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
相逢於水木清華
王國維與陳寅恪這對故友舊交再度相逢於“水木清華”的清華園，與梁啟超、羅振玉、章太炎一起成為新成立的國學研究院導師。
事情起因於1925年年初，原由美國退還的“庚款”創立的清華留美預備學校改設留美預備部、大學部和國學研究院，統稱為清華學校。那時候留美的清華校長曹雲祥是胡適的同學，籌辦國學研究院這樣的大事曹雲祥第一個就想到了因新文化運動而紅透半邊天的胡適先生，由他參照美國、英國的學院製度進行設計。胡適欣然同意，並向曹校長建議聘請梁啟超、王國維、章太炎等大師來校任教。
關於國學研究院的創立，有一個不得不提的背景：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西風東漸，歐風美雨的洶湧東來，把中國傳統文化掃蕩得七零八落。有識之士坐不住了，他們振臂高呼“振興國內高等教育”，清華正在籌備改辦大學以提升辦學程度，清華就在這樣的背景下設立國學研究院。招收各科大學畢業生從事專門研究以實現學術獨立，是清華改辦大學的內容之一。與此同時，胡適等人發起整理國故運動，多次建議母校清華創辦類似機構，因為自從清華建校之後，屢被社會指責為“洋奴學校”，忽視中國文化和國情知識的研究。梁啟超就曾說：“清華學生除研究西學外，當研究國學，蓋國學為立國之本，建功立業，尤非國學不為功。”很多學者都在呼籲學校重視國學，校內外的強大輿論無不影響著學校“改大”的思考。從改變學校以美國馬首是瞻的形象著眼，要重視國學；從推進國家教育獨立著眼，也要加強國學；從改進和發展國學的研究，更要加強國學。經過多次研討，學校決定建研究院並先設國學一科，這一點從胡適當年的日記中得到佐證：
現今中國的學術界真凋敝零落極了，舊式學者隻剩下王國維、羅振玉、葉德輝、章炳麟（太炎）四人；其次則半新半舊的過渡學者，也隻有梁啟超和我們幾個人。內中章炳麟是在學術上已半僵了，羅與葉沒有條理係統，隻有王國維最有希望。
1925年2月研究院籌備處正式成立，吳宓為籌備處主任。研究院對師資選擇標準很高：入選者必須具備三種資格：（一）通知中國學術文化之全體；（二）具正確精密之科學的治學方法；（三）稔悉歐美日本學者研究東方語言及中國文化之成績。根據如此苛刻條件，舉目中國，入選者實在不多。曹雲祥校長擬請胡適來清華擔任研究院導師並主持研究院，胡適謙虛地表示：“非一流學者，不配做研究院導師，我實在不敢當。”後來在胡適推薦的三人中，除章太炎推辭不就外，梁啟超與王國維同意移教清華。1925年2月13日，吳宓帶著校長曹雲祥簽發的聘書來到北京城內織染局十號，恭請王國維先生出山。確定選聘的五位導師分別為：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吳宓五人。五人中執牛耳者當屬王國維無疑，胡適雖然謙虛地把自己大名列入“半新半舊”的學術圈子之內，但就他的國學功底與成就而言，與王國維相較無法望其項背。就“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一學術框架和標準論，自兩千多年前大史學之祖司馬遷與世長辭後，過了一百多年才產生了班固。班固死後五十多年產生了荀悅，荀悅死後又過了八十多年產生了陳壽。陳壽死後七百年，直到十一世紀才冒出了歐陽修、司馬光。十二世紀產生了鄭樵，六百年之後出現了趙翼、錢大昕、王鳴盛、全祖望、章學誠等幾位名家。趙、錢、王、全、章等人死後百餘年，曠世天才王國維橫空出世。吳宓說王國維不僅“古史及文字考證之學冠絕一世”，其學問博大精深，是繼魏晉時期寫出不朽名著《三國誌》的大史學家陳壽死後一千六百年來曆代史學名家不能匹敵的，所以才有後人“不觀王國維之學問，不知大師之大，高山之高”的名言。
王國維到校後，鑒於他如雷貫耳的顯赫聲名，曹校長請其出任國學研究院院長一職，他卻以“院長須總理院中大小事宜，堅辭不就，執意專任教授。曹雲祥校長複請吳宓任之，吳乃允就主任之職”。從此，被後世廣為稱道的清華國學院由此拉開了序幕。王國維雖然到此時才與陳寅恪同室共事，但他們早在多年前就就已經相識。那還是十九世紀初期，陳寅恪在法國留學時曾經親自拜訪法國漢學大師伯希和，當時手持的就是王國維寫給伯希和的親筆介紹信。後來王國維自沉，陳寅恪先生特別寫了一首長長的挽詩，注解說：“餘之得識伯希和於巴黎，由先生作書介紹也。”在“王觀堂先生挽詞”中，他也留下“伯沙博士同揚榷、海日尚書互倡酬”之句。
保羅·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世界著名的法國漢學家，1878年5月28日生於巴黎，中學畢業後就讀於巴黎大學，主修英語。後來進入法國漢學中心學習漢語，繼入國立東方語言學校專攻東方各國語文曆史，致力於中國學研究。他利用流利的漢語和淵博的中國曆史文化知識，率領一支探險隊對新疆喀什地區和庫車圖木舒克的脫庫孜薩以及敦煌石窟進行了廣泛的考察，把藏經洞中所有的遺書通檢一遍。他說：“洞中卷本未經餘目而棄置者，餘敢說絕其無有。”他在藏經洞裏待了三周，“不單接觸了每一份文稿，而且還翻閱了每一張紙片”。他純熟的漢語基礎和中國曆史知識使他拿有眼光有標準地拿走藏經洞中的全部精華：比如有關道教經典的卷子，大約有六七十件全部收藏在巴黎。敦煌遺書最大的價值是保存了許多古代學說和古注，比如《論語》，現在隻有一種版本，即何晏注的本子。藏經洞發現了皇侃注的版本收錄了兩漢和魏晉之間所有人講《論語》的要點。他把斯坦因依靠翻譯而忽略的更珍貴的經卷和語言學、考古學上極有價值的六千多卷寫本和一些畫卷，裝滿十輛大車運往巴黎。伯希和的漢學研究精湛清晰，於我國目錄版本、語言文字、考古藝術、宗教文化、東西交通以及邊疆史地等方麵都有論著。1932年年底，伯希和為調查中國文史學的發展，並為巴黎大學中國學院采購普通應用書籍再度來華，經香港、上海到達北平。在北平期間他受到學術界的熱烈歡迎，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燕京大學、輔仁大學、營造學社、與學術界關係密切的《北平晨報》館以及當時的學者名流，陸續舉行歡迎宴會，並邀請他進行學術講演。也就是這次在北平，伯希和與羅振玉、王國維相識。他出示的幾冊敦煌珍本讓羅振玉與王國維大吃一驚，他們與伯希和進行了交流。後來伯希和發表了“中國藝術和考古新視野”，向歐洲同行介紹了羅振玉、王國維的研究成果。
如此世界級的大家陳寅恪自然心生向往，他在法國求見伯希和時，王國維非常樂意為他介紹。他給伯希和寫了一封介紹信，裝在“北京清華學校”信封內，信封上寫著：
請\/陳寅恪先生麵交\/伯希和先生台啟\/王國維拜托
內容如下：
伯希和先生左右：
茲有懇者友人陳君寅恪向在美國後在英德二國研究東方各國古文字學而未得一見先生至以為憾故遠道遺書囑弟為之先容敬乞先生賜見陳君欲請益之處甚多又欲覽巴黎圖書館中先生所得敦煌各處古籍祈先生為之介紹並予以便利至為感荷專肅敬候近祺不一
弟王國維敬啟 陰曆七月廿四日
王國維知道伯希和喜愛中國古物，隨著信劄附贈河南新鄭出土的銅器拓本，有題識大字一行、小字三行，末署“乙醜七月撿寄\/伯希和先生\/王國維記”。陳寅恪就是此次在伯希和家，看到他渴望已久的韓本《元秘史》。
南書房行走
王國維在進入清華國學院之前，曾任溥儀宮中“上書房行走”。溥儀後來在《我的前半生》中這樣回憶王國維：“羅振玉並不經常到宮裏來，他的姻親王國維能替他‘當值’，經常告訴他當他不在的時候，宮裏發生的許多事情。王國維對他如此服服帖帖，最大的原因是這位老實人總覺得欠羅振玉的情，而羅振玉也自恃這一點，對王國維頗能指揮如意。我後來才知道，羅振玉的學者名氣，多少也和他們這種特殊瓜葛有關。王國維求學時代十分清苦，受過羅振玉的幫助。王國維後來在日本的幾年研究生活，是靠著和羅振玉在一起過的。王國維為了報答他這份恩情，最初的幾部著作，就以羅振玉的名字付梓問世。羅振玉後來在日本出版、轟動一時的《殷墟書契》，其實也是竊取了王國維甲骨文的研究成果。羅、王二家後來做了親家，按說王國維的債務更可以不提了，其實不然，羅振玉並不因此忘掉了他付出過的代價。而且王國維因他的推薦得以接近‘天顏’，也要算做欠他的情分，所以王國維處處都要聽他的吩咐。”溥儀雖然是末代皇帝，對身邊人事卻洞察秋毫，把王國維與羅振玉複雜的人生糾葛分析得一清二楚。王國維之所以能進入溥儀宮中任職“南書房行走”，羅振玉的引薦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圖25：王國維在溥儀宮中任“南書房行走”。 圖26：溥儀被逼出宮。 圖27：溥儀離開後，皇宮迅速被軍人入駐。
這件事發生在1923年清明之際，那時的王國維在上海無所事事，從海寧老家掃墓歸來，突然接到溥儀“諭旨”：“楊鍾羲、景方昶、溫肅、王國維均著在南書房行走。”羅振玉大喜過望，立馬寫信告訴了身在上海的王國維，是封疆大員升允薦舉“麵保”“月俸亦不薄”，不必為生計擔心，催他早早準備入宮述職。
雖然不是羅振玉直接引薦，但是羅振玉確實將王國維引薦給封疆大員升允。此時北京大學想聘王國維為教授，並由考古研究室主任馬衡寄出了聘書。王國維回信說“當請示羅先生再定”。不久便函謝並退回了聘書，僅與羅振玉一起接受了“函授導師”的名義，正是羅振玉勸阻王國維不要到北京大學去任職。王國維想了想，對羅振玉說：“一直這樣下去無所事事，生活如何維持？”羅振玉說：“這個我早替你想好了，你才華蓋世，自然有你的活路，我帶你去拜升大帥的門。”後來正是升允大帥的鼎力引薦，溥儀恩準，王國維得以進入宮中，隨後全家也由上海搬到了北京，很快便在後門火藥局安排了居處。
當時的溥儀才十七歲，剛剛大婚。按照宮中規矩，大婚之後皇帝就要開始親政。可是當時的末代皇帝就是關起門來做皇帝，無“政”可親。溥儀當然不想如此碌碌無為，他的複辟之念始終不絕，宮中一切都是按照先皇的規矩來，其中一項就是要搜羅海內外碩儒充實他的南書房，這便給王國維這樣的大儒客觀上創造了千載難逢的機遇。與王國維差不多同時入朝的有前述撰《新元史》出名的柯劭忞、有清末詩壇頗負盛名、後來做了總理的鄭孝胥，當然也少不了王國維的兒女親家羅振玉。舉薦王國維入職南書房的升允，被羅振玉吹捧為“器識果斷，當推素功為第一”，奔走“複辟”還在張勳之前。1913年，升允前往日本，謀劃恢複大清皇朝，與羅振玉“一見如故”，“暢談凡三日夕而別”，鐵哥們關係惠及了王國維，王國維就這樣被羅振玉強拉著做了一心要幫扶宣統皇帝重新登基的素帥和門生，把自己的命運與升允、羅振玉一起綁到了溥儀小朝廷上。
得到了溥儀賞識之後，王國維的人生開始鮮花著錦，也很快卷下宮中內鬥的旋渦。入職不久溥儀就頒旨，王國維“加恩賞給五品銜，並賞食五品俸”，很快又賞賜他“紫禁城內騎馬”。所謂的騎馬並非官職而是一種象征——就是給進出宮中禁地人頒發了特別通行證，可以任意出入紫禁城。麵對浩蕩皇恩，王國維誠惶誠恐，自謂“糜太官之厚祿，荷席前之殊榮”。吃了皇糧之恩現在又加了騎馬之賜，皇上的知遇之恩讓王國維恨不得肝腦塗地，給溥儀寫了個“敬陳管見窺”：
自歐戰以後，歐洲諸國情見勢絀，道德墮落，工業衰微，貨幣低降，物價騰湧，工資之爭鬥日烈，危險之思想日多。甚者如俄羅斯，赤地數萬裏，餓死千萬人，生民以來未有此酷。而中國此十二年中，紀綱掃地，爭奪相仍，財政變蹙，國幾不國。
王國維上書溥儀之時，小朝廷一方麵“庫藏支絀”，一方麵爭權奪利、內訌不已。溥儀命鄭孝胥為總理內務府大臣，掌印鑰，賞頭品頂戴，令其全權整頓內務府。然而，整頓工作未見成效，宮中積弊難除，身處宮外的羅振玉時時關注著宮中的動向。1924年9月2日，羅振玉奉溥儀詔入值南書房。覲見皇上時麵薦王國維同任檢查事，隨即從寧壽宮始查驗，繼而檢查養心殿的陳設品。羅振玉在宮中待的時間很短，僅僅兩個月後，馮玉祥率革命軍進逼北京，發動了“北京政變”，向溥儀逼宮，宣布了“修正清室優待條件”：
今因大清皇帝欲貫徹五族共和之精神，不願違反民國之各種製度仍存於今日，特將清室優待條件修正如下：
第一條 大清宣統帝從即日起永遠廢除皇帝尊號，與“中華民國”國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權利；
第二條 自本條件修正後，民國政府每年補助清室家用五十萬元，並特支出二百萬元開辦北京貧民工廠，盡先收容旗籍貧民；
第三條 清室應按照原優待條件第三條，即日移出宮禁，以後得自由選擇住居，但民國政府仍負保護責任；
第四條 清室之宗廟陵寢永遠奉祀，由民國酌設衛兵妥為保護；
第五條 清室私產歸清室完全享有，民國政府當為特別保護，其一切公產應歸民國政府所有。
馮玉祥提出修改“清室優待條件”，並經黃郛攝政內閣會議通過，11月5日即派部將鹿鍾麟將溥儀驅逐出宮。羅振玉、王國維兩人“南書房行走”也隨之結束。當時羅振玉人在天津，聽到消息後“急詣司令部請司令官為介往見段祺瑞，將陳說大義，令發電止暴動”。至翌晨，“附車入都”，急驅車往見王國維，聽其“詳言逼宮狀，為之發指眥裂”。後來他在《集蓼編》中回憶道：“因告予上諭已派貝勒載潤及紹英、耆齡、寶熙及予為皇室善後委員。與國民軍折衝時，鹿鍾麟派兵一營圍行朝，名為保衛陰實監視，群臣須投刺許可乃得入，向夕即出入不通，時夜深不能詣行朝。侵晨乃得展覲，上慰勉周摯，為之泣下。是日初，與鹿鍾麟輩相見，先議定諸臣出入不得禁止，及禦用衣物須攜出兩事。會議散，鹿等乃封坤寧宮後藏禦寶室，憤甚，欲投禦河自沉，尋念不可徒死，乃忍恥歸寓，撫膺長慟，神明頓失，時已中夜，忠愨急延醫士沈玉楨君診視，言心氣暴傷為投安眠藥，謂若得睡乃可治，及服藥得稍睡，翌朝，神明始複，蓋不眠者逾旬矣。自是遂卻藥不複禦，蓋以速死為幸也，乃卒亦無恙。”可見羅振玉、王國維兩人愚忠的言行和心情都是一致的，他們的名望與利益全維係在溥儀身上，溥儀在位，則他們的一切都會有。溥儀出宮，他們的一切也隨之化為烏有。但是麵對風雲突變的形勢，別說他們一介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換成任何人也無力回天，羅振玉與王國維最後能為皇帝所做的一件事，就是護駕出宮。
溥儀出宮那天，王國維侍行左右未敢稍離。事後他致函狩野直喜敘述那天的情形及當時的心情：“一月以來，日在驚濤駭浪間。十月九日之變，維等隨車駕出宮，白刃炸彈夾車而行，比至潛邸，守以兵卒，近段（祺瑞）、張（作霖）入都，始行撤去，而革命大憝，行且入都，馮氏軍隊尚踞禁禦，赤化之禍，旦夕不測。幸車駕已於前日安抵貴國公使館，蒙芳澤公使特遇殊等，保衛周密，臣工憂危，始得喘息。諸關垂注，謹以奉聞。”後來據在北京《順天時報》社工作的日本記者橋川時雄回憶：“我聽到急報，早上八點左右趕到王府，陳寶琛、朱益藩他們在門外轉來轉去，進到裏麵隻見宣統帝張著大嘴魂不守舍地坐在椅子上，對麵王先生一個人跪在那兒哭。”“他對馮玉祥非常憎惡，搜集了‘二馬’（即馮）的左一個右一個的壞話，送來要登在報紙上，要是沒登載的話，他還會寫信來催促說：‘前天我要辻聽花登載，怎麼還沒載呢？’事情就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