生。
速開國會是立憲派的最大目標之一，政聞社、預備立憲公會、憲政公會等組織更是對此極力主張。在組建政聞社時，盡管梁啟超與楊度分道揚鑣，裂痕較深，但梁啟超十分欣賞楊度“專提倡開國會”的主張。他在給楊度的一封信裏說，這是以簡單直捷的方式約束國民心理，能得到一針見血的效果，誠為良策。
政聞社成立後，梁啟超在《政聞社宣言》裏提出政聞社第一條綱領就是“實行國會製度”。在這一點上，立憲派人士可以說達到了高度共識，他們一致認為開成國會是實施憲政的前提與基礎。梁啟超一直竭力謀求與國內立憲派頭麵人物張謇、鄭孝胥、湯壽潛等互通聲氣，使海內外立憲派遙相呼應。
可是當他們認識到清廷“預備立憲”活動隻是“預備”而不是“立憲”時，目睹時艱，心急如焚，於是一時請願速開國會的呼聲遍及東西南北，有立憲派諸團體、紳商士民，也有一部分地方督撫和駐外使臣。其中1908年7月初政聞社以全體名義致電憲政編查館，認為開設國會一事，關係到中國的存亡，必須要有準確的時間表，以穩定人心。要求三年內召開國會。
與此同時，政聞社在海內外發起了速開國會簽名請願運動。國內有馬良、徐佛蘇、麥孺博、徐勤等一大批政聞社社員，遍及許多省份；國外有康、梁等聯合海外僑民上請願書，主張撤簾歸政，盡裁閹官，遷都江南，改國號為中華等等，這次簽名請願運動引起了國民的關注，也觸動了清廷敏感的神經，激起了一些清廷大吏的妒忌和憤恨之火。於是清廷一方麵頒布九年預備立憲的上諭，安撫輿論；另一方麵取締立憲團體的計劃同時地進行了。
1908年7月至8月，政聞社社員法部主事陳景仁等電奏請定3年內開國會，同時因赴德考察憲政大臣於式枚主張緩行立憲，而請革於式枚職以謝天下。慈禧見此電文，初不甚怒。袁世凱卻抓住不放，麵奏慈禧說陳景仁受到康、梁等人的暗中指使。慈禧大怒，立即下諭以“臆度率請”、“附和比昵”、“倡率生事”等罪名革職陳景仁。17天後，即8月13日便下諭取締政聞社，接著又封閉漢口《江漢日報》，政聞社匆匆而逝。
不過，立憲派並沒有因清廷的鎮壓而放棄自己的主張。在國內立憲派領袖張謇等人的號召下，各省谘議局請願速開國會代表團很快成立。1909年12月17日，各省代表陸續彙集上海，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他們發起了三次聲勢浩大的國會大請願活動。
那麼在這段時間，遠在海外的梁啟超又是如何表現的呢？可以說，政聞社雖然被解散，但是梁啟超及其政聞社成員仍然沒有灰心喪氣。梁啟超繼續發揮他的輿論界驕子的威力，頻頻撰文。他積極為徐佛蘇主持的《國民公報》撰稿，在該報開辦數月之內，梁啟超幾乎每三四天就寄文一篇，以至使《國民公報》繼《新民叢報》之後，成為立憲運動的輿論主陣地。
1910年3月，梁啟超等人又在上海創辦了《國風報》。該報表麵上是“以忠告政府，指導國民，灌輸世界之常識，造成健全之輿論為宗旨”，其實質也是為國會請願活動推波助瀾。此時梁啟超的文章或是痛責清廷，或是感慨時局，或是鼓舞鞭策，或是出謀劃策，盡展“憲政專家”的餘風。尤其明顯的是，梁啟超這時期一直在實行通過控製谘議局、資政院來影響清廷立憲政策的方案。
早在1907年12月，資政院總裁溥倫東赴日本，梁啟超不顧政聞社其他成員的反對，熬夜撰寫《上資政院總裁論資政院權限說帖》，目的就是拉攏溥倫，借資政院要求開設國會。之後，梁啟超便派大批政聞社成員回國，或推薦為官僚的幕僚，或鼓勵入京應試，甚至不惜為湯覺頓捐官，目的就是盡可能讓政聞社成員多參與到谘議局、資政院中去。其中，徐佛蘇、徐勤二人就是梁啟超與谘議局、資政院聯絡的代理人。
徐勤在《梁任公先生逸事》一文中曾說過，當時梁啟超常寄函上海，囑徐勤注意聯絡谘議局、資政院的議員。梁啟超對他的工作比較滿意。當他聽說徐勤同各省谘議局國會請願代表一道北上時，欣慰無比，三天就有一封指導信。徐佛蘇活動能量更大，政聞社被迫解散後，徐佛蘇就以個人身份正式參加各省谘議局的代表團體，從事請願國會活動。梁啟超和各省谘議局代表的接近，大半是徐佛蘇的努力。1910年冬，國會請願同誌會解散，組織成帝國憲政會，1911年成立了憲友會，徐佛蘇是三人常務幹事之一。梁啟超也是通過徐佛蘇始終參聞憲友會的事務，並為此撰寫了《宣言》《黨綱》等文。
海外餘話
隨著梁啟超不惑之年的臨近，他的海外流亡生涯也到了最後階段。他不禁感慨萬分，過去的事一幕幕地展現著：由主張革命到保皇立憲，由初學日語到漫遊新大陸、成為世界人，由相識何蕙珍到論戰革命黨……十幾年的海外生活，一直忙忙碌碌，並沒有虛度光陰，而且贏得了世人的矚目，許多美譽稱號戴到了他的頭上。
可是，設身處地想一想，梁啟超畢竟過著“羈臣”的流亡生活，這段時光正是他年富力強、風華正茂的黃金時期。而且，最令梁啟超傷心和不安的是，自與革命黨論戰失敗後，整個保皇派事業瀕臨危機，梁啟超的事業一度滑坡，陷入低穀，多項活動連連受挫：《新民叢報》停刊後，擬別辦一份專言法律政治經濟的報紙，受阻未能實現，積極策劃的江漢公學失敗，政聞社隻有一年的壽命而被迫解散，心中的聖主光緒帝不幸仙逝，新掌權的攝政王載灃並不重視他，清廷假立憲的真麵目逐漸暴露，國民常識會的計劃泡湯，振華公司案的牽累，還有一直謀救黨禁之事，結果清廷寬待了其他人，唯不放過康、梁二人……可以說，這種種事情無不令梁啟超心寒，他是在百無聊賴、憂思苦慮中度日。
這時期，梁啟超的身體也一直欠佳，小病不斷，生活困窘，隻好賣文為生。他在給梁啟勳、徐佛蘇、康有為的信裏時常提起生活拮據困苦的狀況，甚至曾致書向徐佛蘇借錢還債。當時，立憲派人士也非常關心梁啟超的身體狀況。徐佛蘇多次致信勸告梁啟超要注意衛生方法，“百方調養”等。我們從梁啟超《雙濤閣日記》(1910年)中可以看到，梁啟超這個時期確實注意了調養，生活逐漸規律化了。
這樣，梁啟超一方麵事業受挫、身體欠佳、生活窘迫，另一方麵救國心願、實現理想的動機又時刻不停地困擾著他。可以說，梁啟超是在生理與精神的雙重痛苦、雙重壓力下度過了他海外流亡生涯的最後光陰。
首先，我們來看看梁啟超這時期的讀書作詩生活。1908年秋政聞社解散，自此有好幾個月，梁啟超意態蕭簡，唯有讀書著書作詩療饑。1909年夏，他在給梁啟勳的一封信裏說，最近幾個月來，他都是通過著書來打發時間的，同時還給自己安排功課，繼續學習。之後，他在給徐佛蘇的信裏，更是詳盡地描繪了這年以來的生活與心境。他說，入春以來，他放下各項事務，專心讀書、著書，在看日文書的同時，還學習德文，由於手頭拮據，他隻得賣文度日。可以看出，梁啟超在為立憲活動奔波的同時，努力地尋找慰藉心靈的方式。可是讀書著述乃“刻意”所至，所帶來的寧靜與安慰隻是表麵的和短暫的，隱藏其中的則是種種慌恐、無奈與憂患。言為心聲，讓我們慢慢地讀一讀他此時的幾首詩。
1908年《戊申初度》第二首曰：“一出修門已十秋，黃花見慣也應羞。無窮心事頻看鏡，如此江山獨倚樓。何處平蕪下秋隼，卻憐滄海著沙鷗。尊前百感君休問，哀樂中年未易收。”這首詩形象地再現了他此時的心境。漫遊海外已十載，可現在國家前途茫茫，自己一事無成，怎能不“無窮心事”，怎能不百感交集！
1909年《獨夜》曰：“滔滔逝水何嚐住，曆曆星辰隻獨看。瘦葉得風秋瑟瑟，虛堂無月夜漫漫。夢回雞塞飛魂苦，倚近危闌出手難。料得明朝視明鏡，鬢絲搖颺不勝寒。”股股憂傷，縷縷哀愁，彌漫在這孤獨的夜空。此時此刻，梁啟超深感時光飛逝，理想無望，故國不能回，不禁黯然神傷，萬般無奈，也隻好孤寂地守著這清冷無月的夜空。
確實，我們從梁啟超的詩中已讀不到如《二十世紀太平洋歌》中那濤濤海水聲，那蓬勃的氣勢，那火熱般的激情；也讀不到如《少年中國說》中的朝氣、傲氣和骨氣。不過，我們從這個時期梁啟超的詩作中，依然能感受到他那不灰心、不失望、不氣餒的心脈；在清冷哀怨的境界中，隱藏著那顆跳動著的救國愛國、獻身政治的心；在“白發”、“白首”、“憂患”、“怊悵”、“繁霜”等字眼之下，依然流淌著那股持之以恒的探索精神，隻是多了幾分沉穩、幾分悲觀、幾分蕭瑟。
其實，正值中年的梁啟超僅靠讀書著述作詩，不可能完全消除他心中的政治欲望。真正的解脫隻能是繼續投入社會，發揮他的才用。梁啟超在給徐佛蘇的一封信裏，曾把自己“養晦”的原因說得一清二楚。他說：“十年來，以虛譽忝員一部分人民之望。社會之恩我不為不厚。此身惟有奉獻之於政治界耳。若外界之阻力，則紆曲其途以達之可，時機之未熟，再養晦以待之可也。”他在給梁啟勳的信裏也說：“吾輩今惟績學待用耳，它無懣焉。”而且此時，梁啟超讀書盡可能避免好博的弊病，稍稍有所定向。其中他對財政、外交的興趣越來越大，發表了較多的意見。
梁啟超注意財政問題的研究，是有原因的。其一，他認為財政問題關係中國的存亡富弱，不僅中國近些年一蹶不振是因為財政的薄弱，而且中國將來的發展也與財政關係密切，外國大可以通過製約中國的財政來限製中國的軍備；其二，清廷“預備立憲”的舉動使梁啟超感到，“政治革命”可以告一段落，往後應集中研究如何建設問題，所以他抓住了財政、外交等基本問題。
梁啟超這時期的財政思想比較豐富，撰寫有關文章達十數篇。他針對中國人輕視財政的觀念，在《中國改革財政私案》《論國民宜亟求財政常識》等文中，指出改革財政的重要性，強調國民具備財政常識的必要性。他針對清廷幣製的混亂狀態，根據格裏森貨幣原則，分別撰寫了《中國古代幣材考》《論幣製頒定之遲速係國家之存亡》《幣製條議》等文，提出采用虛金本位製，整頓清廷幣製。
他針對清廷當時外債累累、國庫空虛狀況，撰寫了《公債政策之先決問題》《國民籌還國債問題》《外債平議》等多篇文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應當慎重使用公債，小心使用外債。他既反對大量引進外債，認為這無異於飲鴆止渴，剜肉飼虎；又反對一點不利用外債，認為這不利於經濟建設。他主張中國應有計劃地引進外債，做到有的放矢。他反對用“愛國義捐”的形式償還外債，因為這是以愛國之盛心，造出病國之惡果。
另外，他針對清廷稅收雜亂的狀態，寫了《中國改革財政私案》《論地方稅與國稅之關係》《地方財政先決問題》等文，提出整頓田賦，改正鹽課，裁減舊稅目、增加新稅目等稅製改革方案。
最後，他針對清廷嚴重的財政浪費現象，撰成《節省政費問題》等文，提出了“量入為出”原則，這雖不是最好的方法，但當時隻好如此。
總之，梁啟超對中國財政用力甚勤。回國後，他更是以此為驕傲，常以財政專家的派頭自居，並一心想把自己的主張付諸實踐，終究得到了段閣財政部長的位子。隻是好景不長便辭去了“寶位”。一句話，一介書生，隻會紙上談兵。
梁啟超一生都比較注意外交策略，而這時期他對中國的外交熱情猛增，這與當時國際形勢有關係。隨著美德日英四國協約的簽訂，世界格局發生了變化，中國再次陷入“危危乎”的境地。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策略無非是維持中國被瓜分的現狀或機會均等地再次掠奪中國。
麵對如此局勢，國內一部分人掀起了“同盟論”，主要為“中美”、“中德”同盟論，目的想通過同盟尋求強國幫助，摧垮帝國主義列強的聯手陣地。對此，梁啟超甚不以為然，撰成《中國外交方針私議》等文反駁同盟論。他認為當時中國是弱國，而弱國外交應采取“均勢”、“中立”的方針。
具體而言，這就是吸收了英國政府以前采用的“名譽孤立”策略，也繼承了中國傳統的“以夷攻夷”、“遠交近攻”的外交對策，以“離間”、“中立”的方式，取得均勢的處境。至於有人認為梁啟超是為了反駁“中德”、“中美”同盟論，主張“中日”同盟論，才堅持“均勢”外交方針的，這種說法沒有充分依據。
雖然梁啟超有賴日本政府的幫助，逃脫清廷虎口，亡命海外後主要生活在日本，而且他對日本的君主立憲製也十分推重，從情感上說，梁啟超應該“親日”。但梁啟超不是“漢奸”式人物，盡管他複雜多變，但他的救國愛國之心恒定不變。他一慣主張中國應自立自強，活躍在世界強國之林。所謂“均勢”、“中立”，就有這層含義。他不希望中國結同盟依靠任何一國，而希望靠自己完善的內治走向富強。可惜的是，他的主張在當時於清廷於帝國主義列強，都是不可能的。
梁啟超苦苦思索的“均勢”、“中立”外交策略，其實就是李鴻章慣用的斡旋伎倆。這對中國當時來說，毫無益處，頂多隻能維護清廷小王朝苟且偷安的生活，是一種極其消極的做法。梁啟超沒有認識到，憑著當時清廷的綜合國力，隻有靠被帝國主義列強隨意“宰割”才能換來一點“平安”、“平衡”的日子，清廷哪有什麼“離間群雄以自益”、“中立”的能力呢？
梁啟超潛心讀書沒多久，便又重返政治界。1911年3月24日，梁啟超攜湯覺頓及長女梁令嫻(梁思順，字令嫻)乘船遊台灣。此次台灣之行，梁啟超主要有兩大目的：一是籌款，二是調查。近些年，保皇立憲派出現滑坡，其最明顯的征兆就是經費不足，籌款困難。許多事都是因籌不到款而作罷，以至梁啟超等維新派人士的個人生計也麵臨困境。隻是梁啟超並不甘心，便有了台灣之行。
然而一個月的旅程中，梁啟超除了作了點調查，其他一無所獲。他再也感受不到美洲之行中受到的熱烈歡迎，一路上唯有幾名遺老相伴，杯酒相待，再沒有別的活動，這深深地刺激了梁啟超。勞者思歌，窮而後工，梁啟超台灣之行作詩89首，填詞12首，其中無不流動著一縷蕭瑟失望的情懷。
如《浣溪沙·台灣歸舟晚望》一詞曰：“老地荒天（外m門裏必）古哀，海門落日浪崔嵬，憑舷切莫首重回。費淚山河和夢遠，凋年風雨挾愁來，不成拋卻又徘徊。”一愁莫展，苦悶徘徊，又不無悲壯氣氛。這番心情在他的《遊台灣書牘》裏有著詳細的記載。該書中寫道，他在臨行舟中有一段自白：“頃行矣，歸舟所滿載者哀憤也。舟中西望故國，豈惟慨歎，直不寒而栗耳。”這段話就是梁啟超台灣之行最好的總結語。
不過，失望歸失望，悲觀歸悲觀。梁啟超台灣之行結束後回到日本，仍然沒有改變他的改良主張，他又重新為開放“黨禁”活動而奔波，希望清廷解去他羈臣的枷鎖，能讓他自由地從事救國活動。於是他通過潘若海、麥孺博等人活動於載濤、載洵、善耆等親貴門庭；他通過徐佛蘇等人活動於國會請願代表；他通過羅傑、方還等人提議於資政院等等，可是清廷對此無動於衷，“高處不勝寒”，直到武昌起義爆發，才改變了梁啟超的流亡命運，他才真正有機會返回他闊別14年的祖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