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在對目標的追逐中拋棄了自己，或在目標喪失後丟失了自己，沒錢他們窮，有錢他們也窮，誰在生活中看到了“我”？李澤厚先生認為，即使中國傳統思想中的人生最高境界，也“缺乏足夠的衝突、慘厲與崇高（Sublime），一切都被消解在靜觀平寧的超越之中”。與西方的“罪感”文化相對應，他曾把中國文化稱為“樂感文化”，並提出隻有在物質實踐的基礎上吸取西方的崇高和悲劇精神，有了衝破寧靜、發奮追求的內在動力，把審美引進現實生活，才可能改造中國“參天地，讚化育”的“天人合一”傳統觀念，使得外在和內在的自然都獲得“人化”，“才是新的世界，新的人和新的‘美’”。（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安徽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第319頁。）這當然不失為一條更生之道，問題是，徐福貴、許三觀們有沒有“自我的獲救”之可能？否，精神貴族的“悟道”生活能離開豐裕的物質條件嗎？“靈魂拷問”畢竟隻發生在異域小說中，中國沒有拉斯柯尼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罪與罰》主人公），中國也沒有陀思妥也夫斯基，雖然餘華也曾奉陀氏為鼻祖，醉心於血淋淋的暴力描寫，可餘華駕馭的故事總是在原處徘徊，沒有駛向神聖的靈地。他在《許三觀賣血記》韓文版自序裏所說的，那個雅可布—阿爾曼蘇的普通臣民，他與許三觀的確不一樣，他期望著“像玫瑰和亞裏士多德一樣死去”，而我們中國的許三觀，他追求的平等，隻是“不能容忍別人和他不一樣”：妻子犯了“生活錯誤”，他也去犯同樣的錯誤；他做了烏龜，他想複仇，就教導兒子們長大了去強奸人家的女兒；他養育了兒子，就以為是莫大的恩惠，總想著將來收到回報；他被良心驅使著去救人，又半途而廢……這就是許三觀的平等？這就是被人稱頌的人道？
魯迅先生曾提出，我們應當建設“離絕了交換關係、利害關係的愛”（魯迅：《我們怎樣做父親》，《魯迅全集》第1卷，第133頁。）。他所說的，正是人道主義的愛。許三觀們如果有美德，也隻是一種居上臨下的慈善主義，他以自身的大出血、大虛耗來充當施予者，何談人道主義？充分的人道主義應建基於人格和權利平等的基礎上，以自己的力量幫助他人，既是道德主體意識到的人道責任，也是實現自我的生命價值，絕非自我優越，施惠於人。
如何讓作品煥發出博大宏深的人道光彩？魯迅先生說，“創作總根於愛”（魯迅：《小雜感》，《魯迅全集》第3卷，第532頁。）。隻有作家自身以平等的心態去體己人生，才能通他人之悲歡，真正體察人類的生存境況，從而寫出深刻動人的作品。餘華作品中的“人”失蹤了，卻也暴露了深埋的“根”。在此，不妨再提卡夫卡。他的饑餓藝術家會因“找不到適合自己胃口的食物”而放棄飲食，《訴訟》中無端被處決的K人雖死了，“恥辱卻依然存於人間”。一再矚目西方的餘華難道沒讀出個中滋味？在卡夫卡筆下，不可能成為可能的趨向。而餘華筆下，可能走向了不可能。他把生活寫死了。他像作品中的人物一樣津津樂道於“已有”、“我執”，豈不知早有所失。隻是沉入恐怕不行，重要的還是跳出。弄不好，作家與作品，說不定會兩敗俱傷。
蘇童的多米諾骨牌——小說讀劄九題
一、蘇童：《拾嬰記》／《西瓜船》
我對蘇童小說的印象，大概還停留在十餘年前，那時每見其新作必購而讀之，雖小說的名目沒記住多少，但是他的“香椿樹街”和“楓楊樹鄉”是忘不了的，所以如今一見“楓楊樹”幾字，便頗感覺親切，也許這就是文氣的延續吧。讀《拾嬰記》（《上海文學》2006年第1期），像是故地重遊，有熟悉處，也有陌生點，在意料之中，更有不尋常的期待。在這裏，蘇童仍然是帶著綿軟柔韌的情懷，講了一個牽人心腸的“易形”故事。起初，一個女嬰“降落”在羅家的羊圈裏，其後便隨著一隻柳條筐，開始了她的落難之旅，遺棄，不斷地被遺棄，沒有任何人、任何部門願意接受她或者暫時收留她，隻有一個瘋女人把她錯認為死去的女兒，最後，那隻柳條筐重又降落在羅家的羊圈裏——隻是裏麵的女嬰變成了一隻滿眼含淚的小羊。可見，蘇童的故事越講越離譜，人間的溫情也越顯稀薄，即使作為道具的“葵花棉襖”還在，也會讓你打幾個寒噤。為“人”難，為“羊”則易，是什麼把“她”變成了“它”？為什麼作者給這個關於人的故事強加了一個非人的結局？所謂出人意料、聳人聽聞，都是著眼於人的感受，豈不知異類的感受比人類更痛切。如果為這篇小說找一個“合理”的解釋，也許可拿科幻電影中的“異形”作為參證。“異形”是一種卵生寄生性外星生物，出生時以動物或人體為宿主獲取必須養分，它的生存能力極強，繁殖力又極為驚人，且生性殘忍，又極為聰明，報複性極強，對人類天生充滿仇恨，一旦進入地球，會讓所有的生物迅速滅亡。當然，我無意將《拾嬰記》中的“女嬰／小羊”附會為恐怖的“異形”入侵，在這裏，蘇童所要考驗的無疑還是人自身的生存能力和免疫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