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貞“呸”地吐到張居正的信上，吼道：“放屁!你是隻用對你俯首帖耳的人!你是用奴才，不用人才!”
這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被權力所有者趕回老家後撕心裂肺的相同反應。其實在張居正眼中，說出這種話的人才是奴才，是他們自己性格的奴才。王世貞在張居正眼中是“清流”，這種人說的比做的多，知行永不合一。而張居正重用的人正是那些知行合一的“濁流”的人：想到就去做，並且能把事情做好!
在這點上，王世貞連海瑞的一根毛都不如。海瑞還能做點讓少數百姓拍手稱快的事，王世貞隻能口無遮攔地胡說八道，用嘴巴指點江山，真讓他做點事，他馬上抓耳撓腮無計可施，或者是把事搞砸。
然而這種人卻總在青史上占據上位，這不得不讓人深思。我們是銘記那些為天下蒼生做出真事業的人，還是那些靠根破筆寫些“千古事”文章的人？所謂讀史可以明智，恐怕真就未必了。
不多幾年後，有人毫無眼力地薦舉了正在江蘇太倉寫書的王世貞，張居正毫不客氣地讓推薦人死了心。在張居正有生之年，王世貞一直在家憤懣地寫他的書。或許，張居正的心胸真太過狹窄，然而為了天下蒼生，張居正有理由不讓廢物做官，這就是偉大政治家的使命!
超絕的識人、用人觀
張居正深知一點，要做出對得起天下蒼生的事業，必要掌握政策和幹部。政策完善，幹部健全，則穩操勝券，否則，一切都是虛妄。
他提拔張瀚做吏部尚書時，兩人有過下麵的一番對話，很能說明張居正的人才觀。
張居正要張瀚每十日推薦一名得力幹部，張瀚哭喪著臉說：“天下哪裏有那麼多人才啊？”
張居正正色道：“天生一世之才，足夠一世之用。人才是因用人者的眼光而產生，更由用人者的器量而出。所以天下是否有人才，還在於你這個用人者的眼光和器量。人才之所以可貴，就是因為其行與能不同於庸眾，若以看待庸眾的方法來看待人才，就必然難得到人才。得不到人才，必然會用奴才，奴才多了，人才便越來越少。”
其實政治的好壞，不必全方位細究，隻看用人。
張瀚問：“到底什麼樣的人算是人才呢？”
張居正回答：“人才是沒有特定標準的，尤其是與出身無關。現在有了科舉，眾人就以為中科舉的人是人才，非科舉不能做官，其實這是最愚陋的淺見。我曾經說過，‘良吏不專在甲科，甲科未必皆良吏’，隻要不是貪婪無度者，盡可隨其才而用之。”
張瀚還是雲裏霧裏：“請張大人明示。”
張居正回答：“第一等人才是這樣的，他對天下萬事萬物無所不知，卻不必使用自己的學識。他能輕而易舉地讓一萬個莽夫俯首，卻不必使用自己的力量。隨著事情的發展而應對，不會刻意為之；遵循著規律而前進，不會心存功利。這種人能在征兆未現時，及時處理掉危機；能在情況朦朧不明時，一眼看透本質並迅速解決。當他做了不世之功後，百姓居然不知道他是怎麼做到的，還以為他每天隻是坐在衙門裏發呆呢。”
張瀚賣弄起來：“哎呀，這不就是老子所說的‘太上，不知有之’嗎？”
張居正歎息道：“可惜這樣的人才少之又少，所以我們應該抓住第二種人才。這種人才智力超群，能精準解讀國家政策，在狂瀾既倒時可出奇力挽救，創造不可一世的政績，為官一方，就造福一地，百姓頂禮膜拜。”
張瀚興奮地叫道：“這就是老子所說的‘其次，親之譽之’。”
張居正說道：“其實這樣的人才也並非完人。人有所長，就必有所短。用人者隻有酌長短之所宜，才能正確用之。”
張瀚問道：“您喜歡用什麼樣的人才呢？”
張居正痛快地回答：“當然是篤實而重根本的人，那些大言不慚的人，絕不能用。那些知道羞恥、朝氣蓬勃的人也是人才。有人被罵，氣咻咻的，不可看作是度量小，這是有羞恥心的表現。”
張瀚若有所悟，再問：“如何去求才呢？”
張居正回答：“每個人求才的方式都不一樣，我隻就我的經驗來談吧。這幾年來，無論中樞還是邊關，也算是用人得當。我是如何發現這麼多人才的呢？首先應該有個正確心態，求才不可有私心，一旦良知被私心蒙蔽，所求的才就必有問題。有的人才是在酒桌上得來的；有的人才，我隻需看他的意態；而有的人才，我根本就沒有見過，隻是查了一下他的行事。所以很多人都說，張居正突然就提拔了一個人，這肯定是他的親信或是老鄉。實際上，我在背地裏用了多少功夫，他們根本不知。我推薦了誰，升了誰的官，很不希望當事人知道，這就是公心；倘若我提拔一人就讓其知道，這就有收攬人心之嫌，就是私心了。”
張瀚皺眉道：“如何用人呢？”
張居正回答：“嘉獎能力強的人，也同情能力差的人。”
張瀚又皺眉：“我怎麼知道誰能力強，誰能力差呢？”
張居正回答：“試之以事，高下立分。試了之後就知道了其強弱昏明，可謂得人，但不一定能使其盡才。”
張瀚很困惑：“這又是為何？人才是客觀存在的，如您所說，隻要出於公心，人才就必會被用。”
張居正搖頭道：“人事錯綜複雜，彼說長，此說短，很難有一致的看法。用人者免不了會有主觀的好惡之見，也就是世俗所謂的偏見，就造成了人才沒有客觀標準。比如西漢的文帝劉恒和武帝劉徹，劉恒喜歡用老家夥，劉徹喜歡用年輕人，這就是偏見。有了偏見就會有疑心，有疑心就會被奸佞小人的言語所搖動。咱們帝國的開國帝王師劉伯溫說的‘讒不自來，因疑而來’，就是這個道理。所以用人者一定要控製情緒，減少偏見，任用人不敢有愛憎之私，任用之後不輕信別人對他的讒言。必須要做到‘廉而愛人’，才能得人。”
張瀚迷惑地重複了一遍：“廉而愛人，此話怎講？”
張居正回答：“所謂廉，就是不要做卑鄙的事，還要有一顆高尚的公心。所謂愛人，並非是用小恩小惠籠絡人心，而是有一種視人如己的恕心。能用人之長，恕人之短；用其剛正，恕其峭直；用其恢弘，恕其豪放；用其堅強，恕其拘執；用其明敏，恕其疏略；用其大節，恕其小疵。能夠有這種恕心，就不愁得不到真人才!”
其實用人這門學問，眾說紛紜。與張居正同是帝王師級別的劉伯溫說，用人的前提是先為人才創造一個清明的環境，正如磁石吸引鐵一樣。提倡知行合一的王陽明則說，用人就要用那些肯自我約束的人，這個自我約束就是有勇氣致良知。靠意誌征服世界的天驕成吉思汗[2]則說，用人就是要用那些意誌力頑強的人。
正所謂條條大路通羅馬，無論是劉伯溫、王陽明、成吉思汗，還是張居正，都靠善用人的藝術，博取了一片屬於他們自己的天空。
智懲雲南王
對違法亂紀的官員，張居正從不手軟。因為他知道，製定法律就要執行，倘若有人違法未受到懲處，那他的政策、法律將是一紙空文，受人恥笑。
張居正不但對違法的普通官員施以正義之手，即使是功勳卓著、不可一世的封疆大吏，張居正也會把正義之劍放到他的脖子上。第八代黔國公沐朝弼就可以現身說法。
沐朝弼是明帝國開國名將、朱元璋的義子沐英的第八世孫。沐家世代鎮守雲南，是中央政府和百姓眼中的雲南王。沐朝弼很能打，為中央政府穩定南方做出過卓越貢獻，但此人的個人道德水準實在令人作嘔。首先他是個不孝子，對母親非打即罵；另外有亂倫之罪，奸汙了嫂子，奪了兄弟的財產。更要命的是，他私藏叛賊，中央政府收到舉報後，派人來查，他居然動用軍隊向特派員示威，還違反王爺守則，用調兵符擅自調動軍隊。
中央政府對他的忍耐已到極限，紛紛請求朱翊鈞嚴厲懲處沐朝弼。朱翊鈞聽說家族中出了這麼個混賬玩意兒，大怒若狂，要張居正擬旨，取消沐朝弼的爵位，押到京城等候發落。
李太後看張居正不發一言，就知道這不是件容易辦的事。她明知故問：“張先生，是否有為難之處？”
張居正沉吟半晌，卻拋出另外一個話題：“我突然想到當年的朱宸濠。”
朱翊鈞不知道朱宸濠是誰，去看馮保。馮保解說道：“朱宸濠是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時的寧王，是個叛賊。如果不是王陽明及時平叛，哎，真不好說呢。”
李太後輕輕“哦”了一聲，她知道張居正不會沒有理由地提朱宸濠，所以她想聽下去。張居正得到了李太後的暗示，侃侃道：“朱宸濠造反，因為有一支驍勇善戰的軍隊，現在，沐朝弼也有。遺憾的是，朱宸濠造反時有王陽明，現在卻沒有。如果這件事處理不好，就會引起大禍。”
朱翊鈞急了：“那就不處置這個家夥了嗎？”
張居正斬釘截鐵：“當然要處置，法律麵前人人平等，不能因為他是王爺，也不能因為他手裏有軍隊，就姑息他。”
朱翊鈞看了看母後，又看向張居正：“張先生，那就擬旨吧。”
張居正不發話，馮保提醒朱翊鈞：“萬一沐朝弼接到聖旨後叛亂，怎麼辦？”
“呃!”朱翊鈞沒有想到，或者說他認為這不可能，“他敢造反？反了他啦!”
張居正說話了：“他當然敢，因為他是王爺，是皇族。政府派人去拿他，他可以說這是您朱家的事。這是個兩難，縱然把沐朝弼拿下，該如何處置，是按您家族的規矩還是按法律？臣不知皇上怎麼想。”
李太後心裏不禁驚呼一聲：“想不到張居正的為難卻在這裏，由此也知張居正的老謀深算!”
的確，沐朝弼雖不姓朱，其祖宗卻是朱元璋的義子，也算是半個朱家人，其違法犯紀可以看作是家事。多年來，王爺們犯錯，都會麵臨這樣的問題。皇上如果英明，會按法律辦事；倘若昏聵或者重了親情，那就拖泥帶水，最後不了了之。張居正擔心的是，拿了沐朝弼後，萬一其沒有受到應得的處分，他如何向政府交代。
李太後定了定神，正色道：“張先生盡管全心全意去做，我和皇上無條件地支持你。”
張居正抖擻精神道：“臣已想好了策略。沐朝弼雖然目無法紀，可他兒子卻是有良知之人，懂得進退取舍之道。皇上先頒聖旨，將黔國公爵位授予沐朝弼之子，然後再逮捕沐朝弼。我相信，即使沐朝弼要造反，他兒子絕不會同意。如果沐朝弼真的大逆不道，那他兒子必會大義滅親。”
李太後心裏叫了聲“好”。
張居正又說道：“不過押沐朝弼來北京，大可不必。沐朝弼手下將士眾多，肯定有死士，來京路途遙遠，我擔心會有不測之變。不如押他到離雲南相對近的南京軟禁。”
李太後頻頻點頭：“張先生算無遺策，真是我大明之福。”
朱翊鈞站起來：“張先生，那就去辦吧。”
張居正料得萬無一失，沐朝弼的兒子一得聖旨，馬上掌控雲南軍權，沐朝弼縱然想有所動作，手中已無軍隊。他隻好在兒子和中央政府特派員的雙重押送下，頹唐地離開雲南，抵達南京。他將在這裏度過孤獨的餘生，這是他為挑戰張居正所代表的大明帝國權威付出的昂貴代價。
但張居正不是每件事都這樣順手，越大的人物做事所遇到的障礙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