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仍有悲哀在裏麵。
其實，這一種勢所必至的破壞，也還是徒然的。暢快不過是無聊的自欺。雅人和信士和傳統大家，定要苦心孤詣巧語花言地再來補足了十景而後已。
無破壞即無新建設，大致是的；但有破壞卻未必即有新建設。盧梭，斯諦納爾，尼采，托爾斯泰，伊孛生等輩，若用勃蘭兌斯的話來說，乃是“軌道破壞者”。其實他們不單是破壞，而且是掃除，是大呼猛進，將礙腳的舊軌道不論整條或碎片，一掃而空，並非想挖一塊廢鐵古磚挾回家去，預備賣給舊貨店。中國很少這一類人，即使有之，也會被大眾的唾沫淹死。孔丘先生確是偉大，生在巫鬼勢力如此旺盛的時代，偏不肯隨俗談鬼神；但可惜太聰明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隻用他修《春秋》的照例手段以兩個“如”字略寓“俏皮刻薄”之意，使人一時莫明其妙，看不出他肚皮裏的反對來。他肯對子路賭咒，卻不肯對鬼神宣戰，因為一宣戰就不和平，易犯罵人——雖然不過罵鬼——之罪，即不免有《衡論》（見一月份《晨報副鐫》）作家TY先生似的好人，會替鬼神來奚落他道：為名乎？罵人不能得名。為利乎？罵人不能得利。想引誘女人乎？又不能將蚩尤的臉子印在文章上。何樂而為之也歟？
孔丘先生是深通世故的老先生，大約除臉子付印問題以外，還有深心，犯不上來做明日張膽的破壞者，所以隻是不談，而決不罵，於是乎儼然成為中國的聖人，道大，無所不包故也。否則，現在供在聖廟裏的，也許不姓孔。
不過在戲台上罷了，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譏諷又不過是喜劇的變簡的一支流。但悲壯滑稽，卻都是十景病的仇敵，因為都有破壞性，雖然所破壞的方麵各不同。中國如十景病尚存，則不但盧梭他們似的瘋子決不產生，並且也決不產生一個悲劇作家或喜劇作家或諷刺詩人。所有的，隻是喜劇底人物或非喜劇非悲劇底人物，在互相模造的十景中生存，一麵各各帶了十景病。
然而十全停滯的生活，世界上是很不多見的事，於是破壞者到了，但並非自己的先覺的破壞者，卻是狂暴的強盜，或外來的蠻夷。玁狁早到過中原，五胡來過了，蒙古也來過了；同胞張獻忠殺人如草，而滿洲兵的一箭，就鑽進樹叢中死掉了。有人論中國說，倘使沒有帶著新鮮的血液的野蠻的侵入，真不知自身會腐敗到如何！這當然是極刻毒的惡謔，但我們一翻曆史，怕不免要有汗流浹背的時候罷。外寇來了，暫一震動，終於請他做主子，在他的刀斧下修補老例；內寇來了，也暫一震動，終於請他做主子，或者別拜一個主子，在自己的瓦礫中修補老例。再來翻縣誌，就看見每一次兵燹之後，所添上的是許多烈婦烈女的氏名。看近來的兵禍，怕又要大舉表揚節烈了罷。許多男人們都那裏去了？
凡這一種寇盜式的破壞，結果隻能留下一片瓦礫，與建設無關。
但當太平時候，就是正在修補老例，並無寇盜時候，即國中暫時沒有破壞麼？也不然的，其時有奴才式的破壞作用常川活動著。
雷峰塔磚的挖去，不過是極近的一條小小的例。龍門的石佛，大半肢體不全，圖書館中的書籍，插圖須謹防撕去，凡公物或無主的東西，倘難於移動，能夠完全的即很不多。但其毀壞的原因，則非如革除者的誌在掃除，也非如寇盜的誌在掠奪或單是破壞，僅因目前極小的自利，也肯對於完整的大物暗暗的加一個創傷。人數既多，創傷自然極大，而倒敗之後，卻難於知道加害的究竟是誰。正如雷峰塔倒掉以後，我們單知道由於鄉下人的迷信。共有的塔失去了，鄉下人的所得，卻不過一塊磚，這磚，將來又將為別一自利者所藏，終究至於滅盡。倘在民康物阜時候，因為十景病的發作，新的雷峰塔也會再造的罷。但將來的運命，不也就可以推想而知麼？如果鄉下人還是這樣的鄉下人，老例還是這樣的老例。
這一種奴才式的破壞，結果也隻能留下一片瓦礫，與建設無關。
豈但鄉下人之於雷峰塔，日日偷挖中華民國的柱石的奴才們，現在正不知有多少！
瓦礫場上還不足悲，在瓦礫場上修補老例是可悲的。我們要革新的破壞者，因為他內心有理想的光。我們應該知道他和寇盜奴才的分別；應該留心自己墮入後兩種。這區別並不煩難，隻要觀人，省己，凡言動中，思想中，含有借據為己有的朕兆者是寇盜，含有借此占些目前的小便宜的朕兆者是奴才，無論在前麵打著的是怎樣鮮明好看的旗子。
節自《墳·再論雷峰塔的倒掉》
喜調和
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裏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時白話文之得以通行，就因為有廢掉中國字而用羅馬字母的議論的緣故。
節自《三閑集·無聲的中國》
眼光不遠
大同的世界，怕一時未必到來，即使到來，像中國現在似的民族，也一定在大同的門外。所以我想，無論如何，總要改革才好。但改革最快的還是火與劍，孫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國還是如此者，最大原因還在他沒有黨軍，因此不能不遷就有武力的別人。近幾年似乎他們也覺悟了，開起軍官學校來，惜已太晚。中國國民性的墮落，我覺得並不是因為顧家，他們也未嚐為“家”設想。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遠，加以“卑怯”與“貪婪”，但這是曆久養成的，一時不容易去掉。我對於攻打這些病根的工作，倘有可為，現在還不想放手，但即使有效，也恐很遲，我自己看不見了。由我想來——這隻是如此感到，說不出理由——目下的壓製和黑暗還要增加，但因此也許可以發生較激烈的反抗與不平的新分子，為將來的新的變動的萌蘖。
節自《兩地書·一〇》
“難得糊塗”
因為有人談起寫篆字，我倒記起鄭板橋有一塊圖章，刻著“難得糊塗”。那四個篆字刻得叉手叉腳的，頗能表現一點名士的牢騷氣。足見刻圖章寫篆字也還反映著一定的風格，正像“玩”木刻之類，未必“隻是個人的事情”：“謬種”和“妖孽”就是寫起篆字來，也帶著些“妖謬”的。
然而風格和情緒，傾向之類，不但因人而異，而且因事而異，因時而異。鄭板橋說“難得糊塗”，其實他還能夠糊塗的。現在，到了“求仕不獲無足悲，求隱而不得其地以竄者，毋亦天下之至哀歟”的時代，卻實在求糊塗而不可得了。
糊塗主義，唯無是非觀等等——本來是中國的高尚道德。你說他是解脫，達觀罷，也未必。他其實在固執著，堅持著什麼，例如道德上的正統，文學上的正宗之類。這終於說出來了：——道德要孔孟加上“佛家報應之說”（老莊另帳登記），而說別人“鄙薄”佛教影響就是“想為儒家爭正統”，原來同善社的三教同源論早已是正統了。文學呢？要用生澀字，用詞藻，穠纖的作品，而且是新文學的作品，雖則他“否認新文學和舊文學的分界”；而大眾文學“固然讚成”，“但那是文學中的一個旁支”。正統和正宗，是明顯的。
對於人生的倦怠並不糊塗！活的生活已經那麼“窮乏”，要請青年在“佛家報應之說”，在“《文選》，《莊子》，《論語》，《孟子》”裏去求得修養。後來，修養又不見了，隻剩得字彙。“自然景物，個人情感，宮室建築，……之類，還不妨從《文選》之類的書中去找來用。”從前嚴幾道從甚麼古書裏——大概也是《莊子》罷——找著了“幺匿”兩個字來譯Unit，又古雅，又音義雙關的。但是後來通行的卻是“單位”。嚴老先生的這類“字彙”很多，大抵無法複活轉來。現在卻有人以為“漢以後的詞，秦以前的字，西方文化所帶來的字和詞，可以拚成功我們的光芒的新文學”。這光芒要是隻在字和詞，那大概像古墓裏的貴婦人似的，滿身都是珠光寶氣了。人生卻不在拚湊，而在創造，幾千百萬的活人在創造。可恨的是人生那麼騷擾忙亂，使一些人“不得其地以竄”，想要逃進字和詞裏去，以求“庶免是非”，然而又不可得。真要寫篆字刻圖章了！
節自《準風月談·難得糊塗》
排斥異己
中國老例，凡要排斥異己的時候，常給對手起一個諢名，——或謂之“綽號”。這也是明清以來訟師的老手段；假如要控告張三李四，倘隻說姓名，本很平常，現在卻道“六臂太歲張三”，“白額虎李四”，則先不問事跡，縣官隻見綽號，就覺得他們是惡棍了。
節自《華蓋集·補白》
矛盾思想
中國人有一種矛盾思想，即是：要子孫生存，而自己也想活得很長久，永遠不死；及至知道沒法可想，非死不可了，卻希望自己的屍身永遠不腐爛。但是，想一想罷，如果從有人類以來的人們都不死，地麵上早已擠得密密的，現在的我們早已無地可容了；如果從有人類以來的人們的屍身都不爛，豈不是地麵上的死屍早已堆得比魚店裏的魚還要多，連掘井，造房子的空地都沒有了麼？所以，我想，凡是老的，舊的，實在倒不如高高興興的死去的好。
節自《集外集拾遺·老調子已經唱完》
太不認真
東北事起，上海有許多抗日團體，有一種團體就有一種徽章。這種徽章，如被日軍發現死是很難免的。然而中國青年的記性確是不好，如抗日十人團，一團十人，每人有一個徽章，可是並不一定抗日，不過把它放在袋裏。但被捉去後這就是死的證據。還有學生軍們，以前是天天練操，不久就無形中不練了，隻有軍裝的照片存在，並且把操衣放在家中，自己也忘卻了。然而一被日軍查出時是又必定要送命的。像這一般青年被殺，大家大為不平，以為日人太殘酷。其實這完全是因為脾氣不同的緣故，日人太認真，而中國人卻太不認真。中國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掛就算成功了。日本則不然。他們不像中國這樣隻是作戲似的。日本人一看見有徽章，有操衣的，便以為他們一定是真在抗日的人，當然要認為是勁敵。這樣不認真的同認真的碰在一起，倒黴是必然的。
中國實在是太不認真，什麼全是一樣。文學上所見的常有新主義，以前有所謂民族主義的文學也者，鬧得很熱鬧，可是自從日本兵一來，馬上就不見了。我想大概是變成為藝術而藝術了吧。中國的政客，也是今天談財政，明日談照像，後天又談交通，最後又忽然念起佛來了。外國不然。以前歐洲有所謂未來派藝術。未來派的藝術是看不懂的東西。但看不懂也並非一定是看者知識太淺，實在是它根本上就看不懂。文章本來有兩種：一種是看得懂的，一種是看不懂的。假若你看不懂就自恨淺薄。那就是上當了。不過人家是不管看懂與不懂的——看不懂如未來派的文學，雖然看不懂，怍者卻是拚命的，很認真的在那裏講。但是中國就找不出這樣例子。
節自《集外集拾遺·今春的兩種感想》
少堅信，無操守
中國人自然有迷信，也有“信”，但好像很少“堅信”。我們先前最尊皇帝，但一麵想玩弄他，也尊後妃，但一麵又有些想吊她的膀子；畏神明，而又燒紙錢作賄賂，佩服豪傑，卻不肯為他作犧牲。崇孔的名儒，一麵拜佛，信甲的戰士，明天信丁。宗教戰爭是向來沒有的，從北魏到唐末的佛道二教的此仆彼起，是隻靠幾個人在皇帝耳朵邊的甘言蜜語。風水，符咒，拜禱……偌大的“運命”，隻要化一批錢或磕幾個頭，就改換得和注定的一筆大不相同了——就是並不注定。
我們的先哲，也有知道“定命”有這麼的不定，是不足以定人心的，於是他說，這用種種方法之後所得的結果，就是真的“定命”，而且連必須用種種方法，也是命中注定的。但看起一般的人們來，卻似乎並不這樣想。
人而沒有“堅信”，狐狐疑疑，也許並不是好事情，因為這也就是所謂“無特操”。
節自《且介亭雜文·運命》
第一卷
並非所有的中國人——魯迅論中國人
中國國民性的病根
揭發缺點，意在複興
日本國民性，的確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之侵入；我們生於大陸，早營農業，遂曆受遊牧民族之害，曆史上滿是血痕，卻竟支撐以至今日，其實是偉大的。但我們還要揭發自己的缺點，這是意在複興，在改善……內山氏的書，是別一種目的，他所舉種種，在未曾揭出之前，我們自己是不覺得的，所以有趣，但倘以此自足，卻有害。
1936年3月4日致尤炳圻
說“麵子”
“麵子”，是我們在談話裏常常聽到的，因為好像一聽就懂，所以細想的人大約不很多。
但近來從外國人的嘴裏，有時也聽到這兩個音，他們似乎在研究。他們以為這一件事情，很不容易懂，然而是中國精神的綱領，隻要抓住這個，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辮子一樣，全身都跟著走動了。相傳前清時候，洋人到總理衙門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嚇，嚇得大官們滿口答應，但臨走時，卻被從邊門送出去。不給他走正門，就是他沒有麵子；他既然沒有了麵子，自然就是中國有了麵子，也就是占了上風了。這是不是事實，我斷不定，但這故事，“中外人士”中是頗有些人知道的。
因此，我頗疑心他們想專將“麵子”給我們。
但“麵子”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不想還好，一想可就覺得胡塗。它像是很有好幾種的，每一種身份，就有一種“麵子”，也就是所謂“臉”。這“臉”有一條界線，如果落到這線的下麵去了，即失了麵子，也叫作“丟臉”。不怕“丟臉”，便是“不要瞼”。但倘使做了超出這線以上的事，就“有麵子”，或曰“露臉”。而“丟臉”之道，則因人而不同，例如車夫坐在路邊赤膊捉虱子，並不算什麼，富家姑爺坐在路邊赤膊捉虱子，才成為“丟臉”。但車夫也並非沒有“臉”，不過這時不算“丟”，要給老婆踢了一腳，就躺倒哭起來，這才成為他的“丟臉”。這一條“丟臉”律，是也適用於上等人的。這樣看來，“丟臉”的機會，似乎上等人比較的多，但也不一定，例如車夫偷一個錢袋，被人發見，是失了麵子的，而上等人大撈一批金珠珍玩，卻仿佛也不見得怎樣“丟臉”，況且還有“出洋考察”，是改頭換麵的良方。
誰都要“麵子”，當然也可以說是好事情，但“麵子”這東西，卻實在有些怪。九月三十日的《申報》就告訴我們一條新聞：滬西有業木匠大包作頭之羅立鴻，為其母出殯，邀開“貫器店之王樹寶夫婦幫忙，因來賓眾多，所備白衣，不敷分配，其時適有名王道才，綽號三喜子，亦到來送殯，爭穿白衣不遂，以為有失體麵，心中懷恨，……邀集徒黨數十人，各執鐵棍，據說尚有持手槍者多人，將王樹寶家人亂打，一時雙方有劇烈之戰爭，頭破血流，多人受有重傷。……”白衣是親族有服者所穿的，現在必須“爭穿”而又“不遂”，足見並非親族，但竟以為“有失體麵”，演成這樣的大戰了。這時候，好像隻要和普通有些不同便是“有麵子”，而自己成了什麼，卻可以完全不管。這類脾氣，是“紳商”也不免發露的：袁世凱將要稱帝的時候，有人以列名於勸進表中為“有麵子”；有一國從青島撤兵的時候，有人以列名於萬民傘上為“有麵子”。
所以，要“麵子”也可以說並不一定是好事情——但我並非說，人應該“不要臉”。現在說話難，如果主張“非孝”，就有人會說你在煽動打父母，主張男女平等，就有人會說你在提倡亂交——這聲明是萬不可少的。
況且，“要麵子”和“不要瞼”實在也可以有很難分辨的時候。不是有一個笑話麼？一個紳士有錢有勢，我假定他叫四大人罷，人們都以能夠和他扳談為榮。有一個專愛誇耀的小癟三，一天高興的告訴別人道：“四大人和我講過話了！”人問他“說什麼呢？”答道：“我站在他門口，四大人出來了，對我說：滾開去！”當然，這是笑話，是形容這人的“不要臉”，但在他本人，是以為“有麵子”的，如此的人一多，也就真成為“有麵子”了。別的許多人，不是四大人連“滾開去”也不對他說麼？
在上海，“吃外國火腿”雖然還不是“有麵子”，卻也不算怎麼“丟臉”了，然而比起被一個本國的下等人所踢來，又仿佛近於“有麵子”。
中國人要“麵子”，是好的，可惜的是這“麵子”是“圓機活法”，善於變化，於是就和“不要臉”混起來了。長穀川如是閑說“盜泉”雲：“古之君子，惡其名而不飲，今之君子，改其名而飲之。”也說穿了“今之君子”的“麵子”的秘密。
節自《且介亭雜文·說“麵子”》
官癮
中國人的官癮實在深，漢重孝廉而有埋兒刻木，宋重理學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則”。總而言之：那魂靈就在做官，——行官勢，擺官腔，打官話。頂著一個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於是那些人就得了雅號曰“匪徒”。
節自《華蓋集續編·學界的三魂》
“賣老”
不過中國的社會上，“賣老”的真也特別多。女人會穿針，有什麼希奇呢，一到一百多歲，就可以開大會，穿給大家看，順便還捐錢了。說中國人“起碼要學狗”，倘是小學生的作文，是會遭先生的板子的，但大了幾十年，新聞上就大登特登，還用方體字標題道：“皤然一老蒞故都，吳稚暉語妙天下”；勸人解囊賑災的文章，並不少見，而文中自述年紀曰：“餘年九十六歲矣”者，卻隻有馬相伯先生。但普通都不謂之“賣”，另有極好的稱呼，叫作“有價值”。
節自《且介亭雜文二集·六論“文人相輕”——二賣》
圍觀
假使有一個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著，不久準可以圍滿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個人，無端大叫一聲，拔步便跑，同時準可以大家都逃散。真不知是“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然而又心懷不滿，罵他的莫名其妙的對象曰“媽的”！
節自《花邊文學·一思而行》
“中庸”
因為這在中國是照例要有，而不成問題的事。
凡當中國自身爛著的時候，倘有什麼新的進來，舊的便照例有一種異樣的掙紮。例如佛教東來時有幾個佛徒譯經傳道，則道士們一麵亂偷了佛經造道經，而這道經就來罵佛經，而一麵又用了下流不堪的方法害和尚，鬧得烏煙瘴氣，亂七八遭。（但現在的許多佛教徒，卻又以國粹自命而排斥西學了，實在昏得可憐！）但中國人，所擅長的是所謂“中庸”，於是終於佛有釋藏，道有道藏，不論是非，一齊存在。現在刻經處已有許多佛經，商務印書館也要既印日本《續藏》，又印正統《道藏》了，兩位主客，誰短誰長，便各有他們的自身來證明，用不著詞費。然而假使比較之後，佛說為長，中國卻一定仍然有道士，或者更多於居士與和尚：因為現在的人們是各式各樣，很不一律的。
節自《集外集拾遺補編·關於〈小說世界〉》
情麵
今之君子往往諱言吃飯，尤其是請吃飯。那自然是無足怪的，的確不大好聽。隻是北京的飯店那麼多，飯局那麼多，莫非都在食蛤蜊，談風月，“酒酣耳熱而歌嗚嗚”麼？不盡然的，的確也有許多“公論”從這些地方播種，隻因為公論和請帖之間看不出蛛絲馬跡，所以議論便堂哉皇哉了。但我的意見，卻以為還是酒後的公論有情。人非木石，豈能一味談理，礙於情麵而偏過去了，在這裏正有著人氣息。況且中國是一向重情麵的。何謂情麵？明朝就有人解釋過，曰：“情麵者，麵情之謂也。”自然不知道他說什麼，但也就可以懂得他說什麼。在現今的世上，要有不偏不倚的公論，本來是一種夢想；即使是飯後的公評，酒後的宏議，也何嚐不可姑妄聽之呢。然而，倘以為那是真正老牌的公論，卻一定上當，——但這也不能獨歸罪於公論家，社會上風行請吃飯而諱言請吃飯，使人們不得不虛假，那自然也應該分任其咎的。
節自《華蓋集續編·送灶日漫筆》
做戲
他似乎很相信Smith的《Chinese Characteristies》，常常引為典據。這書在他們，二十年前就有譯本，叫作《支那人氣質》；但是支那人的我們卻不大有人留心它。第一章就是Smith說，以為支那人是頗有點做戲氣味的民族，精神略有亢奮，就成了戲子樣，一字一句，一舉手一投足，都裝模裝樣，出於本心的分量，倒還是撐場麵的分量多。這就是因為太重體麵了，總想將自己的體麵弄得十足，所以敢於做出這樣的言語動作來。總而言之，支那人的重要的國民性所成的複合關鍵，便是這“體麵”。
我們試來博觀和內省，便可以知道這話並不過於刻毒。相傳為戲台上的好對聯，是“戲場小天地，天地大戲場”。大家本來看得一切事不過是一出戲，有誰認真的，就是蠢物。但這也並非專由積極的體麵，心有不平而怯於報複，也便以萬事是戲的思想了之。萬事既然是戲，則不平也非真，而不報也非怯了。所以即使路見不平，不能拔刀相助，也還不失其為一個老牌的正人君子。
節自《華蓋集續編·馬上支日記》
賭咒
“天誅地滅，男盜女娼”——是中國人賭咒的經典，幾乎像詩雲子曰一樣。現在的宣誓，“誓殺敵，誓死抵抗，誓……”似乎不用這種成語了。
但是，賭咒的實質還是一樣，總之是信不得。他明知道天不見得來誅他，地也不見得來滅他，現在連人參都“科學化地”含起電氣來了，難道“天地”還不科學化麼！至於男盜和女娼，那是非但無害，而且有益：男盜——可以多刮幾層地皮，女娼——可以多弄幾個“裙帶官兒”的位置。
節自《偽自由書·賭咒》
搗鬼
中國人又很有些喜歡奇形怪狀，鬼鬼祟祟的脾氣，愛看古樹發光比大麥開花的多，其實大麥開花他向來也沒有看見過。於是怪胎畸形，就成為報章的好資料，替代了生物學的常識的位置了。最近在廣告上所見的，有像所謂兩頭蛇似的兩頭四手的胎兒，還有從小肚上生出一隻腳來的三腳漢子。固然，人有怪胎，也有畸形，然而造化的本領是有限的，他無論怎麼怪，怎麼畸，總有一個限製：孿兒可以連背，連腹，連臀，連肋，或竟駢頭，卻不會將頭生在屁股上；形可以駢拇，枝指，缺肢，多乳，卻不會兩腳之外添出一隻腳來，好像“買兩送一”的買賣。天實在不及人之能搗鬼。
節自《南腔北調集·搗鬼心傳》
善變
誰說中國人不善於改變呢？每一新的事物進來，起初雖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會改變。不過並非將自己變得合於新事物，乃是將新事物變得合於自己而已。
佛教初來時便大被排斥，一到理學先生談禪，和尚做詩的時候，“三教同源”的機運就成熟了。聽說現在悟善社裏的神主已經有了五塊：孔子，老子，釋迦牟尼，耶酥基督，謨哈默德。
節自《華蓋集·補白》
玩名
中國人總隻喜歡一個“名”，隻要有新鮮的名目，便取來玩一通，不久連這名目也糟蹋了，便放開，另外又取一個。真如黑色的染缸一樣，放下去，沒有不烏黑的。譬如“偉人”“教授”“學者”“名人”“作家”這些稱呼，當初何嚐不冠冕，現在卻聽去好像諷刺了，一切無不如此。
1934年4月22日致姚克
觀鬥
我們中國人總喜歡說自己愛和平，但其實，是愛鬥爭的，愛看別的東西鬥爭，也愛看自己們鬥爭。
最普通的是鬥雞，鬥蟋蟀，南方有鬥黃頭鳥，鬥畫眉鳥，北方有鬥鵪鶉，一群閑人們圍著呆看，還因此賭輸贏。古時候有鬥魚，現在變把戲的會使跳蚤打架。看今年的《東方雜誌》，才知道金華又有鬥牛，不過和西班牙卻兩樣的，西班牙是人和牛鬥，我們是使牛和牛鬥。
任他們鬥爭著，自己不與鬥，隻是看。
軍閥們隻管自己鬥爭著，人民不與聞，隻是看。
然而軍閥們也不是自己親身在鬥爭，是使兵士們相鬥爭，所以頻年惡戰，而頭兒個個終於是好好的，忽而誤會消釋了，忽而杯酒言歡了，忽而共同禦侮了，忽而立誓報國了，忽而……。不消說，忽而自然不免又打起來了。
然而人民一任他們玩把戲，隻是看。
但我們的鬥士，隻有對於外敵卻是兩樣的：近的，是“不抵抗”，遠的，是“負弩前驅”雲。
“不抵抗”在字麵上已經說得明明白白。“負弩前驅”呢，弩機的製度早已失傳了，必須待考古學家研究出來，製造起來，然後能夠負，然後能夠前驅。
還是留著國產的兵士和現買的軍火，自己鬥爭下去罷。中國的人口多得很，暫時總有一些孑遺在看著的。但自然，倘要這樣，則對於外敵，就一定非“愛和平”不可。
節自《偽自由書·觀鬥》
自大
中國人向來有點自大。——隻可惜沒有“個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愛國的自大”。這便是文化競爭失敗之後，不能再見振拔改進的原因。
“個人的自大”，就是獨異，是對庸眾宣戰。除精神病學上的誇大狂外，這種自大的人，大抵有幾分天才，——照Nordau等說，也可說就是幾分狂氣。他們必定自己覺得思想見識高出庸眾之上，又為庸眾所不懂，所以憤世疾俗，漸漸變成厭世家，或“國民之敵”。但一切新思想，多從他們出來，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從他們發端。所以多有這“個人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多福氣！多幸運！
“合群的自大”，“愛國的自大”，是黨同伐異，是對少數的天才宣戰；——至於對別國文明宣戰，卻尚在其次。他們自己毫無特別才能，可以誇示於人，所以把這國拿來做個影子；他們把國裏的習慣製度抬得很高，讚美的了不得；他們的國粹，既然這樣有榮光，他們自然也有榮光了！倘若遇見攻擊，他們也不必自去應戰，因為這種蹲在影子裏張目搖舌的人，數目極多，隻須用mob的長技，一陣亂噪，便可製勝。勝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勝了；若敗了時，一群中有許多人，未必是我受虧：大凡聚眾滋事時，多具這種心理，也就是他們的心理。他們舉動，看似猛烈，其實卻很卑怯。至於所生結果，則複古，尊王，扶清滅洋等等，已領教得多了。所以多有這“合群的愛國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不幸中國偏隻多這一種自大：古人所作所說的事，沒一件不好，遵行還怕不及，怎敢說到改革？這種愛國的自大家的意見，雖各派略有不同，根柢總是一致，計算起來，可分作下列五種：
甲雲：“中國地大物博，開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這是完全自負。
乙雲：“外國物質文明雖高，中國精神文明更好。”
丙雲：“外國的東西，中國都已有過；某種科學，即某子所說的雲雲”，這兩種都是“古今中外派”的支流；依據張之洞的格言，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人物。
丁雲：“外國也有叫化子，——（或雲）也有草舍，——娼妓，——臭蟲。”這是消極的反抗。
戊雲：“中國便是野蠻的好。”又雲：“你說中國思想昏亂，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業的結晶。從祖先昏亂起，直要昏亂到子孫；從過去昏亂起，直要昏亂到未來。……（我們是四萬萬人，）你能把我們滅絕麼？”這比“丁”更進一層，不去拖人下水，反以自己的醜惡驕人；至於口氣的強硬，卻很有《水滸傳》中牛二的態度。
五種之中，甲乙丙丁的話，雖然已很荒謬，但同戊比較，尚覺情有可原，因為他們還有一點好勝心存在。譬如衰敗人家的子弟，看見別家興旺，多說大話，擺出大家架子；或尋求人家一點破綻，聊給自己解嘲。這雖然極是可笑，但比那一種掉了鼻子，還說是祖傳老病，誇示於眾的人，總要算略高一步了。
戊派的愛國論最晚出，我聽了也最寒心；這不但因其居心可怕，實因他所說的更為實在的緣故。昏亂的祖先，養出昏亂的子孫，正是遺傳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後，無論好壞，改變都不容易的。法國G.Le Bon著《民族進化的心理》中，說及此事道（原文已忘，今但舉其大意）——“我們一舉一動，雖似自主，其實多受死鬼的牽製。將我們一代的人，和先前幾百代的鬼比較起來，數目上就萬不能敵了。”我們幾百代的祖先裏麵，昏亂的人，定然不少：有講道學的儒生，也有講陰陽五行的道士，有靜坐煉丹的仙人，也有打臉打把子的戲子。所以我們現在雖想好好做“人”，難保血管裏的昏亂分子不來作怪，我們也不由自主，一變而為研究丹田臉譜的人物：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但我總希望這昏亂思想遺傳的禍害，不至於有梅毒那樣猛烈，竟至百無一免。即使同梅毒一樣，現在發明了六百零六，肉體上的病，既可醫治；我希望也有一種七百零七的藥，可以醫治思想上的病。這藥原來也已發明，就是“科學”一味。隻希望那班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不要又打著“祖傳老病”的旗號來反對吃藥，中國的昏亂病，便也總有全愈的一天。祖先的勢力雖大，但如從現代起，立意改變：掃除了昏亂的心思，和助成昏亂的物事（儒道兩派的文書），再用了對症的藥，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羼淡。如此幾代之後待我們成了祖先的時候，就可以分得昏亂祖先的若幹勢力，那時便有轉機，Le Bon所說的事，也不足怕了。
以上是我對於“不長進的民族”的療救方法；至於“滅絕”一條，那是全不成話，可不必說。“滅絕”這兩個可怕的字，豈是我們人類應說的？隻有張獻忠這等人曾有如此主張，至今為人類唾罵；而且於實際上發生出什麼效驗呢？但我有一句話，要勸戊派諸公。“滅絕”這句話，隻能嚇人，卻不能嚇倒自然。他是毫無情麵：他看見有自向滅絕這條路走的民族，便請他們滅絕，毫不客氣。我們自己想活，也希望別人都活；不忍說他人的滅絕，又怕他們自己走到滅絕的路上，把我們帶累了也滅絕，所以在此著急。倘使不改現狀，反能興旺，能得真實自由的幸福生活，那就是做野蠻也很好。——但可有人敢答應說“是”麼？
節自《熱風·隨感錄三十八》
涵養
晴。
早晨被一個小蠅子在臉上爬來爬去爬醒，趕開，又來；趕開，又來；而且一定要在臉上的一定的地方爬。打了一回，打它不死，隻得改變方針：自己起來。
記得前年夏天路過S州，那客店裏的蠅群卻著實使人驚心動魄。飯菜搬來時，它們先追逐著賞鑒；夜間就停得滿屋，我們就枕，必須慢慢地，小心地放下頭去，倘若猛然一躺，驚動了它們，便轟的一聲，飛得你頭昏眼花，一敗塗地。到黎明，青年們所希望的黎明，那自然就照例地到你臉上來爬來爬去了。但我經過街上，看見一個孩子睡著，五六個蠅子在他臉上爬，他卻睡得甜甜的，連皮膚也不牽動一下。在中國過活，這樣的訓練和涵養工夫是萬不可少的。與其鼓吹什麼“捕蠅”，倒不如練習這一種本領來得切實。
節自《華蓋集續編·馬上支日記》
想象
一見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體，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雜交，立刻想到私生子。
中國人的想象惟在這一層能夠如此躍進。
節自《而已集·小雜感》
奇想
外國人不知道中國，常說中國人是專重實際的。其實並不，我們中國人是最有奇想的人民。
無論古今，誰都知道，一個男人有許多女人，一味縱欲，後來是不但天天喝三鞭酒也無效，簡直非“壽終正寢”不可的。可是我們古人有一個大奇想，是靠了“禦女”，反可以成仙，例子是彭祖有多少女人而活到幾百歲。這方法和煉金術一同流行過，古代書目上還剩著各種的書名。不過實際上大約還是到底不行罷，現在似乎再沒有什麼人們相信了，這對於喜歡漁色的英雄，真是不幸得很。
然而還有一種小奇想。那就是哼的一聲，鼻孔裏放出一道白光，無論路的遠近，將仇人或敵人殺掉。白光可又回來了，摸不著是誰殺的，既然殺了人，又沒有麻煩，多麼舒適自在。這種本領，前年還有人想上武當山去尋求，直到去年，這才用大刀隊來替代了這奇想的位置。現在是連大刀隊的名聲也寂寞了。對於愛國的英雄，也是十分不幸的。
然而我們新近又有了一個大奇想。那是一麵救國，一麵又可以發財，雖然各種彩票，近似賭博，而發財也不過是“希望”。不過這兩種已經關聯起來了卻是真的。固然，世界上也有靠聚賭抽頭來維持的摩那科王國，但就常理說，則賭博大概是小則敗家，大則亡國；救國呢，卻總不免有一點犧牲，至少，和發財之路總是相差很遠的。然而發見了一致之點的是我們現在的中國，雖然還在試驗的途中。
然而又還有一種小奇想。這回不用一道白光了，要用幾回啟事，幾封匿名的信件，幾篇化名的文章，使仇頭落地，而血點一些也不會濺著自己的洋房和洋服。並且映帶之下，使自己成名獲利。這也還在試驗的途中，不知道結果怎麼樣，但翻翻現成的文藝史，看不見半個這樣的人物，那恐怕也還是枉用心機的。
狂賭救國，縱欲成仙，袖手殺敵，造謠買田，倘有人要編續《龍文鞭影》的，我以為不妨添上這四句。
節自《準風月談·中國的奇想》
不平
古來很有幾位恨恨而死的人物。他們一麵說些“懷才不遇”“天道寧論”的話，一麵有錢的便狂嫖濫賭，沒錢的便喝幾十碗酒，——因為不平的緣故，於是後來就恨恨而死了。
我們應該趁他們活著的時候問他：諸公！您知道北京離昆侖山幾裏，弱水去黃河幾丈麼？火藥除了做鞭爆，羅盤除了看風水，還有什麼用處麼？棉花是紅的還是白的？穀子是長在樹上，還是長在草上？桑間濮上如何情形，自由戀愛怎樣態度？您在半夜裏可忽然覺得有些羞，清早上可居然有點悔麼？四斤的擔，您能挑麼？三裏的道，您能跑麼？
他們如果細細的想，慢慢的悔了，這便很有些希望。萬一越發不平，越發憤怒，那便“愛莫能助”。——於是他們終於恨恨而死了。
中國現在的人心中，不平和憤恨的分子太多了。不平還是改造的引線，但必須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會，改造世界；萬不可單是不平。至於憤恨，卻幾乎全無用處。
憤恨隻是恨恨而死的根苗，古人有過許多，我們不要蹈他們的覆轍。
我們更不要借了“天下無公理，無人道”這些話，遮蓋自暴自棄的行為，自稱“恨人”，一副恨恨而死的臉孔，其實並不恨恨而死。
節自《熱風·隨感錄六十二》
“國罵”
無論是誰，隻要在中國過活，便總得常聽到“他媽的”或其相類的口頭禪。我想：這話的分布，大概就跟著中國人足跡之所至罷；使用的遍數，怕也未必比客氣的“您好呀”會更少。假使依或人所說，牡丹是中國的“國花”，那麼，這就可以算是中國的“國罵”了。
我生長於浙江之東，就是西瀅先生之所謂“某籍”。那地方通行的“國罵”卻頗簡單：專一以“媽”為限，決不牽涉餘人。後來稍遊各地，才始驚異於國罵之博大而精微：上溯祖宗，旁連姊妹，下遞子孫，普及同性，真是“猶河漢而無極也”。而且，不特用於入，也以施之獸。前年，曾見一輛煤車的隻輪陷入很深的轍跡裏，車夫便憤然跳下，出死力打那拉車的騾子道：“你姊姊的！你姊姊的！”
別的國度裏怎樣，我不知道。單知道諾威人Hamsun有一本小說叫《饑餓》，粗野的口吻是很多的，但我並不見這一類話。Gorky所寫的小說中多無賴漢，就我所看過的而言，也沒有這罵法。惟獨Artzybashev在《工人綏惠略夫》裏，卻使無抵抗主義者亞拉借夫罵了一句“你媽的”。但其時他已經決計為愛而犧牲了，使我們也失卻笑他自相矛盾的勇氣。這罵的翻譯，在中國原極容易的，別國卻似乎為難，德文譯本作“我使用過你的媽”，日文譯本作“你的媽是我的母狗”。這實在太費解，——由我的眼光看起來。
那麼，俄國也有這類罵法的了，但因為究竟沒有中國似的精博，所以光榮還得歸到這邊來。好在這究竟又並非什麼大光榮，所以他們大約未必抗議；也不如“赤化”之可怕，中國的闊人，名人，高人，也不至於駭死的。但是，雖在中國，說的也獨有所謂“下等人”，例如“車夫”之類，至於有身分的上等人，例如“士大夫”之類，則決不出之於口，更何況筆之於書。“予生也晚”，趕不上周朝，未為大夫，也沒有做士，本可以放筆直幹的，然而終於改頭換麵，從“國罵”上削去一個動詞和一個名詞，又改對稱為第三人稱者，恐怕還因為到底未曾拉車，因而也就不免“有點貴族氣味”之故。那用途，既然隻限於一部分，似乎又有些不能算作“國罵”了；但也不然，闊人所賞識的牡丹，下等人又何嚐以為“花之富貴者也”？
這“他媽的”的由來以及始於何代，我也不明白。經史上所見罵人的話，無非是“役夫”，“奴”，“死公”；較厲害的，有“老狗”，“貉子”；更厲害，涉及先代的，也不外乎“而母婢也”，“贅閹遺醜”罷了！還沒見過什麼“媽的”怎樣，雖然也許是士大夫諱而不錄。但《廣弘明集》（七）記北魏邢子才“以為婦人不可保。謂元景曰，‘卿何必姓王？’元景變色。子才曰，‘我亦何必姓邢；能保五世耶？’”則頗有可以推見消息的地方。
晉朝已經是大重門第，重到過度了；華胄世業，子弟便易於得官；即使是一個酒囊飯袋，也還是不失為清品。北方疆土雖失於拓跋氏，士人卻更其發狂似的講究閥閱，區別等第，守護極嚴。庶民中縱有俊才，也不能和大姓比並。至於大姓，實不過承祖宗餘蔭，以舊業驕人，空腹高心，當然使人不耐。但士流既然用祖宗做護符，被壓迫的庶民自然也就將他們的祖宗當作仇敵。邢子才的話雖然說不定是否出於憤激，但對於躲在門第下的男女，卻確是一個致命的重傷。勢位聲氣，本來僅靠了“祖宗”這惟一的護符而存，“祖宗”倘一被毀，便什麼都倒敗了。這是倚賴“餘蔭”的必得的果報。
同一的意思，但沒有邢子才的文才，而直出於“下等人”之口的，就是：“他媽的！”
要攻擊高門大族的堅固的舊堡壘，卻去瞄準他的血統，在戰略上，真可謂奇譎的了。，最先發明這一句“他媽的”的人物，確要算一個天才，——然而是一個卑劣的天才。
唐以後，自誇族望的風氣漸漸消除；到了金元，已奉夷狄為帝王，自不妨拜屠沽作卿士，“等”的上下本該從此有些難定了，但偏還有人想辛辛苦苦地爬進“上等”去。劉時中的曲子裏說：“堪笑這沒見識街市匹夫，好打那好頑劣。江湖伴侶，旋將表德官名相體呼，聲音多廝稱，字樣不尋俗。聽我一個個細數：糶米的喚子良；賣肉的呼仲甫……開張賣飯的呼君寶；磨麵登羅底叫德夫：何足雲乎？！”（《樂府新編陽春白雪》三）這就是那時的暴發戶的醜態。
“下等人”還未暴發之先，自然大抵有許多“他媽的”在嘴上，但一遇機會，偶竊一位，略識幾字，便即文雅起來：雅號也有了；身分也高了；家譜也修了，還要尋一個始祖，不是名儒便是名臣。從此化為“上等人”，也如上等前輩一樣，言行都很溫文爾雅。然而愚民究竟也有聰明的，早已看穿了這鬼把戲，所以又有俗諺，說：“口上仁義禮智，心裏男盜女娼！”他們是很明白的。
於是他們反抗了，曰：“他媽的！”
但人們不能蔑棄掃蕩人我的餘澤和舊蔭，而硬要去做別人的祖宗，無論如何，總是卑劣的事。有時，也或加暴力於所謂“他媽的”的生命上，但大概是乘機，而不是造運會，所以無論如何，也還是卑劣的事。
中國人至今還有無數“等”，還是依賴門第，還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遠有無聲的或有聲的“國罵”。就是“他媽的”，圍繞在上下和四旁，而且這還須在太平的時候。
但偶爾也有例外的用法：或表驚異，或表感服。我曾在家鄉看見鄉農父子一同午飯，兒子指一碗菜向他父親說：“這不壞，媽的你嚐嚐看！”那父親回答道：“我不要吃。媽的你吃去罷！”則簡直已經醇化為現在時行的“我的親愛的”的意思了。
節自《墳·論“他媽的！”》
瞞和騙
虛生先生所做的時事短評中，曾有一個這樣的題目：《我們應該有正眼看各方的勇氣》（《猛進》十九期）。誠然，必須敢於正視，這才可望敢想，敢說，敢作，敢當。倘使並正視而不敢，此外還能成什麼氣候。然而，不幸這一種勇氣，是我們中國人最所缺乏的。
但現在我所想到的是別一方麵——
中國的文人，對於人生，——至少是對於社會現象，向來就多沒有正視的勇氣。我們的聖賢，本來早已教人“非禮勿視”的了；而這“禮”又非常之嚴，不但“正視”，連“平視”“斜視”也不許。現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體質，卻大半還是彎腰曲背，低眉順眼，表示著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馴良的百性，——至於說對外卻有大力量，乃是近一月來的新說，還不知道究意是如何。
再回到“正視”問題去：先既不敢，後便不能，再後，就自然不視，不見了。一輛汽車壞了，停在馬路上，一群人圍著呆看，所得的結果是一團烏油油的東西。然而由本身的矛盾或社會的缺陷所生的苦痛，雖不正視，卻要身受的。文人究竟是敏感人物，從他們的作品上看來，有些人確也早已感到不滿，可是一到快要顯露缺陷的危機一髮之際，他們總即刻連說“並無其事”，同時便閉上了眼睛。這閉著的眼睛便看見一切圓滿，當前的苦痛不過是“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於是無問題，無缺陷，無不平，也就無解決，無改革，無反抗。因為凡事總要“團圓”，正無須我們焦躁；放心喝茶，睡覺大吉。再說費話，就有“不合時宜”之咎，免不了要受大學教授的糾正了。呸！
我並未實驗過，但有時候想：倘將一位久蟄洞房的老太爺拋在夏天正午的烈日底下，或將不出閨門的千金小姐拖到曠野的黑夜裏，大概隻好閉了眼晴，暫續他們殘存的舊夢，總算並沒有遇到暗或光，雖然已經是絕不相同的現實。中國的文人也一樣，萬事閉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瞞和騙。
中國婚姻方法的缺陷，才子佳人小說作家早就感到了，他於是使一個才子在壁上題詩，一個佳人便來和，由傾慕——現在就得稱戀愛——而至於有“終身之約”。但約定之後，也就有了難關。我們都知道，“私訂終身”在詩和戲曲或小說上尚不失為美談（自然隻以與終於中狀元的男人私訂為限），實際卻不容於天下的，仍然免不了要離異。明末的作家便閉上眼睛，並這一層也加以補救了，說是：才子及第，奉旨成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經這大帽子來一壓，便成了半個鉛錢也不值，問題也一點沒有了。假使有之，也隻在才子的能否中狀元，而決不在婚姻製度的良否。
（近來有人以為新詩人的做詩發表，是在出風頭，引異性；且遷怒於報章雜誌之濫登。殊不知即使無報，牆壁實“古已有之”，早做過發表機關了；據《封神演義》，紂王已曾在女媧廟壁上題詩，那起源實在非常之早。報章可以不取白話，或排斥小詩，牆壁卻拆不完，管不及的；倘一律刷成黑色，也還有破磁可劃，粉筆可書，真是窮於應付。做詩不刻木板，去藏之名山，卻要隨時發表，雖然很有流弊，但大概是難以杜絕的罷。）
《紅樓夢》中的小悲劇，是社會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較的敢於實寫的，而那結果也並不壞。無論賈氏家業再振，蘭桂齊芳，即寶玉自己，也成了個披大紅腥腥氈鬥篷的和尚。和尚多矣，但披這樣闊鬥篷的能有幾個，已經是“入聖超凡”無疑了。至於別的人們，則早在冊子裏一一注定，末路不過是一個歸結：是問題的結束，不是問題的開頭。讀者即小有不安，也終於奈何不得。然而後來或續或改，非借屍還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當場團圓”，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癮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騙局，還不甘心，定須閉眼胡說一通而後快。赫克爾（E.Haeckel）說過：人和人之差，有時比類人猿和原人之差還遠。我們將《紅樓夢》的續作者和原作者一比較，就會承認這話大概是確實的。
“作善降祥”的古訓，六朝人本已有些懷疑了，他們作墓誌，竟會說“積善不報，終自欺人”的話。但後來的昏人，卻又瞞起來。元劉信將三歲癡兒拋入醮紙火盆，妄希福祐，是見於《元典章》的；劇本《小張屠焚兒救母》卻道是為母延命，命得延，兒亦不死了。一女願侍痼疾之夫，《醒世恒言》中還說終於一同自殺的；後來改作的卻道是有蛇墜入藥罐裏，丈夫服後便全愈了。凡有缺陷，一經作者粉飾，後半便大抵改觀，使讀者落誣妄中，以為世間委實盡夠光明，誰有不幸，便是自作，自受。
有時遇到彰明的史實，瞞不下，如關羽嶽飛的被殺，便隻好別設騙局了。一是前世已造夙因，如嶽飛；一是死後使他成神，如關羽。定命不可逃，成神的善報更滿人意，所以殺人者不足責，被殺者也不足悲，冥冥中自有安排，使他們各得其所，正不必別人來費力了。
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麵，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著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滿足著，即一天一天的墮落著，但卻又覺得日見其光榮。在事實上，亡國一次，即添加幾個殉難的忠臣，後來每不想光複舊物，而隻去讚美那幾個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過之後，也每每不思懲凶，自衛，卻隻顧歌詠那一群烈女。仿佛亡國遭劫的事，反而給中國人發揮“兩間正氣”的機會，增高價值，即在此一舉，應該一任其至，不足憂悲似的。自然，此上也無可為，因為我們已經借死人獲得最上的光榮了。滬漢烈士的追悼會中，活的人們在一塊很可景仰的高大的木主下互相打罵，也就是和我們的先輩走著同一的路。
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這是互為因果的，正如麻油從芝麻榨出，但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倘以油為上，就不必說；否則，當參入別的東西，或水或鹼去。中國人向來因為不敢正視人生，隻好瞞和騙，由此也生出瞞和騙的文藝來，由這文藝，更令中國人更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甚而至於已經自己不覺得。世界日日改變，我們的作家取下假麵，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並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的時候早到了；早就應該有一片嶄新的文場，早就應該有幾個凶猛的闖將！
現在，氣象似乎一變，到處聽不見歌吟花月的聲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鐵和血的讚頌。然而倘以欺瞞的心，用欺瞞的嘴，則無論說A和O，或Y和Z，一樣是虛假的；隻可以嚇啞了先前鄙薄花月的所謂批評家的嘴，滿足地以為中國就要中興。可憐他在“愛國”的大帽子底下又閉上了眼睛了——或者本來就閉著。
沒有衝破一切傳統思想和手法的闖將，中國是不會有真的新文藝的。
節自《墳·論睜了眼看》
爬和撞
從前梁實秋教授曾經說過：窮人總是要爬，往上爬，爬到富翁的地位。不但窮人，奴隸也是要爬的，有了爬得上的機會，連奴隸也會覺得自己是神仙，天下自然太平了。
雖然爬得上的很少，然而個個以為這正是他自己。這樣自然都安分的去耕田，種地，揀大糞或是坐冷板凳，克勤克儉，背著苦惱的命運，和自然奮鬥著，拚命的爬，爬，爬。可是爬的人那麼多，而路隻有一條，十分擁擠。老實的照著章程規規矩矩的爬，大都是爬不上去的。聰明人就會推，把別人推開，推倒，踏在腳底下，踹著他們的肩膀和頭頂，爬上去了。大多數人卻還隻是爬，認定自己的冤家並不在上麵，而隻在旁邊——是那些一同在爬的人。他們大都忍耐著一切，兩腳兩手都著地，一步步的挨上去又擠下來，擠下來又挨上去，沒有休止的。
然而爬的人太多，爬得上的太少，失望也會漸漸的侵蝕善良的人心，至少，也會發生跪著的革命。於是爬之外，又發明了撞。
這是明知道你太辛苦了，想從地上站起來，所以在你的背後猛然的叫一聲：撞罷。一個個發麻的腿還在抖著，就撞過去。這比爬要輕鬆得多，手也不必用力，膝蓋也不必移動，隻要橫著身子，晃一晃，就撞過去。撞得好就是五十萬元大洋，妻，財，子，祿都有了。撞不好，至多不過跌一交，倒在地下。那又算得什麼呢，——他原本是伏在地上的，他仍舊可以爬。何況有些人不過撞著玩罷了，根本就不怕跌交的。
爬是自古有之。例如從童生到狀元，從小癟三到康白度。撞卻似乎是近代的發明。要考據起來，恐怕隻有古時候“小姐拋彩球”有點像給人撞的辦法。小姐的彩球將要拋下來的時候，——一個個想吃天鵝肉的男子漢仰著頭，張著嘴，饞涎拖得幾尺長……可惜，古人究竟呆笨，沒有要這些男子漢拿出幾個本錢來，否則，也一定可以收著幾萬萬的。
爬得上的機會越少，願意撞的人就越多，那些早已爬在上麵的人們，就天天替你們製造撞的機會，叫你們化些小本錢，而豫約著你們名利雙收的神仙生活。所以撞得好的機會，雖然比爬得上的還要少得多，而大家都願意來試試的。這樣，爬了來撞，撞不著再爬……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節自《準風月談·爬和撞》
捧與挖
中國的人們，遇見帶有會使自己不安的朕兆的人物，向來就用兩樣法：將他壓下去，或者將他捧起來。
壓下去就用舊習慣和舊道德，或者憑官力，所以孤獨的精神的戰士，雖然為民眾戰鬥，卻往往反為這“所為”而滅亡。到這樣，他們這才安心了。壓不下時，則於是乎捧，以為抬之使高，饜之使足，便可以於己稍稍無害，得以安心。
伶俐的人們，自然也有謀利而捧的，如捧闊老，捧戲子，捧總長之類；但在一般粗人，——就是未嚐“讀經”的，則凡有捧的行為的“動機”，大概是不過想免害。即以所奉祀的神道而論，也大抵是凶惡的，火神瘟神不待言，連財神也是蛇呀刺蝟呀似的駭人的畜類；觀音菩薩倒還可愛，然而那是從印度輸入的，並非我們的“國粹”。要而言之：凡有被捧者，十之九不是好東西。
既然十之九不是好東西，則被捧而後，那結果便自然和捧者的希望適得其反了。不但能使不安，還能使他們很不安，因為人心本來不易饜足。然而人們終於至今沒有悟，還以捧為苟安之一道。
……
最奇怪的是北幾省的河道，竟捧得河身比屋頂高得多了。當初自然是防其潰決，所以壅上一點土；殊不料愈壅愈高，一旦潰決，那禍害就更大。於是就“搶堤”咧，“護堤”咧，“嚴防決堤”咧，花色繁多，大家吃苦。如果當初見河水泛濫，不去增堤，卻去挖底，我以為決不至於這樣。
有貪圖金牛者，不但金老鼠，便是死老鼠也不給。那麼，此輩也就連生日都未必做了。單是省卻拜壽，已經是一件大快事。
中國人的自討苦吃的根苗在於捧，“自求多福”之道卻在於挖。其實，勞力之量是差不多的，但從惰性太多的人們看來，卻以為還是捧省力。
節自《華蓋集·這個與那個（二）》
“十景病”
從崇軒先生的通信（二月份《京報副刊》）裏，知道他在輪船上聽到兩個旅客談話，說是杭州雷峰塔之所以倒掉，是因為鄉下人迷信那塔磚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於是這個也挖，那個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一個旅客並且再三歎息道：西湖十景這可缺了嗬！
這消息，可又使我有點暢快了，雖然明知道幸災樂禍，不像一個紳士，但本來不是紳士的，也沒有法子來裝潢。
我們中國的許多人，——我在此特別鄭重聲明：並不包括四萬萬同胞全部！——大抵患有一種“十景病”，至少是“八景病”，沉重起來的時候大概在清朝。凡看一部縣誌，這一縣往往有十景或八景，如“遠村明月”“蕭寺清鍾”“古池好水”之類。而且，“十”字形的病菌，似乎已經侵入血管，流布全身，其勢力早不在”！“形驚歎亡國病菌之下了。點心有十樣錦，菜有十碗，音樂有十番，閻羅有十殿，藥有十全大補，猜拳有全福手福手全，連人的劣跡或罪狀，宣布起來也大抵是十條，仿佛犯了九條的時候總不肯歇手。現在西湖十景可缺了嗬！“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九經固古已有之，而九景卻頗不習見，所以正是對於十景病的一個針砭，至少也可以使患者感到一種不平常，知道自己的可愛的老病，忽而跑掉了十分之一了。
但仍有悲哀在裏麵。
其實，這一種勢所必至的破壞，也還是徒然的。暢快不過是無聊的自欺。雅人和信士和傳統大家，定要苦心孤詣巧語花言地再來補足了十景而後已。
無破壞即無新建設，大致是的；但有破壞卻未必即有新建設。盧梭，斯諦納爾，尼采，托爾斯泰，伊孛生等輩，若用勃蘭兌斯的話來說，乃是“軌道破壞者”。其實他們不單是破壞，而且是掃除，是大呼猛進，將礙腳的舊軌道不論整條或碎片，一掃而空，並非想挖一塊廢鐵古磚挾回家去，預備賣給舊貨店。中國很少這一類人，即使有之，也會被大眾的唾沫淹死。孔丘先生確是偉大，生在巫鬼勢力如此旺盛的時代，偏不肯隨俗談鬼神；但可惜太聰明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隻用他修《春秋》的照例手段以兩個“如”字略寓“俏皮刻薄”之意，使人一時莫明其妙，看不出他肚皮裏的反對來。他肯對子路賭咒，卻不肯對鬼神宣戰，因為一宣戰就不和平，易犯罵人——雖然不過罵鬼——之罪，即不免有《衡論》（見一月份《晨報副鐫》）作家TY先生似的好人，會替鬼神來奚落他道：為名乎？罵人不能得名。為利乎？罵人不能得利。想引誘女人乎？又不能將蚩尤的臉子印在文章上。何樂而為之也歟？
孔丘先生是深通世故的老先生，大約除臉子付印問題以外，還有深心，犯不上來做明日張膽的破壞者，所以隻是不談，而決不罵，於是乎儼然成為中國的聖人，道大，無所不包故也。否則，現在供在聖廟裏的，也許不姓孔。
不過在戲台上罷了，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譏諷又不過是喜劇的變簡的一支流。但悲壯滑稽，卻都是十景病的仇敵，因為都有破壞性，雖然所破壞的方麵各不同。中國如十景病尚存，則不但盧梭他們似的瘋子決不產生，並且也決不產生一個悲劇作家或喜劇作家或諷刺詩人。所有的，隻是喜劇底人物或非喜劇非悲劇底人物，在互相模造的十景中生存，一麵各各帶了十景病。
然而十全停滯的生活，世界上是很不多見的事，於是破壞者到了，但並非自己的先覺的破壞者，卻是狂暴的強盜，或外來的蠻夷。玁狁早到過中原，五胡來過了，蒙古也來過了；同胞張獻忠殺人如草，而滿洲兵的一箭，就鑽進樹叢中死掉了。有人論中國說，倘使沒有帶著新鮮的血液的野蠻的侵入，真不知自身會腐敗到如何！這當然是極刻毒的惡謔，但我們一翻曆史，怕不免要有汗流浹背的時候罷。外寇來了，暫一震動，終於請他做主子，在他的刀斧下修補老例；內寇來了，也暫一震動，終於請他做主子，或者別拜一個主子，在自己的瓦礫中修補老例。再來翻縣誌，就看見每一次兵燹之後，所添上的是許多烈婦烈女的氏名。看近來的兵禍，怕又要大舉表揚節烈了罷。許多男人們都那裏去了？
凡這一種寇盜式的破壞，結果隻能留下一片瓦礫，與建設無關。
但當太平時候，就是正在修補老例，並無寇盜時候，即國中暫時沒有破壞麼？也不然的，其時有奴才式的破壞作用常川活動著。
雷峰塔磚的挖去，不過是極近的一條小小的例。龍門的石佛，大半肢體不全，圖書館中的書籍，插圖須謹防撕去，凡公物或無主的東西，倘難於移動，能夠完全的即很不多。但其毀壞的原因，則非如革除者的誌在掃除，也非如寇盜的誌在掠奪或單是破壞，僅因目前極小的自利，也肯對於完整的大物暗暗的加一個創傷。人數既多，創傷自然極大，而倒敗之後，卻難於知道加害的究竟是誰。正如雷峰塔倒掉以後，我們單知道由於鄉下人的迷信。共有的塔失去了，鄉下人的所得，卻不過一塊磚，這磚，將來又將為別一自利者所藏，終究至於滅盡。倘在民康物阜時候，因為十景病的發作，新的雷峰塔也會再造的罷。但將來的運命，不也就可以推想而知麼？如果鄉下人還是這樣的鄉下人，老例還是這樣的老例。
這一種奴才式的破壞，結果也隻能留下一片瓦礫，與建設無關。
豈但鄉下人之於雷峰塔，日日偷挖中華民國的柱石的奴才們，現在正不知有多少！
瓦礫場上還不足悲，在瓦礫場上修補老例是可悲的。我們要革新的破壞者，因為他內心有理想的光。我們應該知道他和寇盜奴才的分別；應該留心自己墮入後兩種。這區別並不煩難，隻要觀人，省己，凡言動中，思想中，含有借據為己有的朕兆者是寇盜，含有借此占些目前的小便宜的朕兆者是奴才，無論在前麵打著的是怎樣鮮明好看的旗子。
節自《墳·再論雷峰塔的倒掉》
喜調和
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裏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時白話文之得以通行，就因為有廢掉中國字而用羅馬字母的議論的緣故。
節自《三閑集·無聲的中國》
眼光不遠
大同的世界，怕一時未必到來，即使到來，像中國現在似的民族，也一定在大同的門外。所以我想，無論如何，總要改革才好。但改革最快的還是火與劍，孫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國還是如此者，最大原因還在他沒有黨軍，因此不能不遷就有武力的別人。近幾年似乎他們也覺悟了，開起軍官學校來，惜已太晚。中國國民性的墮落，我覺得並不是因為顧家，他們也未嚐為“家”設想。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遠，加以“卑怯”與“貪婪”，但這是曆久養成的，一時不容易去掉。我對於攻打這些病根的工作，倘有可為，現在還不想放手，但即使有效，也恐很遲，我自己看不見了。由我想來——這隻是如此感到，說不出理由——目下的壓製和黑暗還要增加，但因此也許可以發生較激烈的反抗與不平的新分子，為將來的新的變動的萌蘖。
節自《兩地書·一〇》
“難得糊塗”
因為有人談起寫篆字，我倒記起鄭板橋有一塊圖章，刻著“難得糊塗”。那四個篆字刻得叉手叉腳的，頗能表現一點名士的牢騷氣。足見刻圖章寫篆字也還反映著一定的風格，正像“玩”木刻之類，未必“隻是個人的事情”：“謬種”和“妖孽”就是寫起篆字來，也帶著些“妖謬”的。
然而風格和情緒，傾向之類，不但因人而異，而且因事而異，因時而異。鄭板橋說“難得糊塗”，其實他還能夠糊塗的。現在，到了“求仕不獲無足悲，求隱而不得其地以竄者，毋亦天下之至哀歟”的時代，卻實在求糊塗而不可得了。
糊塗主義，唯無是非觀等等——本來是中國的高尚道德。你說他是解脫，達觀罷，也未必。他其實在固執著，堅持著什麼，例如道德上的正統，文學上的正宗之類。這終於說出來了：——道德要孔孟加上“佛家報應之說”（老莊另帳登記），而說別人“鄙薄”佛教影響就是“想為儒家爭正統”，原來同善社的三教同源論早已是正統了。文學呢？要用生澀字，用詞藻，穠纖的作品，而且是新文學的作品，雖則他“否認新文學和舊文學的分界”；而大眾文學“固然讚成”，“但那是文學中的一個旁支”。正統和正宗，是明顯的。
對於人生的倦怠並不糊塗！活的生活已經那麼“窮乏”，要請青年在“佛家報應之說”，在“《文選》，《莊子》，《論語》，《孟子》”裏去求得修養。後來，修養又不見了，隻剩得字彙。“自然景物，個人情感，宮室建築，……之類，還不妨從《文選》之類的書中去找來用。”從前嚴幾道從甚麼古書裏——大概也是《莊子》罷——找著了“幺匿”兩個字來譯Unit，又古雅，又音義雙關的。但是後來通行的卻是“單位”。嚴老先生的這類“字彙”很多，大抵無法複活轉來。現在卻有人以為“漢以後的詞，秦以前的字，西方文化所帶來的字和詞，可以拚成功我們的光芒的新文學”。這光芒要是隻在字和詞，那大概像古墓裏的貴婦人似的，滿身都是珠光寶氣了。人生卻不在拚湊，而在創造，幾千百萬的活人在創造。可恨的是人生那麼騷擾忙亂，使一些人“不得其地以竄”，想要逃進字和詞裏去，以求“庶免是非”，然而又不可得。真要寫篆字刻圖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