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讀書人，如果沒有相當的經濟條件，也很難做到像《儒林外史》中的王冕那樣，絕意功名而又衣食不愁。沒有一點兒經濟條件，也是當不成隱士的。就拿人們所熟悉的隱逸詩人陶淵明來說吧，他雖然不太富裕，與一般的士大夫相比，他已經算是相當清貧了。但是，他還不是貧苦老農。他還有“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有酒盈樽”，還有僮仆使喚，這才使他有撫琴吟詩、東皋舒嘯的閑情逸致。他的生活和一般農民相比，還是不同的。《儒林外史》中的蘧景玉說得就很實在，他向王惠這樣解釋父親，急流勇退，掛冠歸隱的原因：
況做秀才的時候，原有幾畝薄產，可供 粥；先人敝廬，可蔽風雨；就是琴、樽、壚、幾、藥欄、花榭，都也還有幾處，可以消遣。所以在風塵勞攘的時候，每懷長林豐草之思，而今卻可以賦《遂初》了。更何況，像王冕那樣“那天文、地理、經史上的大學問，無一不貫通”，而又毫無用世之心，那麼，這些大學問又有什麼用呢？一般的讀書人，即便是為了生活，也不得不走科舉之路，不得不去讀自己不感興趣的八股文。與吳敬梓同時的詩人袁枚，就在給友人的信中說：“足下未成進士，不可棄時文；有親在，不可不成進士。”由此可見，王冕的榜樣，並沒有為讀書人找到一條實際可行的生活道路。實際上，處在封建末世的讀書人，沒有真正的出路。
一般的讀書人，都被引誘、被生活所迫，走上了科舉的道路，但是，科舉中的幸運者隻是極少數。那麼，讀書人在場屋蹭蹬以後，又有哪些道路可走呢？最常見的選擇，便是教書和作幕。
六十多歲的童生周進就是教書為生。教什麼呢？自然是八股文。所以，顧小舍人跟他學了三年，就進了學。《儒林外史》第三十六回寫到，祁太公勸虞育德“去買兩本考卷來讀一讀，將來出去應考，進個學，館也好坐些”。可見，不懂時文的教書先生是不受歡迎的。蕭柏泉向湯鎮台介紹“明經先生”餘特來坐館時特意說明，這位先生雖是通經，“舉業其實好的”也說明了這種情況。書中另一位人物武書，他自說“窮之無奈，求個館也沒得做，沒奈何，隻得尋兩篇念念”。那尋來念念的“兩篇”，自然是八股。不尋來念念，便要“求個館也沒得做”，結果隻能是“窮之無奈”。
教書生涯辛苦而又無聊。周進每年的館金不過十二兩銀子，是一個廉價的勞動力。“那些孩子就像蠢牛一樣，一時照顧不到，就溜到外邊去打瓦踢球，每日淘氣不了。周進隻得捺定性子，坐著教導。”其實，“淘氣不了”，正是兒童天性，那些“四書”“五經”，能把人讀死的書，大人尚且視為苦役，更何況天真爛漫的兒童？周進吃的是“一碟老菜葉”。平日裏，他簡直成了人們輕蔑嘲笑的對象。
比周進年輕一點的範進，總算幸運一些。他五十四歲中了秀才。胡屠戶原以為女婿沒什麼大發展，準備給他“尋一個館，每年尋幾兩銀子”，以養家糊口。
湖州名士權勿用“又不會種田，又不會作生意”，“足足考了三十多年，一回縣考的複試也不曾取”，便“借在個土地廟裏訓了幾個蒙童”。
教書先生並不都像周進、範進那麼窩囊窮困，除了八股一無所知。餘特也是教書，出身世家大族，家裏境況也還可以。他是一位明經先生，時文也做得。他最初“在一個鹽務人家做館”，但“不甚得意”。後來湯鎮台想聘請他來教兒子讀書。由於湯公子搞了個“同學晚弟”的帖子來請，餘特覺察到其中的不恭之意，就拒聘了。待到後來，虞華軒誠懇地請他去做館，他就欣然同意了。可見，有學問有身份的先生，一般人也不敢怠慢的。
做幕客也是讀書人常有的選擇。清代的各級地方主管官吏，總要聘請幾位有才幹學識的人，幫助自己籌劃和處理各種事務。這種人就是所謂幕客，或稱幕賓、幕友、幕僚、師爺等。幕客一般由幕主自己選聘。不限資曆，不限出身。範進在山東當學道時，幕客中有出身貧寒的詩人牛布衣，也有門第清貴的蘧景玉。牛布衣已是遲暮之人，蘧景玉還是一個風華正茂的少年名士。可見，幕客的選擇範圍是比較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