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梓清醒地看到，在封建社會的末世，像杜少卿父親這樣篤信傳統道德，並能身體力行的“呆子”是愈來愈少了。而且凡是誠心誠意遵守奉行傳統倫理道德的人，必定不會飛黃騰達，不會富貴榮華，因為他真的相信了“教養題目文章裏的辭藻”，就不會去鑽營投機，獻媚邀寵。虞育德老老實實在履曆上填上了自己的“實在年庚五十歲”，結果是做了一個閑官——南京的國子監博士。莊紹光不肯趨附太保，結果是“太保不悅”，進讒言於皇上，莊紹光被賜金放還。蕭雲仙知書識禮，全麵實踐禮樂兵農的理想，反而得了個“任意浮開”的罪名。湯鎮台敢作敢當，竟落得“率竟輕進，靡費錢糧，著降三級調用”的結局。
吳敬梓痛心地看到，儒家郡種傳統的倫理道德，已經不能維係儒林的信仰。儒林口頭上標榜的是仁義道德，骨子裏隻信仰功名富貴，隻信仰金錢。嚴貢生口口聲聲說的是“公而忘私，國而忘家”“鄉紳人家”的“大禮”，心裏想的是吞並弟產。王氏兄弟嘴裏講的是“全在綱常上做工夫”；其實他們是以錢為綱的。匡超人滿口是“朝廷的賞罰”“做臣子的道理”，實際上是一個撒謊成性的勢利之徒。言行不一，口是心非成了儒林的特征，虛偽勢利成為社會普遍的風氣。哪裏還有什麼信仰？
金東崖花錢買替身，為兒子金躍爭得一個秀才。這樣一個無恥之人，卻偏要拿了自己篡的《四書講章》，到處向人賣弄。作者借杜慎卿之口，輕蔑地諷刺金東崖說：“一個當書辦的人都跑了回來講究‘四書’，聖賢可是這樣人講的！”一個對經學一無所知的高翰林，居然在大庭廣眾之下，嘲笑起通經達古和博學多聞的莊紹光來，結果為秀才武正字所駁倒，隻好自嘲地解釋：“小弟專經是《毛詩》，不是《周易》，所以未曾考核得清。”於是，遲衡山出來圓場：
依小弟看來：講學問的隻講學問，不必問功名；講功名的隻講功名，不必問學問。
遲衡山的話講得很委婉，其中包含的意思卻很嚴重。即是說，有功名者無學問，無功名者卻有學問；有信仰者難得有功名，有功名者不講信仰，吳敬梓在《儒林外史》第二十六回，又借向鼎之口，發表了類似的見解：
這些中進士、做翰林的，和他說到傳道窮經，他便說迂而無當；和他說到通經博古，他便說雜而不精。究竟事君交友的所在，全然看不得！
可見，功名不但與學問信仰無緣，而且是對立的。有功名者看有信仰者是“迂而無當”，是“呆子”；有信仰者看有功名者是俗不可耐的勢利之徒，這便是吳敬梓觀察到的對立。
中年以後的窮困，使吳敬梓在思想感情上向下層百姓靠近，所以，他在看到儒林上流社會，喪失信仰和喪失道德的同時，能夠看到像鮑文卿這樣的人，“雖生意是賤業，倒頗多君子之行”，能寫出像匡超人父親那樣不慕富貴、純樸無華的形象。平民的感情是樸素的，樸素的東西是最美的。
吳敬梓看到了信仰的危機，把它看作是道德的墮落。把這種道德墮落的責任，歸於科舉製度，歸於社會。但是，他還沒有看到，儒家倫理道德本身包含的虛偽性和欺騙性。所以，他在小說的後半部塑造了一些“真儒”“真名士”的形象，來作為勢利之徒的對立麵。但是，儒家的倫理道德中最積極的部分，在今天也早已成為陳舊過時的東西。所以，這些“真儒”和“真名士”，對今人來說，已沒有什麼吸引力。他們的那一套禮樂兵農的改革方案更是十足的空想。“迂而無當”，高翰林等人沒有說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