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一係列“新政”上諭連續頒布後，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當時上海租界在歐洲人的經營下開始一片繁榮，中國前所未有的報紙雜誌也遍地開花進入鼎盛時代，著名的報紙 《申報》報道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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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有萬祀不易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治法。窮變通久見於大易，損益可知著於論語——總之，法令不更，錮習不破，欲求振作，難議更張。著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國大臣、各省督撫，各就現在情形，參酌中西政要，舉凡朝章國故，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當因當革，當省當並，或取諸人，或求諸己，如何而國勢始興，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備始修，各舉所知，各抒所見，通限兩個月，詳悉奏議以聞——”
輿論督促，民心所向，呼之欲出的“清末新政”很快付諸行動，編練“新軍”是清政府“新政”的主要內容之一，第二步就是教育，1901年8月29日，清政府下諭全國停止科舉考試，這是科舉設立一千多年來第一次遭到執政者的棒喝。所有的原因隻有一條：這種陳腐的選拔人才方式已經不能適應新時代的需要，隻能將它徹底淘汰。第三步是振興商業，1903年9月，清政府設立商部，倡導官商創辦工商企業。在所有的新政舉措中，“廢科舉、辦學堂、派留學”是影響深遠的一件，此舉得益於老牌洋務大臣張之洞。正是他聯手袁世凱奏請，叫停了延續一千三百多年的科舉考試。光緒皇帝算得上一個開明的皇帝，收到奏請後立即下令“立停科舉以廣學校”。隨後又下諭設立學部，為專管全國學堂事務的機構。清政府在推行“新政”過程中，把“獎遊學”與“改學堂、停科舉”並提，要求各省籌集經費選派學生出洋學習，講求專門學業。對畢業的留學生，分別賞給進士、舉人等出身。
陳寶箴就在這樣的背景上出任湖南巡撫，大刀闊斧的改革讓湖南一夜之間成為“清末新政”的模範地區，陳寶箴在經濟上認為“凡有可以稍裨國計民生者，分應殫竭愚忱，盡其力所能及”、“尤可次第推廣”，主張大力開發湖南礦業，打破了湖南自洋務運動以來被守舊勢力控製的沉悶局麵，開創了湖南近代工礦業的先河。湖南礦務總局在省城長沙正式成立，又擬奏了《湖南礦務簡明章程》，對辦礦的方法、經費、股份、礦質等問題作了若幹具體規定。隨後開始了大張旗鼓的招股建礦工作。先後建起了常寧水口山鉛鋅礦、新化錫礦山銻礦、益陽板硒銻礦、平江黃金洞金礦等大型官辦企業。其中以水口山鉛鋅礦為第一，鉛鋅產量呈逐年上升趨勢。委任寧鄉秀才廖樹蘅督辦水口山礦，獨創“明坑法”，順利排去積水，使采礦效率大大提高。這是湖南近代工業的開始，陳寶箴並不滿足，對他來說，一係列的籌謀正在付諸行動。1896年，陳寶箴與長沙、善化諸紳商議，成立了寶善成機器製造公司。該公司從上海購置機器，招聘技工，並開設發電廠，為附近的學堂、報館和沿街商店架設了電線，輸送電力照明。工礦企業以外，發展電訊、改進交通是陳寶箴新政的又一大宗。他的步伐越來越快：架設湘省電線，創辦小輪公司。新式航運是近代物質文明的重要標誌，輪船業的興起，是時代發展的需要。兩年後又成立“鄂湘善後輪船局”，倡議粵漢鐵路道經湖南。修築鐵路在陳寶箴撫湘以前的晚清社會已經倒騰了幾十年，但由於種種原因，尤其是迷信思想作祟，真正像樣的鐵路遲遲未見動工。後來，張之洞力奏請修，清政府終於同意開工修築北起京郊盧溝橋南至湖北漢口的蘆漢鐵路。陳寶箴很早就對修建鐵路的重要性有其認識，所以麵對蘆漢鐵路的修築，他敏銳地覺察到了其對於一省發展的重大意義，因派熊希齡與張之洞以及主持修建鐵路的盛宣懷交涉，要求鐵路“折而入湘”。令人欣慰的是，能言善辯的熊希齡還真的說服了張盛二人。1898年年初，清廷終於批準鐵路取道湘鄉。除此以外，陳寶箴的新政措施還包括設立水利公司，推行新法養蠶，設立機器製茶公司等等。
轟轟烈烈的包括“湖南新政”在內的“清末新政”因為“戊戌變法”的失敗全麵中止，陳寶箴的輝煌一生到此畫上了一個休止符。1898年9月21日（光緒二十年八月初六）慈禧發動政變，幽禁光緒，通緝康有為、梁啟超，殺“六君子”於帝都菜市口。“六君子”中，劉光第、楊銳都是陳寶箴所保薦，譚嗣同又是倡導湖南新政的先驅，而梁啟超則是湖南時務學堂的總教習，與陳氏父子的關係非同尋常。“濫保匪人、招引奸邪”，懲處陳寶箴、陳三立父子的上諭發出：
湖南巡撫陳寶箴，以封疆大吏濫保匪人，實屬有負委任。陳寶箴著即行革職，永不敘用。伊子吏部主事陳三立，招引奸邪，著一並革職。
1898年冬天，被罷免的陳寶箴、陳三立父子攜家眷離開湖南巡撫任所，遷往江西老家，他們在南昌磨子巷賃屋暫居。歸途中陳三立大病，險些病死。年底，陳寶箴胞弟之女德齡又離奇反常地痛哭而死。未幾，陳寶箴長孫陳師曾之妻範孝嫦亦逝。一連串的打擊讓陳寶箴生不如死，這位久經沙場的老人知道自己的生命到了盡頭，春夏間一場小病就奪去了他的生命，陳三立的記載是：“是年六月二十六日，忽以微疾卒，享年七十。”在這裏陳三立其實是隱瞞了實情，真實的情況是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二十六日，閎炯率兵卒從巡撫鬆壽馳往西山峴廬宣太後密旨，賜陳寶箴自盡。陳寶箴北麵匍匐受詔，即自縊。巡撫令取其喉骨，奏報太後。
陳寶箴死後，陳氏家族再也沒有人涉足過宦海和官場。臨死之際，心寒如冰的陳寶箴曾留下這樣的遺囑：“陳氏後代當做到六字：‘不治產，不問政。’”
“清末四公子”和“維新四公子”
陳三立和其父陳寶箴一樣才高八鬥、博古通今，因為其父德高望重，他從小就備受各方矚目。赴京趕考時因為書法不合規矩，所謂“楷法不中律，格於廷試”，於是不得不“退而習書”，三年後再補殿成進士。這一年陳三立三十六歲，授吏部主事考功司行走。
這時候陳寶箴仕途順暢，一路高歌猛進。陳三立也離京南下協助父親建功立業。尤其是在陳寶箴撫湘期間，陳三立對湖南新政的幫助尤大。梁啟超曾讚曰：“陳伯嚴史部，義寧撫軍之公子也，與譚瀏陽齊名，有兩公子之目。義寧湘中治跡，多其所讚畫。”這時候創辦的時務學堂，陳寶箴本擬請康有為任中文總教習，但陳三立認為梁啟超的思想早已超過乃師康有為，認為請師莫如邀徒，陳寶箴遂放棄了原先計劃，改聘後者。此外，陳三立還舉薦了譚嗣同、唐才常等俊傑之士為陳寶箴的湖南新政獻智獻力，為轟轟烈烈的湘鄉自強運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撐。因為才學能力突出，兼之為官宦子弟，陳三立很快引起了上下層人士的廣泛關注，時有“清末四公子”和“維新四公子”之稱，陳三立均列其中。前者，指湖南巡撫陳寶箴之子陳三立、湖北巡撫譚繼洵之子譚嗣同、江蘇巡撫丁日昌之子丁惠康、廣東水師提督吳長慶之子吳保初。
後者，指陳三立、譚嗣同、戶部侍郎徐致靖的兒子徐仁壽、世家子弟陶菊存。
陳寶箴一死，陳三立的日子就不好過，但他死死牢記家父“不治產，不問政”的遺囑，先居南京，再居上海，最後定居杭州。雖不問政，為社會興利仍極熱忱。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辦家學一所，又讚助柳詒徵創辦思益小學堂。讓出住宅作課堂，延聘外國教師，開設英語及數、理、化新課目；注重德、智、體、美全麵發展；還廢除“八股文”和跪拜禮節，禁止死背課文及體罰學生，創新式學校的先例。三十一年（1905年）初，曾與李有芬創辦江西鐵路公司，並擬倡修南潯鐵路，因事未果。三十二年夏，義寧州大荒，銅鼓雙坑饑民往宜豐天寶買糧，富商何大毛誣稱“匪徒搶劫”，並說“寧州遍地是匪”，挑起鬥毆，殺死雙坑饑民五十七人。雙坑人控訴不得上達，求助陳三立。陳三立主持正義，具陳上疏，終獲刑部詳察，嚴懲主犯及當地知縣，冤案大白。
政治上的失意，卻給三立帶來詩歌上的豐收。清末的中國詩壇，主要有以黃遵憲為代表的“詩歌革命”派、以王闓運為代表的“湖湘派”和以陳三立、沈曾植、鄭孝胥為代表的“同光體”等流派。“同光體”實際是清代“宋詩派”的餘緒，他們作詩師法以黃庭堅為代表的宋詩，喜用僻典冷字、險韻拗句，風格枯澀瘦硬。陳三立的詩，初學韓愈，後師黃庭堅，好用僻字拗句，自成“生澀奧衍”一派，是同光體中“江西派”的傑出代表，也是同光體成就最高的詩人，有人稱譽其為“中國最後一位古典詩人”。梁啟超在《飲冰室詩話》中評說：“其詩不用新異之語，而境界自與時流異，醇深俊微，吾謂於唐宋人集中，罕見其比”。
1923年至1925年，陳三立住在杭州。印度詩人泰戈爾來中國，徐誌摩等由北平前往上海歡迎，接著來到杭州，在西湖之畔的淨慈寺泰戈爾特地拜晤了這位晚清的遺老詩人。兩位不同國籍的老詩人通過徐誌摩的翻譯，各道仰慕之情，互贈詩作。泰戈爾以印度詩壇代表的身份贈給陳三立一部自己的詩集，並希望陳三立也同樣以中國詩壇的身份，回贈他一部詩集。三立接受書贈後，表示謝意，謙遜地說：“您是世界聞名的大詩人，是足以代表貴國家詩壇。而我呢，不敢以中國詩人代表自居。”兩個人還並肩合影，傳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話。
隨著年齡的增長，陳三立仿佛進入了物我兩忘的境界，流傳甚廣的一個傳說是，有一天，陳三立出門回家，雇了一輛人力車代步，事先也沒有講論價錢，等到家門口付車費時，他從口袋中摸索到兩個銅子兒，便拿出來給了人家。這不合常價，車夫自然嫌少，牽住他的衣角不讓他走。陳老先生又在口袋裏翻，結果找出一枚銀元，加付給了車夫。可車夫還是不肯放過他。陳老先生生氣了：“給銅元你爭，給你銀元還是爭，怎麼這樣討厭？”說罷便昂然走進家門，不再搭理人家。聽見他們爭吵聲家人趕快出來，問車夫怎麼回事。車夫說：“開始你家主人給我區區兩個銅子兒，怎能償我的勞力？後又付給一塊銀元，可我哪能找得開？所以和他理論。”家人明白了事情的原委，主人是根本不知道大致的車價，加付一銀元也不要人家找。而這個車夫又是憨厚耿直之人，以為收一塊銀元太多了，也是常例所未有的事情，所以為找不開錢同樣著急。家人於是問車夫：“你想要多少錢？”車夫回答：“至少四毛錢。”家人如數支付，取回了那塊大銀幣。車夫滿意離去，一家人相視大笑，唯獨陳老先生不知有什麼好笑，自己手不釋卷，埋頭苦讀起來。
當時的陳三立在上海深居簡出，與他來往頗多是一位前清遺老梅翁——梅翁因為畫得一手好梅花被人稱為梅翁，他在患瘡疾僵臥不能行動的困境下，仍然拒絕民國政府的資助，隻靠賣字鬻畫維持生活。因為一貫潔身自好，故有“清道人”之稱。當時在上海，以“遺老”自命的人還有不少，但他們中很多是口是心非的主兒，雖標榜“持節不染”，而“臨財則又往往變易麵目”，竟還以“不拘小節”自解。此輩對於梅翁的做法相當嫉恨，意思當然是：你老兒真這麼清高，豈不反襯得吾儕鄙汙失節？於是乎，就想方設法報複他。正好當時梅翁的寡嫂想攘奪其出賣字畫之資而未能如願，便對小叔子穢言蜚語。想報複梅翁的遺老們抓住這個細節大做文章，逢人就傳是梅翁對寡嫂有非分之想。如此造謠中傷讓陳三立相當氣憤，其中一個綽號叫“大善人”的變本加厲地造謠，竟然將無中生有的事情付諸文字刊發到報章上，實在卑劣。陳三立說：“若輩心術如此，尚可自鳴高潔耶？若不斂跡，我必當大庭廣眾，痛揭其鉤心鬥角之詭術！”機會很快來了，這天，一幫遺老遺少在宴會上聚合，陳三立當著眾人的麵突然對“大善人”大聲嗬斥：“你相信不相信，我要代清道人打你的耳光？”坐在他身旁的沈曾植馬上助威，“大善人”與傳謠誣人者看到大家真的動了怒，驚羞交加，一個個借口離席而去。
晚年的陳三立還鄉心切，1929年11月，由次子陳隆恪夫婦陪同，乘輪溯江而上，終於登上廬山。卜居於牯嶺新宅“鬆門別墅”，回到了大自然的懷抱。他賦詩傾訴：
夜舟泊吳城
夜氣冥冥白，柳絲窈窈青。
孤篷寒上月，微浪隱移星。
燈火喧漁港，滄桑換獨腥。
猶懷中興略，聽角望湖亭。
曉抵九江作
藏舟夜半負之去，搖兀江湖便可憐。
合眼風濤移枕上，撫膺家國逼燈前。
鼾聲臨榻添雷吼，曙色孤篷漏日妍。
咫尺琵琶亭畔客，起看啼雁萬峰顛。
在廬山，他寫下了許多寄情詠物的詩篇，名為《匡廬山居詩》，石印成冊，以贈親友。山居期間，蔣介石曾到牯嶺避暑，很想見見他，特派專人登門聯係。他不願與當政者交往，對來人說：“我已經是一個不聞世事的世外之人，即使我們會晤了，也沒有什麼可談的，我看還是不必來見吧。”最後蔣介石也就不便“勉強求見了”。
科舉出身的陳寶箴父子，在國學方麵有著紮實過硬的功底與修養，讓我們看到了大師陳寅恪的學術源頭與國學起步，這一方麵自然離不開陳寅恪本人的卓異天資。但毫無疑問，同陳寶箴、陳三立家庭環境的熏陶和影響緊密關聯。正是在這樣一個書香彌漫的詩禮人家，少年陳寅恪伴著書卷一日日長大，這位飽讀詩書的貴公子最終腳踏書卷的階梯步步登高一步登天，最後在群星燦爛的民國文化長河中閃閃發光，給耀眼的民國文化光譜，增添了絢爛的一道光芒。
陳氏三兄弟
1902年春天，陳氏三兄弟從上海出發，赴日留學。陳三立老先生一直送到吳淞口碼頭，並作詩雲：
遊隊分明離兩兒，
扶桑初日照臨之。
送行餘亦自厓返，
海水澆胸吐與誰。
有趣的是陳氏三兄弟一到日本，遇上了周氏三兄弟，陳隆恪初入日本慶應大學，後轉入東京帝國大學財商係。而陳衡恪、陳寅恪一直在弘文學院學習，與魯迅同住在一起。雖然相處時間並不長久，卻結下了終生的友誼。
陳三立定居南京後就創辦私塾，南京頭條巷私塾的琅琅讀書聲一直讓陳寅恪難忘。陳三立相當開明，私塾中不僅僅讀《四書》、《五經》，同時開設數學、英文、音樂、繪畫等課程。長兄陳衡恪能成為吳昌碩之後齊白石之前的書畫大家，與陳三立的家學熏陶緊密相連。後來成為著名橋梁專家的茅以升、茅以南兄弟也來陳家私塾就讀。少年茅以升活潑可愛，一到下課時就和陳寅恪嬉戲。陳氏三兄弟能留學海外，完全得益於陳三立的老友譚嗣同。當時譚嗣同寫信到上海跟陳三立商量，兩家的子弟都要送到國外去學習。當時出國留學是不得了的事，除了有經濟實力，還要有眼光和風險意識，陳寅恪這一輩能出國深造，跟家族的開放觀念一脈相承。譚嗣同一提議，陳三立立馬同意。陳氏兄弟到達日本時，留日的中國學生已達七八千人。魯迅也在這一年3月24日以礦路學堂畢業生的身份在江南陸師學堂總辦（即今之校長）俞明震（陳寅恪的舅父）的帶領下，同二十二名陸師學堂畢業生和其他六名礦路學堂畢業生一同來到日本留學。魯迅和陳氏兄弟同時進入了日本東京弘文學院學習。弘文學院是日本政府為教授中國留學生日語而開辦的一所補習學校。魯迅在這裏學習了兩年時間，取得了畢業文憑，後來在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學習。在弘文學院同學期間，陳氏兄弟與魯迅關係十分密切，他們同住一室朝夕相處。1904年8月魯迅還與陳衡恪等六人聯名給已回國的弘文學院同學沈瓞民寫信，介紹弘文學院及同學們的近況。據沈瓞民回憶：“求學時代的魯迅，已認清沙俄和日本都是帝國主義，都是侵略中國的敵人，當時具有這樣的意見，是令人敬佩的。陳師曾受到魯迅的鼓勵，也寫了六封信，其中一封是給其父散原（陳三立）老人的，主要指出日本包藏禍心等語。”
後來在1915年春，陳寅恪曾出任新成立的經界局局長蔡鍔的秘書，那時魯迅和陳衡恪都在教育部任職。陳寅恪在日本留學期間因為同班同宿舍，與魯迅結下深厚友誼，但陳寅恪一生留下的詩文與回憶文章，幾乎看不到他與魯迅的交往。倒是在魯迅的日記中可看到記載：“贈陳寅恪《域外小說》第一、第二集，《炭畫》各一冊，齊壽山《炭畫》一冊”，個中原因還是出於陳寅恪的耿介性格。他自己晚年透露，因為魯迅的名氣越來越大，最後以“民族魂”的大旗覆棺蓋槨，繼而成為“先知先覺”和“全知全覺”的聖人，他怕言及此事被國人誤認為自己像魯迅所說的那樣成為“謬托知己”的“無聊之徒”，然後“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賣錢，連死屍也成了他們的沽名獲利之具”。所以，晚年的陳寅恪對於與魯迅先生曾經是同窗的經曆極少提及，對於曾經的同窗周恩來也是如此。
1921年，陳寅恪去德國柏林大學，受業於東方學家、梵學大師海因裏希·呂德斯教授，攻讀東方古文字學。而這個時候，周恩來也在德國柏林勤工儉學。有一天晚上，陳寅恪走進柏林一家華僑開的飯館，無意中和周恩來、曹穀冰等幾人相遇，由於政見不同，彼此爭論起來。周恩來頗為雄辯，曹氏等人都說不過他，於是惱羞成怒中放下麵包，掄拳便打。他們誤以為陳寅恪與周恩來是一個觀點的，順便也在陳寅恪身上掄了幾拳。周恩來自感力不能敵，拉起陳寅恪撒腿便跑，情急之中竟誤入了老板娘的房間。周恩來與陳寅恪二人急忙把門關上，任憑外麵如何叫陣捶打就是置之不理，直到曹穀冰等人自感無趣退走後方才出來。為此，陳寅恪曾笑著對石泉說道：“沒想到他們竟把我也當作了共產黨，其實我那天什麼也沒有講，隻聽他們辯論。”此後很多年，甚至到了新中國成立以後，周恩來已經成為共和國總理，陳寅恪從來沒有提起自己有過與周恩來一起落難的故事。倒是周恩來幾次向人提起過，“文革”期間還專門指示廣東省，要特別照顧在中山大學任教的這位老同學。
陳衡恪一生最愛結交朋友，在日本留學期間，他與魯迅的關係更進一層，他們早在金陵礦務鐵路學堂就成為同窗，之後同在日本留學。魯迅在東京籌辦《新生》雜誌，陳衡恪是積極的支持者和讚助者，為這本雜誌撰寫了多篇文字。回國後又一起共事，對新知識、新思想的追求是他們一生友誼的基礎。他們一起逛市場，收購古籍和金石拓片。陳衡恪向魯迅贈畫多幅，為之刻印多枚，並請魯迅鑒賞他的書畫作品。而魯迅收藏的中國現代國畫家的作品也以陳衡恪的為最多，魯迅日記中有十處提到陳衡恪贈畫。他與後來皈依佛門後稱弘一大師的李叔同也結識於日本。兩人誌趣相投，一見如故，彼此探討對詩詞、繪畫、書法、篆刻的認識與見解，很快成為莫逆之交，回國後仍經常聯係。1911年李叔同曾為陳衡恪作小傳，陳衡恪也為李叔同刻印數方。1918年秋，李叔同在杭州出家為僧前，曾將十多種民間工藝品贈給知交陳衡恪留作紀念。陳衡恪於次年又將這些贈物畫成一條幅，題為“息齋玩具圖”（李叔同曾用過“息翁”的署名），掛於自己的室內，以示不忘舊友。在陳衡恪一生的交往中，與大畫家齊白石的淵源最為人稱道，齊白石的功成名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陳衡恪的幫助與提攜。齊白石從湖南初到北京，以賣畫刻印為生，但畫風不為時人所喜，生意落寞。陳衡恪在琉璃廠南紙店偶然見到齊白石的刻印，大為驚喜，特意找到齊白石的住處尋訪，徹夜與其探討藝術並提出中肯的意見，同時鼓勵齊白石自創風格，不必求媚於世俗。一番言語使逆境中的齊白石得到鼓舞，在齊白石看來，得交陳衡恪為友是自己一生中值得紀念的大事。齊白石衰年變法，創紅花墨葉畫法，都是受陳衡恪的影響與啟發。對二人的交往，齊白石稱“君無我不進，我無君則退”。陳衡恪的坦蕩誠懇與齊白石的虛懷若穀為藝壇留下一段佳話。1922年，陳衡恪應日本畫家之邀赴日參加中日繪畫聯合展覽會。在這次展覽中，由他攜去參展的齊白石的畫作深受好評，轟動中外，齊白石從此一舉成名。
陳衡恪後來成為近代著名大畫家，詩書畫印兼善多能，才華橫溢。他的畫作追求創新，努力恢複中國畫“師造化”的優秀傳統，筆法生辣有力，在日本留學八年後於宣統二年（1910年）三十五歲時歸國，先後就職於江西省教育廳、南通師範學校。僅半年又北上任教育部編審，同時兼任北京多所美術專門學校國畫教授。1923年夏，繼母病危，他哀傷過度加之連日勞累竟致染病逝於南京，享年四十八歲。梁啟超在悼詞中稱：“師曾之死，其影響於中國藝術界者，殆甚於日本之大地震。地震之所損失，不過物質，而吾人之損失，乃為精神。”吳昌碩的題字是“朽者不朽”，這是對陳衡恪藝術人生的最高評價。
在陳氏三兄弟中，陳寅恪的二哥陳隆恪不太為人所知，陳隆恪與陳寅恪一起考取官費留日，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財商係。1927年後，四十歲的陳隆恪出任南潯鐵路局局長，後任漢口電訊局主任、江西財政廳科長、上海郵彙總局秘書等職。1951年由齊燕銘介紹任上海文物管理委員會顧問，於1956年農曆十一月廿二日在滬逝世，享年六十八歲。這時候他的大哥陳衡恪去世已有三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