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董建華也被衝擊著，為了生活和工作的方便，他請求父親出麵給他辦一張“綠卡”。董浩雲聽了之後，對美國的現實非常憤怒，而對兒子則語重心長地說：“不管給什麼籍，我們到底是中國人。個人沒有作為，不管什麼籍，都沒有人看得起。”董建華欣然接受父親的教誨，毅然決定：
昂起頭做自己的事情，堅決不辦“綠卡”。
董浩雲教育兒子不能忘記“我們到底還是中國人”，而他自己則更是身體力行。由於十幾年的生意來往，董浩雲與美國上層人士建立了密切關係。但當幾位前總統卡特、裏根、尼克鬆、福特等約請他去進晚餐後，建議他加入美國籍時，他卻一概婉言拒絕。英國的伊麗莎白女王和合爾斯王子都與董浩雲有過不錯的交情，也郜曾像美國人一樣遊說過董浩雲加入英國籍，並授予爵位和“太平紳士”的稱號，都被他都婉言拒絕了。之所以如此，他對自己的朋友們明確表示：
“拿了外國人的護照，外國人仍然把你當中國人，何不直接以中國人的身份，將來有什麼成就，都是中國人的事。”
正是由於父親的教育和影響，當父親病逝後，布什總統以美國政府名義向董建華發出入籍邀請時，董建華同父親一樣，依然婉言拒絕。因為他牢牢記住了父親的兩條遺訓：“我們到底還是中國人”“以中國人為驕傲再創天地”．傅抱石教傅小石勤奮學畫成大師
我國著名畫家傅抱石原名長生、瑞麟，號抱石齋主人。江西省新餘縣人，是國畫界與劉海粟、吳作人等齊名的現代國畫大師。他擅畫山水、人物，是“新山水畫”代表畫家。建國後，他任江蘇省國畫院院長、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傅抱石不僅在藝術上成就突出，而且在教育子女上也堪稱楷模。
傅小石是傅抱石的大兒子，自幼穎慧過人。3歲時，南昌舉行兒童健康、智力比賽，他麵對陌生大人的提問。對答如流，從容自若，榮獲第二名。傅抱石分外喜歡傅小石，自小輔導他，教他握筆作畫。
有一次，傅抱石夫婦外出，有客來訪。父母歸來後，傅小石據情相告，父親問他來客是誰，傅小石這才想起忘記請教客人的姓名，乃靈機一動，將一隻空煙盒翻轉過來，在上麵畫出來客的尊容。父親看到畫中人的麵部特征，一下子便認出來了。
傅小石考入中央美術學院後，更加勤奮學畫，曾在全國專業雜誌《版畫》上多次發表版畫作品。他還積極參加各種社會活動，被選為班長。著名版畫家江豐欣喜地對傅抱石說：“你的兒子是個天才。”傅小石的外公也非常喜歡傅小石，說：“這孩子是塊材料，要是將來沒出息，你們到我墳頭去給我三鞭子。”
20世紀五十年代時，一場政治風波將傅小石打入了“另冊”。傅抱石怎麼也不相信兒子會反黨反社會主義。
他借著赴京為人民大會堂作畫的機會，約來了在北京雙橋農場勞動改造的兒子，見兒子骨瘦如柴，表情拘謹，傅抱石的心頭不禁泛起一股酸楚。他對兒子說：“以後，你可以常來，我已經同有關方麵打過招呼，一則可以看我畫畫，二則可以跟我當當助手。記住，不管什麼時候，畫畫是不能丟掉的。”
父親的關懷，增強了傅小石繼續作畫的信心。他白天勤勤懇懇地勞動，晚上則通宵達旦地作畫。在父親的悉心指導下，傅小石傾注7年的心血，完成了一部美術理論專著《圖案設計新探》。著名畫家黃永玉看了這部專著後說：“我認為這本書至少可以用五國文字出版。”
在父親的教導下，傅小石還如饑似渴地閱讀魯迅、郭沫若和胡風的作品。傅小石還與畫家司徒喬的女兒司徒圓合作，共同出版了一本圖文並茂的《浪花集》。
對傅小石的作品和為人，藝術大師劉海粟作出過這樣的評價：“不能用尋常的尺子去量。這是一顆熱情的、不甘淪為平庸而虛度歲月的心，對祖國、生命、青春、曆史、愛情、土地。
平凡與不平凡的人們唱出的讚歌，是生命和藝術戰勝死亡、殘疾的豐碑。”
傅抱石傾注全部的父愛，使傅小石在厄運麵前也能夠麵對命運的打擊，不氣餒，不屈服，堅持在藝術道路上摸爬滾打，終於成為繪畫藝術領域的大師級人物。
吳福桐教子重引導
我國數學家吳文俊在2001年獲得了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人們在關心他的殊榮的時候，卻很少有人知道是什麼讓他取得了如此的輝煌成就。其實吳文俊小時候的家境很一般。但難能可貴的是：父親吳福桐教給了兒子一種最為可貴的東西——積極向上的鬥誌和勤奮刻苦的態度。父親的精心教育最終為吳文俊贏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
1919年5月，吳文俊出生在浙江嘉興，後因戰亂祖上遷至上海青浦縣朱家角。祖父是讀書人，在鄉間教私塾為生。父親吳福桐生逢甲午戰敗，各界人士救亡圖存力求變革的時期，百日維新雖然失敗，但西學已經勢不可擋。父親就讀的上海南洋公學設置科學文化教育，同時為他打下了良好的英語基礎。上海是科學中心，出版新書的集散地，這無疑為青年吳福桐提供了良好的學習環境，也為吳文俊的崛起醞釀了最初的肥沃土壤。
吳文俊自幼受父親民主思想的熏陶。他是長子，有兩個妹妹一個弟弟。
弟弟不慎從樓梯上摔下來，後來夭折，此事對吳文俊父母影響極大。失子之痛加上吳文俊已成獨子，他便自然而然地成了父母的寶貝，集中了全家的愛。
但父親並沒有因為他是獨子就嬌慣溺愛他，而是在各個方麵鍛煉他刻苦向上的意誌。吳文俊4歲時就被送到小學讀書，課程簡單，因此有許多空餘時間。在醫學出版社從事編譯工作的父親擁有大量的藏書，常常指著那些書說，那裏麵的東西要比外邊好玩!隨之從簡到繁一本本打開，先是給兒子講解，後是指導，手把手地將兒子一點點地引進了浩如煙海的知識海洋，教會和訓練了他非凡的自學能力。
書本使吳文俊產生了廣泛興趣，又在興趣中找到了樂趣。而一旦學中有樂，他學習知識的積極性就像核反應堆一樣迅猛。但後來動蕩戰亂的年代沒有給吳文俊留下一張安靜的書桌。
最終成為數學家的他，初中以前的數學並不紮實。他曾搬到鄉下求學。在學校無法上課的日子裏，他安靜地坐下來自學。父親交給他的那把自學的開山斧，在戰亂中使他披荊斬棘地向書山挺進。
1933年秋，吳文俊就讀於正始中學。這才是他正規讀書生涯的開始。
正始中學的教師們認真負責、因材施教為他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同時，他的英文也在嚴格的訓練中達到了讀寫自如的境地。見吳文俊幾何這麼好，老師經常給他許多習題做，對他格外關注。
父親的愛國情操同樣滋養著吳文俊的成長。吳文俊在南洋大學期間，日寇侵華，學校遷至租界，正始中學的獎學金停發，校長陳群(成了漢奸係維新政府成員)，欣賞吳文俊的數學才能，親自找到吳文俊，說要資助他讀書，被吳文俊嚴詞拒絕。父母親正直誠實的為人言傳身教地塑造著他的人格。
吳文俊高中畢業時，其實興趣在物理而不在數學。一次物理考試題很難，他卻成績出色。畢業時校方討論保送，物理老師卻以他獨特的目光推薦他學數學。他認定自己物理考得好的原因在於數學，而攻讀數學才能使他的才能得到更好的發揮。於是，1936年他被保送至南洋大學數學係，大三的實變函數論，他以自學為主，業餘時間還讀經典著作。有了實變函數論的基礎，很快進入康托爾集合論，鑽研點集拓撲。由於成績相當好，1947年10月他經推薦到巴黎留學。此係他取得前期業績的一段黃金時光。留學期間，吳文俊在示性類及斯延洛德運算方麵取得關鍵成果，稱為“吳(第一)公式”，所揭示的不僅影響以後的拓撲學及其有關領域的發展，還開辟了新的方向。
1949年，吳文俊獲得法國國家博士學位。同年秋天，應邀人巴黎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工作。在微分流形中引入了一類示性類，建立了施替費爾、惠特尼示性類彼此關係式，國際上將此稱為“吳(第二)公式”。
吳文俊認真誠摯，以禮待人，以誠待人，平易近人，淡泊名利，治學嚴謹，從不浮躁。大量的文史書籍又喚起了他對古代聖人英雄揮斥方遒、韜略胸懷的向往，英雄情結就此深係心中。正是這雙重教育鑄造的崇高的愛國激情，使聲名顯赫的吳文俊放棄了國外優越的條件毅然返圍。他於1951年7月返回上海，1952年進入中國數學研究所，成為中國內地最有國際聲望的數學家之一。他在數學機械化研究方麵的開創性貢獻使他榮獲了國際自動推理領域最高獎——赫布蘭自動推理傑出成就獎，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鄧季惺“現代”思想造就吳敬璉
著名的經濟學家吳敬璉，現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係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吳敬璉被稱“中國改革理論先驅”與“中國市場經濟理論之父”。他今天的成功，據說和其母親及家庭的教育有很大的關係。
吳敬璉於1930年出生在江蘇省南京市一個有著幾代民族資本家傳統的書香門第。母親鄧季惺是律師、報業家、社會活動家，30年代與其父創辦上海《新民報》(現《新民晚報》)，後到北京創辦《新民報》(現《北京日報》)。其中，《新民報》後來擴展為舊巾國最大的一家民營報業集團，一度創下五社十八報的業績。鄧季惺是我國傑出的知識女性，很有經營才幹，以經營才能來支撐自己的理想與追求，是當時有名的“報業大王”。
吳敬璉小的時候體弱多病，以至於醫生說他活不過1歲。少年時代的吳敬璉最喜歡理工科，他的數理化生功課特別好，母親寄望於才l歲便喪父的兒子在理工上有出頭，而吳敬璉也真的表現出了日後成為一個優秀工程師的秉賦。他心靈手巧，好鑽研，特別喜歡拆拆裝裝，家裏的鍾表，他總愛拆下來，探究一番，鼓搗一番之後，再裝起來；家裏什麼壞了，都是他親自去修。
雖然出生在一個著名的報人家庭裏，吳敬璉卻非常坦率地說，他並不喜歡新聞這個專業，但是母親對他的影響卻是很大的。母親鄧季惺是一個喜歡依法辦事的人，用吳敬璉的話來說是“我母親比我父親更現代化。”
吳敬璉所說的“現代化”，是指在辦報中，父親更多的是靠他的個人關係，而母親更多的是靠規章製度，參加新民報的經營管理之後，最先做的事情就是建立健全了財務會計、廣告、發行、印刷等方麵的製度，使新民報館逐步走上企業化經營的道路。
所以有這樣一種說法：鄧季惺精明到報館裏用了幾根大頭針她都有數。吳敬璉說，他至今不喝酒、不抽煙，就是源於早年母親對他的教誨。這樣的家教，使吳敬璉的身上總透著一種學者氣質和大家風範。
家學淵源的熏陶，使他打下了良好的學識基礎。少年時代就開始接觸“怎樣才能振興中國”的問題。吳敬璉年輕的時候，其實是喜歡技術，快到成年時，正好是第三次國內戰爭期間。那時，他覺得如果沒有一個在政治上很民主、為了中國富強而奮鬥的政府，這個工業救國是很難實現，所以就變成了革命救國論者。
吳敬璉耳聞目睹三代先輩在這中國求富強和為自己謀發展的道路上所遭遇的挫折和打擊，隨著年齡、閱曆的增長和局勢的變更，他得出結論：
科學和實業的發展受製於社會製度和政治格局，中國的振興，在舊的社會製度下是不可能做到的。這樣，他逐漸由一個隻關心數理化生的中學生，變成了積極參與愛國民主運動的先進分子。
吳敬璉十分酷愛文學，1948年考上金陵大學文學院，從魯迅、巴金到屠格涅夫、托爾斯泰的作品他都喜歡讀。由於兵荒馬亂，加上生病，在文學院念了一年就休學了。這一年，他加入了共青團，並擔任了係團支書及院學生總代表。新中國成立後，吳敬璉認為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的巨大高潮即將到來，下決心選學經濟學。
1950年，吳敬璉接著讀書，學的是經濟專業，學了一年之後，所在係並到複旦大學。讀書期間，他經常到附近的工廠、農村了解工人、農民的消費情況。從那時起，他和經濟學結下了難解的緣分。正是這一次選擇，使他踏上了以後半個多世紀上下求索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