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素偕好友多拉女士到上海的第二天，由江蘇教育總會等7團體在大東旅社為他們舉行了熱烈的歡迎晚會，約有100人出席。“席間，羅素先生作了熱情洋溢的演說，他主要講了來華的觀感和印象，他希望中國能夠開創出一條新路，不要不分好壞而抄襲別國，並要警惕西方近代商賈主義。在談到中國的改造問題時，他認為各種改造之中最應注意以教育為第一。”(《張申府散文》)這是羅素來華後的第一次演說，當時由趙元任擔任翻譯。羅素在上海共停留3天，時間多花在會見絡繹不絕的拜訪者上，其中有歐洲人、美國人、日本人、朝鮮人和中國人。通過接觸，他認為“一個文明的中國人乃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人”。
離開上海，羅素由傅銅、趙元任等人陪同，到杭州遊玩兩天，然後取道南京，乘船到漢口，再從那裏去長沙參加一個教育會議。在長沙，督軍為羅素設宴洗塵，席間他初次遇見了杜威夫婦。羅素在長沙還作了《布爾什維克與世界政治》等講演，毛澤東當時也聽了他的講演，認為“理論上說得通，事實上做不到”。
11月，羅素一行到了北京。講學社出麵借美術學校禮堂開會歡迎羅素，梁啟超代表講學社向羅素致歡迎詞。他特別提出兩點：其一，“我們認為往後世界人類所要求的，是生活的理想化、理想的生活化。羅素先生的學說，最能滿足這個要求”；其二，羅素先生的人格值得欽佩，因為他具有“真正學者獨立不懼的態度。這是真正為人類自由而戰的豪傑”。此外，梁啟超還希望羅素把他研究學問的方法，毫無保留地傳授給中國人。
羅素在北京講學期間也有五大係列演講：一、哲學問題；二、心的分析；三、物的分析；四、數理邏輯；五、社會結構。據張申府回憶，羅素的講演，“平易暢達，語皆中的。既富有充實的邏輯性，又幽默詼諧，饒有風趣。在分析問題時，羅素先生深入淺出，說理透徹，有時也未嚐無刺，但卻不酸不刻，讀來聽去，使人發生快感。……他的講話‘很像玉泉山水的爽人宜人，清冽甘脆。’”
講演以外，羅索還積極參與北大學生組織的“羅素學說研究會”的活動，與學生一起討論學術問題，認為“他們都是些可愛的青年，既純真又聰明，渴望著了解世界並擺脫中國傳統的網羅”。羅素對中國問題十分關心，他把自己關於中國應該做些什麼的想法，都寫在一本叫《中國問題》的書裏；在梁啟超為他舉行的餞行宴會上，他又建議中國知識分子要敢於承擔社會責任，將自己的思想付諸實踐，不要隻是坐而論道，空談幻想。丁文江對羅素在華的講演甚為讚許，認為這些講演深深地打動了中國人的心靈。他說，羅素在哲學和社會思想方麵必將在中國造成既深且遠的影響，正是羅素使中國人第一次認識到哲學應該是對所有科學進行綜合的結果，社會改造必須以豐富的知識和深思熟慮為前提。1921年7月，羅素與杜威結束在華講學，同時離京回國。
講學社聘請接待的第三位外國名哲是德國哲學家杜裏舒。杜裏舒為生命派哲學家，他的動力生命學說與柏格森的思想相近。本來，梁啟超準備聘請柏格森來華講學，請商務印書館承擔費用，張元濟也表示讚成。後因種種原因，柏格森未能來華。所以，邀請杜裏舒多少彌補了柏格森不能成行的遺憾。
講學社聘請的最後一位文化名人是印度大詩人泰戈爾。1924年4月12日，泰戈爾到達上海。他在上海對記者說：“亞洲一部分青年，有抹殺亞洲古來之文明，而追隨泰西文化之思想，努力吸收之者，其實大謬。以泰西文化趨於物質，而於心靈一方缺陷殊多。此觀於西洋文化在歐洲破產一事，已甚明顯。”這種觀點與歐遊歸來的梁啟超的思想若合符節，因而梁啟超對泰氏來華傾注了更多的熱情。
泰氏來華的前一個月，梁啟超就為其住房的事而操勞；泰氏到北京後，梁啟超又率蔣百裏、熊希齡、汪大燮、蔣夢麟、範源濂、胡適等名流學者40餘人，在北海靜心齋為其舉行隆重的歡迎儀式。為了表示對泰戈爾的歡迎，梁啟超還在北京師大專門作了《印度與中國文化之親屬的關係》的講演。在講演中，他稱讚印度是“我們最親愛的兄弟之邦”，是“一個極偉大的文化民族”。他一直像一位大哥哥一樣照顧著中國這個小弟弟，給我們許多珍貴的禮物，使我們知道有絕對的自由和絕對的愛。現在，我們要以泰戈爾此次來華為契機，把中印兩國幾千年的友誼發揚光大。這樣，泰戈爾此行才有真正的意義，我們歡迎泰戈爾才有真正的意義。5月18日是泰戈爾64歲生日，梁啟超應泰戈爾的請求，給他起了一個中國名字——竺震旦。這個名字巧妙地把中印兩國的國名合為一體，梁啟超說：“我希望我們對於他的熱愛，跟著這名兒永遠嵌在他心靈上；我希望印度人和中國的舊愛，借竺震旦這個人複活轉來。”
由於經費的短缺，講學社未能繼續聘請更多的國外名人來華講學。盡管如此，講學社當時能把杜威、羅素、杜裏舒、泰戈爾這樣的世界名哲文豪請到中國來講學，實為中國近現代文化學術交流史上的空前壯舉。他們的講演使中國人第一次正式接觸到了現代的西方思想，在當時及稍後的中國思想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如果說組建共學社和講學社是為了傳播外來文化，引進西學理論；那麼發起創辦文化學院則是為了繼承傳統文化，弘揚國學精華。這一計劃體現了梁啟超企圖融會古今中外學說，以建構中國現代文化的宏偉目標。1923年1月，梁啟超在《為創辦文化學院事求助於國中同誌》的啟示中，對實現這一宏偉目標的意義作了全麵闡述。他說：
啟超確信我國儒家之人生哲學，為陶養人格至善之鵠，全世界無論何國、無論何派之學說，未見其比，在今日有發揮光大之必要。啟超確信先秦諸子及宋、明理學，皆能在世界學術上占重要位置，亟宜爬羅其宗別，磨洗其麵目。啟超確信佛教為最崇貴最圓滿之宗教，其大乘教理尤為人類最高文化之產物，而現代闡明傳播之責任，全在我中國人。啟超確信我國文學美術在人類文化中有絕大價值，與泰西作品接觸後當發生異彩，今日則蛻變猛進之機運漸將成熟。啟超確信中國曆史在人類文化中有絕大意義，其資料之豐，世界罕匹。實亙古未辟之無盡寶藏，今日已到不容扃（左钅右矞）之時代，而開采之須用極大勞費。啟超確信欲創造新中國，非賦予國民以新元氣不可，而新元氣決非枝枝節節吸受外國物質文明所能養成，必須有內發的心力以為之主。以上五事實為其萌芽種。啟超確信當現在全世界懷疑沉悶時代，我國人對於人類宜有精神的貢獻，即智識方麵亦宜有所持以與人交換。以上五事之發明整理，實吾儕對世界應負之義務。啟超確信欲從事於發明整理，必須在舊學上積有豐富精勤的修養，而於外來文化亦有相當的了解，乃能勝任。今日正在人才絕續之交，過此以往，益難為力。啟超雖不敢自命為勝任，然確信我在今日最少應為積極負責之一人；我若怠棄，無以謝天下。啟超確信茲事決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為力，故亟宜有一機關以鳩集現在已有相當學力之同誌，培養將來熱心茲業之青年。
闡述了創辦文化學院的意義之後，梁啟超又為學院的具體規劃作了初步構想。他打算自任院長，約定一部分同誌為分科教員，采用半學校半書院的組織，精神方麵力求人格的互發，智知方麵專重方法的指導。院舍設在南開大學，課程也與南開保持一定的關係。計劃設立本科班、研究班、補習班、函授班，分別招收不同程度的學生。教學以外，還要進行下列學術活動：一、整理重要古籍，進行校勘、訓釋、編訂，令盡人能讀且樂讀；二、將舊籍或新著翻譯成西文；三、編定學校用的國史、國文及人生哲學教本；四、以定期出版物公布同人的研究成果；五、巡回講演。
梁啟超擬創辦文化學院和征求讚助的啟示一經公布，立即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名流中複信慷慨捐助者不乏其人，如張謇就答應捐助千元；學生中要求忝列門牆者也大有人在，如一個叫張正祿的青年致書梁啟超，“決計舍去一切職務，專心肆誌受業於先生之門，以終生從事”。然而，此項計劃耗資之巨非一時所能籌到，所以，梁啟超的這一設想最終未能付諸實行。直到1925年他去清華國學研究院擔任導師，這一願望才部分得以實現。
巡回講演
歐遊歸來的梁啟超，以知識界領袖的身份活躍於騷壇，他在邀集社會名流籌辦教育、傳播文化的同時，還親自出馬，以活潑潑的人格精神，在全國各地巡回講演，從1921年底到1923年初的一年多時間裏，他穿梭往返於北京、天津、濟南、上海、南京、蘇州、無錫、南通、長沙、武昌等地，為各界人士作了幾十場演說，內容涉及政治、道德、宗教、曆史、文學、科學各個方麵，充分展現了他騷壇健將的風姿。
1921年10月至12月，梁啟超應京、津各學校之邀，公開講演達7次之多，講題有：《辛亥革命之意義與十年雙十節之樂觀》《無槍階級對有槍階級》《市民與銀行》《太平洋會議中兩種外論辟謬》《續論市民與銀行》《外交歟內政歟》《“知不可而為”與“為而不有”主義》。這些講演稿於次年彙集出版，名為《梁任公先生最近講演集》。1922年4月至1923年1月，梁啟超又應南北各地學校和團體之請，公開講演20多次，講題主要有：《趣味教育與教育趣味》《美術與科學》《情聖杜甫》《先秦政治思想》《佛教心理淺測》《教育與政治》《學問之趣味》《美術與生活》《敬業與樂業》《科學精神與東西文化》《屈原研究》《人權與女權》《曆史統計學》《護國之役回顧談》《為學與做人》《什麼是文化》《治國學的兩條大路》等等。這些講演稿後來都收集在《梁任公學術講演集》第一、二、三輯裏。
梁啟超的這次巡回講演，曆時之久、次數之多、地域之廣、題材之博、聽眾之多、影響之大，在中國近代文化學術史上實屬罕見。下麵我們從這些講演中擷取幾朵小花，從不同側麵領略一下梁啟超的講演內容和講演風采。
梁啟超講演時，感情充沛、精神煥發、手舞足蹈、聲情並茂，透露出一副落拓不羈、飄逸不群的名士派頭。1922年，梁啟超應清華文學社同學之邀，作了題為《中國韻文裏頭所表現的情感》的講演。這次講演，梁啟超事先作了充分準備，“他的講演是預先寫好的，整整齊齊地寫在寬大的宣紙製的稿紙上麵，他的書法很是秀麗，用濃墨寫在宣紙上，十分美觀。但是讀他這篇文章和聽他這篇講演，那趣味相差很多，猶之乎讀劇本與看戲之迥乎不同”。(梁實秋《記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講》)
講演的那一天，梁啟超穿著肥大的長袍，步履穩健地走進清華高等科樓上的一間大教室，裏麵坐滿了聽眾，其中有他的兒子梁思成，還有後來成為一代文學大師的梁實秋。據梁實秋回憶，當時，梁啟超“走上講台，打開他的講稿，眼光向下麵一掃，然後是他的極簡短的開場白，一共隻有兩句，頭一句是：‘啟超沒有什麼學問——’眼睛向上一翻，輕輕點一下頭：‘可是也有一點嘍！’”接下來，演講開始。
梁啟超知識麵廣，又博聞強記，所以講演過程中常常拋開講稿，隨時引證許多作品，大部分他都能背誦。有時候，他背誦到酣暢處，忽然記不起下文，便用手指敲打他的腦袋，敲幾下之後，記憶力便又暢通，成本大套地背誦下去。而講到緊張處，便又成為表演。梁實秋在文中回憶說：
他真是手之舞足之蹈，有時掩麵，有時頓足，有時狂笑，有時歎息。聽他講到他最喜愛的《桃花扇》，講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從衷來，競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己。他掏出手巾拭淚，聽講的人不知有幾多也淚下沾巾了！又聽他講杜氏講到“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先生又真是於涕淚交流之中張口大笑了。
在梁實秋的記憶中，這篇講演分三次講完，每次講過，梁啟超都大汗淋漓，狀極愉快。講演時，他不僅自己進入了審美的境界，而且也把聽眾帶入了藝術的天地，使聽眾感到風聲滿麵，神往不已。每次鍾響，他講不完，總要拖幾分鍾，然後他於掌聲雷動中大搖大擺地徐徐步出教室。而聽眾則守在座位上，一動不動，繼續沉浸在美妙的藝術世界裏。聽過這篇講演的人，除了當時所受的藝術感染之外，不少人從此對於中國文學發生了強烈的愛好。
從《中國韻文裏頭所表現的情感》的演講中，可以看到梁啟超的名士風采；從下麵兩篇演講中，則能夠看出梁啟超積極樂觀，奮發向上的人生哲學。1922年4月10日，梁啟超為直隸教育聯合研究會作了《趣味教育與教育趣味》的演說，8月6日又為東南大學學員作了《學問之趣味》的演說，兩篇演說貫穿著一個題旨，即以積極樂觀的態度對待人生，追求生活的趣味，實現人生的價值。他在《趣味教育與教育趣味》中說：
假如有人問我，你信仰的什麼主義？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義。有人問我，你的人生觀拿什麼做根底？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底。我生平對於自己所做的事，總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興奮淋漓，什麼悲觀咧、厭世咧，這種字麵，在我所用的字典裏頭可以說完全沒有。我所做的事常常失敗——嚴格的可以說沒有一種不失敗——然而我總是一麵失敗一麵做，因為我不但在成功裏頭感覺趣味，就在失敗裏頭也感覺趣味。我每天除了睡覺外，沒有一分鍾一秒鍾不是積極的活動，然而我絕不覺得疲倦，而且很少生病。因為我每天的活動有趣得很，精神上的快樂，補得過物質上消耗而有餘。
我是個主張趣味主義的人。倘若用化學化分“梁啟超”這件東西，把裏頭所含一種原素名叫“趣味”的抽出來，隻怕所剩下僅有個零了。我以為，凡人必常常生活於趣味之中，生活才有價值，若哭喪著臉捱過幾十年，那麼生命便成沙漠，要來何用？中國人見麵最喜歡用的一句話：“近來作何消遣？”這句話我聽著便討厭。話裏的意思，好像生活得不耐煩了，幾十年日子沒有法子過，勉強找些事情來消他遣他。一個人若生活於這種狀態之下，我勸他不如早日投海。我覺得天下萬事萬物都有趣味，我隻嫌二十四點鍾不能擴充到四十八點，不夠我享用。我一年到頭不肯歇息。問我忙什麼？忙的是我的趣味。我以為這便是人生最合理的生活，我常常想運動別人也學我這樣生活。
梁啟超一生從政欲望高，治學成就大，秘密全在這裏。政治上，他屢退屢進，愈敗愈勇，從早年投身變法到晚年在野議政，一刻也沒有放棄過政治方麵的奮鬥；學術上，他涉獵麵廣，跳躍性大，從早年的政治學、經濟學、新聞學、法律學、教育學研究到晚年的學術史、文化史、文學史、佛學史研究，無時不沉浸於文化學術的海洋。而所有這一切，都是以趣味做根底。
因為，一個人如果在政治上、學術上能感覺到趣味，那麼他就會像著了魔似的，廢寢忘食，鍥而不舍，不知老之將至矣。如此行來，不計政治之榮辱，不問學術之成敗，一任興之所至，乘興而來，興盡即遷。這就是造成梁啟超政治上毀譽參半，學術上精蕪並存的內在性格原因。真是成亦興趣，敗亦興趣。
梁啟超的講演，內容上雖也涉及時政，但多以學術為主，用他的話說，就是“為學問”、“為趣味”、“為藝術”。趣味、藝術方麵已如上述，下麵再看一篇他在學問方麵的演說。應北大哲學社的邀請，梁啟超於1922年3月4日、5日，在北大第三院大禮堂作了題為《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的演講。他首先肯定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和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是當時哲學界的兩部名著，胡適的書“處處表現出著作人的個性，他那敏銳的觀察力，細致的組織力，大膽的創造力，都是‘不廢江河萬古流’的”。
不過，梁啟超說他這篇講演主要是把他認為胡適書中欠缺或不對的地方指出來。從總的方麵看，“胡先生觀察中國古代哲學，全從‘知識論’方麵下手”。這一觀察點，梁啟超認為是“有益且必要”的。但同時指出，若以此為唯一觀察點來考察宗派不同之各家，則未免有“偏宕狹隘之毛病”。就具體方麵說，胡書有下列缺點：一、“把思想的來源抹殺得太過了”；二、“寫時代的背景太不對了”；三、“應否從老子起還是問題”；四、“這部書講墨子、荀子最好，講孔子、莊子最不好”。換句話說，“凡關於知識論方麵，到處發見石破天驚的偉論；凡關於宇宙觀、人生觀方麵，十有九很淺薄或有謬誤”。梁啟超認為，胡適說的“莊子發明生物進化論”，並非莊子精神所在。莊子的精神在“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這兩句話上，這是孔子和莊子所共同追求的理想境界。但兩人實現這一境界的方法又有所不同，孔子是從日常活動上去體驗，莊子則要“外形骸”去求它；孔子是“遊方之內”，莊子是“遊方之外”。梁啟超在指出胡書某些不足的同時，對書中的精彩之處也特予讚賞，如他說胡書“第七篇講的墨子，第八篇講的別墨，都是好極了，我除了讚歎之外，幾乎沒有別的說”。
胡適認為，梁啟超在北大講演公開批評他的著作，是梁“不通人情世故的表示”。他第一天沒有出席講演，第二天才勉強到會，並對梁的批評進行答辯。他認為梁的孔、莊理想境界相同說，未免太奇特了，完全是衛道者的話，使他大失所望。
平心而論，梁啟超的這一觀點還是頗有道理的。以孔子和莊子為代表的儒道兩家哲學，同源而異流，兩家既雙峰對峙，勢如水火，又相互聯係，相互呼應。孔子哲學提倡學而不厭、身體力行，以立德、立功、立言，參與社會政治為己任，注重研究倫理道德問題，而對宇宙構成之類的道體問題則懸置不論，即所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莊子·齊物論》)；莊子哲學主張棄文就樸、探本究源，以明達萬物之本，洞曉天地之體為理想，致力探索宇宙本體問題，而對社會物事則采取超然齊一的態度，即所謂“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淡然獨與神明居”(《莊子·天下》)。
然而，孔、莊哲學雖各有側重，但最終又能同歸於自然之體，一致於人生之用。具體來說，孔子哲學尚用而不舍體，言器而不棄道；莊子哲學則言體又講用，主道又懷器。因為無論是孔子還是莊子，都不可能完全超越時代，徹底擺脫人生。麵對“人間世”，孔子和莊子分別本著實用和大用的態度來完善自我，追求理想。孔子認為，時可補，世可救，故曰：“鬱鬱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俏》)強調忠孝、名理、秩序，提倡“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積極向上的人生觀，而一聲“吾與點”的喟歎，又把孔子的人生哲學推向了天地的境界；莊子則認為，時不可補，世不可救，故曰：“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莊子·天下》)追求適性、自然、逍遙，提倡清靜無為的處事態度，而一篇《應帝王》的實質，又把莊子的宇宙哲學推向了人生的頂峰。天下殊途而同歸，各家百慮而一致。馮友蘭先生在《新原人》中明確指出：孔子具有一種“以天地胸懷來處理人間世務”，“以道家精神來從事儒家業績”的“天地境界”。這大概就是孔子與莊子具有相同的理想境界的另一種說法。
梁啟超對先秦諸子學術有精深的研究，所以他對胡書的分析鞭辟入裏，批評也多切中肯綮。而胡適對先秦哲學也是學有專精，《中國哲學史大綱》又為該領域的開山之作，書中創獲甚多。因而，他對梁的批評頗為不服，仗著少年氣盛，胡適在答辯中，對梁的批評意見逐條反駁。顯示了他非凡的才華和倨傲的性情。兩位大學者一批一駁，使得這場講演精彩萬分，令聽眾大開眼界，喝彩不已。
當時在場聽講的陳西屏後來回憶說：“任公的講演。經過了長時間的準備，批評都能把握重點，措詞犀利，極不客氣，卻見風趣，引導聽眾使他們覺得任公所說的很有道理。第二天留下一半的時間讓胡適先生當場答辯。胡先生對第一天的講詞似乎先已看到記錄，在短短40分鍾內，他便輕鬆地將任公主要的論點一一加以批駁，使聽眾又轉向於胡先生。如果用‘如醉如狂’來形容當時的聽眾的情緒，似乎不算過分。”
那麼，聽眾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兩邊倒的情況呢？這是因為《中國哲學史大綱》一方麵在思想上取得了突破性的“大變革”，它從老、孔講起，將聖經與諸子平列供人評論，這就打破了封建時代沿襲下來的不準議論古代聖賢的禁例，另一方麵在學術上又“並沒有真正新的開創，並沒有建立能為後人繼續擴展開拓的理論範式或基本範例”(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因而，當梁啟超從學術的角度來批評該書時，它便顯得漏洞百出，故此聽眾“覺得任公所說的很有道理”；而當胡適從思想的角度為其書辯護時，它便又顯得價值倍增，所以“聽眾又轉向於胡先生”。這是思想與學術的不同，也是聽眾情緒轉變的奧秘之所在。
執教清華
從1920年初梁啟超歐遊歸來，至1929年初他因病逝世，在這近10年的時間裏，他或辦教育，或建社團，或事講演，或議時政，計劃不可謂不多，活動不可謂不積極，但他的主要精力卻始終放在教書著述方麵。這期間，梁啟超身兼清華、南開、東南幾所大學的教授。1921年秋，他在南開大學主講“中國文化史”，後來以此講稿整理出版了《中國曆史研究法》；1922年秋冬間，他又赴東南大學講授“中國政治思想史”，該講義後來編成《先秦政治思想史》一書。當然，梁啟超執教時間最長，傾注愛心最多的還是清華學校。
清華學校(辛亥革命前稱“清華學堂”)創建於1911年，它是利用美國政府退還的部分“庚子賠款”為經費建立起來的，學校的主要任務在於培養赴美留學的學生，實際上是一所留美預備學校。這一性質決定了清華學校的學製與管理都和一般學校有所不同。學校分中等科和高等科兩部分，學製各為4年，學生畢業後即被送到美國留學，每年招考學生的名額，按照各省分擔的“庚子賠款”的比例分配；行政方麵，學校不歸教育部管理，而屬外交部管轄，學校的重大事宜，如校長人選，一般由美國駐華公使館決定，由外交部任命。
清華學校位於北京海澱西北的清華園內，清華園原是清朝皇室賜園，與圓明園、朗潤園共稱西郊三大名園，大門上的“清華園”三字為大學士那桐所題。這裏環境幽雅，綠草如茵。梁啟超十分喜歡這所學校，他在擔任司法總長時期，就到清華學校作過幾次講演，以後又不時來清華園小住。在一次以“君子”為題的講演中，他引用《易經》上的兩句話：“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要求清華學生都成為“名高任重”、“望之儼然”的“真君子”。後來，清華校方即以“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作為清華的“校訓”。1914年底，梁啟超假館清華，著成《歐洲戰役史論》一書；1915年春，他又欣然為清華學校中等科四年級學生《畢業紀念冊》作序，一吐心中對該校的愛悅之情，說自己在城市接觸社會的汙穢麵，倍感絕望，但是在清華，卻能感受到一線光明，看到希望。或許正是出於這份特殊的感情，梁啟超讓思成、思永、思忠幾個兒子都在清華讀書，後來還極力為思成在該校謀職。
梁啟超在清華學校的教書講學活動可以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為1920年至1924年在清華兼任課程，主要為高等科的學生講學；後期是1925年至1927年在清華擔任導師，主要為研究院的學生授課。
1920年冬，梁啟超應清華學校之聘，為該校學生作係列講學，題目是“國學小史”。開始梁啟超隻準備講10次，但陸續講下來卻有50多次，講稿厚達一尺。後來，他應學生的要求，取出其中講墨子的部分，略加刪訂，成《墨子學案》一書。1922年春夏間，梁啟超又為清華學生係統講授“五千年史勢鳥瞰”，《中國曆史上民族之研究》《地理及年代》《最初可紀之年代》各篇，均是從這一課程講稿中輯出。
清華學校的課程分為西學部和國學部兩類，由於學校的性質所決定，西學部課程極受重視，國學部課程則倍受冷落。因為學校規定，學生國學課程不及格，西學課程及格，可以畢業；國學課程及格，西學課程不及格，則要留校，不能出洋。有了這樣的規定，清華學生的國學成績可想而知。為了扭轉這種狀況，“學校當局指定十來部有永久價值的古書，令學生們每學期選讀一部或兩部，想令他們得些國學常識，而且養成自動的讀書能力”。於是，清華又請梁啟超把這十幾部書的大致內容給學生們講一講。
從1923年9月起，梁啟超每隔一星期來清華講一次，一個學期下來，共講了《論語》《孟子》《史記》《荀子》《韓非子》《左傳》《國語》《詩經》《楚辭》《禮記》等十幾部書。本來打算還講一個學期，因為妻子李蕙仙病重，不久又去世，梁啟超沒有心思再講課，隻好向學校辭職，把這門課停了下來。這門課開出後，很受學生的歡迎，在社會上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各處紛紛函索傳抄”課程講義，弄得清華學生“不勝其擾”。1925年《清華周刊》要編輯叢書，學生便把這門課的講義當作第一種付印了。這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要籍解題及其讀法》一書。
梁啟超對清華學生的國學修養十分重視。1923年4月，他在北京西郊翠微山養病時，就應《清華周刊》之請，為清華學生撰寫了一篇《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從“修養應用及思想史關係書類”、“政治史及其他文獻學書類”、“韻文書類”、“小學書及文法書類”、“隨時涉覽書類”五個方麵，為學生開列了治國學的應讀書目，並略示讀書門徑。
此外，他還為非治國學的同學開列了一個“最低限度之必讀書目”，其中包括：《四書》《易經》《書經》《詩經》《禮記》《左傳》《老子》《墨子》《莊子》《荀子》《韓非子》《戰國策》《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誌》《資治通鑒》《宋元明史紀事本末》《楚辭》《文選》《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韓昌黎集》《柳河東集》《白香山集》及其他詞曲集。他說以上各書，無論學文、學理、學工的學生，都需要讀一讀，否則就算不上中國的讀書人。
有趣的是，胡適對梁啟超所開的書目頗不以為然，並公開地批評了一通。於是《清華周刊》派梁實秋去訪問胡適，請他也開一個書目，並登在《清華周刊》上。梁啟超看到胡適的書目，也很不以為然，撰《評胡適之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指出胡適的書目是“不顧客觀的事實，專憑自己主觀為立腳點”；是“把應讀書和應備書混為一談”。兩位治國學的大師觀點不一，立足點各異，因而所開的書目也有很大的差別，這本是情理之中的事。但胡適開的“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裏，沒有《史記》《漢書》和《資治通鑒》，反有《三俠五義》《九命奇冤》之類的書，多少有點讓人感到這位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對國學的理解也確實太新了。
1924年，清華學校聘請範源濂、胡適、張伯苓、張福運、丁文江五人為大學籌備顧問，準備改辦大學。1925年，學校成立了以校長曹雲祥為首的“臨時校務委員會”，負責改組工作，計劃第一步先將清華學校改組成大學部、留美預備部和研究院三部分，第二步到1929年舊製學生全部畢業，留美預備部即停辦，清華遂成為正式大學。
大學部“以在國內造就今日需用之人材為目的，不為出洋遊學之預備”。在成立大學部的同時，學校又增設了一個研究院，先立國學門，故又稱“國學研究院”，由原清華畢業留美回國後又被聘為清華西洋文學教授的吳宓擔任主任委員，負責籌備工作。
另外校長曹雲祥又請他留美時的老同學胡適代為設計一個籌辦研究院的計劃。胡適參照我國古代書院講學方式和英美學院教學方式，搞了一個中西合璧的研究院計劃，主張以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專任教授稱導師，以示學術地位高於一般大學的教授，年輕的教師稱講師，辦公室設主任一人，管理雜務。
曹雲祥又請胡適擔任導師，胡適謙遜地說：“非第一流學者不配作研究院的導師，我實不敢當，你最好去請梁任公、王靜安、章太炎三位大師方能把研究院辦好。”並偕曹到地安門內織染局10號拜訪王國維，王接受了聘請，同意擔任國學研究院的導師。
梁啟超本來就與清華關係較深，加之他當時欲在南開籌辦文化學院一事因經費問題而受挫，所以當清華教授莊澤宣與他商量，“何不將此院設於清華”時，他便又鼓起了興致。雙方經過幾次磋商，“此議逐漸變化，便成立了今日之研究院”。
梁啟超不僅自己極樂意來研究院擔任導師，而且還積極推薦陳寅恪任研究院導師。據曹聚仁回憶：“當梁啟超向曹校長推薦陳寅恪先生任研究院導師時，曹問：‘他是哪一國的博士？’梁答：‘他不是學士，也不是博士。’曹又問：‘他有沒有什麼著作？’梁答：‘也沒有什麼著作。’曹說：‘既非博士，又沒有著作，這就難了。’梁笑道：‘我梁某不也沒有博士學位，著作算是等身了，卻還比不上陳先生寥寥幾百字有價值。好吧，你不要請，讓他留在國外吧！’接著，梁氏便提出了柏林大學、巴黎大學的幾位名教授對陳氏所推譽的話，曹校長也就聘陳氏回國在研究院任導師了。”
章太炎因不願在北京與那幫清朝遺老和保皇派攪到一起，所以沒有接受聘請，清華後來改聘趙元任為導師。研究院有王、梁、陳、趙這樣一流的學者為導師，另有李濟任講師、陸維釗、梁廷燦、章昭煌、趙萬裏、浦江清等人任助教，吳宓任主任，負責行政工作，教師陣容之強盛，堪與北大文科相媲美。
1925年9月1日，清華國學研究院與大學部同時開學。但研究院與大學部的教學卻沒有什麼關係，它培養的是“以著述為畢生事業”的國學研究人才，招生的對象是大學畢業和“經史小學有根底”的學生。學生以自修為主，研究期限一般為一年，特殊情況下，也可經導師批準，延長至兩年或三年。研究院的課程分“講課”和“專題研究”兩類，此外還有“臨時演講”。講課的內容主要是國學基本知識、治學方法等；專題研究則由學生在導師擔任的指導學科範圍內選定題目，作為一學年的研究課題，導師負責個別指導。
梁啟超於9月9日左右到清華就職，住在北院教員宿舍2號，有四間半房子，都是自己租的。王國維也租了兩間，並於4月25日移居清華園。7月，研究院在北京、上海、武昌、廣州等地，同時招收第一屆研究生。為了確保招生工作順利進行，梁啟超4月份就開始研究考試問題，在與王國維函商後，他提出了嚴密而科學的考試方法：考題兼顧廣博與專深，重理解力而不偏廢記憶力；初試複試結合，筆試口試並舉，既有開卷又有閉卷。為了解考生的研究能力，考生還須遞交“舊作”，即已有的學術成果。所有這些措施，都是為了達到搜羅優秀人才之目的，盡量避免“幸中”與“遺珠”。經過嚴格篩選，第一屆研究生錄取名單於7月底確定，其中佼佼者有高亨、趙邦彥、孔德、王庸、汪吟龍、方壯猷等，他們中的不少人後來成為各學科的大師。這套嚴密而科學的考試方法，在研究院以後的招生考試中一直保持了下去，稍後考入研究院的薑亮夫先生對此有親身的感受，他在《憶清華國學研究院》一文中，詳細談了入學考試的問題。
梁啟超住進清華，便立即投入到緊張繁忙的教學工作中。他一麵指導研究生，一麵編寫講義，給學生上課。他說：“校課甚忙——大半也是我自己找著忙——我很覺忙得有興會。新編的講義極繁難，費的腦力真不少。”梁啟超在清華國學研究院開設的課程有：“中國文化史”、“儒家哲學”、“讀書示例”、“曆史研究法”、“古書真偽及其年代”等。
1925年秋冬，梁啟超開始為研究生係統講授“中國文化史”課程。他口敷筆著，晝夜不舍，至1926年春，講完了“社會組織”部分。此時，他因便血病加重，入北京德國醫院治療，3月又轉入協和醫院，做割腎手術，課程因此停下來。這就是我們現在隻能看到《中國文化史·社會組織篇》的原因。
出院後，梁啟超曾去北戴河休養一段時間，朋友都勸他在清華告假一年，好好休息，可是他實在舍不得暫離清華。9月8日清華開學，梁啟超又如期到校，給學生上課了。由於身體尚虛弱，也為了使家人和朋友放心，他決定這學期每周上課堂講授僅2小時，在研究室接見學生8小時，且不編講義，由周傳儒、姚名達、吳其昌幾位研究生做筆錄。這在今天看來已是不輕鬆的工作，可對梁啟超來說卻是從未有過的清閑。就這樣，從10月6日起，他又扶病登壇，複開講座，每周2小時，為學生講授“曆史研究法”，綿延至1927年5月底，學期結束了，課程尚未講完。本擬開學後接著講，可是入秋以來，他病情加重，弱不能勞，課程不得不停下來，斯講遂成絕響。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中國曆史研究法》(補編)中，有“地方的專史”和“斷代的專史”兩個分論略闕在那裏。梁啟超的高足姚名達曾擔任部分筆錄工作，他不無感慨地說，《中國文化史》《史法補編》無法最終完成，是國人的不幸，也是梁啟超的一大遺憾。
梁啟超每學期講課總在兩門以上，他在係統講授“中國文化史”、“曆史研究法”的同時，還開設了“讀書示例”、“古書的真偽和辨別方法”的課程，以幫助學生掌握讀書做學問的方法。
講“讀書示例”課程時，梁啟超指出讀書當分三個步驟，第一步是“鳥瞰的”，即要了解原書的大綱；第二步為“解剖的”，即將原書特別重要的幾點經解剖而提出來。第一步貴在能總攬其大體，第二步貴在應用精密的眼光、艱苦的工夫，以研求之。然而，這兩步皆屬於智識一方麵，真正的學問尚有修養一方麵在後，這就是第三步，領會學習原書所體現的道德精神。如此由智識而修養，由為學而為人，讀書的目的才算全部達到。這一課程是結合分析具體古書展開的，我們現在看到的《荀子正名篇》釋義、《莊子天下篇》釋義，就是吳其昌在聽這門課時所作的筆記。《莊子》以後，梁啟超臥病輟講，這門課也就停開了。
1927年2月至6月，梁啟超便血病時愈時發，而此時清華課程卻有增無減。他不僅要帶研究生，還要指導大學部的學生。盡管如此，梁啟超還是抱病開設了“古書真偽及其年代”的課程，並同時在燕京大學講授該課程。薑亮夫說，他在清華國學研究院聽課，“最受益的是梁任公先生課，其中任公先生講的‘古書的真偽和辨真偽方法’等內容至今都沒忘”。他還說，梁啟超在上“古書真偽及其年代”課時，“從多方麵多角度對先秦古籍來一個全麵係統總結。講課中他從校勘、考證、訓詁以及學術係統來分析書的真偽及其年代，而又隨時總結某一問題，總結時，經常拿幾種書來比較，因此我對古書全貌大體了解了，問題也知道，整理古書方法也知道，不僅使我細致得到讀古書方法，同時打開了讀書的眼界。任公先生另一個長處是經常運用當代日、美、英關於某些問題的見解，使我眼光不僅放在中國學人的觀點上，而且接觸外國一些東西。這是使我廣開學術道路的第一階段”。
6月3日，課程結束後，梁啟超離開清華，本想回天津，可是第二天，他突然得悉王國維於3日投昆明湖自殺的噩耗，便又趕回學校，料理王國維的後事及研究院未了之事。關於王國維自殺的遠因近由及其學術成績，梁啟超是這樣說的：
靜安先生自殺的動機，如他遺囑上所說：“五十之年，隻欠一死，遭此世變，義無再辱。”他平日對於時局的悲觀，本極深刻。最近的刺激，則由兩湖學者葉德輝、王葆心之被槍斃。葉平日為人本不自愛，也還可說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70歲的老先生，在鄉裏德望甚重，隻因通信有“此間是地獄”一語，被暴徒拽出，極端箠辱，卒致之死地。靜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淵，一瞑不複視。此公冶學方法，極新極密，今年僅五十一歲，若再延壽十年，為中國學界發明，當不可限量。
料理完王國維的喪事，梁啟超於6月8日返回天津寓所。由於病情加重及時局動蕩諸原因，他打算“下半年十有九不再到清華，趁此大大休息年把”。梁啟超的清華執教生涯算是到此結束了，但是他還是清華的教授和董事，秋天開學甚至還到校工作過幾天，不過再也沒有講學了。到1928年6月，他完全辭退了清華的職務和研究院的工作。其間，他曾多次表示“獨與清華不能無拳拳”，“我極舍不得清華研究院”的愛悅心情。
王國維去世，梁啟超離校，研究院失去了兩大“台柱”，元氣大傷，許多課程開不了，已經到了無法再辦下去的地步。1929年學校正式宣布撤銷國學研究院，把教師分別轉入大學曆史係和文學係。
國學研究院成立4年來，經過梁啟超等幾位導師的努力，在文史研究方麵取得了突出的成績，在治學方法上，“分別對中國的傳統考據方法、東洋的微觀研究方法以及西洋的宏觀研究方法有所吸收，在此基礎上創立了一種學不分古今、亦無分中外、微觀與宏觀相結合、史料辨析與理論闡釋融合為一體的‘貫通法’”(胡偉希：《清華學派與中國現代思想文化》)。這一方法就是梁啟超他們“參照從前大師講學的辦法——更加以最新的教育精神”創造出來的“一個新學風”。梁啟超在研究院時還經常鼓勵學生：“做人必須做一個世界上必不可少的人，著書必須著一部世界上必不可少的書。”“若做學問家，便當做第一流的學問家，能發前人所未發而有益於後人。”研究院的學生沒有辜負梁啟超的希望，他們中的許多人，如高亨、王力、劉盼燧、劉節、謝國楨、姚名達、吳其昌、朱芳圃、徐中舒、陸侃如、裴學海、薑亮夫等等，從這裏走出來，成為全國第一流的學者，成為各個學科的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