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第三十九回寫“博望坡軍師初用兵”，其基本情節是：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派夏侯惇率於禁、李典、夏侯蘭、韓浩等領兵十萬殺奔新野。這時為荊州劉表屯兵新野抵禦曹軍的劉備，請諸葛亮（字孔明）指揮作戰。諸葛亮調兵遣將，命關羽、張飛、趙雲、關平、劉封等先埋伏，再縱火，再出擊，結果在博望坡一帶打敗曹軍，使“曹家人馬，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經過雙方進一步激戰，曹軍大敗，出現了“屍橫遍野，血流成河”的慘狀。曹軍大將夏侯蘭也被張飛一槍刺於馬下。後人有詩讚美諸葛亮曰：“博望相持用火攻，指揮如意笑談中。直須驚破曹公膽，初出茅廬第一功！”
對於這一戰役，史書中的有關記載是：
《三國誌·蜀書·先主傳》：
荊州豪傑歸先主（劉備）者日益多，（劉）表疑其心，陰禦（暗中防備）之。使拒夏侯惇、於禁等於博望。久之，先主設伏兵，一旦（早晨）自燒屯偽遁，惇等追之，為伏兵所破。
《三國誌·魏書·李典傳》：
（建安七年）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太祖（曹操）遣（李）典從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李）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狹窄，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於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乃散退。
《三國誌·蜀書·趙雲傳》裴鬆之注引《雲別傳》：
先是，（雲）與夏侯惇戰於博望，生獲夏侯蘭。蘭是雲鄉裏人，少小相知，雲白先主活之，薦蘭明於法律，以為軍正。
由以上幾處曆史記載可以看出，《三國演義》寫的博望坡之戰，關於諸葛亮的情節基本上都是虛構的。
第一，博望坡之戰是劉備親自指揮的，是他設置伏兵，燒屯假裝逃跑，把曹軍引誘到伏擊圈裏，將曹軍打敗。這不是火攻，是用自燒營屯、假裝逃跑的辦法，誘敵中伏。
第二，戰爭規模不大。夏侯惇雖然被打敗了，但由於有李典救援，劉備就撤退了，曹軍損失不算多，並沒有出現“屍橫遍野，血流成河”那樣的狀態。
第三，夏侯蘭不是被張飛刺死的，而是被趙雲生擒的，由於他和趙雲是同鄉，趙雲便向劉備推薦，讓他在軍中當了軍正。
第四，更重要的是，博望坡之役時，諸葛亮還沒有出山呢！《資治通鑒》記載，此役發生在建安七年（公元202年），而諸葛亮出山是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他不可能在博望坡用兵。如果說“有功”，那是劉備的。
在《三國演義》中，作者是把諸葛亮當成超凡智者的形象來塑造的。為此他巧妙地把博望坡之戰的時間，向後推了六年，放在諸葛亮出山之後，並且用移花接木的手法，將劉備的事績移植到諸葛亮身上，還添枝加葉，使諸葛亮“初出茅廬”便用兵如神，讓讀者眼前一亮。這不是曆史上諸葛亮抗擊曹操的“首功”，而是小說作者塑造諸葛亮這一典型人物的“首秀”。
“火燒新野”事屬虛構
《三國演義》第四十回寫“諸葛亮火燒新野”，其大體情節如下：
博望坡之戰曹軍被打敗後不久，曹操為了“掃平江南”，傳令起大兵五十萬，分為五隊，於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七月出師。曹仁率領的前隊，由許褚為先鋒，浩浩蕩蕩殺奔新野而來。這時劉表已死，剛掌權的劉琮被曹軍的聲勢嚇破了膽，派人向曹操請降，劉備得知情況後，很是“憂悶”。諸葛亮十分鎮定，向劉備建議撤出新野，連同老百姓退到樊城去。然後他調兵遣將，命關羽去白河上遊埋伏，準備放水；命張飛去博陵渡口埋伏，以掩殺被水淹逃跑的曹軍；命趙雲準備引火之物，火燒新野；命糜芳、劉封追殺城中逃出的曹軍。戰局正向諸葛亮設計的方向發展。當曹仁領兵進入新野空城後，趙雲便命令西、南、北三門的伏兵將火箭射入城中，於是“滿縣火起，上下通紅”。曹仁無奈，引眾將冒火突圍，急忙從東門逃出，“軍士自相踐踏，死者無數”，接著遭到趙雲、糜芳、劉封的追殺，曹軍損失不小。當曹軍逃到白河邊，又被關羽放水淹，“人馬俱溺於水中，死者極多”。還受到了張飛的截殺，許褚趕來，也不敢戀戰。最後劉備、諸葛亮集齊隊伍，往樊城而去。
其實，“火燒新野”這一事件，史書中無記載，事屬虛構。再看看有關的曆史資料：
《三國誌·魏書·武帝傳》：
（建安十三年）秋七月，（曹）公南征劉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陽，劉備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備走夏口。
《三國誌·蜀書·諸葛亮傳》：
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眾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
《三國誌·蜀書·先主傳》：
曹公南征表,會表卒,子琮代立,遣使請降。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同猝，突然）至,至宛乃聞之,遂將其眾去。
過襄陽……比到當陽……曹公將精騎五千急追之……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斜趨漢津，適與（關）羽船會，得濟沔，遇表長子江夏太守琦眾萬餘人，與俱到夏口。（十月）先主遣諸葛亮自結於孫權，……
《三國誌·蜀書·諸葛亮傳》載諸葛亮上劉禪《出師表》中說：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降低身份），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
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
以上列幾段史料，我們可以看出：
第一，曹操這次南征荊州時，劉備集團根本沒在新野，而是屯兵樊城，劉備率眾及老百姓是從樊城向南撤到襄陽的，而不是從新野撤向樊城的。根本看不到諸葛亮火燒新野的跡象。
第二，從時間上看，曹操是在建安十三年七月南征的，八月份劉表死，劉琮繼任，九月，曹操至新野，劉琮舉州降，劉備在樊城得知情況後，馬上率眾南逃，經襄陽，到當陽長阪，被曹軍追兵打敗，後與關羽水軍會合，又遇劉琦，一同到達夏口（今湖北武漢），十月，諸葛亮去見孫權“求救”。在曹軍到達新野以後的約一個月的時間裏，劉備長途行軍，始終處於被動挨打狼狽逃跑的狀態，根本沒有時間和條件去火燒新野。
第三，諸葛亮在《出師表》中，說他出山輔佐劉備之後，遭遇的困難很大，他是“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如果他真的用了兩把火，特別是“火燒新野”取得如此重大的勝利，他是不會說出這樣的話的。
《三國演義》的作者為了給諸葛亮增添光彩，安排他一出山就有兩次火攻戰績。在新野他指揮若定，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給曹軍以重大打擊，其構想是高明的。
“舌戰群儒”實為杜撰
《三國演義》第四十三回寫“諸葛亮舌戰群儒”，其基本情節是：諸葛亮讀懂三國的局
諸葛亮奉劉備之命出使東吳“求救孫將軍”時，先與東吳“群儒”進行了一場戰與降的辯論。東吳是以“第一謀士”張昭為首的二十餘人與會，發言者有七人，都是主張投降曹操的，諸葛亮主戰，在對方“群舌相難”的情況下，從容不迫，力排眾議，駁得張昭“無一言回答”，虞翻“不能對”，步騭“默然無語”，薛綜“滿麵羞慚”，陸績“語塞”，嚴畯“低頭喪氣”，程德樞“不能對”，個個理屈詞窮。在辯論過程中，諸葛亮還諷刺張昭是“等閑”之輩、“群鳥”之流，汙蔑嚴畯是“舞文弄墨”，程德樞是“小人之儒”，辱罵薛綜是“無父無君之人”，陸績是“小兒之見”，人人盡皆失色。
這段諸葛亮出盡風頭，展現雄辯才能的故事，史無記載，完全是虛構的。
看看諸葛亮出使東吳的一處史料：
《三國誌·蜀書·諸葛亮傳》：
先主至於夏口，（諸葛）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孫）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劉備）亦收眾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今將軍外托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眾，受製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眾，遠來疲弊，……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並力拒曹公。
根據“舌戰群儒”的具體情況結合這段史料，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史書記載諸葛亮出使東吳之後，隻同孫權就抗曹問題進行了對話，沒有同東吳的“群儒”進行辯論。是否投降，事關孫、劉雙方生死存亡，這是大事，如果有大辯論，相關史書中不可能隻字不提。
第二，《三國演義》寫諸葛亮同東吳“群儒”的舌戰，是在孫權正式會見諸葛亮時，孫權先讓他在外堂見見“江東英俊”，但這一會麵，竟成了唇槍舌劍的大辯論會，占去了很多時間。按常理，孫權是不應該也不會這樣安排的，隻能說是小說作者精心設計的。
第三，七人中的薛綜、程德樞（程秉），是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交州的士燮歸附孫權（見《三國誌·吳書·士燮傳》）後，被孫權任命為官的，雙方辯論時，他倆不可能參加。小說作者硬是把二人拉來在諸葛亮麵前出醜的。
長期以來，人們對諸葛亮“舌戰群儒”的故事讚不絕口，一些評論者認為《三國演義》作者虛構的這些情節是合情合理的，凸顯了諸葛亮作為智慧化身的藝術形象，是很成功的。我則認為這些情節的設計有明顯不合情理之處，不能說是成功的。
第一,諸葛亮是在劉備被曹操追擊,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受命出使東吳，以完成聯孫抗曹任務的，在這種“求救”於人的特定情況下，在說服“群儒”的過程中，理應謙虛謹慎，態度友好，尊重對方，以禮相待。可是小說中諸葛亮卻狂妄自大，盛氣淩人。張昭是東吳文官之首，又是長輩，諸葛亮更是應該尊重他，但諸葛亮卻諷刺他如何如何。
第二，對其他官員，諸葛亮則進行汙蔑，甚至辱罵，這是對友方官員的人身傷害。他這樣居高臨下，霸道對人，能得到對方的好感嗎？能有利於達到他出使東吳的目的嗎？顯然不能。
第三，《三國演義》的作者既然把諸葛亮作為智者的形象來塑造，這位智者就應該既懂軍事政治，也懂外交，但小說中的這些描寫，使諸葛亮喪失了一個外交使者的風度，甚至連一個做客人員的起碼禮節都不懂。這與諸葛亮同孫權對話中的不卑不亢，形成很大反差。作者這樣寫諸葛亮“舌戰群儒”的目的，是通過諸葛亮的雄辯和群儒的鈍拙，來突出諸葛亮的智者形象，但實際所起的作用，則是在貶低諸葛亮的智者形象。
諸葛亮未曾“智激周瑜”
《三國演義》第四十四回寫“孔明用智激周瑜”，其簡要情節是：
周瑜在鄱陽湖訓練水師，得知曹操大軍南下，急忙趕回柴桑與孫權議軍機事。在見孫權之前，不少文武官員向他表明對待曹操的態度，他自己也很矛盾。他要魯肅請諸葛亮來議事，表明了自己的主張，並與主戰的魯肅爭辯起來。諸葛亮乘機用曹操欲取“二喬”來激怒周瑜，獻退曹之計說：“（曹）操本好色之徒，久聞江東喬公有二女，長曰大喬，次曰小喬，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操曾發誓曰：‘吾一願掃平四海，以成帝業；一願得江東二喬，置之銅雀台，以樂晚年，雖死無恨矣。’今雖引百萬之眾，虎視江南，其實為此二女也。將軍何不去尋喬女，以千金買此二女，差人送與曹操，操得二女，稱心滿意，必班師矣。”又舉證說，曹操的兒子曹植在其所作的《銅雀台賦》中曾說：“攬二喬於東南兮，樂朝夕之與共。”於是周瑜被激怒，指北而罵曰：“老賊欺吾太甚！”諸葛亮佯裝不解，周瑜才說出大喬是孫策的夫人，小喬是自己之妻，宣稱他“與老賊勢不兩立”，希望諸葛亮“助一臂之力，同破曹賊”，並表示說：“來日入見主公，便議起兵。”
這一諸葛亮“智激周瑜”的故事，也是虛構的。請看下麵幾段史料：
《三國誌·吳書·周瑜傳》：
（孫）權延見群下，問以計策。議者鹹曰：“曹公，豺虎也，……愚謂大計不如迎之。”（周）瑜曰：“不然。操雖托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為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請為將軍籌之：……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且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中原）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蒿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同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
《資治通鑒》卷六十六：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冬，曹操作銅爵台（即銅雀台）於鄴。
《三國誌·魏書·曹植傳》：
時鄴銅爵台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台，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
裴鬆之注引陰澹《魏紀》載植賦曰：
“從明後以嬉遊兮，登層台以娛情。見太府之廣開兮，觀聖德之所營。建高門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清。
立中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長流兮，望園果之滋榮。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鳴。天雲垣其既立兮，家願得而獲逞。揚仁化於宇內兮，盡肅恭於上京。
惟桓文之為盛兮，豈足方乎聖明！休矣美矣！惠澤遠揚。翼佐我皇家兮，寧彼四方。同天地之規量兮，齊日月之暉光。永貴尊而無極兮，等年壽於東王”雲雲。太祖深異之。
從以上資料我們可以看出：
第一，周瑜的抗戰態度是堅定的，不是動搖的。他的主戰不是由於別人的刺激，一時衝動，而是建立在對曹軍弱點的正確分析基礎之上的，是有信心的。他判定的曹軍四個“用兵之患”，後三項在赤壁之戰中得到了充分證明。
第二，銅雀台是有的，但它是於建安十五年冬，在鄴城（今河北邯鄲市臨漳縣）建成的。諸葛亮“智激周瑜”，是在建安十三年，這時銅雀台還沒有建成，更沒有曹植的《銅雀台賦》問世。可見這一故事不是曆史真實。
第三，在曹植的《銅雀台賦》中，根本沒有“攬二喬於東南兮，樂朝夕之與共”這一激怒周瑜的字句。這是《三國演義》作者的一個巧妙創意。
總之，周瑜回來在見孫權及東吳官員之前，並沒有同諸葛亮會麵商討如何對曹一事。小說作者創編這一故事，無非是為了加大諸葛亮在促進孫、劉結盟抗曹中所起的作用，渲染諸葛亮的智者形象。
“草船借箭”係移植
《三國演義》第四十六回寫“用奇謀孔明借箭”，其簡要情節是：
在赤壁之戰前夕，周瑜妒忌諸葛亮智謀高於自己，以後會對東吳不利，便設計除之。他在與諸葛亮議事時，提出要諸葛亮在十日之內造出十萬支箭來，諸葛亮馬上答應，還保證三日內完成任務，並立下了軍令狀：三日不辦，甘當重罰。周瑜大喜。諸葛亮請魯肅準備二十隻船，每船要軍士三十人，船上皆用青布為幔，各置束草千餘個，分布兩邊。到第三日五更時候，諸葛亮請魯肅陪著，在大霧漫天的情況下，帶著草船駛近曹軍水寨，將船隻頭西尾東擺開，船上擂鼓呐喊。魯肅害怕曹軍出擊，諸葛亮要他與自己酌酒歡樂，靜待佳音。曹操得知情況，看不清虛實，恐遭算計，急命弓弩手一萬多人，盡皆向江中放箭，箭如雨發，待草船一側受箭後，諸葛亮命把船掉頭，頭東尾西，繼續受箭，待至日高霧散，下令收船急回。二十隻船兩邊束草上，排滿箭支，船上軍士齊聲高叫：“謝丞相箭。”曹操懊悔不已。魯肅稱讚諸葛亮說：“先生真神人也。”周瑜了解情況後，慨歎說：“諸葛亮神機妙算，吾不如也。”
這段故事精彩動人，把諸葛亮的計謀寫得很神奇，諸葛亮沒傷東吳一兵一卒，僅在一個早晨，就順利地從曹操那裏“借”來十萬甚至更多的箭支，並擺脫了周瑜的算計，有膽有識，機智過人。這是《三國演義》的作者凸顯諸葛亮智者形象的又一傑作。
不過，在有關這一時期的史書中，我們並沒有見到諸葛亮草船借箭的記載，卻發現了孫權木船受箭的事。
《三國誌·吳書·吳主傳》：
（建安）十八年正月，曹公攻濡須（今安徽無為），權與相拒月餘。曹公望權軍，歎其齊肅，乃退。
裴鬆之注引《魏略》曰：
權乘大船來觀軍，（曹）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權因回船，複以一麵受箭，箭均船平，乃還。
這段文字雖然不多，卻是利用船的兩麵受箭的最早曆史記載。《三國演義》的作者為了渲染諸葛亮的智謀，把孫權之事移到諸葛亮身上，並且把受箭的時間提前了五年，把受箭的地點從皖南的長江支流移到了赤壁（今湖北赤壁市西北），把木船受箭改為草船借箭，把受箭的情節由簡單變成複雜。這樣加工創造後，使內容豐富，情節更生動，達到了扣人心弦、引人入勝的境地。
還應該說明的是，唐朝時期有以草人借箭的事。
《資治通鑒》卷二百一十八肅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
（叛軍）令狐潮圍張巡於雍丘（今河南杞縣），相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城中矢盡，（張）巡縛槁（gǎo，草類）為人千餘，被（遮蓋）以黑衣，夜縋（zhuì，拴住放下）城下，（令狐）潮兵爭射之，久乃知其槁人；得矢數十萬。其後複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裏。
這裏，張巡草人借箭，突破雍丘之圍的情節，當使《三國演義》的作者得到啟發，從而將“草人”從城牆上移到了江船中，使“草船借箭”的故事更加精彩。
關於《三國演義》中的“草船借箭”在細節設計上，是否能行得通，這裏就沒有必要討論了。
獻計火攻者非孔明
《三國演義》第四十六回寫諸葛亮“草船借箭”之後，周瑜向諸葛亮請教破曹之計，諸葛亮獻計用火攻，與周瑜不謀而合，堅定了周瑜用火攻取勝的信心。《三國演義》中說：
瑜邀孔明入帳共飲。瑜曰：“昨吾主遣使來催督進軍，瑜未有奇計，願先生教我。”孔明曰：“亮乃碌碌庸才，安有妙計？”瑜曰：“某昨觀曹操水寨，極是嚴整有法，非等閑可攻。思得一計，不知可否。先生幸為我一決之。”孔明曰：“都督且休言。各自寫於手內，看同也不同。”瑜大喜，教取筆硯來，先自暗寫了，卻送與孔明；孔明亦暗寫了。兩個移近坐榻，各出掌中之字，互相觀看，皆大笑。原來周瑜掌中字，乃一“火”字；孔明掌中，亦一“火”字。瑜曰：“既我兩人所見相同，更無疑矣。幸勿漏泄。”孔明曰：“兩家公事，豈有漏泄之理。吾料曹操雖兩番經我這條計，然必不為備。今都督盡行之可也。”飲罷分散，諸將皆不知其事。
這一情節，未見史書記載。實際上獻火攻之計者是周瑜部將黃蓋。
《三國誌·吳書·周瑜傳》：
（孫）權遂遣（周）瑜及程普等與（劉）備並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時曹公軍眾已有疾病，初一交戰，公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鬥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又豫備走舸，各係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軍遂敗退，還保南郡。
史書中的這段記載，明確表明，赤壁之戰時，向總指揮周瑜獻“火攻”曹軍之計的是黃蓋，經周瑜同意批準，又由黃蓋貫徹執行，並取得了成功。
《三國演義》的作者將獻“火攻”之計者加在諸葛亮身上，無非是為了拔高諸葛亮智者形象。
“東風”不是“借”來的
《三國演義》第四十九回寫“七星壇諸葛祭風”，其簡要情節是：
周瑜得了心病，怕火攻時沒有東風，被諸葛亮猜中：“欲破曹公，宜用火攻；萬事俱備，隻欠東風。”他向周瑜表示自己懂奇門遁甲天書，“可以呼風喚雨”，能在十一月“借三日三夜東南大風”。周瑜大喜。於是經周瑜批準，由諸葛亮監造，在南屏山建起了一個“七星壇”，插上二十八宿旗，布成六十四卦陣。屆時，諸葛亮身披道衣，焚香於爐，仰天暗祝，在“七星壇”上，“作法”祭風。最後，終於借得東南風來，幫助周瑜用火攻打敗了曹操。
這一帶有神秘色彩的、把諸葛亮神化了的故事，是迷信的、荒謬的。史書中未見記載。相關的資料有：
《三國誌·吳書·周瑜傳》：
（黃）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曹）軍遂敗退，還保南郡。
《資治通鑒》卷六十五：
（黃蓋）先以書遺操，詐雲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
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裏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
看來，赤壁之戰聯軍的火攻，是靠著風力的幫助發威取勝的，但風是自然刮起的，東南風是自然形成的，不是什麼“借”來的。
實際上，在長江中下遊，在農曆十一月前後，有東南風刮起，這種風有心人是可以預測的。像周瑜、諸葛亮這樣有事業心的大人物，不可能不關心氣象的變化，對其觀察了解，特別是周瑜，他在長江中下遊訓練水軍時，能親身感受到氣候風向的變化，積累一些知識，能夠預測東南風的出現，從而加以利用，這沒有什麼可奇怪的。
諸葛亮未設伏兵截殺曹軍
《三國演義》第四十九回、五十回寫赤壁之戰時的情況，主戰場是由周瑜指揮，由東吳軍隊發動火攻，衝鋒陷陣，劉備軍隊則離開主戰場，由諸葛亮設計安排，在曹軍敗退的路途上設置埋伏，進行截殺。諸葛亮的部署情節是：
在戰爭打響之前，先派趙雲到烏林小路揀樹木蘆葦密處設伏，待曹軍奔走至此，領兵放火截殺之；又派張飛領兵到遠處的葫蘆口埋伏，待曹軍逃至此處，埋鍋造飯煙起時，放火殺敵；又派糜芳等駕船隻繞江剿擒敗軍；最後派關羽到更遠處的華容道埋伏，用放火引曹操來，以便擒獲。部署完畢後，諸葛亮同劉備前往樊口（離戰場很遠），“坐看”周瑜用兵成大功。事態正如諸葛亮預想的那樣，周瑜在主戰場打敗曹操後，曹軍逃跑先經過烏林小路，遭到了趙雲的截殺，曹操冒火而跑。後經過葫蘆口，遭到了張飛的截殺，曹操騎馬奔逃。最後經過華容道時，關羽念過去曹操的情義，把他放了。一路逃來，曹操折了許多兵馬。
這段故事寫得也很精彩，特別是曹操的三次大笑，每一次都引出敵軍的一員大將來。這些情節未見史書記載。看看下麵幾段史料。
《三國誌·蜀書·諸葛亮傳》：
（諸葛）亮說（孫）權曰……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並力拒曹。曹公敗於赤壁，引軍歸鄴。
《三國誌·蜀書·先主傳》：
先主遣諸葛亮自結於孫權，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先主並力，與曹公戰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與吳軍水陸並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公引歸。
《三國誌·吳書·周瑜傳》：
（孫）權遂遣（周）瑜及程普等與（劉）備並力逆曹公，遇與赤壁。……（黃）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軍遂敗退，還保南郡。備與瑜等複共追。
《三國誌·魏書·武帝紀》裴注引《山陽公載記》曰：
（曹）公船艦為（劉）備所燒，引軍從華容道步歸，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為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眾。軍既得出，公大喜，諸將問之，公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無類矣。”備尋亦放火而無所及。
從這幾段曆史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出：
第一，在赤壁之戰過程中，孫、劉雙方的軍隊，是“並力拒曹”“並力逆曹”的，不存在劉備在樊口“坐看周瑜用兵成功”的情況。就是在曹軍逃跑時，也是雙方共同追趕的。
第二，在曹軍逃跑途中，不存在諸葛亮派三支主要兵馬設伏截殺曹軍的情況。曹操逃經華容道是曆史事實，但沒遇到關羽，放火的是劉備，是在後來追趕曹操時放的，因而未成功。
第三，曹軍在逃跑過程中，是死了不少人，主要是由於羸弱之兵，為人馬所蹈藉，陷泥中造成的，並且與發生疾疫有關。不存在諸葛亮設伏兵折了曹操許多兵馬的情況。
由此可見，伏兵截殺曹軍的故事，係《三國演義》作者的創意。但這一創意，並不成功。因為當時曹軍強，聯軍弱，雙方的兵力是83萬對5萬，相差太大。劉備聽說周瑜隻帶來3萬兵士，馬上表示：“很少！”在這種情況下，他怎能聽從諸葛亮把己方的軍隊布置在生死攸關的主戰場之外，自己去“坐看”周瑜孤軍作戰呢？這違背了在敵強我弱、敵眾我寡的情況下，需要集中兵力打擊敵人的原則，因而是不合情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