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悲痛欲絕，羅振玉也認為溥儀被馮玉祥驅逐出宮是奇恥大辱，和王國維相約投護城河自盡，因家人監視而未果。但是令羅振玉沒有想到的是，王國維最後還是投了昆明湖。
辮子是他最好的標誌
1925年4月17日，王國維由地安門織染局胡同十號搬到清華園西院，開始了他安安靜靜的教授生涯。後來他的女兒王東明回憶說：“父親的辮子，是大家所爭論的，清華園中有兩個人，隻要一看背影，就知道他是誰。一個是父親，辮子是他最好的標誌。另一個是梁啟超，他的兩邊肩膀，似乎略有高低，也許是曾割去了腎髒的緣故。”王東明的回憶給我們勾勒出一個窮文人的典型形象：臉龐黑黃，八字須，頭戴瓜皮帽，身後拖著一根豬尾巴狀的小辮子，一副頹喪委靡的樣子，屬於現代文學與影視作品中塑造的典型的清朝遺老形象。當年與王國維相識的魯迅曾貶損他：“老實到像火腿一般”。胡適也曾直言不諱地說王國維：“人很醜，小辮子，樣子真難看。但光讀他的詩和詞，以為他是個風流才子呢！”正應了那句“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鬥量”的古訓，此人肚子裏的學問可謂如江河湖海，浩瀚無涯，放眼全中國，難有與其匹敵者。也可以這麼說，他是全中國獨一無二者，就如同他腦後那根獨一無二的小辮子。
在清華園，王國維的一天正是從這根獨一無二的小辮子開始：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坐在低矮的凳子上由夫人給他梳辮子。這根辮子很長，要梳好並不容易。偏偏王國維把辮子視作自己的標誌物，是與眾不同之處，對辮子特別講究。夫人每日要準備好幾把梳子，先將昨天的發辮拆散，用大木梳梳通，再用細齒篦子篦。接下來桃花賽璐珞梳子就派上用場，細齒的、短齒的，梳上很多遍，編織成三股辮子，搽上從戴春林買來的桂花頭油，再刷上一點刨花水，相當於現在的打摩絲。每天晨起如此耗時費工，夫人有時不免埋怨：“別人的辮子都剪了，偏偏就見你頂著一根辮子進進出出，走到哪兒都讓人看稀罕，為何不剪了它？也好讓我早上省得心，多睡一會兒。”王國維不假思索地說：“辮子既然留了，為何要剪掉它？”王國維的回答有點強詞奪理，夫人當天不知因為何事心煩意亂，將辮子編好後狠狠往王國維背後一扔，然後一走了之。
圖28：地安門織染局胡同，王國維曾在十號居住過。 圖29：清華國學研究院第二屆畢業生合影。
有關王國維辮子的故事並非出自我的杜撰，而是來自王國維女兒的童年回憶。當時王國維先在北大後入清華，而無論北大或清華，剪辮子風潮一日勝過一日。走在大街上，常常看到青年學生按著一個留辮子的遺老遺少，將他的辮子剪了。可是王國維竟然拖著一根小辮子從北大出來，又進入清華，卻始終安然無恙，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奇跡。王國維的女兒王東明後來分析原因：“是他有一種不怒自威的外貌，學生們認識他的也不少，大部分都仰慕他，愛戴他。”這樣的說法也值得可信，當時王國維在清華國學院主講《古史新證》、《尚書》、《說文》等。九月間新學年開學，王國維負責指導的學科有：經學(含《詩》、《書》、《禮記》）、小學（含訓詁、古文字學、古音韻學）、上古史、金石學、中國文學等，都是清華的熱門學科。
當時在清華西院宿舍，每棟隻有正房三間。右手邊有下房一間，內一小間，通正房，可作臥室或儲藏室。左邊外為廚房，內為浴室及廁所。其設備已稍具現代規模，有進口的抽水馬桶，隻是浴盆用白鐵皮製成，天氣稍涼後，身體接觸盆邊，有一種冰涼透骨的感覺，因此後來將它拆下改用木盆。廚房旁鄰接隔壁房屋處，有一個小廁所，是抽水蹲式便池，專為傭仆準備。那個時候，即使居住上海等大城市的人，多數也未見識過這麼新式的衛生設備。這些房屋的特點是，院子比房屋的麵積大，每戶都栽種很多花木。屋後緊接鄰家前院，門開右邊，左鄰剛好相反。如此共有兩列連棟房屋，合計二十戶。每戶都是朱紅漆的大門及廊柱，閃著金光的銅門環，在當時看起來，倒也氣象萬千。
坊間盛傳王國維本不願任教於清華大學，是吳宓第一次上門的三鞠躬感動了他。吳宓後來在《自傳》中也佐證了這一說法：“宓持清華曹雲祥校長聘書謁王國維（靜安）先生，在廳堂上向上行了三鞠躬禮。王先生事後語人，彼以為來者必西裝革履，握手對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決就聘。”王國維應聘到職後，也對吳宓說：“我本不願意到清華任教，但見你執禮甚恭，大受感動，所以才應聘。”
清華決定聘用王國維的消息早就傳出來，王國維先去天津請示遜帝溥儀，得到了溥儀的同意，是“麵奉諭旨命就清華學校研究院之聘”。來清華就職他是有著切身利益上的考量，他在致友人蔣汝藻信中說：“數月以來，優徨忙追，殆無可語。直至上月，始得休息。現主人（指溥儀）在津，進退綽綽，所不足者錢耳。然困窮至此，而中間派別意見排擠傾軋，乃與承平時無異。故弟上月中已決就清華學校之聘，全家亦擬遷往清華園，離此人海，計亦良得。數月不親書卷，直覺心思散漫，會須收召魂魄，重理舊業耳。”蔣汝藻在複信中說：“頃知己毅然決定，為之額手不置，從此脫離鬼域，重人清平，為天地間多留幾篇有用文字，即吾人應盡之義務。”書來信往間讓我們看到，王國維來清華園其實也有多重原因：經濟上的，不滿於溥儀身邊一些人的“排擠傾軋”，當然更主要的在於從事學術研究，“為天地間多留幾篇有用文字”。
一入清華園，外界的喧囂與擾攘就與王國維徹底絕緣。他整天大門不出二門不邁，一頭紮進了黴味撲鼻的線裝書堆裏。現實的汙濁和理想的失落使得王國維的入世之心大大降溫，書中的清涼世界成了他苦悶心靈的唯一寄托。他的裝扮仍如從前，長袍馬褂，麵色像線裝書頁一樣枯黃憔悴，腦後拖著那根醒目的小辮子，看上去樸素而寒酸，乍看還以為是個鄉巴佬。清華大學是留美預備學校，學生大都是西裝革履、洋腔洋調的新式青年。王國維腦後那個前朝的遺跡與長袍馬褂加瓜皮小帽的經典搭配，馬上成為清華園一景。但是清華學生對此沒有大驚小怪，他們很快習慣了王國維、適應了王國維——也是王國維以他的國學修養和人格魅力打動了他們。王國維生性溫良，講起課來踏踏實實，不抄襲不掠美，不嘩眾取寵故作驚人之語，知道多少就講多少。學生提問，必定傾囊相授。碰上自己不懂的問題，直接就說“弗曉得（海寧土話，意為不知道）”，決不繞著圈子避開。他除了上課，平時說話極少，常常一連好幾天從不開口，讓學生心生敬畏，包括他的孩子。據說王國維五十歲壽辰時，同為清華導師的趙元任偕夫人揚步偉女士來祝壽，生性開朗活潑的楊步偉女士反複避讓不肯入席，因為在王國維麵前她感到拘束，無所適從。
但是你真正接觸了王國維才會知道，他其實是一個平易近人的人，性格內向，不善交際，他把主要精力都用在做學問上，除了去琉璃廠看書購書，他極少進城。他的愛好就是讀書，每天上午去研究院，下午和晚上的時間幾乎都消磨在書房中，讀書和寫作對他來說就是最好的休息：在書房中南窗下放一書桌，三麵牆壁都是書架，放滿線裝書。書房在十六號西屋，家眷住十八號，他在這裏寫了蒙古史、西北地理等方麵的許多論文，校批不少書籍。在他的臥室裏，醒目的正麵放了一個朱紅的大櫃子，上麵兩層是專放零食的，如同小型糖果店。每個月夫人必須由清華園坐車進城去采購零食，連帶辦些日用品及南北物品。回到家來，大包小包的滿滿一洋車，孩子們聽到洋車鈴聲就蜂擁而出，搶著幫她提東西。最重要的一刻是等待母親坐定後打開包包的那一瞬，這個吃一點，那個嚐一嚐，蜜棗、膠切糖、小桃片、雲片糕、酥糖等，大都是蘇式茶食。隻有一種茯苓餅，是北平特有的，外麵兩片鬆脆薄片，成四寸直徑的圓形，大概是用糯米粉做的，裏麵夾著用糖飴混在一起的核桃、鬆子、紅棗等多種小丁丁，大家都喜愛吃，可是母親總是買得很少，因為外皮容易反潮，一不鬆脆，就不好吃了。王國維每天午飯後抽支煙，喝杯茶，閑坐片刻，算是休息了。一點來鍾就到前院書房開始工作，到了三四點鍾，有時會回到臥房，自行開櫃找些零食。他對菜肴有些挑剔，紅燒肉是常吃的，但必須是夫人做的他才愛吃。在北平，蔬菜的種類不多，大白菜是家常必備，也是飯桌上常見的蔬菜。其他如西紅柿、茄子、雞蛋等，也常吃。豆類製品如豆腐、豆幹、百葉等，他也愛吃。魚在北平是很稀罕的，所以很少有吃魚的事。常除了燉雞以外，都不煮湯。喜歡吃餃子，吃剩下來第二天早上用油煎了就稀飯吃。每天早上除稀飯必備外，總有些固體的食物，如燒餅、包子等。王國維愛吃的水果也不多，夏天吃西瓜，他認為香瓜等較難消化，他自己不吃，也不準孩子們吃。清華園的歲月就這樣平淡地開始，也平淡地結束。
王國維自沉後，王家在清華園又住了一年多才開始南遷。
大師們紛至遝來
清華國學研究院聲名遠播，名重一時的大師們紛至遝來：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李濟——後來的著名油畫《國學大師》再現了這一中國文化的盛事。
第一位來到清華園報道的是王國維，梁啟超緊隨其後。這位清末民初極有影響的近代學者，跟隨康有為發動的“公車上書”，倡言“變法維新”，一時在國內文化界受到追捧，被人稱為“康梁”。變法失敗後他流亡於日本，創辦《清議報》力推改良，一度出任北洋政府司法總長。袁世凱複辟稱帝之後，他先勸阻，後又參加了討伐張勳複辟的活動，張勳失敗後他出任段祺瑞內閣財政總長。1917年之後全力從事教育與學術活動，其《飲冰室文集》開一代文風。學術界公認“太炎為南方學術界的泰山，任公為北方學術界的北鬥。”吳宓說：“兒時讀《新民叢報》，即於梁任公先生欽佩甚至。梁先生之行事及文章，恒大影響我的思想精神。”“及宓留學美國，新文化運動起後，宓始對梁先生失望，傷其步趨他人，未能為真正之領袖。然終尊佩梁先生為博大宏通富於熱情之先輩。”
吳宓對梁啟超客觀公正的評價，正是一個學者對另一個學者最徹底坦誠的認同，由他出麵聘請梁啟超出山，梁啟超爽快地同意了。要說起來，梁啟超與清華園最有曆史淵源，與清華大學關係自然也最為親密，他的三位公子先後求學於清華大學：梁思成1915年入學，1923年畢業。梁思永1916年入學，1924年畢業。梁思忠1918年入學，1926年畢業。梁啟超本人於1914前後多次來清華園演講，或在清華園小住，著書、立說，他的很多人生履曆都發生在這裏。他說：“清華學子，薈中西之鴻儒，集四方之俊秀，為師為友，相蹉相磨，他年遨遊海外，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會，促進我政治。所謂君子人者，非清華學子，行將焉屬？”“今日之清華學子，將來即為社會之表率，語默作止，皆為國民所仿效。深願及此時機，崇德修學，勉為真君子，異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瀾，作中流之砥柱。”梁啟超在後來為《徹底翻騰的清華革命》一書撰寫序文時說：“我與清華學校，因屢次講演的關係，對於學生及學校，情感皆日益深摯。”
當時一位學生去天津拜訪梁啟超，這位學生對他說：“清華學生對於國學雖欲刻苦研究，而苦無人指導。國內學者，對於國學深有研究，又能以所得授人者，依先生所見，大概有哪幾位？”梁啟超回答他：“有學問的人不一定會教，教得好的人不一定都有學問。依我看來，又有學問，又能教人的先生，現在在中國恐怕一個都尋不著。”他接著說：“現在在北京，東南兩大學裏的教授有深博學問的確實有幾位，但是我不敢說他們教授都得法。我近來在天津籌備一個文化學院，借給這種人才也是我的目的之一，我希望將來我們的國學界裏能多產幾位人才。”那位學者又問：“那國學常識是什麼？”梁啟超回答說：“國學常識依我所見，就是簡簡單單的兩樣東西：一、中國曆史之大概；二、中國人的人生觀。知道中國曆史之大概，才知道中國社會組織的來曆——我以為清華學生應當謀這些極端的融會貫通，應當融和東西文化，不要隻代表一麵做宣傳者。”這番對話反映了梁啟超先生對中國文化與東西文化的雙向思考，他後來接受清華國學院邀請做導師，正是想將多年來的思考化為腳踏實地的行動。他履職後的頭條建議就是要國學研究院聘請身在國外的陳寅恪任導師。
當時的陳寅恪還在國外，自1909年中國公學畢業後，他遠赴歐洲求學，先後就讀於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大學、美國哈佛大學。這是一個讀書上癮的年輕人，把讀書當成自己的光榮使命。為了求得知識，他的足跡遍布歐美兩大洲，許多全球著名學府，都留下了這個中國年輕人的身影。他的全部目的就是讀書本身，文憑與學位在他眼裏反而不重要，所以從一個名校轉到另一個名校，他讀了一年又一年，卻從來沒有得到過一張文憑和一個學位。得到清華大學聘書時，他正在柏林大學研究院攻讀印度梵文、巴利文、藏文和佛經。他通曉全世界二、三十種語言，甚至連蒙古文、阿拉伯文、藏文、印度梵文、巴利文、突厥文、暹羅文、匈牙利文等小語種冷門文字他也十分精通，包括一些已經死亡的文字。作為清華國學院的實際主持人，吳宓與陳寅恪相識於哈佛大學，後來他說：“宓始於民國八年，在美國哈佛大學得識陳寅恪。當時驚其博學，而服其卓識，馳書國內友人，謂‘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治之，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軍官人’。今時閱十五載，行曆三洲，廣交當世之士，吾仍堅持此言，且喜眾人之同於語言。”對於梁啟超推薦他的老友陳寅恪他當然滿心歡喜，但是陳寅恪接到他的聘書後，以“一多購書，二家務”兩條拒絕吳宓的好意。吳宓雖然心有不悅，但並沒有就此罷休，繼續去信給陳寅恪死纏爛打，一定要將陳寅恪攬至麾下，因為這份聘書是他為陳寅恪費盡心機爭來的。當初他和梁啟超向校長曹雲祥提起陳寅恪時，曹校長一臉茫然：“他是哪國博士？”梁啟超說：“他不是博士，也不是學士。”曹校長又問：“不是博士也不是學士，那他有什麼著作讓我看看？”梁啟超說：“他也沒有著作。”曹校長為難了，兩手朝他們一攤：“他不是博士，也沒有著作，這就難辦了。”梁啟超卻生起氣來：“我梁某也沒有博士學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語有價值。好吧，你不請，就讓他在國外吧。”曹雲祥校長很不一般，當他了解到陳寅恪的真才實學後，馬上向他發出了聘書，同時將另一位大學者、中國語言學之父趙元任和傑出的古人類學家李濟一同聘入清華。
陳寅恪姍姍來遲，他一直到1925年6月才給吳宓來信，表示接受清華大學聘書，並說“明春到校”。得知陳寅恪在歐洲經濟拮據，吳宓馬上給他彙去了預支的薪水二千元，另支付了二千元購書款，為他回國提供了方便。在這一點上，清華大學確實做到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唯才是舉”，注重的真才實學而不是所謂的虛名。在他們聘請的幾位導師中，除了趙元任有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外，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三位雖然學氣貫中西、博大精深，但是他們均無博士、碩士學位，甚至連學士也不是。梁啟超有一個“文學博士”稱號，是他到清華任教後耶魯大學給他的。這樣的“博士”稱號真正的大家不感興趣，真正的大學也不感興趣。在真正的知識、學識麵前，一切的虛偽名譽不值一提，真正的大家在這一點上高度一致，梁啟超如此，陳寅恪更是這樣，否則憑他的聰慧與學識，又遍讀歐洲名校，弄個文憑還不是小菜一碟？他真的不在乎，也認為不需要，沒必要。他之所以一拖再拖從“明春”又拖到夏天，是因為許多知識點還沒有弄通。他一直拖到第二學年開學之際才來到清華大學，吳宓看到他心花怒放，陪同他走訪了趙元任、曹雲祥、梅貽琦和王國維，安排好他的教學工作。此後的兩年時間，王國維與陳寅恪朝夕相處，友誼深厚。對於木訥的不善言辭的王國維來說，遇見飽讀詩書、同樣沉默寡言的陳寅恪，如見遇到了另一個自己，他們很容易就找到共同的話題，一如他們共同的遺老遺少遺民的身份與情結，這至關重要的一點讓王國維與陳寅恪走到一起，親如手足。陳寅恪相當幽默，在清華園聘任的四大導師中，梁啟超是“南海聖人”康有為的弟子，王國維是末代皇帝溥儀的讀書顧問，陳寅恪第一次上課就給學生們送了一副對聯：
南海聖人再傳弟子，
大清皇帝同學少年。
師生們驚歎的是陳寅恪的博學，他在課堂上講授的學問貫通中西，他上課時，連清華的教授們也常來聽，有人稱他為“活字典”，也有稱他為“教授中的教授”，這個時年三十六歲的飽學之士，他在世界各地大學校園裏讀了大半輩子書，他的學術生涯又從清華大學開始——
“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古人雲：“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這一深厚的傳統之所以能在清華園發揚光大，是國學研究院諸位導師言傳身教的結果。在清華國學院，由於諸位導師堅持“治學和做人並重”，清華園很快形成了“尊師重道”、師愛生、生尊師的良好傳統，這種傳統讓多年以後的中國學子對清華園與老北大仍然心懷虔誠，抬頭仰望。
國學院畢業生藍文徵後來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始末》一文中回憶說：“研究院的特點，是治學和做人並重。各位先生傳業態度的莊嚴懇摯，諸同學問道心誌的誠敬殷切，穆然有鵝湖、鹿洞遺風。每當春秋佳日，隨侍諸師，徜徉湖山，俯仰吟嘯，無限春風舞雩之樂。院中都以學問道義相期，故師弟之間，恩若骨肉，同門之誼，親如手足，常引起許多人的羨慕。因同學分研中國文、史、哲諸學，故皆酷愛中國曆史文化，視同性命。”各教授的人格魅力感染著每個學子，“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既向學生傳授知識，又教學生如何做人，“治學和做人並重”是清華國學院導師的做人準則，他們利用各種機會和方式向學生進行“治學和做人”的言傳身教。每到暑假，各位導師多約其弟子同遊北海、萬壽山等處。屆時，師生親密無間，暢所欲言。有時邀請名人同遊並作學術講演，有時由導師自己講演其新近的研究心得或對學生的殷望。1927年6月，梁啟超率其弟子作北海之遊，發表了勉勵諸生在學業和道德修養上力爭上遊的講演。他最後說:“歸納起來，以上所講的有二點:一是做人的方法——在社會上造成一種不逐時流的新人；二是做學問的方法——在學術上造成一種適應新潮的國學。”“我希望在座的同學們，能完全明了了解這兩點——做人，做學問而努力向前幹去呀!”所謂“不逐時流的新人”，就是具有主見，善於獨立思考，表裏一致，不隨波逐流、見風使舵的人。梁啟超勸導學生說：諸位“既到這裏，當立誌很高，要做現代有價值的人”，“孟子說‘士何事？曰尚誌。’孔子說‘吾十五而誌於學’。立誌高的人猶恐未必成功，何況立誌不高的人？諸同學既在這全國最高學府內修業，必當發憤做一個偉大的人”。做人要有自己的理念，自己的人格，不能隨波逐流。“不要學一般的時髦人，必要自己有所成就，做人必須做一個世界上必不可少的人，著書必須著一部世界上必不可少的書”。他經常勸學生立大誌，奮發圖強，積極進取，將來造福於人群。他們心目中的好學生，是品學兼優，既有學識，又有高尚品德。從教育的角度看，一個學校有什麼樣的學風，對學生的成長是至關重要的。梁啟超鼓勵學生努力“創造一個新學風”。他希望創造一個什麼樣的新學風呢？他說:“孔子說過，‘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他號召學生共同努力創造一個“好學”、“力行”、“知恥”三者並行的新學風。清華的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即是根據梁啟超的一次講演擬定的。他在那次講演中，以《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勉勵學生。他所倡導的“好學”“力行”“知恥”新學風，就是為改變中華落後狀況，為雪外強侵辱之恥，勤奮學習，自強不息的學風。古人雲:“有言無行，君子恥之”。國學研究院的師生鄙視隻說不練、言行不一、口是心非，在短短四年裏，“好學、力行、知恥”的學風已見形成。他們學生尊敬導師，虛心接受導師的教誨，但學術上的不同見解卻知無不言地進行討論。“獨立自由之意誌”，是他們共同的理念。這也正是他們之間和諧關係所由生，以及在學業上能“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內在原因。
為了讓學生更好地接受大師們的“人格熏陶”，清華國學研究院每月舉行一次茶話會，全院師生齊集一堂，有說有唱，或討論治學方法，或敘述個人處世之經驗，以收“觀摩砥礪之益”。平時有弟子請業問難，導師亦著重於“治學和做人”方麵進行指導。1926年新年之際，國學研究院師生舉行第五次茶話會，“純年終俱樂，學生多唱歌，奏樂，說笑話，講故事。王國維先生背誦八股文一篇，宓亦誦辛詞一首，以同助興。歡欣而散”，這是吳宓日記中記錄的一個有關國學院的細節。王國維平時沉默寡言，離開溥儀進入清華園之後，他似乎被清華園年輕學子蓬勃向上的朝氣所感染，經常很開心地與學生歡聚一堂。國學院學生姚名達在“哀餘斷記”記錄，王國維在年底曾主動邀請學子在研究院的工字廳舉行茶話會：“十二月三日，即夏曆十月二十九日，實為先生五秩初度之辰，先生方以理長子喪事自南方歸未久，同人展拜於堂，未暇有以娛先生，僅請貴陽姚茫父繪畫為壽。又七日，先生招同人茶會於後工字廳，出曆代石經拓本相示。同人嘖嘖嗟賞，競提問語。先生辯答如流，欣悅異營，始知先生冷靜之中固有熱烈也。”
這樣的茶話會後來成為王國維習以為常的做法，他們常常於星期六晚上舉行師生同樂會，會上有講故事的，有引吭高歌的，有說笑話的，也有背書的。國學院畢業生薑亮夫回憶：“任公（梁啟超）和靜安（王國維）先生上課時很嚴肅，但一到同樂會這天，他們即興表演的能力也使人吃驚。記得有一次同樂會，大家要求任公先生也表演，任公先生說他背一段《桃花扇》，結果全段都背出。《桃花扇》在正統學術上不算什麼，但能全背出，很了不起。靜安先生當即也背誦《兩京賦》，這也是難能可貴，因為靜安先生在同樂會上多數時間都較沉默，話很少，但感情很深沉，對我們學生像自己的子弟一樣。趙元任先生的表演更是絕妙無比，記得有一次把我們每人的茶杯收去十多隻，然後敲打調音，七音調出後，用茶杯奏出一首樂曲，真是四座皆驚。又有一次他給大家表演“全國旅行”，每到一地均用當地方言來表達，從北京出發，然後到西安、到蘭州、到成都、到重慶、到昆明、到廣州，再回到上海，各地方言學得惟妙惟肖。大家在捧腹大笑中深感到趙先生語言學得紮實，是我們望塵莫及的。寅恪先生的知識很博雅，在這種場合下，不肯為大家說說笑笑，但是私下談話中，笑話極多，尤以做對子為長。”
各位導師不但關心弟子的學業，而且關心他們的全麵成長，包括生活、就業等諸問題。對學生的關心和愛護可以說是無微不至，這也是其得到弟子們敬重的一個重要原因。國學院畢業生周傳儒在他的“史學大師梁啟超與王國維”中回憶說：“在追隨梁王二師若幹年中，有幾件事，銘刻在心，至今不忘者，撮錄之，以昭明前輩，重交情，講義氣，關心師友，門生如何做人，所謂身教。”“其一，獎掖後進。劉節入學不久，於《東方雜誌》發表‘洪範疏證’，新會召之，大加獎勵。餘永梁作了幾篇關於契文考釋，新會以其所藏《殷墟書契前篇、後篇、菁華》全套賜之，勖其繼續努力。姚名達著《章實齋年譜》、《邵念魯年譜》，為之介紹商務印書館刊行。同學中有生活困難者，為之承攬鬆坡圖書館寫卡片索引，給予補助。介紹王庸、劉節、謝剛主入北京圖書館，管理海氏紀念室、曆史輿圖室。介紹方壯猷做丁文江的秘書，介紹周傳儒入暨南大學做教授。無論在校、畢業，皆為之安插工作。”
愛因斯坦有句名言：“世間最美好的東西，莫過於有幾個頭腦和心地都很正直的嚴正的朋友。”清華國學研究院師生的情誼便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關懷基礎上的，是真誠的、嚴正的。他們的情誼不受外界的影響，不因個人眼前的利害而變初衷，卻又是講原則的。
審美：真正的文藝複興
清華國學院之所以在中國學術界孤峰聳立異軍突起，絕不僅僅在於它國學的博大精深與大師的山頭林立，而在於它的學術思想的不拘流俗和文化審美的深刻洞察。所有這一切與其說是清國學院獨到貢獻，不如說是王國維與陳寅恪的生命本能。胡適先生回憶當年新文化運動時，自說自話地將他以及當年《新青年》諸君的努力歸結為文藝複興。他在英國皇家國際關係協會學報上發表的一篇論文中，第一次將他在中國發起並領導的思想解放運動命名為“文藝複興”：“慢慢地，悄悄地，可又是非常明顯地，中國的文藝複興已經漸漸成了一件事實了。這個再生的結晶看起來似乎使人覺得是帶著西方的色彩，但是試把表麵剝掉，你就可以看出做成這個結晶的材料在本質上正是那個飽經風雨侵蝕而更可以看得明白透徹的中國根底——正是那個因為接觸新世界的科學民主文明而複活起來的人本主義與理智主義的中國。”現在回過頭來看，新文化諸君的努力不過是一場狂飆突進式的“文化大革命”，在民國那樣的文化與曆史的交接處，真正算得上抵達文藝複興境界的，恰好是不願與白話文諸君為伍的王國維和陳寅恪，他們發自生命本能的詩學情懷與審美趣味，才可以稱得上真正的文藝複興。
從曆史幽幽景深之中來洞察文化脈絡，你可以發現，不管文化的成分可以細分出政治、倫理、藝術、哲學、道德、曆史等，它的最深層底蘊就是審美，這是一個民族集體無意識的一麵鏡子，它映照出的是一個民族的人格、品格和品質。這是一個種群最深層的心理結構和文化結構，它理所當然地成為一群人與另一群人最本質的差異。國學為什麼要弘揚，傳統文化為何江河日下，最根本的一條就是全體國人在審美上的疲乏，審美的缺場使這個民族整體水平大幅下降，人的素質在這裏就是種族的品質。王國維與陳寅恪的過人之處就是先知先覺般對這種審美缺位的洞察，王國維在《論哲學家與美術家之天職》中說：“天下有最神聖、最尊貴而無與於當世之用者，哲學與美術是已。天下之人囂然謂之曰無用，無損於哲學美術之價值也。至為此學者自忘其神聖之位置，而求以合當世之用，於是二者之價值失。夫哲學與美術之所誌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萬世之真理，而非一時之真理也。其有發明此真理（哲學家），或以記號表之（美術）者，天下萬世之功績，而非一時之功績也。惟其為天下萬世之真理，故不能盡與一時一國之利益合，且有時不能相容，此即其神聖之所存也。”並由此感慨：“我國無純粹之哲學，其最完備者，唯道德哲學，與政治哲學耳。”他最為感慨的當然是：中國文化曆史上，“美術之無獨立價值也久矣”。同樣的感慨在陳寅恪那裏作了如此表述：“中國之哲學美術，遠不如希臘。不特科學為遜泰西也。但中國古人，素擅長政治及實踐倫理學，與羅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實用，不究虛理。”陳寅恪甚至認為：“而救國濟世，尤必以精神之學問（謂形而上之學）為根基。”王國維、陳寅恪兩位這種直覺式的判斷力批判，在中國文化史上的開創性遠勝於《新青年》諸君之於白話文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努力。新文化旗手的努力雖然也是劃時代的，但是劃時代在這裏就是斷代，“文化革命”的斷代導致文學總是無法進入精神層麵，僅僅止步於生存的籌劃，世俗的功用，從而越來越滑入俗世的紛爭，功利的得失。而脫胎於說書、評話的小說，則要麼聚焦於廟堂紛爭和宮廷政變之類計謀較量如《三國演義》，要麼忘情於江湖造反和盜賊作亂之類草莽傳說如《水滸傳》，更不用說《隋唐演義》、《封神演義》之類的諸多演義小說。這種審美趣味造就一代又一代的草莽，製作出一個比一個陰戾暴虐的帝王，進而滋生出這個民族諸多難以治愈的心理情結：權力崇拜，帝王崇拜。而《紅樓夢》式的作品問世，引發的是一場美學革命，《三國演義》、《水滸傳》裏推崇的暴力與革命，在《紅樓夢》中變得醜陋不堪。《紅樓夢》的顛覆性在於，它以一種審美標誌著中國人的文化品質，而審美品位的高低優劣最能測出一個民族的文化質地。一如莎士比亞之於英國民族，塞萬提斯之於西班牙民族，但丁之於意大利人，歌德之於日耳曼民族，曹雪芹的《紅樓夢》理所當然地成為中國文化的美學標高。
王國維作為第一個讀懂《紅樓夢》之人，借助叔本華的美學理論一針見血地指出：《紅樓夢》乃是“徹頭徹尾的悲劇”，是“悲劇中的悲劇”，從而“大背於吾國人之精神”。因為“吾國人之精神，世間的也，樂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戲曲、小說，無往而不著此樂天之色彩”。他將《紅樓夢》直接與歌德的《浮士德》作比較，與《聖經·舊約》裏的《創世紀》作比較。這種比較雖然僅止於“苦痛的解脫”和“人類犯罪之曆史”，但無意之中卻給《紅樓夢》之於中國文學作了一個相當準確的定位：一如歌德《浮士德》之於德意誌民族，《舊約·創世紀》之於希伯來民族，《紅樓夢》是中華民族《聖經》般的經典。與被《三國演義》和《水滸傳》調教出來的國民醉心於權謀和暴力截然不同，王國維的審美品位在於關注人世間的苦難，並且從宇宙的視野加以審視。他在“《紅樓夢》評論”中說：“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過，即以生活之苦痛罰之，此即宇宙之永遠的正義也。”在《人間詞話》中也如此體悟：“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理解王國維美學的這種宇宙視角，是解讀其審美方式的關鍵所在。
與王國維癡頭癡腦的書癡相比，同樣作為清華國學院導師的陳寅恪是個十足的癡人，留學歐美十多年，回來時卻雙手空空，不曾拿回任何文憑，但是卻帶回了一肚子真才實學。俯瞰當時的民國天下，像他這樣學富五車、才高八鬥的大才子可以說無人可及。但他既不驕矜，也不油滑，和純潔如嬰的王國維一樣，他也像個初涉人世的清純少年。世人提及陳寅恪，大都誇讚其深奧的學問，或者羨慕其顯赫的家世，鮮有閱讀其癡迷本性者。殊不知，正因為是個癡人，陳寅恪才會讀懂王國維的自沉，讀懂王國維的文化意蘊。也正因為是個癡人，陳寅恪才具有一般學人很少具備的洞察和識見。事實上，陳寅恪的家世與其說顯赫，不如說命運多舛：祖父因為執著於改良而被革職，父親由於家國外侮益重、痛恨自己老邁無力禦敵而自絕身亡。如此多災多難，雖然及不上《紅樓夢》作者曹氏家族那樣大起大落，但也足以讓陳寅恪刻骨銘心。祖父陳寶箴留下的刻有曾國藩印記的精神遺產，深深影響到陳寅恪，以致其坦承：“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思想囿於鹹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南皮之間。”父親陳三立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氣節，造就出陳寅恪一副“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剛直人格。甚至在其《柳如是別傳》的女主人公柳如是身上，都可以看到如此一派風骨的隱隱折射。這種遺世獨立不像王國維那般的懵懵懂懂，它有著超越凡人、超脫凡塵的清醒與智慧。這是陳寅恪與王國維最大的不同之處，也是他們的差異所在。
在文化與曆史的斷裂處
畢業於清華園的學生許瑛後來在《敬悼陳寅恪師》中說：“寅恪師並非是一位語言學專家，但他寫的一篇‘四聲三問’論文，確是一篇千古不朽的論著，我每次講《四聲》的時候，一定向同學介紹寅恪師這篇大著。同時還向同學談談寅恪師的為人，告訴他們說：‘你們的太老師陳寅恪先生是一位世界著名的權威學者，他的治學方法與態度是科學的、邏輯的、公正的、縝密的、謹嚴的。他的論述新而不怪，奇而不邪，隻要讀過他的論述的人無不唯唯稱是，欣然接受他的論斷。所以我認為從事學術研究的人都應該以他老人家為法，千萬不可因為在學問上稍有成就就沾沾自喜，像寅恪師這樣偉大的學人常常對他的學生說：‘我從不珍視我寫的論文’。其實他寫的論文才是真正值得世人珍視呢。這樣謙和不驕的胸懷，是我們後生小子應該牢記不忘而確實尊行的。”
陳寅恪的品行與清華學子對王國維的記憶如出一轍。王國維逝世兩周年後，清華國學院決定停辦，尚在校中的師生集資在校園南側建一“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為永久紀念。陳寅恪撰寫碑文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誌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誌，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此石於講舍，係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這樣的評論代表了學界對王國維最客觀、最公正的評價。在治學方法上，王國維與陳寅恪所持相同，都是沿襲前清考據學風，又稱樸學。樸學是這兩位清華導師恪守的一個陣地，並且在此各有建樹。但他們研究的領域和所取得成就又各有不同，王國維的成就主要在考古學、文字學上，而陳寅恪主要在語言學、曆史學、文化學等領域，他對樸學恪守最嚴格，終生堅持，因此所取得的成就也最大。陳寅恪曾說：“讀書須先識字”，恐怕拿到現在，會被人笑話這是一句廢話，實因無法了解其深意之故。識字，顧名思義，就是必須首先弄懂語言的意義，此為基礎。
維特根斯坦有言：“不弄清語言的意義，即無資格討論哲學。”何新也有言論說注重語言的重要意義，“不僅關係人類生存或價值的知識要靠語言傳播和傳遞，而且人類創造的文化消息，事實上主要結晶或沉澱在語言上——文化係統中。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文化的秘密，從根本上可歸結為語言的秘密。文化密碼的破解，取決於語言密碼的破解。”
據何新考案《三國誌·方技轉》裴鬆之注文：“臣鬆之案——華佗，字元化，其名原為敷也。”裴鬆根據以字釋文的方法推出陳壽有誤，陳壽寫《漢書》把華佗取為真名，但是具體錯在哪裏，裴無法解釋，後來陳寅恪回答了這個問題。他通曉梵文，在梵文中agado是“神醫”、“神藥”的對音。“華佗”一謂是當時人們受佛教影響給他傳誦的美稱。真名根據釋義法應為“華敷”，字元化。為何陳寅恪能對此解釋得如此透徹？因為他在語言的精義和聯係上有透徹的把握。他的頭腦就是一個語言寶庫，他多次到西歐、美國留學，通曉十四種語言，語言之博之廣之深無人能及，所以他能夠在釋義文化學時，做到真正的融會貫通。他還根據漢簡中怯盧文的cinstat（秦斯坦）一詞，指出這正是印度和西方語言中稱中國為震旦（cinistha-na）、支那（china）、秦斯（chinese）的語源。
陳寅恪鮮為人知的重大成就就是治史，他一生厭惡玄學而注重從曆史中得出經驗，以史為鑒，考當今之得失，考當今之興衰，他在紛繁蕪雜的史料中找出一條治世之道，他的晚年一直被批為“反動曆史學術權威”。是的，他的確是權威，但並不反動，他不僅原來是，現在也是，有誰能夠誇口說他掌握的史料能超過陳寅恪？很多人說這個不行那個不行，好像他什麼都行，橫豎看別人不順眼，通過損人來揚己，這樣的事在當今並不少見。但一提起陳寅恪，有知者無知者都罷，那種敬畏感始終存在，它不受曆史與年代的局限。郭沫若曾有一段話批陳寅恪，恰可反證陳寅恪在占有史料上的無人能及：“資產階級的史學家隻偏重史料——在實際上我們要超過他。就像我們在鋼鐵生產等方麵十五年內要超過英國一樣，在史學研究方麵，我們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就在史料占有上超過陳寅恪。”郭沫若的“大躍進”思想現在成了一個笑話，在史料上要超過陳寅恪也是一個笑話。
陳寅恪治史，已遠遠超越了政治、思想、文學史或其他單一史的範圍，開辟了廣義文化史的研究境界，這是史學界前所未有的重大突破。這是個人天賦的呈現，也是冥冥中的天意安排。源遠流長的曆史底蘊，深厚博大的民族傳統，像一條浩浩蕩蕩的河流，流淌了千萬年，必定要孕育出文化巨鯨。晚清與民國時期是這條豐沛河流接近幹涸時期，在文化與曆史的斷裂處，王國維與陳寅恪的出現尤顯突出，敬仰與欽佩，崇敬與讚歎一直相伴著兩位大師在清華國學院的短暫歲月。陳寅恪在“王觀堂挽詞”中說：
魯連黃鷂績溪胡，
獨為神州惜大儒。
學院遂聞傳絕業，
園林差喜適幽居。
陳寅恪稱王國維為“神州大儒”，稱他的學問為“絕業”，我們可以想見王國維在陳寅恪心目中的分量。王國維逝世後，其學生趙萬裏輯錄他的著作編成《王靜安先生遺書》，由陳寅恪作序，序文中說：“寅恪雖不足以知先生之學，亦嚐讀先生之書”，其學問“能開拓學術之區域”，其著作“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氣”，其學問博大精深，“幾若無涯岸之可望，轍際之可尋”，對王國維敬仰之情溢於言表。互信互賞源自於雙方共同的學術主張，王國維一向主張思想自由、學術自由，認為“今日之時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時代，而非教權專製之時代”，希望學術研究應脫離政治而獨立發展。陳寅恪十分讚同這種主張，研究院為王國維立碑時，陳寅恪寫道：“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誌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誌，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於講舍，係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在碑文中，陳寅恪三次提到學者對獨立、自由思想精神之追求，這已經不僅是在悼念王國維先生一人一身，字裏行間道出的是近代學者一種全新的人格理想，即“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也恰是陳寅恪先生自己對學術界影響最為深刻的一種精神力量。盡管王國維學術思想如此淵深，但是對其學術內容和方法，陳寅恪還是概括出三條：一是用地下新發現的文物材料與紙上流傳後世的文字材料相互比較，互為釋證；二是用少數民族的遺留材料與漢族史籍相互補證；三是用西方的理論來闡釋中國古代的典籍。陳寅恪當時斷言中國將來的文史研究盡管會在範圍和方法上有所發展，但是大體格局不遠出王國維的開創。從這近百年的學術史看，陳寅恪此語絕非虛美之詞。人生之路上有了這樣的精神伴侶，無論是王國維還是陳寅恪，他們絕不會感到孤獨，也不可能感到孤獨。
乾嘉學派與沈曾植
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出現，一代學人王國維與陳寅恪的出現，離不開在後世影響深遠的乾嘉學派，更離不開被稱為“中國大儒”的曾國藩的老師沈曾植。沈曾植能成為“中國大儒”，就是乾嘉學派中的考據學成就了他——當然也成就了他的弟子王國維與陳寅恪。
乾嘉學派是清代一個學術流派，以對於中國古代社會曆史各個方麵的考據而著稱。由於學派在乾隆、嘉慶兩朝達到鼎盛，故得名。這一時期的學術研究采用漢儒生訓詁、考訂的治學方法，與側重於理氣、心性、抽象議論的宋明理學有所不同，所以有“漢學”之稱。又因此學派的文風樸實簡潔，重證據羅列而少理論發揮，而有樸學、考據學之稱。乾嘉學派的鼎盛其實不是無緣無故的，這裏有一個背景：清代對文人采取了嚴酷的統治。尤其是乾隆時期，屢次禁毀書籍，大興“文字獄”。當時的文人學士不僅不敢抒發己見，議論時政，即使是詩文奏章中有一言一名的疏失，也會招致殺身滅族慘禍，他們轉而把時間和精力用在古代典籍的整理上，以逃避現實。乾隆即位後，大力提倡經學的考據，把學術全部納入考據的軌道，甚至在考據和學問之間劃一個等號。乾嘉時期學人反對宋明理學好發空論言之無物的弊病，走上從書本上尋找疑難問題進行考據的務實之路，這樣的治學方法雖然在思想發展史上他們建樹不大，但在學術研究方麵卻有一定的造詣和貢獻。作為乾嘉學派一個代表人物，沈曾植被後世稱為“中國大儒”，弟子王國維對他有過客觀的評價：“先生少年固已盡通國初及乾、嘉諸家之說，中年治遼、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為道、鹹以降之學，然一秉先正成法，無或逾越。其於人心世道之汙隆，政事之利病，必窮其原委，似國初諸老。其視經史為獨立之學，而益探其奧安，拓其區字，不讓乾、嘉諸先生。至於綜覽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經史之法治之，則又為自來學者所未及——夫學問之品類不同，而方法則一。國初諸老，用此以治經世之學；乾、嘉諸老，用之以治經史之學，先生複廣之以治一切諸學。趣博博而旨約，識高而議平。其憂世之深，有過於龔、魏，而擇術之慎，不居於戴、錢。學者得其片言，具其一體，猶足以名一家，立一說。其所以繼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開創來學者亦以此。使後之學術，變而不失其正鎢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
正如同王國維所說的一樣，沈曾植專精音韻訓詁，又深通梵文，對西北史地與元蒙史也有研究，平生著述不下幾十種。王國維經過羅振玉介紹與沈曾植相識，同住在上海時，兩人有過一段相當密切的交往，這對王國維的學問產生很大影響。王森然在《近代二十家評傳》中這樣記錄沈王交情：“丙辰春，複來上海，所居距沈先生寓所頗近，暇輒詣先生談。一日先生語維曰：‘棲霞郝氏爾雅義疏於詁言訓三卷，皆以聲音通之，善矣！然草木蟲魚鳥獸諸篇，以聲為義者甚多，昔人於此似未能觀其會通，君盍為部居條理之乎？’又曰：‘文字有字原，有音原。字原之學，由許氏說文以上溯諸殷周古文止矣！自是以上，我輩不獲見也。音原學，自漢魏以溯諸群經爾雅止矣！自是以上，我輩尤不能知也。明乎此，則知文字之孰為本義，孰為引申，假借之義，蓋難言之。即以爾雅權輿二字方釋詁之權輿為始也。釋草之其萌？萮，蟲之蠸輿父守瓜三實一名，又釋草之權黃華釋木之權黃英，亦與此相關，故謂權輿為？萮之引申可也，謂？萮蠸輿用權輿之義，以名之可也，謂此五者同出於一不可，知之音原，而皆非其本義，亦無不可也。要之欲得本義，非綜合後起諸義不可，而亦有可得有不可得，此事之無可如何者也。’國維感是言，乃思為爾雅聲類，以觀其義之通。”
在這裏，王森然省略了王國維與沈曾植之間一場糾紛：1918年12月某一天，沈曾植將一些貴州漢刻資料交他審閱，以便拿去翻印。王國維閱讀後發現全是贗品，便交給喜歡翻印這些東西的好朋友鄒安。鄒安了解到全是假貨，即退給王國維，表示不願意翻印。王國維隻好把這些東西交還給沈曾植，怎麼對他說讓王國維感到為難：說假話，顯然不可以。直言其偽，對方肯定不高興。他采取了一個折中手段，委婉地對沈曾植說：“有人說這些東西是贗品，我從文章上看，也覺得有未妥處。”沈曾植一聽果真不高興，沉默著一句話沒有說。過一會兒，兩人聊到兩位日本漢學家，沈曾植便話中帶刺地影射：“日本人尚知敬重老輩，今中國北京已非昔比，上海人則更驕，如漢刻一事，彼輩竟斷定為偽。餘因知上海評價書畫皆由掮客把持，學術亦由一種人把持內，學術上之物非由彼輩出者，皆斥為偽也。”王國維不好再說什麼，他在日記中記載：“僅敷衍，少時而去。”後來他寫信告訴羅振玉，今後，沈曾植那裏“雖不能不往，將視為畏途矣。”可是，就在兩人鬧別扭之後三個多月，沈曾植七十壽誕，王國維撰寫了《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評論沈曾植“趣博而旨約，識高而議平，其憂世之深，有過於龔魏（龔自珍、魏源），而擇術之慎，不後於戴錢（戴震、錢大昕），學者得其片言，具其一體，猶足以名一家，立一說，其所以繼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開創來學者亦以此，使後之學術變而不失其正鵠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
1922年11月，沈曾植在上海病逝，王國維撰《挽沈乙老聯》寫道：“是大詩人，是大學人，是更大哲人，四照炯心光，豈謂微言絕今日；為家孝子，為國純臣，為世界先覺，一哀感知己，要為天下哭先生。”對沈曾植深有研究的學者錢仲聯先生指出：“王氏的這個概括，雖然對沈氏的學術麵目作了一些基本的勾勒，但對沈氏的整個評價卻有過分推崇之處。” 其實在王國維心目，沈曾植依然是一座難以翻越的山峰，人際交往間的一點瑕疵，無法遮蔽他作為一代大師的思想光輝，他對王國維方方麵麵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包括學術之路。王國維與的《爾雅草木蟲魚鳥獸名釋例》一書就是直接受沈曾植的啟迪而作。他晚年從事元蒙史、西北史地、邊疆之學的研究，都是沈曾植直接影響的結果。王國維對沈曾植非常欽佩，將他與顧炎武等並列：“國初之學，創於亭林，乾嘉之學，創於東原、竹汀，道鹹以降之學，乃二派之合——”
與王國維驚人相似的是，陳寅恪也深受沈曾植的影響，他的父親陳三立與沈曾植交往密切。作為宋詩派同光體的代表人物，他們在詩詞界德高望重。所謂“同光體”，是指“同光以來詩人不專宗盛唐者”的一個詩派。這一詩派詩宗“三元”，即學開元時的杜甫，元和時的韓愈，元祐時的黃庭堅和蘇軾。“同光體”在晚清與民國期間按其地域不同分為三派，一派為贛派，以陳三立為代表。一派為浙派，以沈曾植為代表。一派是閩派，以鄭孝胥為代表。陳寅恪是晚輩，父親的耳濡目染讓他對沈曾植自然而然地產生仰慕之情。後來陳寅恪從事梵文、西北史地、元蒙史的研究，都是沈曾植影響的結果。
同樣的祖師爺，同樣的遺民身份，同樣的飽讀詩書，同樣供職於清華國學院，諸多的共同點讓王國維與陳寅恪從學識到思想、從個人情感到治學態度都高度契合，兩人結成了真正相知的朋友。同樣作為沈曾植的弟子，在陳寅恪和王國維之間，倘若其中有一個人可能成為沈曾植那樣的思想家的話，那麼非陳寅恪莫屬。陳寅恪不僅具有天生的理性稟賦，而且確實擅長諸如思想特征和思想淵源之類的探究，比如在《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中之於陶潛的研究。但陳寅恪卻恪守一個史家的本分，從不作天馬行空之想。這在陳寅恪固然無可厚非，但對於中國思想界來說卻是一大遺憾。有關先秦諸子思想的研究不僅需要學問根底，更需要思想深度。王國維所擅長的不是思想而是審美，一如他精於學問、疏於人際。就學問的角度而言，王國維乃中國上古史研究的開山宗師。饒有意味的是，王國維的實證方式，然承自乾嘉學派，卻與陳寅恪的“神遊冥想”一樣，有意無意地被訴諸心的印證。作為乾嘉學派的集大成者，王國維持其二重證據法在金文考古等領域的貢獻並非三言兩語可以道盡。需要著重指出的是，王國維之於曆史文化的獨特見解，亦即《殷周製度論》，此作之於中國曆史的正本清源、之於中國文化的重新讀解，具有開天辟地的意義。他和陳寅恪深受清代乾嘉學風的影響，特別受晚清學者沈曾植的影響更大——個人人生中的偶然際遇，在這裏成為文明承傳的先決和繼承傳統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