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聖賢之身，悟日用之道
學界有晚清四大著名日記的說法。這四部日記分別為曾國藩的《求闕齋日記》、李慈銘的《越縵堂日記》、王闓運的《湘綺樓日記》、翁同龢的《翁文恭公日記》。其中影響最大的當推曾國藩的日記。
現存的曾氏日記，起自道光十九年正月初一日，終止於其去世的當天，即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時間跨度長達三十四年。或許是早期的曾氏恒心不夠，因宦務繁雜而有所間隔，也或許是因遷徙而遺失、因戰火而焚毀等緣故，三十四年的日記中有所缺失，流傳至今的文字約一百三十萬言。宣統元年，中國圖書公司將其手稿印行。此手稿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被其第四代嫡孫寶蓀、約農姐弟帶到台灣，後來捐贈給台灣政府，珍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六十年代中期，台灣學生書局以《曾文正公手寫日記》為書名影印出版。
曾氏日記究竟因為什麼緣故而受到後世的重視呢？筆者以為，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曾氏是一個對中國近代曆史有很大影響的人物，無論是學術界還是社會民眾，對其一生的行事都很有興趣。他的親筆日記，尤其是其鹹豐八年六月再次出山之後逐日記錄的日記，對研究他本人以及他所處的那個時代，有任何其他史料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二，曾氏出身於偏僻鄉村的世代農家，後來成為扶危定傾的國家幹臣。一百多年來，他是所有平民子弟的勵誌榜樣，人們對他的成長史格外關注。曾氏的日記，尤其是早年在京師翰苑刻苦自勵的那一段心路曆程，堪稱一切有誌向有抱負的年輕人的最佳教科書。梁啟超當年就是這樣學曾氏的。他對人說：“近設日記，以曾文正之法，凡身過、口過、意過皆記之。”
曾氏的修身有一個突出的特點，那就是自覺認真。他以聖賢為榜樣，以慎獨為準則，以血戰之勇氣，以截斷後路之決心，從嚴要求，切實踐行。常言說人非聖賢，但曾氏偏要以聖賢為目標，宣稱“不為聖賢，便為禽獸”，他為何要如此為難自己？原來，曾氏采取的是取法上上的策略。古人認為取法乎上僅得其中，若想得其上，便隻有取法上上了。正因為目標定得甚高，所以盡管曾氏終其一生並未成為聖賢，但在道德自我完善這方麵，古今政治家中罕有其匹。尤其於克己自律上，在一塌糊塗的晚清官場，他應屬鳳毛麟角。
第三，今人讀曾國藩，更多地是看重他的人生智慧與處世謀慮。他的日記，恰恰記錄了不少關於這方麵的領悟。因為是私人的隨手所錄，曾氏的這些悟道過程，便會以最初始最本色最隨意的狀況保留下來，因而也便更具有真實性與借鑒性。
曾氏不是原創型的思想家，他也不是對理學有重大貢獻的學問家，實事求是地說，曾氏隻是一個將中國傳統文化履行於人生事業中的經世致用者。他對道的思索與領悟，更多地體現在世俗庸常中。他信奉“絕大學問皆在家庭日用之中”的理學真諦。他勤於思考，善於歸納，將家庭日用間的絕大學問，通過自身的體驗，以自己的語言表述出來，真實親切，曉暢易行。讀他的日記，就如同聽一位閱曆豐富喜歡琢磨的智者在談心。
第四，我們常說曆史要細讀，真正的曆史之細，不存在於官方史冊，更不存在於學者專著，而是散落在各種不經意的文字中，那裏往往會透露出大風大浪初的細微漣漪、大變大故前的蛛絲馬跡。曾氏的日記，偶爾會留下一些大曆史裏的小細節，故而顯得彌足珍貴。比如同治元年正月初十日，曾氏在日記中說，朝廷頒發下來的代表王命的旗幟，居然偷窳得如同小兒玩具。朝廷再窮，也不會窮到連製作幾麵小王旗的銀子都沒有。這個細節所傳達的信息是：愛新覺羅王朝氣數已盡。
正因為曾氏的日記內涵豐厚、容量廣博，“評點曾國藩”係列不能沒有日記的評點。筆者從傳世的曾氏日記中挑選出三百來篇，分為修身、悟道、讀書、國事、家事、寫字、品鑒、夢境八大類。為保持一天日記的完整性，所挑選的日記整篇照錄，不再刪節。原文之後的評點，仍舊像過去一樣，盡筆者之所能，給讀者提供一些幫助，以便對該篇日記有更好的理解。在每大類之前，筆者會有一篇總評，意在為讀者充當引導。
當年，王闓運在宣統版曾氏日記的序言中說：“惜其記事簡略，非同時人莫能知其厓涘。故闓運觀之而了然，不能喻之人也。時曆四紀，欲學裴鬆之以注輔誌，則同時記錄文字不備，無從搜求證明。此輪扁所以歎糟粕與！”連曾氏的好朋友一代宿學王闓運都感歎不能將曾氏日記喻之人，在曾氏去世一百四十年後，筆者以淺陋之學來評點其日記，自知離其厓涘相差甚遠。好在有湘綺老人的感歎在前，想必讀者會給予寬容。
癸巳冬月於長沙靜遠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