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自《準風月談·難得糊塗》
排斥異己
中國老例，凡要排斥異己的時候，常給對手起一個諢名，——或謂之“綽號”。這也是明清以來訟師的老手段；假如要控告張三李四，倘隻說姓名，本很平常，現在卻道“六臂太歲張三”，“白額虎李四”，則先不問事跡，縣官隻見綽號，就覺得他們是惡棍了。
節自《華蓋集·補白》
矛盾思想
中國人有一種矛盾思想，即是：要子孫生存，而自己也想活得很長久，永遠不死；及至知道沒法可想，非死不可了，卻希望自己的屍身永遠不腐爛。但是，想一想罷，如果從有人類以來的人們都不死，地麵上早已擠得密密的，現在的我們早已無地可容了；如果從有人類以來的人們的屍身都不爛，豈不是地麵上的死屍早已堆得比魚店裏的魚還要多，連掘井，造房子的空地都沒有了麼？所以，我想，凡是老的，舊的，實在倒不如高高興興的死去的好。
節自《集外集拾遺·老調子已經唱完》
太不認真
東北事起，上海有許多抗日團體，有一種團體就有一種徽章。這種徽章，如被日軍發現死是很難免的。然而中國青年的記性確是不好，如抗日十人團，一團十人，每人有一個徽章，可是並不一定抗日，不過把它放在袋裏。但被捉去後這就是死的證據。還有學生軍們，以前是天天練操，不久就無形中不練了，隻有軍裝的照片存在，並且把操衣放在家中，自己也忘卻了。然而一被日軍查出時是又必定要送命的。像這一般青年被殺，大家大為不平，以為日人太殘酷。其實這完全是因為脾氣不同的緣故，日人太認真，而中國人卻太不認真。中國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掛就算成功了。日本則不然。他們不像中國這樣隻是作戲似的。日本人一看見有徽章，有操衣的，便以為他們一定是真在抗日的人，當然要認為是勁敵。這樣不認真的同認真的碰在一起，倒黴是必然的。
中國實在是太不認真，什麼全是一樣。文學上所見的常有新主義，以前有所謂民族主義的文學也者，鬧得很熱鬧，可是自從日本兵一來，馬上就不見了。我想大概是變成為藝術而藝術了吧。中國的政客，也是今天談財政，明日談照像，後天又談交通，最後又忽然念起佛來了。外國不然。以前歐洲有所謂未來派藝術。未來派的藝術是看不懂的東西。但看不懂也並非一定是看者知識太淺，實在是它根本上就看不懂。文章本來有兩種：一種是看得懂的，一種是看不懂的。假若你看不懂就自恨淺薄。那就是上當了。不過人家是不管看懂與不懂的——看不懂如未來派的文學，雖然看不懂，怍者卻是拚命的，很認真的在那裏講。但是中國就找不出這樣例子。
節自《集外集拾遺·今春的兩種感想》
少堅信，無操守
中國人自然有迷信，也有“信”，但好像很少“堅信”。我們先前最尊皇帝，但一麵想玩弄他，也尊後妃，但一麵又有些想吊她的膀子；畏神明，而又燒紙錢作賄賂，佩服豪傑，卻不肯為他作犧牲。崇孔的名儒，一麵拜佛，信甲的戰士，明天信丁。宗教戰爭是向來沒有的，從北魏到唐末的佛道二教的此仆彼起，是隻靠幾個人在皇帝耳朵邊的甘言蜜語。風水，符咒，拜禱……偌大的“運命”，隻要化一批錢或磕幾個頭，就改換得和注定的一筆大不相同了——就是並不注定。
我們的先哲，也有知道“定命”有這麼的不定，是不足以定人心的，於是他說，這用種種方法之後所得的結果，就是真的“定命”，而且連必須用種種方法，也是命中注定的。但看起一般的人們來，卻似乎並不這樣想。
人而沒有“堅信”，狐狐疑疑，也許並不是好事情，因為這也就是所謂“無特操”。
節自《且介亭雜文·運命》
中國的各色人物
工頭
以我自己而論，總覺得縛了一條鐵索，有一個工頭在背後用鞭子打我，無論我怎樣起勁的做，也是打，而我回頭去問自己的錯處時，他卻拱手客氣的說，我做得好極了，他和我感情好極了，今天天氣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無措，我不敢對別人說關於我們的話，對於外國人，我避而不談，不得已時，就撒謊。你看這是怎樣的苦境？
1935年9月12日致胡風
有些手執皮鞭，亂打苦工的背脊，自以為在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惡之，他其〔實〕是取了工頭的立場而已。
1936年5月l5日致曹靖華
西崽
然而“幸乎不幸乎”，我竟因此發見我的新職業了：做西崽。
還是當作休息的翻雜誌，這回是在《人間世》二十八期上遇見了林語堂先生的大文，摘錄會損精神，還是抄一段——
“……今人一味仿效西洋，自稱摩登，甚至不問中國文法，必欲仿效英文，分‘曆史地’為形容詞，‘曆史地的’為狀詞，以模仿英文之historic-al-ly，拖一西洋辮子，然則‘快來’何不因‘快’字是狀詞而改為‘快地的來’？此類把戲，隻是洋場孽少怪相，談文學雖不足，當西崽頗有才。此種流風，其弊在奴，救之之道，在於思。”（《今文八弊》中）
其實是“地”字之類的采用，並非一定從高等華人所擅長的英文而來的。“英文”“英文”，一笑一笑。況且看上文的反問語氣，似乎“一味仿效西洋”的“今人”，實際上也並不將“快來”改為“快地的來”，這僅是作者的虛構，所以助成其名文，殆即所謂“保得自身為主，則圓通自在，大暢無比”之例了。不過不切實，倘是“自稱摩登”的“今人”所說，就是“其弊在浮”。
倘使我至今還住在故鄉，看了這一段文章，是懂得，相信的。我們那裏隻有幾個洋教堂，裏麵想必各有幾位西崽，然而很難得遇見。要研究西崽，隻能用自己做標本，雖不過“頗”，也夠合用了。又是“幸乎不幸乎”，後來竟到了上海，上海住著許多洋人，因此有著許多西崽，因此也給了我許多相見的機會；不但相見，我還得了和他們中的幾位談天的光榮。不錯，他們懂洋話，所懂的大抵是“英文”，“英文”，然而這是他們的吃飯家夥，專用於眼書洋東家的，他們決不將洋辮子拖進中國話裏來，自然更沒有搗亂中國文法的意思，有時也用幾個音譯字，如“那摩溫”，“土司”之類，但這也是向來用慣的話，並非標新立異，來表示自己的摩登的。他們倒是國粹家，一有餘閑，拉皮胡，唱《探母》；上工穿製服，下工換華裝，間或請假出遊，有錢的就是緞鞋綢衫子。不過要戴草帽，眼鏡也不用玳瑁邊的老樣式，倘用華洋的“門戶之見”看起來，這兩樣卻不免是缺點。
又倘使我要另找職業，能說英文，我可真的肯去做西崽的，因為我以為用工作換錢，西崽和華仆在人格上也並無高下，正如用勞力在外資工廠或華資工廠換得工資，或用學費在外國大學或中國大學取得資格，都沒有卑賤和清高之分一樣。西崽之可厭不在他的職業，而在他的“西崽相”。這裏之所謂“相”，非說相貌，乃是“誠於中而形於外”的，包括著“形式”和“內容”而言。這“相”，是覺得洋人勢力，高於群華人，自己懂洋話，近洋人，所以也高於群華人；但自己又係出黃帝，有古文明，深通華情，勝洋鬼子，所以也勝於勢力高於群華人的洋人，因此也更勝於還在洋人之下的群華人。租界上的中國巡捕，也常常有這一種“相”。
倚徙華洋之間，往來主奴之界，這就是現在洋場上的“西崽相”。但又並不得騎牆，因此他是流動的，較為“圓通自在”，所以也自得其樂，除非你掃了他的興頭。
節自《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
二花臉
浙東的有一處的戲班中，有一種腳色叫作“二花臉”，譯得雅一點，那麼，“二醜”就是。他和小醜的不同，是不扮橫行無忌的花花公子，也不扮一味仗勢的宰相家丁，他所扮演的是保護公子的拳師，或是趨奉公子的清客。總之：身分比小醜高，而性格卻比小醜壞。
義仆是老生扮的，先以諫諍，終以殉主；惡仆是小醜扮的，隻會作惡，到底滅亡。而二醜的本領卻不同，他有點上等人模樣，也懂些琴棋書畫，也來得行令猜謎，但倚靠的是權門，淩蔑的是百姓，有誰被壓迫了，他就來冷笑幾聲，暢快一下，有誰被陷害了，他又去嚇唬一下，吆喝幾聲。不過他的態度又並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麵又回過臉來，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點，搖著頭裝起鬼臉道：你看這家夥，這回可要倒楣哩！
這最末的一手，是二醜的特色。因為他沒有義仆的愚笨，也沒有惡仆的簡單，他是智識階級。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長久，他將來還要到別家幫閑，所以當受著豢養，分著餘炎的時候，也得裝著和這貴公子並非一夥。
二醜們編出來的戲本上，當然沒有這一種腳色的，他那裏肯；小醜，即花花公子們編出來的戲本，也不會有，囤為他們隻看見一麵，想不到的。這二花臉，乃是小百姓看透了這一種人，提出精華來，製走了的腳色。
世間隻要有權門，一定有惡勢力，有惡勢力，就一定有二花臉，而且有二花臉藝術。我們隻要取一種刊物，看他一個星期，就會發見他忽而怨恨春天，忽而頌揚戰爭，忽而譯蕭伯納演說，忽而講婚姻問題；但其間一定有時要慷慨激昂的表示對於國事的不滿：這就是用出末一手來了。
這最末的一手，一麵也在遮掩他並不是幫閑，然而小百姓是明白的，早已使他的類型在戲台上出現了。
選自《準風月談·二醜藝術》
“教育當局”
對“教育當局”談教育的根本誤點，是在將這四個字的力點看錯了：以為他要來辦“教育”。其實不然，大抵是來做“當局”的。
這可以用過去的事實證明。因為重在“當局”，所以——
一學校的會計員，可以做教育總長。
二教育總長，可以忽而化為內務總長。
三司法，海軍總長，可以兼任教育總長。
曾經有一位總長，聽說，他的出來就職，是因為某公司要來立案，表決時可以多一個讚成者，所以再作馮婦的。但也有人來和他談教育。我有時真想將這老實人一把抓出來，即刻勒令他回家陪太太喝茶去。
所以：教育當局，十之九是意在“當局”但有些是意並不在“當局”。
這時候，也許有人要問：那麼，他為什麼有舉動呢？
我於是勃然大怒道：這就是他在“當局”呀！說得露骨一點，就是“做官”！不然，為什麼叫“做”？
節自《而已集·反“漫談”》
“吃白相飯”
要將上海的所謂“白相”，改作普通話，隻好是“玩耍”；至於“吃白相飯”，那恐怕還是用文言譯作“不務正業，遊蕩為生”，對於外鄉人可以比較的明白些。
遊蕩可以為生，是很奇怪的。然而在上海問一個男人，或向一個女人問她的太夫的職業的時候，有時會遇到極直截的回答道：“吃白相飯的。”
聽的也並不覺得奇怪，如同聽到了說“教書”，“做工”一樣。倘說是“沒有什麼職業”，他倒會有些不放心了。
“吃白相飯”在上海是這麼一種光明正大的職業。
我們在上海的報章上所看見的，幾乎常是這些人物的功績；沒有他們，本埠新聞是決不會熱鬧的。但功績雖多，歸納起來也不過是三段，隻因為未必全用在一件事情上，所以看起來好像五花八門了。
第一段是欺騙。見貪人就用利誘，見孤憤的就裝同情，見倒黴的則裝慷慨，但見慷慨的卻又會裝悲苦，結果是席卷了對手的東西。
第二段是威壓。如果欺騙無效，或者被人看穿了，就臉孔一翻，化為威嚇，或者說人無禮，或者誣人不端，或者賴人欠錢，或者並不說什麼緣故，而這也謂之“講道理”，結果還是席卷了對手的東西。
第三段是溜走。用了上麵的一段或兼用了兩段而成功了，就一溜煙走掉，再也尋不出蹤跡來。失敗了，也是一溜煙走掉，再也尋不出蹤跡來。事情鬧得大一點，則離開本埠，避過了風頭再出現。
有這樣的職業，明明白白，然而人們是不以為奇的。
“白相”可以吃飯，勞動的自然就要餓肚，明明白白，然而人們也不以為奇。
但“吃白相飯”朋友倒自有其可敬的地方，因為他還直直落落的告訴人們說，“說白相飯的！”
節自《準風月談·“吃白相飯”》
“商定”文豪
筆頭也是尖的，也要鑽。言路的窄，現在也正如活路一樣，所以（以上十五字，刊出時作“別的地方鑽不進”）隻好對於文藝雜誌廣告的誇大，前去刺一下。
一看雜誌的廣告，作者就個個是文豪，中國文壇也真好像光焰萬丈，但一麵也招來了鼻孔裏的哼哼聲。然而，著作一世，藏之名山，以待考古團的掘出的作家，此刻早已沒有了，連自作自刻，訂成薄薄的一本，分送朋友的詩人，也已經不大遇得到。現在是前周作稿，次周登報，上月剪貼，下月出書，大抵僅僅為稿費。倘說，作者是餓著肚子，專心在為社會服務，恐怕說出來有點要臉紅罷。就是笑人需要稿費的高士，他那一篇嘲笑的文章也還是不免要稿費。但自然，另有薪水，或者能靠女人奩姿養活的文豪，都不屬於這一類。
就大體而言，根子是在賣錢，所以上海的各式各樣的文豪，由於“商定”，是“久已夫，已非一日矣”的了。
商家印好一種稿子後，倘那時封建得勢，廣告上就說作者是封建文親，革命行時，便是革命文豪，於是封定了一批文豪們。別家的書也印出來了，另一種廣告說那些作者並非真封建或真革命文豪，這邊的才是真貨色，於是又封定了一批文豪們。別一家又集印了各種廣告的論戰，一位作者加上些批評，另出了一位新文豪。
還有一法是結合一套腳色，要幾個詩人，幾個小說家，一個批評家，商量一下，立一個什麼社，登起廣告來，打倒彼文豪，抬出此文豪，結果也總可以封定一批文豪們，也是一種的“商定”。
就大體而言，根子是在賣錢，所以後來的書價，就不免指出文豪們的真價值，照價二折，五角一堆，也說不定的。不過有一種例外：雖然鋪子出盤，作品賤賣，卻並不是文豪們走了末路，那是他們已經“爬了上去”，進大學，進衙門，不要這踏腳凳了。
節自《準風月談·“商定”文豪》
捐班文人
清朝的中葉，要做官可以捐，叫做“捐班”的便是這一夥。財主少爺吃得油頭光臉，忽而忙了幾天，頭上就有一粒水晶頂，有時還加上一枝藍翎，滿口官話，說是“今天天氣好”了。
到得民國，官總算說是沒有了捐班，然而捐班之途，實際上倒是開展了起來，連“學士文人”也可以由此弄得到頂戴。開宗明義第一章，自然是要有錢。隻要有錢，就什麼都容易辦了。譬如，要捐學者罷，那就收買一批古董，結識幾個清客，並且雇幾個工人，拓出古董上麵的花紋和文字，用玻璃板印成一部書，名之曰“什麼集古錄”或“什麼考古錄”。李富孫做過一部《金石學錄》，是專載研究金石的人們的，然而這倒成了“作俑”，使清客們可以一續再續，並且推而廣之，連收藏古董，販賣古董的少爺和商人，也都一榻括子的收進去了，這就叫作“金石家”。
捐做“文學家”也用不著什麼新花樣。隻要開一隻書店，拉幾個作家，雇一些幫閑，出一種小報，“今天天氣好”是也須會說的，就寫了出來，印了上去，交給報販，不消一年半載，包管成功。
節自《準風月談·各種捐班》
變戲法者
我愛看“變戲法”。
他們是走江湖的，所以各處的戲法都一樣。為了斂錢，一定有兩種必要的東西：一隻黑熊，一個小孩子。
黑熊餓得真瘦，幾乎連動彈的力氣也快沒有了。自然，這是不能使它強壯的，因為一強壯，就不能駕馭。現在是半死不活，卻還要用鐵圈穿了鼻子，再用索子牽著做戲。有時給吃一點東西。是一小塊水泡的饅頭皮，但還將勺子擎得高高的，要它站起來，伸頭張嘴，許多工夫才得落肚，而變戲法的則因此集了一些錢。
這熊的來源，中國沒有人提到過。據西洋人的調查，說是從小時候，由山裏捉來的；大的不能用，因為一大，就總改不了野性。但雖是小的，也還須“訓練”，這“訓練”的方法，是“打”和“餓”；而後來，則是因虐待而死亡。我以為這話是的確的，我們看它還在活著做戲的時候，就癟得連熊氣息也沒有了，有些地方，竟稱之為“狗熊”，其被蔑視至於如此。
孩子在場麵上也要吃苦，或者大人踏在他肚子上，或者將他的兩手扭過來，他就顯出很苦楚，很為難，很吃重的相貌，要看客解救。六個，五個，再四個，三個……而變戲法的就又集了一些錢。
他自然也曾經訓練過，這苦痛是裝出來的，和大人串通的勾當，不過也無礙於嫌錢。
下午敲鑼開場，這樣的做到夜，收場，看客走散，有化了錢的，有終於不化錢的。
每當收場，我一麵走，一麵想：兩種生財家夥，一種是要被虐待至死的，再尋幼小的來；一種是大了之後，另尋一個小孩子和一隻小熊，仍舊來變照樣的戲法。
節自《準風月變·看變戲法》
從我有記憶的時候，直到現在，凡我所曾經到過的地方，在空地上，常常看見有“變把戲”的，也叫作“變戲法”的。
這變戲法的，大概隻有兩種——
一種，是教一個猴子戴起假麵，穿上衣服，耍一通刀槍；騎了羊跑幾圈。還有一匹用稀粥養活，已經瘦得皮包骨頭的狗熊玩一些把戲。末後是向大家要錢。
一種，是將一塊石頭放在空盒子裏，用手巾左蓋右蓋，變出一隻白鴿來；還有將紙塞在嘴巴裏，點上火，從嘴角鼻子裏冒出煙焰。其次是向大家要錢。要了錢之後，——個人嫌少，裝腔作勢的不肯變了，一個人來勸他，對大家說再五個。果然有人拋錢了，於是再四個，三個……
拋足之後，戲法就又開了場。這回是將一個孩子裝進小口的壇子裏麵去，隻見一條小辮子，要他再出來，又要錢。收足之後，不知怎麼一來，大人用尖刀將孩子刺死了，蓋上被單，直挺挺躺著，要他活過來，又要錢。
“在家靠父母，出家靠朋友……Huazaa!Huazaa!\\\"變戲法的裝出撒錢的手勢，嚴肅而悲哀的說。
別的孩子，如果走近去想仔細的看，他是要罵的；再不聽，他就會打。
果然有許多人Huazaa了。待到數目和預料的差不多，他們就撿起錢來，收拾家夥，死孩子也自己爬起來，一同走掉了。
看客們也就呆頭呆腦的走散。
這空地上，暫時是沉寂了。過了些時，就又來這一套。俗語說，“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其實是許多年間，總是這一套，也總有人看，總有人Huazaa，不過其間必須經過沉寂的幾日。
節自《偽自由書·現代史》
地盤主義者
三十年前，我也常坐長江輪船的統艙，卻還沒有這樣的“推”得起勁。那時候，船票自然是要買的，但無所謂“買鋪位”，買的時候也有，然而是另外一回事。假如你怕占不到鋪位，一早帶著行李下船去罷，統艙裏全是空鋪，隻有三五個人們。但要將行李擱下空鋪去，可就窒礙難行了，這裏一條扁擔，那裏一束繩子，這邊一卷破席，那邊一件背心，人們中就跑出一個人來說，這位置是他所占有的。但其時可以開會議，崇和平，買他下來，最高的價值大抵是八角。假如你是一位戰鬥的英雄，可就容易對付了，隻要一聲不響，坐在左近，待到銅鑼一響，輪船將開，這些地盤主義者便抓了扁擔破席之類，一溜煙都逃到岸上去，拋下了賣剩的空鋪，一任你悠悠然擱上行李，打開睡覺了。
節自《準風月談·“推”的餘談》
“京派”與“海派”
自從北平某先生在某報上有揚“京派”而抑“海派”之言，頗引起了一番議論。最先是上海某先生在某雜誌上的不平，且引別一某先生的陳言，以為作者的籍貫，與作品並無關係，要給北平某先生一個打擊。
其實，這是不足以服北平某先生之心的。所謂“京派”與“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梅蘭芳博士，戲中之真正京派也，而其本貫，則為吳下。但是，籍貫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處的文陋，卻也影響於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此之謂也。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國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沒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獲利，而自己也賴以糊口。要而言之，不過“京派”是官的幫閑，“海派”則是商的幫忙而已。但從官得食者其情狀隱，對外尚能傲然，從商得食者其情狀顯，到處難於掩飾，於是忘其所以者，遂據以有清濁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國舊習，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
而北京學界，前此固亦有其光榮，這就是五四運動的策動。現在雖然還有曆史上的光輝，但當時的戰士，卻“功成，名遂，身退”者有之，“身穩”者有之，“身升”者更有之，好好的一場惡鬥，幾乎令人有“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之感。“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前年大難臨頭，北平的學者們所想援以掩護自己的是古文化，而惟一大事，則是古物的南遷，這不是自己徹底的說明了北平所有的是什麼了嗎？
但北平究竟還有古物，且有古書，且有古都的人民。在北平的學者文人們，又大抵有著講師或教授的本業，論理，研究或創作的環境，實在是比“海派”來得優越的，我希望著能夠看見學術上，或文藝上的大著作。
節自《花邊文學·“京派”與“海派”》
北人與南人
這是看了“京派”與“海派”的議論之後，牽連想到的——
北人的卑視南人，已經是一種傳統。這也並非因為風俗習慣的不同，我想，那大原因，是在曆來的侵入者多從北方來，先征服中國之北部，又攜了北人南征，所以南人在北人的眼中，也是被征服者。
二陸入晉，北方人士在歡欣之中，分明帶著輕薄，舉證太煩，姑且不談罷。容易看的是，羊衒之的《洛陽伽藍記》中，就常詆南人，並不視為同類。至於元，則人民截然分為四等，一蒙古人，二色目人，三漢人即北人，第四等才是南人，因為他是最後投降的一夥。最後投降，從這邊說，是矢盡援絕，這才罷戰的南方之強，從那邊說，卻是不識順逆，久梗王師的賊。孑遺自然還是投降的，然而為奴隸的資格因此就最淺，因為淺，所以班次就最下，誰都不妨加以卑視了。到清朝，又重理了這一篇賬，至今還流衍著餘波；如果此後的曆史是不再回旋的，那真不獨是南人的如天之福。
當然，南人是有缺點的。權貴南遷，就帶了腐敗頹廢的風氣來，北方倒反而幹淨。性情也不同，有缺點，也有特長，正如北人的兼具二者一樣。據我所見，北人的優點是厚重，南人的優點是機靈。但厚重之弊也愚，機靈之弊也狡，所以某先生曾經指出缺點道：北方人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南方人是“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就有閑階級而言，我以為大體是的確的。
缺點可以改正，優點可以相師。相書上有一條說，北人南相，南人北相者貴。我看這並不是妄語。北人南相者，是厚重而又機靈，南人北相者，不消說是機靈而又能厚重。昔人之所謂“貴”，不過是當時的成功，在現在，那就是做成有益的事業了。這是中國人的一種小小的自新之路。
不過做文章的是南人多，北方卻受了影響。北京的報紙上，油嘴滑舌，吞吞吐吐，顧影自憐的文字不是比六七年前多了嗎？這倘和北方固有的“貧嘴”一結婚，產生出來的一定是一種不祥的新劣種！
節自《花邊文學·北人與南人》
愛國的自大家
不幸中國偏隻多這一種自大：古人所作所說的事，沒一件不好，遵行還怕不及，怎敢說到改革？這種愛國的自大家的意見，雖各派略有不同，根柢總是一致，計算起來，可分作下列五種：
甲雲：“中國地大物博，開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這是完全自負。
乙雲：“外國物質文明雖高，中國精神文明更好。”
丙雲：“外國的東西，中國都已有過；某種科學，即某子所說的雲雲”，這兩種都是“古今中外派”的支流；依據張之洞的格言，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人物。
丁雲：“外國也有叫化子，——（或雲）也有草舍，——娼妓，——臭蟲。”這是消極的反抗。
戊雲：“中國便是野蠻的好。”又雲：“你說中國思想昏亂，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業的結晶。從祖先昏亂起，直要昏亂到子孫；從過去昏亂起，直要昏亂到未來。……（我們是四萬萬人，）你能把我們滅絕麼？”這比“丁”更進一層，不去拖人下水，反以自己的醜惡驕人；至於口氣的強硬，卻很有“水滸傳”中牛二的態度。
五種之中，甲乙丙丁的話，雖然已很荒謬，但同戊比較，尚覺情有可原，因為他們還有一點好勝心存在。譬如衰敗人家的子弟，看見別家興旺，多說大話，擺出大家架子；或尋求人家一點破綻，聊給自己解嘲。這雖然極是可笑，但比那一種掉了鼻子，還說是祖傳老病，誇示於眾的人，總要算略高一步了。
戊派的愛國論最晚出，我聽了也最寒心；這不但因其居心可怕，實因他所說的更為實在的緣故。昏亂的祖先，養出昏亂的子孫，正是遺傳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後，無論好壞，改變都不容易的。
節自《熱風·隨感錄三十八》
賣書的女店員
在醫學上，“婦人科”雖然設有專科，但在文藝上，“女作家”分為一類卻未免濫用了體質的差別，令人覺得有些特別的。但最露骨的是張競生博士所開的“美的書店”，曾經對麵呆站著兩個年青臉白的女店員，給買主可以問她“《第三種水》出了沒有？”等類，一舉兩得，有玉有書。可惜“美的書店”竟遭禁止。張博士也改弦易轍，去譯《盧騷懺悔錄》，此道遂有中衰之歎了。
書籍的銷路如果再消沉下去，我想，最好是用女店員賣女作家的作品及照片，仍然抽彩，給買主又有得到“勸學”，“留學”的款子的希望。
節自《三閑集·書籍和財色》
徘徊海濱的人
濁浪在拍岸，站在山岡上者和飛沫不相幹，弄潮兒則於濤頭且不在意，惟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濱的人，一濺水花，便覺得有所沾濕，狼狽起來。這從上述的兩類人們看來，是都覺得詫異的。但我們書中的青年蕭君，便正落在這境遇裏。他極想有為，懷著熱愛，而有所顧惜，過於矜持，終於連安住幾年之處，也不可得。他其實並不能成為一小齒輪，跟著大齒輪轉動，他僅是外來的一粒石子，所以軋了幾下，發幾聲響，便被擠到女佛山——上海去了。
他幸而還堅硬，沒有變成潤澤齒輪的油。
節自《三閑集·柔石作〈二月〉小引》
“猛人”與“包圍者”
無論是何等樣人，一成為猛人，則不問其“猛”之大小，我覺得他的身邊便總有幾個包圍的人們，圍得水泄不透。那結果，在內，是使該猛人逐漸變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趨勢。在外，是使別人所看見的並非該猛人的本相，而是經過了包圍者的曲折而顯現的幻形。至於幻得怎樣，則當視包圍者是三棱鏡呢，還是凸麵或凹麵而異。假如我們能有一種機會，偶然走到一個猛人的近旁，便可以看見這時包圍者的臉麵和言動，和對付別的人們的時候有怎樣地不同。我們在外麵看見一個猛人的親信，謬妄驕恣，很容易以為該猛人所愛的是這樣的人物。殊不知其實是大謬不然的。猛人所看見的他是嬌嫩老實，非常可愛，簡直說話會口吃，談天要臉紅。老實說一句罷，雖是“世故的老人”如不佞者，有時從旁看來也覺得倒也並不壞。
但同時也就發生了胡亂的矯詔和過度的巴結，而晦氣的人物呀，刊物呀，植物呀，礦物呀，則於是乎遭災。但猛人大抵是不知道的。凡知道一點北京掌故的，該還記得袁世凱做皇帝時候的事罷。要看日報，包圍者連報紙都會特印了給他看，民意全部擁戴，輿論一致讚成。直要待到蔡鬆坡雲南起義，這才阿呀一聲，連一連吃了二十多個饅頭都自己不知道。但這一出戲也就閉幕，袁公的龍馭上賓於天了。
包圍者便離開了這一株已倒的大樹，去尋求別一個新猛人。
我曾經想做過一篇《包圍新論》，先述包圍之方法，次論中國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圍，因為猛人雖有起仆興亡，而包圍者永是這一夥。次更論猛人倘能脫離包圍，中國就有五成得救。結末是包圍脫離法。——然而終於想不出好的方法來，所以這新論也還沒有敢動筆。
愛國誌士和革命青年幸勿以我為懶於籌畫，隻開目錄而沒有文章。我思索是也在思索的，曾經想到了兩樣法子，但反複一想，都無用。一，是猛人自己出去看看外麵的情形，不要先“清道”。然而雖不“清道”，大家一遇猛人，大抵也會先就改變了本然的情形，再也看不出真模樣。二，是廣接各樣的人物，不為一定的若幹人所包圍。然而久而久之，也終於有一群製勝，而這最後勝利者的包圍力則最強大，歸根結蒂，也還是古已有之的運命：龍馭上賓於天。
節自《而已集·扣絲雜感》
貪圖金牛的縣官
記得有一部講笑話的書，名目忘記了，也許是“笑林廣記”罷，說，當一個知縣的壽辰，因為他是子年生，屬鼠的，屬員們便集資鑄了一個金老鼠去作賀禮。知縣收受之後，另尋了機會對大眾說道：明年又恰巧是賤內的整壽；她比我小一歲，是屬牛的。其實，如果大家先不送金老鼠，他決不敢想金牛。一送開手，可就難於收拾了，無論金牛無力致送，即使送了，怕他的姨太太也會屬象。象不在十二生肖之內，似乎不近情理罷，但這是我替他設想的法子罷了，知縣當然別有我們所莫測高深的妙法在。
民元革命時候，我在S城，來了一個都督。他雖然也出身綠林大學，未嚐“讀經”，但倒是還算顧大局，聽輿論的，可是自紳士以至於庶民，又用了祖傳的捧法群起而捧之了。這個拜會，那個恭維，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捧得他連自己也忘其所以，結果是漸漸變成老官僚一樣，動手刮地皮。
節自《華蓋集·這個與那個》
沒出息的攤主
在幼小時候曾有一個老於世故的長輩告誡過我：你不要和沒出息的擔子或攤子為難，他會自己摔了，卻誣賴你，說不清，也賠不完。這話於我似乎到現在還有影響，我新年去逛火神廟的廟會時，總不敢擠近玉器攤去，即使它不過擺著寥寥的幾件。怕的是一不小心，將它碰倒了，或者摔碎了一兩件，就要變成寶貝，一輩子賠不完，那罪孽之重，會在毀壞一坐博物館之上。
節自《華蓋集續編·雜論管閑事·做學問·灰色等》
做戲的“虛無黨”
中國人先前聽到俄國的“虛無黨”三個字，便嚇得屁滾尿流，不下於現在之所謂“赤化”。其實是何嚐有這麼一個“黨”；隻是“虛無主義者”或“虛無思想者”卻是有的，是都介涅夫（I.Turgeniev）給創立出來的名目，指不信神，不信宗教，否定一切傳統和權威，要複歸那出於自由意誌的生活的人物而言。但是，這樣的人物，從中國人看來也就已經可惡了。然而看看中國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們的對於神，宗教，傳統的權威，是“信”和“從”呢，還是“怕”和“利用”？隻要看他們的善於變化，毫無特操，是什麼也不信從的，但總要擺出和內心兩樣的架子來。要尋虛無黨，在中國實在很不少；和俄國的不同的處所，隻在他們這麼想，便這麼說，這麼做，我們的卻雖然這麼想，卻是那麼說，在後台這麼做，到前台又那麼做……。將這種特別人物。另稱為“做戲的虛無黨”或“體麵的虛無黨”以示區別罷，雖然這個形容詞和下麵的名詞萬萬聯不起來。
節自《華蓋集續編·馬上支日記》
長生不老的道士
有一篇舊文章——我忘記了出於什麼書裏的了——告訴我們，曾有一個道士，有長生不老之術，自說已經百餘歲了，看去卻“美如冠玉”，像二十左右一樣。有一天，這位活神仙正在大宴闊客，突然來了一個須發都白的老頭子，向他要錢用，他把他罵出去了。大家正驚疑間，那活神仙慨然的說道：“那是我的小兒，他不聽我的活，不肯修道，現在你們看，不到六十，就老得那麼不成樣子了。”大家自然是很感動的，但到後來，終於知道了那人其實倒是道士的老子。
節自《準風月談·青年與老子》
革命場中的小販
我以為先生雖是革命場中的一位小販，卻並不是奸商。我所謂奸商者，一種是國共合作時代的闊人，那時頌蘇聯，讚共產，無所不至，一到清黨時候，就用共產青年，共產嫌疑青年的血來洗自己的手，依然是闊人，時勢變了，而不變其闊；一種是革命的驍將，殺土豪，倒劣紳，激烈得很，一有蹉跌，便稱為“棄邪歸正”，罵“土匪”，殺同人，也激烈得很，主義改了，而仍不失其驍。先生呢，據“自白”，革命與否以親之苦樂為轉移，有些投機氣味是無疑的，但並沒有反過來做大批的買賣，僅在竭力要化為“第三種人”，來過比革命黨較好的生活。既從革命陣線上退回來，為辯護自己，做穩“第三種人”起見，總得有一點零星的懺悔，對於統治者，其實是頗有些益處的，但竟還至於遇到“左右夾攻的當兒”者，恐怕那一方麵，還嫌先生門麵太小的緣故罷，這和銀行雇員的看不起小錢店夥計是一樣的。先生雖然覺得抱屈，但不信“第三種人”的存在不獨是左翼，卻因先生的經驗而證明了，這也是一種很大的功德。
平心而論，先生是不算失敗的，雖然自己覺得被“夾攻”，但現在隻要沒有馬上殺人之權的人，有誰不遭人攻擊。生活當然是辛苦的罷，不過比起被殺戮，被囚禁的人們來，真有天淵之別；文章也隨處能夠發表，較之被封鎖，壓迫，禁止的作者，也自由自在得遠了。和闊人驍將比，那當然還差得很遠，這就因為先生並不是奸商的緣故。這是先生的苦處，也是先生的好處。
節自《南腔北調集·答楊邨人先生公開信的公開信》
古裏古怪的審查官
我初到上海的時候，曾經看見一個西洋人從旅館裏出來，幾輛洋車便向他飛奔而去，他坐了一輛，走了。這時忽然來了一位巡捕，便向拉不到客的車夫的頭上敲了一棒，撕下他車上的照會。我知道這是車夫犯了罪的意思，然而不明白為什麼拉不到客就犯了罪，因為西洋人隻有一個，當然隻能坐一輛，他也並沒有爭。後來幸蒙一位老上海告訴我，說巡捕是每月總得捉多少犯人的，要不然，就算他懶惰，於飯碗頗有礙。真犯罪的不易得，就隻好這麼創作了。我以為審查官的有時審得古裏古怪，總要在稿子上打幾條紅杠子，恐怕也是這緣故。
節自《且介亭雜文二集·後記》
將錯就錯的老太太
另有一篇文章——我也忘了出在什麼書裏的了——告訴我們，一個老女人在討飯，忽然來了一位大闊人，說她是自己的久經失散了的母親，她也將錯就錯，做了老太太。後來她的兒子要嫁女兒，和老太太同到首飾店去買金器，將老太太已經看中意的東西自己帶去給太太看一看，一麵請老太太還在揀，——可是，他從此就不見了。
節自《準風月談·青年與老子》
迷信而認真的廣州人
前幾天，《自由談》上有一篇《如此廣州》，引據那邊的報章，記店家做起玄壇和李逵的大像來，眼睛裏嵌上電燈，以鎮壓對麵的老虎招牌，真寫得有聲有色。自然，那目的，是在對於廣州人的迷信，加以譏刺的。
廣東人的迷信似乎確也很不少，走過上海五方雜處的衖堂，隻要看畢畢剝剝在那裏放鞭炮的，大門外的地上點著香燭的，十之九總是廣東人，這很可以使新黨歎氣。然而廣東人的迷信卻迷信得認真，有魄力，即如那玄壇和李逵大像，恐怕就非百來塊錢不辦。漢求明珠，吳征大象，中原人曆來總到廣東去刮寶貝，好像到現在也還沒有被刮窮，為了對付假老虎，也能出這許多力。要不然，那就是拚命，這卻又可見那迷信之認真。
其實，中國人誰沒有迷信，隻是那迷信迷得沒出息了，所以別人倒不注意。譬如罷，對麵有了老虎招牌，大抵的店家，是總要不舒服的。不過，倘在江浙，恐怕就不肯這樣的出死力來鬥爭，他們會隻化一個銅元買一條紅紙，寫上“薑太公在此百無禁忌”或“泰山石敢當”，悄悄的貼起來，就如此的安身立命。迷信還是迷信，但迷得多少小家子相，毫無生氣，奄奄一息，他連做《自由談》的材料也不給你。
與其迷信，模胡不如認真。倘若相信鬼還要用錢，我讚成北宋人似的索性將銅錢埋到地裏去，現在那麼的燒幾個紙錠，卻已經不但是騙別人，騙自己，而且簡直是騙鬼了。中國有許多事情都隻剩下一個空名和假樣，就為了不認真的緣故。
廣州人的迷信，是不足為法的，但那認真，是可以取法，值得佩服的。
節自《花邊文學·〈如此廣州〉讀後感》
中國人的軀體
臉
大約人們一遇到不大看慣的東西，總不免以為他古怪。我還記得初看見西洋人的時候，就覺得他臉太白，頭發太黃，眼珠太淡，鼻梁太高。另然不能明明白白地說出理由來，但總而言之：相貌不應該如此。至於對於中國人的臉，是毫無異議；即使有好醜之別，然而都不錯的。
我們的古人，倒似乎並不放鬆自己中國人的相貌。周的孟軻就用眸子來判胸中的正不正，漢朝還有《相人》二十四卷。後來鬧這玩藝兒的尤其多；分起來，可以說有兩派罷：一是從臉上看出他的智愚賢不肖；一是從臉上看出他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榮枯。二是天下紛紛，從此多事，許多人就都戰戰兢兢地研究自己的臉。我想，鏡子的發明，恐怕這些人和小姐們是大有功勞的。不過近來前一派已經不大有人講究，在北京上海這些地方搗鬼的都隻是後一派了。
我一向隻留心西洋人。留心的結果，又覺得他們的皮膚未免太粗；毫毛有白色的，也不好。皮上常有紅點，即因為顏色太白之故，倒不如我們之黃。尤其不好的是紅鼻子，有時簡直像是將要熔化的蠟燭油，仿佛就要滴下來，使人看得栗栗危懼，也不及黃色人種的較為隱晦，也見得較為安全。總而言之：相貌還是不應該如此的。
後來，我看見西洋人所畫的中國人，才知道他們對於我們的相貌也很不敬。那似乎是《天方夜談》或者《安兌生童話》中的插畫，現在不很記得清楚了。頭上戴著拖花翎的紅纓帽，一條辮子在空中飛揚，朝靴的粉底非常之厚。但這些都是滿洲人連累我們的。獨有兩眼歪斜，張嘴露齒，卻是我們自己本來的相貌。不過我那時想，其實並不盡然，外國人特地要奚落我們，所以格外形容得過度了。
但此後對於中國一部分人們的相貌，我也逐漸感到一種不滿，就是他們每看見不常見的事件或華麗的女人，聽到有些醉心的說話的時候，下巴總要慢慢掛下，將嘴張了開來。這實在不大雅觀；仿佛精神上缺少著一樣什麼機件。據研究人體的學者們說，一頭附著在上顎骨上，那一頭附著在下顎骨上的“咬筋”，力量是非常之大的。我們幼小時候想吃核桃，必須放在門縫裏將它的殼夾碎。但在成人，隻要牙齒好，那咬筋一收縮，便能咬碎一個核桃。有著這麼大的力量的筋，有時竟不能收住一個並不沉重的自己的下巴，雖然正在看得出神的時候，倒也情有可原，但我總以為究竟不是十分體麵的事。
日本的長穀川如是閑是善於做諷刺文字的。去年我見過他的一本隨筆集，叫作《貓·狗·人》；其中有一篇就說到中國人的臉。大意是初見中國人，即令人感到較之日本人或西洋人，臉上總欠缺著一點什麼。久而久之，看慣了，便覺得這樣已經盡夠，並不缺少東西；倒是看得西洋人之流的臉上，多餘著一點什麼。這多餘著的東西，他就給它一個不大高妙的名目：獸性。中國人的臉上沒有這個，是人，則加上多餘的東西，即成了下列的算式：
他借了稱讚中國人，貶斥西洋人，來譏剌日本人的目的，這樣就達到了，自然不必再說這獸性的不見於中國人的臉上，是本來沒有的呢，還是現在已經消除。如果是後來消除的，那麼，是漸漸淨盡而隻剩了人性的呢，還是不過漸漸成了馴順。野牛成為家牛，野豬成為豬，狼成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隻足使牧人喜歡，於本身並無好處。人不過是人，不再夾雜著別的東西，當然再好沒有了。倘不得已，我以為還不如帶些獸性，如果合於下列的算式倒是不很有趣的：
中國人的臉上真可有獸性的記號的疑案，暫且中止討論罷。我隻要說近來卻在中國人所理想的古今人的臉上，看見了兩種多餘。一到廣州，我覺得比我所從來的廈門豐富得多的，是電影，而且大半是“國片”，有古裝的，有時裝的。因為電影是“藝術”，所以電影藝術家便將這兩種多餘加上去了。
古裝的電影也可以說是好看，那好看不下於看戲；至少，決不至於有大鑼大鼓將人的耳朵震聾。在“銀幕”上，則有身穿不知何時何代的衣服的人物，緩慢地動作；臉正如古人一般死，因為要顯得活，便隻好加上些舊式戲子的昏庸。
時裝人物的臉，隻要見過清朝光緒年間上海的吳友如的《畫報》的，便會覺得神態非常相像。《畫報》所畫的大抵不是流氓拆梢，便是妓女吃醋，所以臉相都狡猾。這精神似乎至今不變，國產影片中的人物，雖是作者以為善人傑士者，眉宇間也總帶些上海洋場式的狡猾。可見不如此，則連善人傑士也做不成的。
聽說，國產影片之所以多，是因為華僑歡迎，能夠獲利，每一新片到，老的便帶了孩子去指點給他們看道：“看哪，我們的祖國的人們是這樣的。”在廣州似乎也受歡迎，日夜四場，我常見看客坐得滿滿。
廣州現在也如上海一樣，正在這樣地修養他們的趣味。可惜電影一開演，電燈一定熄滅，我不能看見人們的下巴。
節自《而已集·略論中國人的臉》
頭發
“老兄，你可知道頭發是我們中國人的寶貝和冤家，古今來多少人在這上頭吃些毫無價值的苦嗬！
“我們的很古的古人，對於頭發似乎也還看輕。據刑法看來，最要緊的自然是腦袋，所以大辟是上刑；次要便是生殖器了，所以宮刑和幽閉也是一件嚇人的罰；至於髡，那是微乎其微了，然而推想起來，正不知道曾有多少人們因為光著頭皮便被社會踐踏了一生世。
“我們講革命的時候，大談什麼揚州十日，嘉定屠城，其實也不過一種手段；老實說：那時中國人的反抗，何嚐因為亡國，隻是因為拖辮子。
“頑民殺盡了，遺老都壽終了，辮子早留定了，洪楊又鬧起來了。我的祖母曾對我說，那時做百姓才難哩，全留著頭發的被官兵殺，還是辮子的便被長毛殺！
“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國人隻因為這不痛不癢的頭發而吃苦，受難，滅亡。”
節自《呐喊·頭發的故事》
辮子
當我還是孩子時，那時的老人指教我說：剃頭擔上的旗竿，三百年前是掛頭的。滿人入關，下令拖辮，剃頭人沿路拉人剃發，誰敢抗拒，便砍下頭來掛在旗竿上，再去拉別的人。那時的剃發，先用水擦，再用刀刮，確是氣悶的，但掛頭故事卻並不引起我的驚懼，因為即使我不高興剃發，剃頭人不但不來砍下我的腦袋，還從旗竿鬥裏摸出糖來，說剃完就可以吃，已經換了懷柔方略了。見慣者不怪，對辮子也不覺其醜，何況花樣繁多，以姿態論，則辮子有鬆打，有緊打，辮線有三股，有散線，周圍有看發（即今之“劉海”），看發有長短，長看發又可打成兩條細辮子，環於頂搭之周圍，顧影自憐，為美男子；以作用論，則打架時可拔，犯奸時可剪，做戲的可掛於鐵竿，為父的可鞭其子女，變把戲的將頭搖動，能飛舞如龍蛇，昨在路上，看見巡捕拿人，一手一個，以一捕二，倘在辛亥革命前，則一把辮子，至少十多個，為治民計，也極方便的。不幸的是所謂“海禁大開”，士人漸讀洋書，因知比較，縱使不被洋人稱為“豬尾”，而既不全剃，又不全留，剃掉一圈，留下一撮，打成尖辮，如慈菇芽，也未免自己覺得毫無道理，大可不必了。
節自《且介亭文末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乳房
今年廣州在禁女學生束胸，違者罰洋五十元。報章稱之曰“天乳運動”。有人以不得樊增祥作命令為憾。公文上不見“雞頭肉”等字樣，蓋殊不足以饜文人學士之心。此外是報上的俏皮文章，滑稽議論。我想，如此而已，而已終古。
我曾經也有過“杞天之慮”，以為將來中國的學生出身的女性，恐怕要失去哺乳的能力，家家須雇乳娘。但僅隻攻擊束胸是無效的。第一，要改良社會思想，對於乳房較為大方；第二，要改良衣裝，將上衣係進裙裏去。旗袍和中國的短衣，都不適於乳的解放，因為其時即胸部以下掀起，不便，也不好看的。
還有一個大問題，是會不會乳大忽而算作犯罪，無處投考？我們中國在中華民國未成立以前，是隻有“不齒於四民之列”者，才不準考試的。據理而言，女子斷發既以失男女之別，有罪，則天乳更以加男女之別，當有功。但天下有許多事情，是全不能以口舌爭的，總要上諭，或者指揮刀。
否則，已經有了“短發犯”了，此外還要增加“天乳犯”，或者也許還有“天足犯”。嗚呼，女性身上的花樣也特別多，而人生亦從此多苦矣。
節自《而已集·憂“天乳”》
腳
今年八月三十一日《申報》的《自由談》裏，又看見了署名“寄萍”的《楊縵華女士遊歐雜感》，其中的一段，我覺得很有趣，就照抄在下麵：
“……有一天我們到比利時一個鄉村裏去。許多女人爭著來看我的腳。我伸起腳來給伊們看。才平服伊們好奇的疑竇。一位女人說‘我們也向來不曾見過中國人。但從小就聽說中國人是有尾巴的（即辮發）。都要討姨太太的。女人都是小腳。跑起路來一搖一擺的。如今才明白這話不確實。請原諒我們的錯念。’……”
節自《二心集·以腳報國》
我們的楊女士雖然用她的尊腳征服了比利時女人，為國增光，但也有兩點“錯念”。其一，是我們中國人的確有過尾巴（即辮發）的，纏過小腳的，討過姨太太的，雖現在也在討。其二，是楊女士的腳不能代表一切中國女人的腳，正如留學的女生不能代表一切中國的女性一般。留學生大多數是家裏有錢，或由政府派遣，為的是將來給家族或國家增光，貧窮和受不到教育的女人怎麼能同日而語。所以，雖在現在，其實是纏著小腳，“跑起路來一搖一擺的”女人還不少。
節自《二心集·以腳報國》
腰·脖子·膝蓋·屁股
造化賦給我們的腰和脖子，本是可以彎曲的，彎腰曲背，在中國是一種常態，逆來尚須順受，順來自然更當順受了。所以我們是最能研究人體，順其自然而用之的人民。脖子最細，發明了砍頭；膝關節能彎，發明了下跪；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發明了打屁股。
節自《花邊文學·洋服的沒落》
人禽之間
狗
我夢見自己在隘巷中行走，衣履破碎，像乞食者。
一條狗在背後叫起來了。
我傲慢地回顧，叱吒說：
“呔！住口！你這勢利的狗！”
“嘻嘻！”他笑了，還接著說，“不敢，愧不如人呢。”
“什麼！？”我氣憤了，覺得這是一個極端的侮辱。
“我慚愧：我終於還不知道分別銅和銀；還不知道分別布和綢；還不知道分別官和民；還不知道分別主和奴；還不知道……”
我逃走了。
“且慢！我們再談談……”他在後麵大聲挽留。
我一徑逃走，盡力地走，直到逃出夢境，躺在自己的床上。
選自《野草·狗的駁詰》
走狗
凡走狗，雖或為一個資本家所豢養，其實是屬於所有的資本家的，所以它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不知道誰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見所有闊人都馴良的原因。也就是屬於所有的資本家的證據。即使無人豢養，餓的精瘦，變成野狗了，但還是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的，不過這時它就愈不明白誰是主子了。
節自《二心集·“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
豪豬
Schopenhauer先生曾將紳士們比作豪豬，我想，這實在有些失體統。但在他，自然是並沒有什麼別的惡意的，不過拉扯來作一個比喻。《Parerga und Paralipomena》裏有著這樣意思的話：有一群豪豬，在冬天想用了大家的體溫來禦寒冷，緊靠起來了，但它們彼此即刻又覺得剌的疼痛，於是乎又離開。然而溫暖的必要，再使它們靠近時，卻又吃了照樣的苦。但它們在這兩種困難中，終於發見了彼此之間的適宜的間隔，以這距離，它們能夠過得最平安。人們因為社交的要求，聚在一處，又因為各有可厭的許多性質和難堪的缺陷，再使他們分離。他們最後所發見的距離，——使他們得以聚在一處的中庸的距離。就是“禮讓”和“上流的風習”。有不守這距離的，在英國就這樣叫，\\\"Keep your distance!\\\"
但即使這樣叫，恐怕也隻能在豪豬和豪豬之間才有效力罷，因為它們彼此的守著距離，原因是在於痛而不在於叫的。假使豪豬們中夾著一個別的，並沒有剌，則無論怎麼叫，它們總還是擠過來。孔子說：禮不下庶人。照現在的情形看，該是並非庶人不得接近豪豬，卻是豪豬可以任意剌著庶人而取得溫暖。受傷是當然要受傷的，但這也隻能怪你自己獨獨沒有剌，不足以讓他守定適當的距離。孔子又說：刑不上大夫。這就又難怪人們的要做紳士。
這些豪豬們，自然也可以用牙角或棍棒來抵禦的，但至少必須拚出背一條豪豬社會所製定的罪名：“下流”或“無禮”。
節自《華蓋集續編·一點比喻》
蚊子
有一個大襟上掛一支自來水筆的記者，來約我做文章，為敷衍他起見，我於是乎要做文章了。首先想題目……
這時是夜間，因為比較的涼爽，可以捏筆而沒有汗。剛坐下，蚊子出來了，對我大發揮其他們的本能。他們的咬法和嘴的構造大約是不一的，所以我的痛法也不一。但結果則一，就是不能做文章了。並且連題目沒有想。
我熄了燈，躲進帳子裏，蚊子又在耳邊嗚嗚的叫。
他們並沒有叮，而我總是睡不著。點燈來照，躲得不見一個影，熄了燈躺下，卻又來了。
如此者三四回，我於是憤怒了；說道：叮隻管叮，但請不要叫。然而蚊子仍然嗚嗚的叫。
這時倘有人提出一個問題，問我“於蚊蟲跳蚤孰愛？”我一定毫不遲疑，答曰“愛跳蚤！”這理由很簡單，就因為跳蚤是咬而不嚷的。
默默的吸血，雖然可怕，但於我卻較為不麻煩，因此毋寧愛跳蚤。在與這理由大略相同的根據上，我便也不很喜歡去“喚醒國民”，這一篇大道理，曾經在槐樹下和金心異說過，現在恕不再敘了。
我於是又起來點燈而看書，因為看書和寫字不同，可以一手拿扇趕蚊子。
不一刻，飛來了一匹青蠅，隻繞著燈罩打圈子。
“嗡！嗡嗡！”
我又麻煩起來了，再不能懂書裏麵怎麼說。用扇去趕，卻扇滅了燈；再點起來，他又隻是繞，愈繞愈有精神。
“嚄，嚄，嚄！”
我敵不住了！我仍然躲進帳子裏。
我想：蟲的撲燈，有人說是慕光，有人說是趨炎，有人說是為性欲，都隨便，我隻願他不要隻是繞圈子就好了。
然而蚊子又嗚嗚的叫了起來。
然而我已經磕睡了，懶得卻趕他，我朦朧的想：天造萬物都得所，天使人會磕睡，大約是專為要叫的蚊子而設的……
節自《集外集拾遺補編·無題》
蒼蠅
戰士戰死了的時候，蒼蠅們所首先發見的他的缺點和傷痕，嘬著，營營地叫著，以為得意，以為比死了的戰士更英雄。但是戰士已經戰死了，不再來揮去他們。於是乎蒼蠅們即更其營營地叫，自以為倒是不朽的聲音，因為它們的完全，遠在戰士之上。
的確的，誰也沒有發見過蒼蠅們的缺點和創傷。然而，有缺點的戰士終竟是戰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竟不過是蒼蠅。去罷，蒼蠅們！雖然生著翅子，還能營營，總不會超過戰士的。你們這些蟲豸們！
節自《華蓋集·戰士和蒼蠅》
螞蟻
我在咿咿唉唉的曼聲高唱中，忽然記得了法國詩人拉芳丁的有名的寓言：《知了和螞蟻》。也是這樣的火一般的太陽的夏天，螞蟻在地麵上辛辛苦苦地作工，知了卻在枝頭高吟，一麵還笑螞蟻俗。然而秋風來了，涼森森的一天比一天涼，這時知了無衣無食，變了小癟三，卻給早有準備的螞蟻教訓了一頓。這是我在小學校“受教育”的時候，先生講給我聽的。我那時好像很感動，至今有時還記得。
但是，雖然記得，卻又因了“畢業即失業”的教訓，意見和螞蟻已經很不同。秋風是不久就來的，也自然一天涼比一天，然而那時無衣無食的，恐怕倒正是現在的流著油汗的人們；洋房的周圍固然靜寂了，但那是關緊了窗門，連音波一同留住了火爐的暖氣，遙想那裏麵，大約總依舊是咿咿唉唉，《謝謝毛毛雨》。
“出諸動物之口”的智識，在我們中國豈不是往往不適用的麼？
節自《花邊文學·知了世界》
蝙蝠
人們對於夜裏出來的動物，總不免有些討厭他，大約因為他偏不睡覺，和自己的習慣不同，而且在昏夜的沉睡或“微行”中，怕他會窺見什麼秘密罷。
蝙蝠雖然也是夜飛的動物，但在中國的名譽卻還算好的。這也並非因為他吞食蚊虻，於人們有益，大半倒在他的名目，和“福”字同音。以這麼一副尊容而能寫入畫圖，實在就靠著名字起得好。還有，是中國人本來願意自己能飛的，也設想過別的東西都能飛。道士要羽化，皇帝想飛升，有情的願作比翼鳥兒，受苦的恨不得插翅飛去。想到老虎添翼，便毛骨聳然，然而青蚨飛來，則眉眼莞爾。至於墨子的飛鳶終於失傳，飛機非募款到外國去購買不可，則是因為太重了精神文明的緣故，勢所必至，理有固然，毫不足怪的。但雖然不能夠做，卻能夠想，所以見的了老鼠似的東西生著翅子，倒也並不詫異，有名的文人還要收為詩料，謅出什麼“黃昏到寺蝙蝠飛”那樣的佳句來。
西洋人可就沒有這麼高情雅量，他們不喜歡蝙蝠。推源禍始，我想，恐怕是應該歸罪於伊索的。他的寓言裏，說過鳥獸各開大會，蝙蝠到獸類裏去，因為他有翅子，獸類不收，到鳥類裏去，又因為他是四足，鳥類不納，弄得他毫無立場，於是大家就討厭這作為騎牆的象征的蝙蝠了。
中國近來拾一點洋古典，有時也奚落起蝙蝠來。但這種寓言，出於伊索，是可喜的，因為他的時代，運物學還幼稚得很。現在可不同了，鯨魚屬於什麼類，蝙蝠屬於什麼類，就是小學生也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倘若還拾一些希臘古典，來作正經話講，那就隻足表示他的智識，還和伊索時候，各開大會的兩類紳士淑女們相同。
大學教授梁實秋先生以為橡皮鞋是草鞋和皮鞋之間的東西，那知識也相仿，假使他生在希臘，位置是說不定會在伊索之下的，現在真可惜得很，生得太晚一點了。
節自《準風月談·談蝙蝠》
白蟻
我看中國有許多智識分子，嘴裏用各種學說和道理，來粉飾自己的行為，其實卻隻顧自己一個的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見的，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過去，像白蟻一樣，而遺留下來的，卻隻是一條排泄的糞。社會上這樣的東西一多，社會是要糟的。
1935年4月23日致蕭軍、蕭紅
夏三蟲
夏天近了，將有三蟲：蚤，蚊，蠅。
假如有誰提出一個問題，問我三者之中，最愛什麼，而且非愛一個不可，又不準像“青年必讀書”那樣的繳門卷的。我便隻得回答道：跳蚤。
跳蚤的來吮血，雖然可惡，而一聲不響地就是一日，何等直截爽快。蚊子便不然了，一針叮進皮膚，自然還可以算得有點徹底的，但當未叮之前，要哼哼地發一篇大議論，卻使人覺得討厭。如果所哼的是在說明人血應該給它充饑的理由，那可更其討厭了，幸而我不懂。
野雀野鹿，一落在人手中，總時時刻刻想要逃走。其實，在山林間，上有鷹鸇，下有虎狼，何嚐比在人手裏安全。為什麼當初不逃到人類中來，現在卻要逃到鷹鸇虎狼間去？或者，鷹鸇虎狼之於它們，正如跳蚤之於我們罷。肚子餓了，抓著就是一口，決不談道理，弄玄虛。被吃者也無須在被吃之前。先承認自己之理應被吃，心悅誠服，誓死不二。人類，可是也頗擅長於哼哼的了，害中取小，它們的避之惟恐不速，正是絕頂聰明。
蒼蠅嗡嗡地鬧了大半天，停下來也不過舐一點油汗，倘有傷痕或瘡癤，自然更占一些便宜；無論怎麼好的，美的，幹淨的東西，又總喜歡一律拉上一點蠅矢。但因為隻舐一點油汗，隻添一點醃臢，在麻木的人們還沒有切膚之痛，所以也就將它放過了。中國人還不很知道它能夠傳播病菌，捕蠅運動大概不見得興盛。它們的運命是長久的；還要更繁殖。
但它在好的，美的，幹淨的東西上拉了蠅矢之後，似乎還不至於欣欣然反過來嘲笑這東西的不潔：總要算還有一點道德的。
古今君子，每以禽獸斥人，殊不知便是昆蟲，值得師法的地方也多著哪。
節自《華蓋集·夏三蟲》
帶頭羊
在我的故鄉不大通行吃羊肉，闔城裏，每天大約不過殺幾匹羊。北京真是人海，情形可大不相同了，單是羊肉鋪就觸目皆是。雪白的群羊也常常滿街走，但都是胡羊，在我們那裏稱綿羊的。山羊很少見；聽說這在北京卻頗名貴了，因為比胡羊聰明，能夠率領羊群，悉依它的進止，所以畜牧家雖然偶而養幾匹，卻隻用作胡羊們的領導，並不殺掉它。
這樣的山羊我隻見過一回，確是走在一群胡羊的前麵，脖子上還掛著一個小鈴鐸，作為智識階級的徽章。通常，領的趕的卻多是牧人，胡羊們便成了一長串，挨挨擠擠，浩浩蕩蕩，凝著柔順有餘的眼色，跟定他匆匆地競奔它們的前程。我看見這種認真的忙迫的情形時，心裏總想開口向它們發一句愚不可及的疑問——
“往那裏去？！”
人群中也很有這樣的山羊，能領了群眾穩妥平靜地走去，直到他們應該走到的所在。袁世凱明白一點這種事，可惜用得不大巧，大概因為他是不很讀書的，所以也就難於熟悉運用那些的奧妙。後來的武人可再蠢了，隻會自己亂打亂割，亂得哀號之聲，洋洋盈耳，結果是除了殘虐百姓之外，還加上輕視學問，荒廢教育的惡名。然而”經一事，長一智”，二十世紀已過了四分之一，脖子上掛著小鈴鐸的聰明人是總要交到紅運的，雖然現在表麵上還不免有些小挫折。
那時候，人們，尤其是青年，就都循規蹈矩，既不囂張，也不浮動，一心向著“正路”前進了，隻要沒有人問——
“往那裏去？！”
節自《華蓋集續編·一點比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