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故事有實有虛。
《三國誌·魏書·武帝紀》：
興平元年（公元194年）春……會張邈與陳宮叛迎呂布，郡縣皆應。……太祖（曹操）乃引軍還。（呂）布到，攻鄄城不能下，西屯濮陽。……（太祖）遂進軍攻之。布出兵戰，先以騎犯青州兵。青州兵奔，太祖陣亂，馳突火出，墜馬，燒左手掌。司馬樓異扶太祖上馬，遂引去。
《三國誌·魏書·武帝紀》裴注引《獻帝春秋》：
太祖圍濮陽，濮陽大姓田氏為反間，太祖得入城。燒其東門，示無反意。及戰，軍敗。（呂）布騎（兵）得太祖而不知是，問曰：“曹操何在？”太祖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太祖而追黃馬者。門火猶盛，太祖突火而出。
《資治通鑒》卷六十一：
濮陽大姓田氏為反間，操得入城，……及戰，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布騎乃釋操而追黃馬者。操突火而出，至營，自力勞軍，令軍中促為攻具，進，複攻之，與布相守百餘日。
從以上曆史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出，曹、呂之間的濮陽之戰，確有其事。曹操兵敗、墜馬、被火燒傷等也符合曆史事實。但也有明顯的虛構之處。
第一，田氏“為反間”，是幫助曹操的，是主動為曹操出力，讓曹操得以進城的，並不存在田氏按呂布指使騙曹操入城之事。
第二，遇見曹操而不識的人，是呂布屬下的一個騎兵，並不是呂布本人。曹操“以手掩麵”的狼狽相，呂布用戟在曹操“盔上一擊”驚險的一刹那等細節，是作者有意添加的。這增加了故事情節的戲劇性。
第三，曹操逃出城以後，經過一段時間準備，確曾又進攻呂布，但無大的收獲，所謂曹操用“詐死”之計，騙呂布上當，將呂布打敗，取得不小戰果，純係無中生有。
《三國演義》的作者為了塑造曹操的奸詐形象，竟讓曹操去“詐死”，不能不令人咋舌。
“小斛分糧”實情
《三國演義》第十七回寫曹操攻打袁術時，用小斛向士兵分糧的故事。其情節是：
曹操遷都於許後，挾天子令諸侯，向外擴充勢力。當他率兵十七萬攻打占據壽春的袁術時，遇到了糧食接濟不及的情況。倉官王垕入稟操曰：“兵多糧少，當如之何？”操曰：“可將小斛散之，權且救一時之急。”垕曰：“兵士倘怨，如何？”操曰：“吾自有策。”垕依命，以小斛分散。操暗使人各寨探聽，無不嗟怨，皆言丞相欺眾。操乃密召王垕入曰：“吾欲問汝借一物，以壓眾心，汝必勿吝。”垕曰：“丞相欲用何物？”操曰：“欲借汝頭以示眾耳。”垕大驚曰：“某實無罪！”操曰：“吾亦知汝無罪，但不殺汝，軍必變矣。汝死後，汝妻子吾自養之，汝勿慮也。”垕再欲言時，操早呼刀斧手推出門外，一刀斬訖，懸頭高竿，出榜曉示曰：“王垕故行小斛，盜竊官糧，謹按軍法。”於是眾怨始解。
這一故事的曆史真實情況如何呢？
《三國誌·魏書·武帝紀》裴注引《曹瞞傳》：
（太祖）常討賊，廩穀不足，私謂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後軍中言太祖欺眾，太祖謂主者曰：“特當借君死以厭（通“壓”）眾，不然事不解。”乃斬之，取首題徇（對眾宣示）曰：“行小斛，盜官穀，斬之軍門。”
從這一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出，曹軍缺糧，以小斛充大斛（十鬥為一斛）發糧，殺糧官以服眾，都是曆史事實。但提出以小斛發糧的，是主糧官，不是曹操。
《三國演義》作者的這一輕輕改動，曹操就成了全部罪責的承擔者。他不僅出了以小斛發糧的壞主意，還在糧官（王垕是作者起的名）提出疑問時，仍然下令執行。當他聽到眾人有怨言時，明知王垕無罪，還是用王垕的人頭來“消怨”。這樣就把曹操的奸詐殘忍揭露無遺。這是塑造曹操形象成功的又一個事例。
偷梁換柱的“許田打圍”
《三國演義》第二十回“曹阿瞞許田打圍”，寫曹操同天子田獵的故事，其基本情節是：
曹操殺掉呂布之後，由於劉備助曹有功，曹操引劉備拜見獻帝，獻帝認劉備為皇叔，拜其為左將軍。曹操謀士程昱見曹操掌控朝政，建議說：“今明公威名日盛，何不乘此時行霸王之事（做皇帝）？”曹操說：“朝廷股肱尚多，未可輕動。吾當請天子田獵，以觀動靜。”於是曹操與天子獵於許田。曹操與天子並馬而行，文武百官，遠遠侍從。劉備也跟隨出獵。忽見一隻大鹿，帝連射三箭不中，讓曹操射之。曹操就討天子寶雕弓，金鈚箭，扣滿一射，正中鹿背，倒於草中。群臣將校，見了金鈚箭，隻道天子射中，都踴躍向帝呼“萬歲”。曹操縱馬直出，遮於天子之前以迎受之。眾皆失色。玄德背後雲長大怒，剔起臥蠶眉，睜開丹鳳眼，提刀拍馬便出，要斬曹操。玄德見了，慌忙搖手送目。關公見兄如此，便不敢動。玄德欠身向操稱賀曰：“丞相神射，世所罕及！”操笑曰：“此天子洪福耳。”乃回馬向天子稱賀，竟不獻還寶雕弓，就自懸帶。圍場已罷，宴於許田。宴畢，駕回許都。
這一故事基本上是虛構的。
《三國誌·蜀書·關羽傳》裴注引《蜀記》：
初，劉備在許，與曹公共獵。獵中，眾散，羽勸備殺公，備不從。及在夏口，飄搖江渚，羽怒曰：“往日獵中，若從羽言，可無今日之困。”備曰：“是時亦為國家惜之耳；若天道輔正，安知此不為福邪！”
《三國誌·蜀書·先主傳》：
先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劉）勝之後也。……先主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為業。
《三國誌·魏書·武帝紀》：
（建安元年）九月，車駕出轅而東，以太祖（曹操）為大將軍，封武平侯。……冬十月……以袁紹為太尉，紹恥班在公（曹操）下，不肯受。公乃固辭，以大將軍讓紹。天子拜公司空，行（暫時代理）車騎將軍。
從這些曆史記載中，我們認為：
第一，在有關史書中，隻見有曹操同劉備一起在許打獵的事實，未見有曹操同天子“許田打圍”的記載，這一故事當是杜撰。
第二，劉備是西漢中山靖王劉勝之後，這是史實。但因時間太久，支係遍布天下，高於皇帝一輩者很多，皇帝不可能隨便認他們為“皇叔”，這有損於崇高的皇帝的地位。《三國演義》的作者為了以蜀漢為正統，便把“皇叔”這一尊號加給了劉備，這是在為劉備臉上“貼金”。
第三，曹操擒殺呂布，是在建安三年。《三國演義》所寫“許田打圍”之事，當在此後不久。這時曹操剛掌握政權（建安元年），其統治地位尚未穩定，他甚至不得不把大將軍的稱號讓給勢力更為強大的袁紹。在河北的袁紹，正在準備進攻許都。在這種局麵下，聰明的、有政治頭腦的曹操，不可能產生篡奪帝位的思想，更不可能在狩獵時，明目張膽地顯露對皇帝的不尊不敬，引來眾怨，廣泛樹敵，不利於鞏固自己的統治，不利於對抗袁紹的進攻。
《三國演義》的作者偷梁換柱，將許田打獵的主角劉備換成獻帝，並虛構一些情節，寫成“許田打圍”的故事，主要是為了渲染曹操驕橫無忌，欺君罔上，有篡奪帝位之意，突出了其奸臣的形象。
禰衡裸衣擊鼓未“罵賊”
《三國演義》第二十三回“禰正平裸衣罵賊”，寫禰衡裸衣擊鼓罵曹的故事。情節如下：
曹操掌控朝政後，大力羅致人才。孔融向朝廷推薦了禰衡。曹操接見禰衡與其交談。禰衡恃才傲物，對曹操屬下人才，誰也沒看上，極力奚落了一番。曹操任其為鼓吏以辱之。來日，操於省廳上大宴賓客，令鼓吏撾鼓。舊吏雲：“撾鼓必換新衣。”衡穿舊衣而入。遂擊鼓為《漁陽三撾》。音節殊妙，淵淵有金石聲。坐客聽之，莫不慷慨流涕。左右喝曰：“何不更衣！”衡當麵脫下舊破衣服，裸體而立，渾身盡露。坐客皆掩麵。衡乃徐徐著褲，顏色不變。操叱曰：“廟堂之上，何太無禮？”衡曰：“欺君罔上乃謂無禮。吾露父母之形，以顯清白之體耳！”操曰：“汝為清白，誰為汙濁？”衡曰：“汝不識賢愚，是眼濁也；不讀詩書，是口濁也；不納忠言，是耳濁也；不通古今，是身濁也；不容諸侯，是腹濁也；常懷篡逆，是心濁也！吾乃天下名士，用為鼓吏，……欲成王霸之業，而如此輕人耶？”
這一故事有實有虛。
《後漢書·禰衡傳》：
（孔）融既愛（禰）衡才，數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而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操懷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乃召為鼓史（官名），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單絞之服。次至衡，衡方為《漁陽參撾》，蹀躞而前，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操前而止，吏嗬之曰：“鼓史何不改裝，而輕敢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衵衣（內衣），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而著之，畢，複參撾而去，顏色不怍（慚愧）。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
從這一史書記載中，我們可以得知：
禰衡擊鼓裸衣辱曹，是曆史事實，但沒有以惡語相向，口罵曹賊的情節。
《三國演義》的作者所以這樣虛構，是為了突出曹操的“奸臣”形象。因為《三國演義》是以封建正統史觀“尊劉貶曹”的。這一故事中，禰衡不僅罵了曹操，而且罵他“欺君罔上”“常懷篡逆”，政治傾向非常明顯。
史無“吉下毒”之事
《三國演義》第二十三回“吉太醫下毒遭刑”，寫吉下毒想害死曹操的故事，其基本情節是：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董承受漢獻帝“衣帶詔”後，欲除曹操，得到太醫吉的支持，吉還咬下一指為誓。二人商議，吉趁給曹操治病之機，用藥毒死他。不料，此事被董承家奴向曹操告密。當吉給曹操用藥時，曹操不飲，讓吉先嚐。吉知事已泄，扯住曹操之耳灌之，左右將吉執下。曹操拷問吉，要他供出同夥。吉大罵曹操：“汝乃欺君罔上之賊，天下皆欲殺汝，豈獨我乎？”曹操大怒，將吉打得皮開肉裂，血流滿階。吉就是不招。次日，曹操請眾官飲酒，董承托病未至。曹操在眾官麵前痛打吉，吉昏厥蘇醒後，睜目切齒而罵：“曹賊！不殺我，更待何時！”就是不供出同夥。次日，曹操領眾人到董承家探病，推出吉，要其當麵招供。吉說：“天使我來殺逆賊！”曹操大怒叫打，吉身上無容刑之處。曹操問吉：“你原有十指，今如何隻有九指？”吉說：“嚼以為誓，誓殺國賊！”曹操截去其他九指，說：“一發截了，叫你發誓！”吉說：“尚有口可以吞賊，有舌可以罵賊！”曹操下令割掉其舌，吉乘機撞階而死。曹操令分其肢體號令。
這個故事，激動人心，吉堅強不屈、視死如歸的形象，很有感染力。但這一故事多是虛構的。
《後漢書·耿弇傳》：
曾孫（耿）紀，少有美名，辟公府，曹操甚敬異之，稍遷少府。紀以操將篡漢，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與大（太）醫令吉、丞相司直韋晃謀起兵誅操，不克，夷三族。
《三國誌·魏書·武帝紀》：
（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漢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等反，攻許，燒丞相長史王必營，必與潁川典農中郎將嚴匡討斬之。
《資治通鑒》卷六十三：
（五年）春，正月，董承謀泄；壬子，曹操殺承及王服、種輯，皆夷三族。
從這些資料中，我們可以得知：
第一，吉在曆史上當為吉本。“”為“丕”的異體字，曹魏時為避曹丕諱，改“”為“本”，因此，“吉”當是“吉本”。
第二，太醫令吉本謀反的時間，不在建安五年，而是在建安二十三年，時間相差十八年之久。
第三，吉本未曾參與董承一夥反曹，而是與耿紀、韋晃等聯盟反曹。與董承一起反曹的是王服、種輯等。
第四，吉本反曹的方式不是在藥中下毒，而是用武裝進攻。吉本不是被曹操酷刑拷打逼死的，而是被軍隊武力“討斬”致死的。
《三國演義》的作者之所以對曆史作這些改動，當是考慮吉是太醫，用下毒藥被捕的情節，更方便刻畫吉和曹操的形象。這一故事內容豐富，有聲有色，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又一次渲染了曹操奸詐殘忍的藝術形象，其創意是相當成功的。
曹操為何殺孔融
《三國演義》第四十回，寫有曹操殺孔融的故事，其情節如下：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七月，曹操率大軍南征劉表，太中大夫孔融諫曰：“劉備、劉表皆漢室宗親，不可輕伐；孫權虎踞六郡，且有大江之險，亦不易取。今丞相興此無義之師，恐失天下之望。”操怒曰：“劉備、劉表、孫權皆逆命之臣，豈容不討！”遂叱退孔融，下令：“如有再諫者，必斬。”孔融出府，仰天歎曰：“以至不仁伐至仁，安得不敗乎！”時禦史大夫郗慮家客聞此言，報知郗慮。慮曾被孔融侮慢，心正恨之，乃以此言入告曹操，且曰：“融平日每每狎侮丞相，又與禰衡相善，……向者禰衡之辱丞相，乃融使之也。”操大怒，遂命廷尉捕捉孔融，……盡收融家小並二子，皆斬之，號令融屍於市。
查諸史籍，並未見有孔融反對曹操南征，並說“以至不仁伐至仁”因而被殺的記載。這段故事，基本上是虛構的。
《三國誌·魏書·崔琰傳》裴注引《魏氏春秋》：
（建安）十三年，（孔）融對孫權使，有訕謗之言，坐棄市。二子年八歲，……遂俱見殺。
這一曆史資料說明，孔融“對孫權使，有訕謗之言”，才是曹操殺孔融的直接原因。
《三國演義》的作者虛構這一曹操殺孔融的故事，是為了渲染曹操的負麵形象。所說的“至不仁”，就是“最為不仁”“極其不仁”。作者是在通過孔融之口辱罵曹操，鞭撻曹操。
還應該指出，曹操殺孔融還有深層的原因。《後漢書·孔融傳》記載：“操子丕私納袁熙妻甄氏。融乃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時年饑兵興，操表製酒禁，融頻書爭之，多侮慢之辭。又嚐奏宜準古王畿之製，千裏寰內，不以封建諸侯（這意味著曹操不可以居鄴）。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這些內容表明，孔融戲侮曹操，激怒了曹操。與此同時，曹操還擔心孔融成為他“篡漢”事業的障礙。所以最後借故處死了孔融。
“割須棄袍”乃創意
《三國演義》第五十八回“馬孟起興兵雪恨，曹阿瞞割須棄袍”，寫馬超為父報仇，大敗曹操的故事。其基本情節如下：
馬超得知父親馬騰被曹操殺害後，與韓遂起兵反曹，先後奪取了長安、潼關。曹操領兵到潼關戰馬超。馬超大罵：“曹賊！欺君罔上，罪不容誅！害我父弟，不共戴天之仇！”挺槍直殺過來，先後打敗曹將於禁、張郃、李通。西涼軍直殺入中軍來捉曹操。操在亂軍中，隻聽得西涼軍大叫：“穿紅袍的是曹操！”操就馬上急脫下紅袍。又聽得大叫：“長髯者是曹操！”操驚慌，掣所佩刀斷其髯。軍中有人將曹操割髯之事，告知馬超，超遂令人叫拿：“短髯者是曹操！”操聞知，即扯旗角包頸而逃。曹操正走之間，背後一騎趕來，回頭視之，正是馬超。操大驚。左右將校見超趕來，各自逃命，隻撇下曹操，超厲聲大叫曰：“曹操休走！”操驚得馬鞭墜地。堪堪趕上，馬超從後使槍搠來。操繞樹而走，超一槍搠在樹上，急拔下時，操已走遠。超縱馬趕來，山坡邊轉過一將，大叫：“勿傷吾主！曹洪在此！”掄刀縱馬，攔住馬超。操得命走脫。
這一故事是虛構的。
《三國誌·魏書·武帝紀》：
張魯據漢中，（建安十六年）三月，（曹操）遣鍾繇討之。……是時關中諸將疑繇欲自襲，馬超遂與韓遂……等叛。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秋七月，（曹）公西征，與超等夾關而軍。公急持之（釘住他們），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阪津，據河西為營。公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校尉丁斐因放牛馬以餌（引誘）賊，賊亂取牛馬，公乃得渡，循河為甬道而南。賊退，拒渭口，公乃……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信求割河以西請和，公不許。……公用賈詡計，……遂、超等走涼州，楊秋奔安定，關中平。
《三國誌·蜀書·馬超傳》裴注引《典略》：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馬）超與關中諸將侯選……韓遂等，凡十部，俱反，其眾十萬，同據河、潼,建列營陣。是歲，曹公西征，與超等戰於河、渭之交，超等敗走。超至安定，遂奔涼州。詔收滅超家屬。
《資治通鑒》卷六十六：
（十七年）夏，五月癸未，誅衛尉馬騰，夷三族。
從以上資料，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從有關記載中，未見有隻言片語提及曹操“割須棄袍”之事。見到的隻是曹操在潼關與馬超相持，沒有遭到慘敗。雖然曹操正麵作戰受到馬超阻擊，但曹操從側翼攻擊取得主動，最後取得渭南之戰的勝利。
第二，這一故事也不合情理。曹操手下的精兵強將，竟在西涼軍的衝擊下，不堪一擊，敗下陣來，還“各自逃命，隻撇下曹操”，甚至連親兵護衛像許褚之類也不見了。曹操隻能一次又一次地露出狼狽相，連“受之父母”的須發都不顧了。顯然，這些情節是《三國演義》的作者有意編造的。
第三，馬超起兵的原因是為了防止鍾繇襲擊自己，而不是為了報殺父之仇。馬超起兵反叛的時間是公元211年，馬騰被殺是在馬超反叛之後的212年，原因是由於馬超反叛。《三國演義》的作者有意將馬超“反叛”與“父死”的因果關係弄反，是為了凸顯曹操無端加害在中央為官的馬騰，誅滅三族，讓人們看到曹操的奸詐狠毒。
《三國演義》的作者創作激動人心的“割須棄袍”故事，用他那神來之筆，又一次巧妙地刻畫了曹操的負麵形象。
張鬆奚落曹操非真實
《三國演義》第六十回“張永年反難楊修”，寫有張鬆奚落曹操的故事，其簡要情節是：
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害怕漢中的張魯侵犯西川，派別駕張鬆（字永年）到許都勸說曹操興兵攻打張魯。這時曹操剛打敗馬超，正“傲睨得誌”，張鬆候了三日，才被接見。曹操見張鬆人物猥瑣，又聞語言衝撞，拒絕再談。曹操主簿楊修與張鬆對話，張鬆挖苦曹操“文不明孔、孟之道，武不達孫、吳之機，專務強霸而居大位”。還將曹操所著用兵要法的《孟德新書》看過一遍，一字不差地背誦出來，並稱此書是曹操剽竊別人舊作，蜀中小兒皆能熟記。曹操聽到楊修的報告後，令扯碎其書燒之。次日曹操在西校場點虎衛雄兵五萬，場威後，喚張鬆指而示曰：“汝川中曾見此英雄人物否？”鬆曰：“吾蜀中不曾見此兵革，但以仁義治人。”曹操變色視之。張鬆全無懼意。楊修頻以目示鬆。操謂鬆曰：“吾視天下鼠輩猶草芥耳。大軍到處，戰無不勝，攻無不取，順吾者生，逆吾者死。汝知之乎？”鬆曰：“丞相驅兵到處，戰必勝，攻必取，鬆亦素知。昔日濮陽攻呂布之時，宛城戰張繡之日；赤壁遇周郎，華容逢關羽；割須棄袍於潼關，奪船避箭於渭水。此皆無敵於天下也！”操大怒曰：“豎儒怎敢揭吾短處！”喝令左右推出斬之。楊修諫曰：“鬆雖可斬，奈從蜀道而來入貢，若斬之，恐失遠人之意。”操怒氣未息。荀彧亦諫。操方免其死，令亂棒打出。
這一故事有實有虛。
《三國誌·蜀書·劉璋傳》：
（建安十三年）璋聞曹公征荊州，……璋複遣別駕從事蜀郡張肅送叟兵三百人並雜禦物於曹公，曹公拜肅為廣漢太守。璋複遣別駕張鬆詣曹公，曹公時已定荊州，走先主，不複存錄（加封官職）鬆，鬆以此怨。
《三國誌·蜀書·先主傳》裴注引《益部耆舊雜記》：
張肅有威儀，容貌甚偉。（張）鬆為人短小，放蕩不治節操，然識達精果，有才幹。劉璋遣詣曹公，曹公不甚禮；公主簿楊修深器之，白公辟（征辟，任用為官）鬆，公不納。修以公所撰兵書示鬆，鬆宴飲之間一看便暗誦。修以此益異之。
《資治通鑒》卷六十五：
（建安十三年）益州牧劉璋聞曹操克荊州，遣別駕張鬆致敬於操。鬆為人短小放蕩，然識達精果。操時已定荊州，走劉備，不複存錄鬆。主簿楊修白操辟鬆，操不納；鬆以此怨，歸，勸劉璋絕操，與劉備相結，璋從之。
以上列資料可以看出，張鬆奚落曹操的故事，是虛實雜糅在一起的。其不實之處是：
第一，張鬆出使見曹操的時間是在建安十三年，不是在建安十六年。張鬆見曹操的地點是在荊州，不是在許都。
第二，張鬆沒有與楊修答難，也沒有挖苦曹操，使曹操將自己寫的兵書扯碎燒掉（曹操不可能懷疑自己寫的書）。
第三，張鬆沒有當麵奚落曹操，揭曹操的短處（這些短處，有的是史實，有的是虛構）。曹操也沒有惱羞成怒，要殺張鬆。
《三國演義》的作者為了“貶曹”，醜化曹操，對史料進行加工改造，添枝加葉，編織了張鬆奚落曹操的故事，使其情節生動，人物形象鮮明，讓張鬆泰然自若的神態，曹操惱羞成怒的窘態，躍然紙上，使人讀起來非常痛快，達到了很好的藝術效果。
憑空編造的左慈“戲曹操”
《三國演義》第六十八回“左慈擲杯戲曹操”，寫左慈戲弄曹操的故事。其簡要情節是：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夏五月，曹操為魏王。冬十月，王宮建成。曹操命人去溫州運回不少柑子。左慈求見，曹操召入後，叱之曰：“汝以何妖術，攝吾佳果？”左慈笑曰：“豈有此事！”取柑剖之，內皆有肉，其味甚甜。但曹操自剖者，皆空殼。曹操大驚，乃賜左慈坐。左慈曰：“大王位極人臣，何不退讓，跟貧道往峨眉山中修行？”曹操曰：“我亦久思急流勇退，奈朝廷未得其人耳。”左慈笑曰：“益州劉玄德乃帝室之胄，何不讓此位與之？不然貧道當飛劍取汝之頭也。”曹操令左右拿下痛打，左慈全無痛楚，用枷鎖鎖了，枷鎖盡落，七日不與飲食，麵皮轉紅。曹操無可奈何。到王宮大宴時，曹操要左慈取龍肝、牡丹花、大鱸魚、紫芽薑，左慈都用法術一一變來。曹操大疑。左慈取玉杯滿斟佳釀進曹操，曹操要左慈先飲。左慈用玉簪將杯中酒分成兩半，自飲一半。曹操叱之。左慈擲杯於空中，化成一白鳩，繞殿而飛，眾官仰麵視之，左慈不知所往。曹操派人追趕，不及。曹操畫影圖形，各處捉拿有三四百個左慈，盡斬之。人人頸腔內各起一道青氣，到上天聚成一處，化成一個左慈，向空招白鶴一隻騎坐，拍手大笑曰：“土鼠隨金虎，奸雄一旦休！”忽然所斬之屍，皆跳起來，手提其頭，來打曹操，奸雄曹操驚而成疾。
這一左慈“戲曹操”的故事，完全是捏造的。史書中隻說左慈是“方術之士”（《三國誌·魏書·武帝紀》裴注），知“補導之術”（《三國誌·魏書·華佗傳》裴注），“戲曹操”的故事連點影子都沒有。從其內容的虛妄、荒誕不經，也不可能是曆史事實。
《三國演義》的作者在這一故事中，最為明顯地宣揚了封建正統主義思想，即認為皇帝是天子，按天的意誌統治人民，皇帝的寶座神聖不可侵犯，皇帝要由一家一姓來繼承，異姓取而代之，就是大逆不道。作者巧妙地通過左慈之口，要曹操將王位讓給“帝室之胄”的劉備，不然就要取曹操之頭。還咒罵曹操“一旦休”！並且通過左慈的行動來戲弄曹操，追打曹操，使其“驚而成疾”。故事中還渲染了曹操的殘忍，不分青紅皂白，將三四百個“左慈”全斬殺了。這些都是在為塑造曹操的形象添磚加瓦。
曹操殺楊修不是因為“忌才”
《三國演義》第七十二回中，寫有曹操殺楊修的故事，其簡要情節如下：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五月，曹操放棄漢中前，夏侯惇稟請夜間口號，曹操說是“雞肋”。主簿楊修見傳“雞肋”二字，便叫隨行軍士各收拾行裝，準備歸程。夏侯惇問楊修為何收拾行裝，他回答說：“以今夜號令，便知魏王不日將退兵歸也：雞肋者食之無肉，棄之有味。今進不能勝，退恐人笑，在此無益，不如早歸，來日魏王必班師矣。故先收拾行裝，免得臨行慌亂。”當夜曹操繞寨私行，發現軍士各準備行裝，大驚，急追問其事，楊修以雞肋之意答對。曹操大怒曰：“汝怎敢造言，亂我軍心！”喝刀斧手推出斬之，將首級號令於轅門外。楊修時年三十四歲。
接著《三國演義》說明曹操殺楊修的原因說：“原來楊修為人恃才放曠，數犯曹操之忌。”並在列舉曹操“忌”“惡”楊修之才的事例後，認為曹操“早有殺人之心，今乃借惑亂軍心之罪殺之”。最後借後人之詩，得出結論說：楊修“身死因才識”，是曹操“忌才”的結果。
曹操殺楊修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三國誌·魏書·武帝紀》：
建安二十四年，夏五月，（曹操）引軍還長安。……冬十月，軍還洛陽。
《三國誌·魏書·曹植傳》：
而（曹）植寵日衰。太祖（曹操）既慮終始之變，以楊修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修。植益內不自安。
《三國誌·魏書·曹植傳》裴注引《魏略》：
（曹）植後以驕縱見疏，而植故連綴（楊）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絕。至（建安）二十四年秋，（曹）公以修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修死後百餘日而太祖（曹操）薨，太子立，遂有天下。
《資治通鑒》卷六十八：
初，丞相主簿楊修與丁儀兄弟謀立曹植為魏嗣，五官將（曹）丕患之，……植以驕縱見疏，而植故連綴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絕。每當就植慮事有缺，忖度（曹）操意，預作答教十餘條，……於是教裁出，答已入；操怪其捷，推問始泄。操亦以修袁術之甥，惡之，乃發修前後漏泄言教（指為曹植預作答教），交關諸侯（指與曹植往來），收殺之。
《後漢書·楊修傳》裴注引《續漢書》：
人有白（楊）修與臨淄侯曹植飲醉共載，從司馬門出，謗訕鄢陵侯彰。太祖聞之大怒，故遂收殺之，時年四十五矣。
從上列史書記載，我們可以看出，《三國演義》中曹操殺楊修之事，有實有虛，其不實之處是：
第一，楊修沒有死於“雞肋”事件，他被殺的時間，不是在建安二十四年夏五月曹操撤出漢中之前，而是在撤出漢中之後的秋季；他被殺的地點不是在漢中，而是在長安。
第二，楊修死時是四十五歲，不是三十四歲。《三國演義》的作者把楊修的年齡減去十多歲，更顯得他年輕有才，以使人更加同情他，覺得他死得可惜。
第三，楊修死的幾個具體原因，都與曹植有關。曹操不是忌妒楊修之才，而是擔心他以才策幫助曹植爭奪曹丕的嗣子之位，骨肉相殘，發生變故，不利於曹丕掌權後曹氏江山的穩定。曹操感到自己在世的時間不長了，在臨死前才找借口將這一政治隱患除掉。如果曹植被立為嗣子，楊修是不會被殺的。可以說，楊修是政治鬥爭的“犧牲品”，他的死不是因為曹操“忌才”。
《三國演義》的作者特別強調曹操“忌才”，無疑是為了凸顯曹操的負麵形象。
曹操處死華佗的原因
《三國演義》第七十八回“治風疾神醫身死”，寫神醫華佗為曹操治病被殺的故事，其基本情節如下：
建安二十四年，曹操得了頭痛病，不可忍受。華歆推薦神醫華佗，曹操差人星夜將華佗請來治病。華佗診脈視疾後，對曹操說：“大王頭腦疼痛，因患風而起。病根在腦袋中，風涎不能出，枉服湯藥，不可治療。某有一法：先飲麻肺湯（即麻沸散），然後用利斧砍開腦袋，取出風涎，方可除根。”曹操大怒說：“汝要殺孤耶！”華佗說：“大王曾聞關公中毒箭，傷其右臂，某刮骨療毒，關公略無懼色；今大王小可之疾，何多疑焉？”曹操說：“臂痛可刮，腦袋安可砍開？汝必與關公情熟，乘此機會，欲報仇耳！”呼左右拿下獄中，拷問其情。賈詡諫說：“似此良醫，世罕其匹，未可廢也。”曹操叱之說：“此人欲乘機害我，正與吉無異!”急令追拷。華佗在獄中思自己將死，把自己寫的醫書——《青囊書》贈給獄卒。旬日之後，華佗竟死於獄中。獄卒想看習《青囊書》，不料其妻將此書燒毀。獄卒怒罵其妻。妻說：“縱然學得與華佗一般神妙，隻落得死於牢中，要他何用！”獄卒嗟歎而止。曹操自殺華佗之後，病勢愈重。不久，死去。
華佗給曹操治病、曹操處死華佗，這都是曆史事實，但一些具體情況，則與曆史不符。
《三國誌·魏書·華佗傳》：
太祖（曹操）聞（佗之絕技）而召佗，佗常在左右。太祖苦頭風，每發，心亂目眩，佗針鬲,隨手而差（病愈）。……後太祖親理，得病篤重，使佗專視。……佗久遠家思歸，因曰:“當得家書，方欲暫還耳。”到家，辭以妻病，數乞期不反。太祖累書呼，又敕郡縣發遣。佗恃能厭食事（侍奉），猶不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檢。……於是傳付許（縣）獄，考驗首服（認罪）。荀彧請曰：“佗術實工（精巧），人命所懸，宜含宥（寬恕）之。”太祖曰：“不憂，天下當無此鼠輩耶？”遂考竟佗。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強，索火燒之。
《後漢書·華佗傳》：
曹操聞而召佗，常在左右。……（佗）為人性惡難得意，且恥以醫見業，又去家思歸，乃就操求還取方，因托妻疾，數期不反。操累書呼之，又敕郡縣發遣，佗恃能厭事，猶不肯至。操大怒，使人廉（察）之，知妻詐疾，乃收付獄訊，考驗首服。荀彧請曰：“佗方術實工，人命所懸，宜加全宥。”操不從，竟殺之。
《三國誌·魏書·荀彧傳》：
（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董昭等謂太祖（曹操）宜進爵國公，……密以諮（荀）彧。彧以為太祖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會征孫權，表請彧勞軍於譙，因輒留彧，……參丞相軍事。太祖軍至濡須，彧疾留壽春，以憂薨，時年五十。
由這些資料可見這一故事的虛構之處：
第一，華佗死的時間，不是在建安二十四年，而是在建安十七年荀彧去世之前。這一時間的改變，當是為了將華佗的死與曹操的死聯係起來。
第二，華佗為曹操治頭痛之病，不是用的“利斧砍腦”之術，而是用的針刺之法。
第三，曹操殺華佗的原因，不是由於曹操懷疑華佗像吉那樣要乘治病之機害死他，而是由於華佗不願意“專”給曹操一個人治病，長期在曹操左右侍奉他，並且以妻子有病欺騙他。
第四，勸曹操寬宥華佗的不是賈詡，而是荀彧。因為荀彧早已去世，為了自圓其說，作者將其改為賈詡。
第五，華佗所著醫書，不是獄卒之妻在家燒毀的，而是華佗自己在獄中燒毀的。作者所寫獄卒之妻無奈訴說：“縱然學得與華佗一般神妙，隻落得死於牢中，要他何用！”意在通過獄卒之妻之口，抨擊曹操的暴行。
曹操殺華佗的故事，《三國演義》的作者作這樣一些虛構，顯然是意在渲染曹操的狡詐殘忍，宣揚人人欲將曹操得而誅之的思想，為其政治“反曹”服務。
讀者看到這裏，可能會問，既然《三國演義》中關於曹操奸詐殘忍的事例多是虛構的，那曹操還算是“奸雄”嗎？這裏我想說明的是：
第一，在曹操身上奸詐殘忍與真誠寬容是並存的。如果沒有真誠寬容，好多智謀之士、傑出將領就不會實心實意為其所用，為他盡心謀劃，獻身賣命，從而取得事業的成功。《三國演義》隻是把曹操的負麵形象渲染誇大了。
第二，曹操又是集奸詐與權謀於一身的。他善於權謀，使智囊群體充分發揮作用，在兼並戰爭中統一了北方，在政治上革去了東漢的一些惡政，在經濟上推行恢複發展生產，緩和階級矛盾的措施，使社會得以相對穩定。可以說曹操既是軍事家，也是政治家。《三國演義》主要是寫軍事戰爭的曆史小說，對曹操在政治經濟改革方麵的內容反映得不多。
第三，《三國演義》在渲染曹操的奸詐形象時，強調了“奸臣”的內容，用封建正統主義思想，對曹操加以抨擊。這是有問題的。天下不應屬於一家一姓，由其世襲來統治，而應由有才能的人，能夠實行開明政策的人來統治。曹操的天下是他自己打下來的。他控製朝政，在很大程度上適應了人民群眾推翻腐朽的舊王朝的期望和社會安定發展的要求，實行了一些開明政策，這是一個明顯的進步。在這種情況下，他如果推翻東漢劉家天下，有什麼不可以呢？對腐朽敗落的一家一姓統治盡忠，隻能說是愚忠。
總之，曹操是一位英雄，“奸臣”“奸賊”的帽子，應該摘掉。正像魯迅先生早已指出的那樣：“我們講到曹操，很容易就聯想起《三國演義》，更而想起戲台上那一位花麵的奸臣，但這不是觀察曹操的真正方法。……其實，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見《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
魯迅先生把作為曆史人物的曹操和舊小說中、戲台上作為藝術形象的曹操，加以區別開來的主張，顯然是正確的、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