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第一回“宴桃園豪傑三結義”，寫劉備、關羽、張飛三人“結義”的故事。其簡要情節是：
東漢靈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爆發了黃巾大起義，朝廷令各地招募軍隊，幽州官府榜文行到涿縣。在應募過程中，當地人劉備與張飛相遇。身為漢室宗親的劉備，誌欲破賊安民，張飛頗有資產願意招募鄉勇，與劉備同舉大事。接著二人與殺死倚勢淩人的勢豪，逃到這裏的解良人關羽相遇。三人誌同道合，想結為兄弟。於是在張飛莊後的桃園中備下烏牛白馬祭禮等項，三人焚香再拜而說誓曰：“念劉備、關羽、張飛，雖然異姓，既結為兄弟，則同心協力，救困扶危；上報國家，下安黎庶（百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隻願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後土，實鑒此心。背義忘恩，天人共戮！”誓畢，拜玄德為兄，關羽次之，張飛為弟。
這一故事，是否符合曆史實際呢？
《三國誌·蜀書·關羽傳》：
（關羽）河東解人也。亡命奔涿郡。先主（劉備）於鄉裏合徒眾，而（關）羽與張飛為之禦侮。先主為平原相，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私人武裝）。先主與二人寢則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曹公禽（關）羽以歸，拜為偏將軍，禮之甚厚。……曹公壯羽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既而遼以問羽，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
《三國誌·蜀書·張飛傳》：
張飛字翼德，涿郡人也，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
《三國誌·蜀書·費詩傳》：
先主為漢中王，……（費）詩謂（關）羽曰：“……且王（劉備）與君侯（關羽），譬猶一體，同休（歡樂）等戚（憂愁），禍福共之。……”
《三國誌·魏書·劉曄傳》：
黃初元年（公元220年），……（魏文帝）詔問群臣令料（預料）劉備當為關羽出（兵）報（仇）（伐）吳不？眾議鹹雲：“蜀，小國耳，名將唯羽。羽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複出。”（劉）曄獨曰：“……且關羽與（劉）備，義為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為興軍報敵，於終始之（情）分不足。”後備果出兵擊吳。
從這些史料中，我們得知“桃園結義”的故事，不見史書記載。需要明確的是：
第一，劉、關、張三人在曆史上的關係，確實不同一般。他們“恩若兄弟”“恩猶父子”“義為君臣”“譬猶一體”，而且“誓與共死”，有著誓願。但“恩若兄弟”，有著誓願，不等於結盟為兄弟。
第二，曆史上劉、關、張兄弟般的關係，不是通過“結拜”儀式建立起來的。“桃園結義”的儀式（包括用牛馬祭天地、共拜結為兄弟、共說誓詞等），乃是《三國演義》的作者創意虛構的。
《三國演義》的作者根據上列史書記載，結合民間所傳“桃園結義”故事，編成了具有典型的“桃園三結義”，將兄弟間的情誼與忠義、仁義、信義結合起來，彰顯了三人的“尚義”精神，並且凸顯了劉備誌在“安民”的仁者之心。在《三國演義》的開篇之作中，將劉備為首的三“兄弟”的正麵形象，展現在讀者眼前，並在著作的以後部分，著力描繪三人間患難與共、至死不渝的情義。特別是身為兄長的劉備，更沒忘記初衷，在當上皇帝之後，仍然遵守誓言，為了給死去的義弟關羽報仇，冒著危險，討伐東吳，以致慘敗，憂悶成疾，不久，忍恨身死。
“桃園結義”的故事，影響深遠，後世效仿者不乏其人。特別是在下層的群眾，往往以這種“結義”“拜把子”的形式，拉近關係，增強團結，有利於抗爭。不過，在現今新社會，就不需要這樣做了。
移花接木的“怒鞭督郵”
《三國演義》第二回“張翼德怒鞭督郵”，寫張飛鞭打督郵官的故事，其基本情節是：
劉備鎮壓黃巾軍有功，被任為安喜縣尉。劉備到任後僅一個月，與民秋毫無犯，民皆感化。劉備到縣未及四個月，朝廷降詔，凡有軍功為長吏者當沙汰（淘汰）。一個督郵前來督察，劉備出城施禮迎接，督郵坐於馬上鞭指劉備與其對話，極其無禮。接著又指稱劉備詐稱皇親，虛報功績，聲言要免去劉備官職。縣吏說：“都郵作威，無非要賄賂耳。”劉備說：“我與民秋毫無犯，哪得財物與他？”次日，督郵勒令縣吏指稱劉備害民。劉備幾番自往求免，都被門役阻住，不肯放入參見。張飛知道後，大怒，睜圓環眼，咬碎鋼牙，徑入館驛，將督郵揪至縣前馬樁上縛住，用柳條痛打，一連打折柳條十數枝。劉備聽說前來勸止。張飛說：“此等害民賊，不打死等甚！”玄德終是仁慈的人，急喝張飛住手。劉備最後將縣尉印綬掛於督郵之頸，與關羽、張飛一起棄官而去。
在曆史上，“怒鞭督郵”之事是有的，但鞭杖督郵的並非張飛，而是劉備。
《三國誌·蜀書·先主傳》：
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義兵，先主（劉備）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黃巾賊有功，除（授官）安喜（縣）尉。督郵以公事到縣，先主求謁，不通，直入縛督郵，杖二百，解綬係其頸著馬枊，棄官亡命。
《三國誌·蜀書·先主傳》裴注引《典略》：
其後州郡被詔書，其有軍功為長吏者，當沙汰之，（劉）備疑在遣中。督郵至縣，當遣備，備素知之。聞督郵在傳舍，備欲求見督郵，督郵稱疾不肯見備，備恨之，因還治（所），將吏卒更詣傳舍，突入門，言“我被府君（郡守）密教收督郵”。遂就床縛之，將出到（縣）界，自解其綬以係督郵頸，縛之著樹，鞭杖百餘下，欲殺之。督郵求哀，乃釋去之。
史料明顯表明，怒鞭督郵的是劉備。
《三國演義》塑造的劉備藝術形象是寬厚仁義的明主。一位這樣的正麵人物，怒鞭督郵，顯然與其藝術形象相悖。於是便將鞭打之事移植到張飛身上。而且還設計說劉備是“仁慈之人”，讓他出來喝令張飛住手。張飛性格魯莽，讓他盛怒與豪爽結合，不計後果，暴打督郵，對塑造張飛的藝術形象也是有利的。可以說，作者這樣的藝術加工，達到了“一舉兩得”的效果。
《三國演義》的作者在劉備剛一登上政治舞台時，就給他戴上了“秋毫無犯，民皆感化”“仁慈之人”的花環。真是用心良苦。
虛擬的“三讓徐州”
《三國演義》第十一回、十二回寫陶謙（字恭祖）“三讓徐州”的故事，其簡要情節是：
占據兗州的曹操，為報殺父之仇，率軍攻打占據徐州的陶謙，平原縣的劉備領兵前去救援陶謙。陶謙見劉備儀表軒昂，語言豁達，心中大喜，便命麋竺取徐州牌印，讓與劉備。劉備不知何意。陶謙說：“公乃漢室宗親，正宜力扶社稷。老夫年邁無能，情願將徐州相讓。”劉備一再推辭，說：“今為大義，故來相助。”由於曹操兵臨城下，急需商議退敵之策，讓徐州之事，隻好作罷。不久，呂布襲破兗州，占據濮陽，曹操不得不回救兗州。陶謙乘機，又一次將徐州相讓，說：“劉公乃帝室之胄（後代），德廣才高，可領徐州。”劉備說：“備來救徐州，為義也。今無端據而有之，天下將以備為無義人矣。”陶謙推讓再三，劉備就是不受。陶謙隻好請劉備屯小沛，以保徐州。過了一段時間，陶謙病重，乘請劉備商議軍務之機，以“病已危篤，朝夕難保”為由，第三次以徐州相讓，劉備還是推辭，陶謙以手指心而死。眾將舉哀畢，即捧牌印交送劉備。劉備固辭。次日，徐州百姓，擁擠府前哭拜曰：“劉使君若不領此郡（州），我等皆不能安生矣！”劉備無奈，才權領徐州事。
這個“三讓徐州”的故事，史無記載，乃虛構。
《三國誌·魏書·陶謙傳》：
初平四年（公元193年），太祖（曹操）征（陶）謙，攻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兵敗走，死者萬數，泗水為之不流。謙退守郯。太祖以糧少引軍還。興平元年（公元194年）,複東征,略定琅邪、東海諸縣。謙恐,欲走歸丹楊。會張邈叛迎呂布，太祖還擊布。是歲,謙病死。
《三國誌·蜀書·先主傳》：
曹公征徐州，徐州牧陶謙遣使告急於田楷，楷與先主（劉備）俱救之。時先主自有兵千餘人及幽州烏丸（桓）雜胡騎，又略得饑民數千人。既到，謙以丹楊兵四千益先主，先主遂去楷歸謙。謙表先主為豫州刺史，屯小沛。謙病篤，謂別駕麋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死，竺率州人迎先主，先主未敢當。……北海相孔融謂先主曰：“……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先主遂領徐州。
《資治通鑒》卷六十：
是時（初平四年），徐方百姓殷盛，穀實差豐，流民多歸之。而（陶）謙信用讒邪，疏遠忠直，刑政不治，由是徐州漸亂。許劭避地廣陵，謙禮之甚厚，劭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聲名，內非真正，待吾雖厚，其勢必薄。”遂去之。後謙果捕諸寓士，人乃服其先識。
從以上資料中，我們可以得知，曹操征陶謙，劉備助陶謙，陶謙死後劉備領徐州之事，都是曆史上存在的，其不實之處，也很明顯：
第一，曆史上並無陶謙三次將徐州牧官位讓與劉備，劉備三次推辭的記載。盡管《先主傳》中寫陶謙病危時曾對麋竺說：“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那也隻是一種意願，而不是當劉備之麵將徐州相讓，也談不到劉備相辭了。
第二，陶謙是一個“外慕聲名，內非真正”“信用讒邪，疏遠忠直”的政客，不可能一再主動讓賢，將“殷盛”的徐州，拱手讓給他人。陶謙表舉劉備做的是豫州刺史，而不是徐州牧。
《三國演義》的作者創作“三讓徐州”故事的目的，顯然是為了渲染劉備的“大義”“德廣才高”，深得民眾擁護的形象。
“殺妻饋劉”事反常
《三國演義》第十九回中，寫劉安殺妻饋送劉備的故事。其情節是：
劉備被呂布打敗後，尋小路投許都。途次絕糧，嚐往村中求食。但到處，聞劉豫州，皆爭進飲食。一日，到一家投宿，其家一少年出拜，問其姓名，乃獵戶劉安也。當下劉安聞豫州牧至，欲尋野味供食，一時不能得，乃殺其妻以食之。玄德曰：“此何肉也？”安曰：“乃狼肉也。”玄德不疑，乃飽食了一頓，天晚就宿。至曉將去，往後院取馬，忽見一婦人殺於廚下，臂上肉都已割去。玄德驚問，方知昨夜食者，乃其妻之肉也。玄德不勝傷感，灑淚上馬。劉安告玄德曰：“本欲相隨使君，因老母在堂，未敢遠行。”玄德稱謝而別。
這段故事，純屬憑空編造。
第一，翻遍有關史書，連劉安“殺妻饋劉”的一點影子都沒有找到，也不可能找到。因為這荒誕不經的情節太反常了。現實中是根本不存在的。
第二，就故事本身的內容來說，各家生活還過得去，都能“爭進飲食”，劉安又有打獵的本領，生活不比同村人差。在這種情況下，就更不會發生這般野蠻的事件了。
第三，劉安僅僅是為了給劉備吃上肉，一時尋野味不能得，就輕易地、殘忍地將自己妻子給殺掉。這種毫無人性的狠心，是不通人情的，也是違反常理的。
總之，“殺妻饋劉”的創意，於人，違反常情，於事，違反常理，是不可信的。
《三國演義》的作者為了塑造劉備仁義愛民，受到百姓擁戴的形象，竟隨意地編造了既不符合曆史真實，也不符合藝術真實的故事來。這種不真實的吹捧，增加了劉備形象的虛偽性，不能不說是一個敗筆。
虛幻的“躍馬過檀溪”
《三國演義》第三十四回“劉皇叔躍馬過檀溪”，寫劉備乘“的盧”馬飛越檀溪的故事，其簡要情節是：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冬，劉備由新野去襄陽（荊州治所）見劉表。劉表就立嗣問題向劉備征求意見說：“前妻陳氏所生長子琦，為人雖賢，而柔懦不足立事；後妻蔡氏所生少子琮，頗聰明。吾欲廢長立幼，恐礙於禮法；欲立長子，爭奈蔡氏族中，皆掌軍務，後必生亂。因此委決不下。”劉備說：“自古廢長立幼，取亂之道。若憂蔡氏權重，可徐徐削之，不可溺愛而立少子也。”不料此話被劉琮之母蔡夫人竊聽。蔡夫人與蔡瑁定計想殺害劉備，劉備得伊籍密報，星夜逃走。蔡夫人又與蔡瑁商議，乘眾官在襄陽集會之機加害劉備。劉備乘更衣之機得伊籍報告說：“蔡瑁設計害君，城外東、南、北三處，皆有軍馬守把。唯西門可走，公宜速逃！”劉備大驚，急乘上“的盧”馬，往西門而奔。蔡瑁得報，率軍追趕。卻說玄德撞出西門，行無數裏，前有大溪，攔住去路。那檀溪闊數丈，水通襄江，其波甚緊。玄德到溪邊，見不可渡，勒馬再回，遙望城西塵頭大起，追兵將至。玄德曰：“今番死矣！”遂回馬到溪邊。回頭看時，追兵已近。玄德著慌，縱馬下溪，行不數步，馬前蹄忽陷，浸濕衣袍。玄德乃加鞭大呼曰：“的盧！的盧！今日妨吾！”言畢，那馬忽從水中踴身而起，一躍三丈，飛上西岸。玄德如從雲霧中起。……瑁謂左右曰：“是何神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