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大捷使得劉秀一戰而成名，這也成為他日後建立霸業的起點。昆陽之戰是一場決定性的大戰役，王莽所建立的新朝，也隨著這場戰役的失敗而走向崩潰的深淵。許多原來還持觀望態度的地方豪強，甚至包括王莽的擁護者，都紛紛起兵割據，在一個月的時間裏，新朝便隻剩下長安、洛陽兩座大城還在王莽的掌握之中。
王莽的覆滅已經成為定局，然而在此時的更始政權內部，卻出現了大分裂。更始帝劉玄和一部分將領，因為嫉妒劉秀兄弟二人的大功和威望，因此，便羅織罪名殺掉了劉秀之兄劉縯。
麵對從天而降的噩耗，劉秀表現得十分冷靜。他深知，這時他的命運還操控在劉玄等人的手中，因此報仇的機會尚未成熟。所以當他回到宛城之後，一不為兄長發喪，二不與兄長舊部往來，徑直到劉玄麵前請罪。隻說自己的罪過，隻字不提自己在昆陽一戰中的功勞，這樣，他便從劉玄的屠刀下僥幸逃生。後來，他被劉玄派往河北駐軍，擴充勢力。
劉秀到了河北一帶，每到一地都以漢朝重建者的身份收攬人心，同時廣泛搜尋大小官吏，舉賢用能，釋放囚犯，十分得人心。他就此展開中興漢室的宏圖大業。
在除掉劉秀的哥哥之後，綠林軍分為兩路討伐王莽。此時的王莽，已經不複當年人心所向的局麵，成為眾叛親離的孤家寡人，於是長安城很快便為更始軍隊攻陷，王莽被殺，新朝宣告滅亡。
此時，更始政權遷居長安，然而更始皇帝劉玄是一個平庸之輩，他既沒有遠大的政治目標，也沒有治理天下的才能，隻知道沉湎於安樂，整日享受腐化墮落的生活。在娶得趙盟的女兒為皇後後，劉玄便晝夜與其在後宮淫樂，將軍國大事完全委托給趙盟。趙盟暴戾無常，使得朝中人人自危，不敢多發一言。而帶兵在外的將軍則與盜匪無異，他們四處燒殺擄掠，騷擾百姓，引起百姓的極大反感。正在此時，赤眉軍攻入關中。
公元25年，赤眉軍以劉盆子為皇帝，徐宣為丞相、樊崇為禦史大夫，攻陷長安，更始帝和官員紛紛投降。赤眉軍士兵在進入長安之後四處搶劫，無惡不作，於是百姓紛紛自發組織起來，抵製赤眉軍的暴行。而赤眉軍長期流動作戰，對於任何城市都沒有眷戀之情，於是將長安城一把火燒掉，重新開始流動作戰。鑒於他們中間的大部分官兵都是山東人，因此，這支隊伍被迫東撤。
.此時，在河北駐軍的劉秀，已經兵強馬壯，羽翼豐滿，他通過與謀士的計劃，部署了詳盡的作戰方案，對赤眉軍發動了突然襲擊，猝不及防的赤眉軍，在與劉秀部將馮異、鄧禹等鏖戰數月之後，終於力不能支，8萬多赤眉軍餘部向劉秀投降。
然而，這還隻是赤眉軍的一部分，作為赤眉軍的另一支，還有十多萬大軍，在這支軍隊中，還有不少隨行的家小，連赤眉軍所擁立的小皇帝劉盆子也在其中。他們艱難地衝破了劉秀的包圍，但卻無力繼續向前，而此刻，他們又遭遇了劉秀親自率領的部隊。
為了保全這剩下的十多萬人，劉盆子隻好率領赤眉軍的主要骨幹，肉袒自縛，來到劉秀的軍營，跪在地上向劉秀和其他將領請罪，劉盆子獻上了玉璽等物，劉秀深知自己還沒有最後平定天下，還仍然有不少割據一方的勢力需要他來征服，因此對這十餘萬赤眉降軍如何妥善處置，對自己日後的霸業關係極大。因此，他非但沒有殺害任何降軍，還對其領袖做出妥善安置，將他們安置在洛陽，賜以田宅，既起到安撫作用，又便於控製這些人，士兵則讓他們返回家園。
光武中興成大統
公元25年，劉秀在洛陽稱帝，建立東漢政權，是為漢光武帝。此時，國內還存在著許多割據勢力，如果要一一平定，重新統一中國，還有一定難度。
對於赤眉軍，劉秀了接納他們的投降，以安撫為主的辦法解決。對於那些擁兵割據的地方勢力，劉秀采取了各個擊破，軟硬結合的手法。這些割據勢力，較為強大的有劉永、彭寵、秦豐、盧芳、隗囂、公孫述、田戎等人。
劉秀決定，先解決東麵的割據勢力，因為西麵的威脅要小一些，而東麵的劉永威脅更大。在這個戰略方針確定之後，劉秀派遣大將蓋延率領大軍前去攻打劉永所占據的睢陽城。最後，雎陽城中糧盡食絕，迫使劉永無法堅守，在出城突圍的時候被殺，他手下的將領張步等人也相繼被消滅。劉永勢力的消亡，對於劉秀鞏固關東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隨後，四方捷報頻傳，南方的秦豐、河北的彭寵相繼被消滅，整個中原地區基本被劉秀所控製。
比較難對付的是巴蜀的公孫述和西北的隗囂。一開始，劉秀采取了勸降公孫述，討伐隗囂的戰略方針，以分化瓦解二人的戰略聯盟。劉秀因此親自修書數封給公孫述，但公孫述堅持不降。於是劉秀便集中力量攻打隗囂，在付出了巨大代價之後，隗囂終於被劉秀消滅。
在攻滅隗囂之後，劉秀便集中了全部兵力對公孫述發起了總攻。公孫述此時已經自立為帝，並認為自己是按照讖語上的說法，秉承天命，因此他並不把劉秀的軍隊放在眼中。劉秀在平定隗囂之後，不再對公孫述勸降，而是派遣吳漢等將領率大軍攻打成都，公孫述親自統兵上陣，卻在亂軍之中被殺，於是巴蜀一帶終於平定。
遠在邊陲的盧芳，雖然無法對劉秀構成直接威脅，但考慮到國家的統一，劉秀仍然堅決主張討伐。而盧芳在邊陲地區與匈奴勾結，反複在匈奴與劉秀之間搖擺，後來終於倒向了匈奴。
在劉秀各個擊破的策略下，各地割據勢力被其一一掃平，漢朝又重新歸於一統。一個承襲了西漢血統的新王朝，建立在中國大地上。
在平定了四方之後，光武帝對跟隨他打天下的那些功臣們的處置，既著眼於強化中央集權，又對他們采取立刻盡可能照顧的政策。由於劉秀自己是武人出身，並在馬背上奪得天下，因此他對那些功臣在戰爭結束後加以防範，防止他們居功弄權。加之這些功臣大多數是武將，對於新王朝的典章製度並不熟悉，靠他們對國家進行治理也行不通。因此劉秀采取了一套“退功臣，進文吏”的方針。
這套方針的具體內容是：尊重這些功臣武將的社會地位，但卻不給他們在政治上的事權。同時，劉秀對那些隱居山林，不為王莽征召的士大夫很重視。他們認為這些人既懂治理國家，又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因此多方訪求，重禮征聘。類似於卓茂、伏湛等名儒，劉秀都將他們征召入朝。
為了使那些有大功於國的功臣能服從自己的意誌，劉秀一再對他們灌輸“功成身退”的思想。一方麵，絕對不讓他們有機會染指政治，另一方麵，劉秀在待遇方麵給予他們極高的地位，讓他們能夠安享晚年。
在劉秀稱帝的第二年，他就開始對一些功臣進行封賞，在封侯的同時，劉秀還告誡他們：“人心貴在知足，你們不可忘記國家法度，要保持過去的功勞，小心做人，不可大意。”而對於他們對於封地的要求，劉秀總是盡量滿足。
建武十三年，劉秀在平定了公孫述勢力後，對在戰爭中的有功之臣大加封賞，做到人人滿意，皆大歡喜。同時，為了保持政策和政務連續性，他保留了一部分較有才能的舊臣參與朝政，並對青年官員進行培養，在這批青年官員成熟之後，取代舊臣的位置。
那些功臣告退之後，劉秀一麵注意節製他們，以至於沒有任何人居功枉法；另一方麵，劉秀也始終沒有忘記他們的功勞。在這一方麵，劉秀做到了有理有利有節，這一極為穩妥的方針政策既保證了東漢皇權的鞏固，將功臣幹政的不良後果防患於未然，又從根本上愛護功臣，使他們能夠較好地保全功名，保持晚節。
為了鞏固東漢政權，恢複農村秩序，劉秀在公元39年下令實行“度田”，即清查、丈量全國的土地，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核實田賦的征收，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
自公元26年到38年，光武帝劉秀連續頒布釋放奴婢和禁止傷害奴婢的旨意。這些旨意的實行，將許多在地方豪強控製下的人口解放出來，使得大批奴婢解除了人身束縛，重新回到土地上，成為國家的納稅人。除了關注土地和奴婢方麵的問題外，劉秀還采取了安定社會、加強中央皇權的一係列措施，如加強對官吏的法律監察製度，限製外戚的權力，削弱三公的職權，提高尚書令的權力以平衡大臣之間權力的等等。在光武帝劉秀的辛苦經營之下，東漢社會的生產力水平大幅度提高，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和安定，史稱“光武中興”。一個統一而又強盛的新王朝又重新地建立起來。
第三節王朝特點——豪強為輔埋禍根
東漢作為中國秦漢第一帝國的尾聲，承襲了西漢王朝的背影，在曆史上被稱為西漢王朝的“中興”。一位外國史學家曾經評價道：“一個似乎已經崩潰了的王朝和文明，在1世紀初期通過非凡人物的不尋常努力而得以複興，以至於又延續了一百多年。”
不過很不幸的是，這次中興持續的時間甚短，為效也甚為微弱，而這一切的根源，包括東漢王朝的特點，都要從他的建立者劉秀身上說開去。
劉秀本身是一個沒有多大政治抱負的人，他在少年時期曾經遊學京師，學習儒家經典，然而他所公開的願望卻隻是：
.做官當做執金吾，娶妻當娶陰麗華。
執金吾是負責京城治安的官員，在漢朝的行政體製內，隻能算得上是三等的官員。因此，劉秀的起兵在很大程度上並不是有什麼政治上的遠大理想，隻是在保障自己安全的同時，才逐漸擊敗競爭對手，最後成為了新王朝的開國之君。
因此在他做了皇帝之後，心中最大的政治問題便是如何鞏固自己和子孫的權力地位而已。他在政治製度上所實行的少數變革也都是朝著這一方向的，第一是中央官僚製度的改革，在西漢初期，中央最高的行政首腦是總理政務的丞相和掌管軍務的太尉，以及掌管監察工作的禦史大夫，這三人合稱三公。而在劉秀執政之後，卻將三公的主要職權移到本來負責替皇帝掌管文書出納工作的尚書台，而在行政體係內，尚書台的職銜是非常之低的，劉秀以有權無位，有位無權的手段，杜絕了臣下作威作福的後患。
第二，在地方官製上，劉秀將原來事權極低的刺史固定治所，年終派遣小吏入朝彙報工作，刺史的事權也不必經由三公批準，直接聽候皇帝定奪。這樣一來，地方官員的權威便提高了，而三公的權限再次減弱。
第三是兵製的改革，他將輕車、騎士、材官、樓船等部隊裁撤，使得東漢的人民雖然擁有服兵役的義務，卻失去了軍事訓練的機會。此外他還大量應用雇傭兵，使得以少數民族為主的雇傭兵擁有了合法的存在空間，大肆蹂躪邊民，以至於後來推翻漢朝的董卓，就大量依靠了少數民族的雇傭軍。
在這樣的改革措施之下，東漢政權出現了外重內輕的局麵，這樣雖然有利於控製權臣秉政，要挾天子的局麵，卻造成了地方勢力的逐漸加強。
另外東漢的建立者劉秀本身就出身豪強，他所依賴起家的政治集團就是一個以南陽地區豪強為基礎的豪強集團，這樣的集團所擁有的最大特性有兩點：一是兼並性，二是割據性。所以，從建國之初開始，東漢王朝的統治基礎就十分不穩定，為了抑製地方豪強，朝廷開始重用外戚和宦官，使得社會矛盾愈演愈烈，為日後的大分裂埋下了禍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