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自《二心集·“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四）》
為未名社守寨的韋素園
於是他坐在一間破小屋子，就是未名社裏辦事了，不過小半好像也因為他生著病，不能上學校去讀書，因此便天然的輪著他守寨。
我最初的記憶是在這破寨裏看見了素園，一個瘦小，精明，正經的青年，窗前的幾排破舊外國書，在證明他窮著也還是釘住著文學。然而，我同時又有了一種壞印象，覺得和他是很難交往的，因為他笑影少。“笑影少”原是未名社同人的一種特色，不過素園顯得最分明，一下子就能夠令人感得。但到後來，我知道我的判斷是錯誤了，和他也並不難於交往。他的不很笑，大約是因為年齡的不同，對我的一種特別態度罷，可惜我不能化為青年，使大家忘掉彼我，得到確證了。這真相，我想，霽野他們是知道的。
但待到我明白了我的誤解之後，卻同時又發見了一個他的致命傷：他太認真；雖然似乎沉靜，然而他激烈。認真會是人的致命傷的麼？至少，在那時以至現在，可以是的。一認真，便容易趨於激烈，發揚則送掉自己的命，沉靜著，又齧碎了自己的心。
是的，但素園卻並非天才，也非豪傑，當然更不是高樓的尖頂，或名園的美花，然而他是樓下的一塊石材，園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國第一要他多。他不入於觀賞者的眼中，隻有建築者和栽植者，決不會將他置之度外。
選自《且介亭雜文·憶韋素園君》
損己利人的柔石
我和柔石最初的相見，不知道是何時，在那裏。他仿佛說過，曾在北京聽過我的講義，那麼，當在八九年之前了。我也忘記了在上海怎麼來往起來，總之，他那時住在景雲裏，離我的寓所不過四五家門麵，不知怎麼一來，就來往起來了。大約最初的一回他就告訴我是姓趙，名平複。但他又曾談起他家鄉的豪紳的氣焰之盛，說是有一個紳士，以為他的名字好，要給兒子用，叫他不要用這名字了。所以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穩而有福，才正中鄉紳的意，對於“複”字卻未必有這麼熱心。他的家鄉，是台州的寧海，這隻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氣就知道，而且頗有點迂，有時會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覺得好像也有些這模樣的。
他躲在寓裏弄文學，也創作，也翻譯，我們往來了許多日，說得投合起來了，於是另外約定了幾個同意的青年，設立朝華社。目的是在紹介東歐和北歐的文學，輸入外國的版畫，因為我們都以為應該來扶植一點剛健質樸的文藝。接著就印《朝花旬刊》，印《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印《藝苑朝華》，算都在循著這條線，隻有其中的一本《蕗穀虹兒畫選》，是為了掃蕩上海灘上的“藝術家”，即戳穿葉靈鳳這紙老虎而印的。
然而柔石自己沒有錢，他借了二百多塊錢來做印本。除買紙之外，大部分的稿子和雜務都是歸他做，如跑印刷局，製圖，校字之類。可是往往不如意，說起來皺著眉頭。看他舊作品，都很有悲觀的氣息，但實際上並不然，他相信人們是好的。我有時談到人會怎樣的騙人，怎樣的賣友，怎樣的吮血，他就前額亮晶晶的，驚疑地圓睜了近視的眼睛，抗議道，“會這樣的麼？——不至於此罷？……”
不過朝花社不久就倒閉了，我也不想說清其中的原因，總之是柔石的理想的頭，先碰了一個大釘子，力氣固然白化，此外還得去借一百塊錢來付紙賬。後來他對於我那“人心惟危”說的懷疑減少了，有時也歎息道，“真會這樣的麼？……”但是，他仍然相信人們是好的。
他於是一麵將自己所應得的朝花社的殘書送到明日書店和光華書局去，希望還能夠收回幾文錢，一麵就拚命的譯書，準備還借款，這就是賣給商務印書館的《丹麥短篇小說集》和戈理基作的長篇小說《阿爾泰莫諾夫之事業》。但我想，這些譯稿，也許去年已被兵火燒掉了。
他的迂漸漸的改變起來，終於也敢和女性的同鄉或朋友一同去走路了，但那距離，卻至少總有三四尺的。這方法很不好，有時我在路上遇見他，隻要在相距三四尺前後或左右有一個年青漂亮的女人，我便會疑心就是他的朋友。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時候，可就走得近了，簡直是扶住我，因為怕我被汽車或電車撞死；我這麵也為他近視而又要照顧別人擔心，大家都蒼皇失措的愁一路，所以倘不是萬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實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
無論從舊道德，從新道德，隻要是損己利人的，他就挑選上，自己背起來。
節自《南腔北調集·為了忘卻的記念》
有為的胡風
胡風也自有他的缺點，神經質，繁瑣，以及在理論上的有些拘泥的傾向，文字的不肯大眾化，但他明明是有為的青年，他沒有參加過任何反對抗日運動或反對過統一戰線，這是縱使徐懋庸之流用盡心機，也無法抹殺的。
節自《南腔北調集·為了忘卻的記念》
張我軍的中國情結
還記得去年夏天住在北京的時候，遇見張我權君，聽到他說過這樣意思的話：“中國人似乎都忘記了台灣了，誰也不大提起。”他是一個台灣的青年。
我當時就像受了創痛似的，有點苦楚；但口上卻道：“不。那倒不至於的。隻因為本國太破爛，內憂外患，非常之多，自顧不暇了，所以隻能將台灣這些事情暫且放下。……”
但正在困苦中的台灣的青年，卻並不將中國的事情暫且放下。他們常希望中國革命的成功，讚助中國的改革，總想盡些力，於中國的現在和將來有所裨益，即使是自己還在做學生。
節自《而已集·寫在〈勞動問題〉之前》
巴金：屈指可數的好作家
巴金是一個有熱情的有進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數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他固然有“安那其主義者”之稱，但他並沒有反對我們的運動，還曾經列名於文藝工作者聯名的戰鬥的宣言。
節自《且介亭雜文末編·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
施蟄存的倒退
我和施蟄存的筆墨官司，真是無聊得很，這種辯論，五四運動時候早已鬧過的了，而現在又來這一套，非倒退而何。我看施君也未必真研究過《文選》，不過以此取悅當道，假使真有研究，絕不會勸青年到那裏麵去尋新字彙的。此君蓋出自商家，偶見古書，遂視為奇寶，正如暴發戶之偏喜擺士人架子一樣，試看他的文章，何嚐有一些“《莊子》與《文選》”氣。
1933年11月5日致姚克
蕭軍的《八月的鄉村》
不知道是人民進步了，還是時代太近，還未湮沒的緣故，我卻見過幾種說述關於東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說。這《八月的鄉村》，即是很好的一部，雖然有些近乎短篇的連續，結構和描寫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毀滅》，然而嚴肅，緊張，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難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蟈蟈，蚊子，攪成一團，鮮紅的在讀者眼前展開，顯示著中國的一份和全部，現在和未來，死路和活路。凡有人心的讀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
節自《且介亭雜文二集·田軍作〈八月的鄉村〉序》
力透紙背的蕭紅
這本稿子的到了我的桌上，已是今年的春天，我早重回閘北，周圍又複熙熙攘攘的時候了。但卻看見了五年以前，以及更早的哈爾濱。這自然還不過是略圖，敘事和寫景，勝於人物的描寫，然而北方人民的對於生的堅強，對於死的掙紮，卻往往已經力透紙背；女性作者的細致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又增加了不少明麗和新鮮。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惡文藝和功利有關的人，如果看起來，他不幸得很，他也難免不能毫無所得。
節自《且介亭雜文二集·蕭紅作〈生死場〉序》
論外國人物
受責難的盧梭
做過《民約論》的盧梭，自從他還未死掉的時候起，便受人們的責備和迫害，直到現在，責備終於沒有完。連在和“民約”沒有什麼關係的中華民國，也難免這一幕了。
節自《而已集·盧梭和胃口》
盧梭等輩：軌道破壞者
盧梭，斯諦納爾，尼采，托爾斯泰，伊孛生等輩，若用勃蘭兌斯的話來說，乃是“軌道破壞者”。其實他們不單是破壞，而且是掃除，是大呼猛進，將礙腳的舊軌道不論整條或碎片，一掃而空，並非想挖一塊廢鐵古磚挾回家去，預備賣給舊貨店。中國很少這一類人，即使有之，也會被大眾的唾沫淹死。
節自《墳·再論雷峰塔的倒掉》
救活了無數孩子的隋那
但我們看看自己的臂膊，大抵總有幾個疤，這就是種過牛痘的痕跡，是使我們脫離了天花的危症的。自從有這種牛痘法以來，在世界上真不知救活了多少孩子，——雖然有些人大起來也還是去給英雄們做炮灰，但我們有誰記得這發明者隋那的名字呢？
殺人者在毀壞世界，救人者在修補它，而炮灰資格的諸公，卻總在恭維殺人者。
節自《且介亭雜文·拿破侖與隋那》
拿破侖後麵的士兵
天才並不是自生自長在深林荒野裏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眾產生，長育出來的，所以沒有這種民眾，就沒有天才。有一回拿破侖過Alps山，說，“我比Alps山還要高！”這何等英偉，然而不要忘記他後麵跟著許多兵；倘沒有兵，那隻有被山那麵的敵人捉住或者趕回，他的舉動，言語，都離了英雄的界線，要歸入瘋子一類了。
節自《墳·未有天才之前》
叔本華談讀書
叔本華先生以厭世名一時，近來中國的紳士們卻獨獨賞識了他的《婦人論》。的確，他的罵女人雖然還合紳士們的脾胃，但別的話卻實在很有些和我們不相宜的。即如《讀書和書籍》那一篇裏，就說“我們讀著的時候，別人卻替我們想。我們不過反複了這人的心的過程。……然而本來底地說起來，則讀書時，我們的腦已非自己的活動地。這是別人的思想的戰場了。”但是我們的學者文人們卻正需要這樣的戰場——未經老練的青年的腦髓。
節自《華蓋集·碎話》
破壞偶像的達爾文
不論中外，誠然都有偶像。但外國是破壞偶像的人多；那影響所及，便成功了宗教改革，法國革命。舊像愈摧破，人類便愈進步；所以現在才有比利時的義戰與人道的光明。那達爾文，伊孛生，托爾斯泰，尼采諸人，便都是近來偶像破壞的大人物。
節自《熱風·隨感錄四十七》
赫胥黎：有功人世的好狗
但達爾文善於研究，卻不善於罵人，所以被紳士們嘲笑了小半世。給他來鬥爭的是自稱為“達爾文的咬狗”的赫胥黎，他以淵博的學識，警辟的文章，東衝西突，攻陷了自以為亞當和夏娃的子孫們的最後的堡壘。現在是指人為狗，變成摩登了，也算是一句惡罵。但是，便是狗罷，也不能一例而論的，有的食肉；有的拉撬，有的為軍隊探敵，有的幫警署捉人；有的在張園賽跑，有的跟化子要飯。將給闊人開心的叭兒和在雪地裏救人的猛犬一比較，何如？如赫胥黎，就是一匹有功人世的好狗。
狗也有大小，有好壞的。
節自《南腔北調集·“論語一年”》
震動一時的雕刻家——羅丹
要講羅丹的藝術，必須看羅丹的作品，——至少，是作品的影片。然而中國並沒有這一種書。所知道的外國文書，圖畫尚多，定價較廉，在中國又容易入手的，有下列的二種——
《The Art of Rodin.》64Reproductions.Introduction by Louis Weinberg.《Modern Library》笫41本。95cents net.美國紐約Boni and\\\"Liv-eright,Inc.出版。
《Rodin.》高村光太郎著。《Arts美術叢書》第二十五編。特製本一圓八十錢，普及版一圓。日本東京Arts社出版。
羅丹的雕刻，雖曾震動了一時，但和中國卻並不發生什麼關係地過去了。後起的有Ivan Mestrovic（1883年生），稱為塞爾維亞的羅丹，則更進，而以太古底情熱和酷烈的人間苦為特色的，曾見英國和日本，都有了影印的他的雕刻集。最近，更有Konenkov，稱為俄羅斯的羅丹，但與羅丹所代表是西歐的有產者不同，而是東歐的勞動者。可惜在中國也不易得到資料，我隻在昇曙夢編輯的《新露西亞美術大觀》裏見過一種木刻，是裝飾全俄農工博覽會內染織館的《女工》。
節自《集外集·〈奔流〉編校後記（四）》
鼓吹“超人哲學”的尼采
在這一流偶像破壞者，……因為他們都有確固不拔的自信，所以決不理會偶像保護者的嘲罵。……但也不理會偶像保護者的恭維。
節自《熱風·隨感錄四十六》
尼采就自詡過他是太陽，光熱無窮，隻是給與，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陽，他發了瘋。
節自《且介亭雜文·拿來主義》
佛洛伊德與“精神分析”
偏執的弗羅特先生宣傳了“精神分析”之後，許多正人君子的外套都被撕碎了。但撕下了正人君子的外套的，也不一定就是“小人”，隻要並非自以為還鑽在外套裏的不顯本相的腳色。
節自《華蓋集·“碰壁”之餘》
《東方雜誌》記者在《讀後感》裏，也曾引佛洛伊德的意見，以為“正宗”的夢，是“表現各人的心底的秘密而不帶著社會作用的”。但佛洛伊特以被壓抑為夢的根柢——人為什麼被壓抑的呢？這就和社會製度，習慣之類連結了起來，單是做夢不打緊，一說，一問，一分析，可就不妥當了。記者沒有想到這一層，於是就一頭撞在資本家的朱筆上。但引“壓抑說”來釋夢，我想，大家必已經不以為忤了罷。
不過，佛洛伊特恐怕是有幾文錢，吃得飽的罷，所以沒有感吃飯之難，隻注意於性欲。有許多人正和他在同一境遇上，就也轟然的拍起手來。誠然，他也告訴過我們，女兒多愛父親，兒子多愛母親，即因為異性的緣故。然而嬰孩出生不多久，無論男女，就尖起嘴唇，將頭轉來轉去。莫非它想和異性接吻麼？不，誰都知道：是要吃東西！
食欲的根柢，實在比性欲還要深，在目下開口愛人，閉口情書，並不以為肉麻的時候，我們也大可以不必諱言要吃飯。
節自《南腔北調集·聽說夢》
真實的革命者列寧
最後的勝利，不在高興的人們的多少，而在永遠進擊的人們的多少，記得一種期刊上，曾經引有列寧的話：
“第一要事是，不要因勝利而使腦筋昏亂，自高自滿；第二要事是，要鞏固我們的勝利，使他長久是屬於我們的；第三要事是，準備消滅敵人，因為現在敵人隻是被征服了，而距消滅的程度還遠得很。”
俄國究竟是革命的世家，列寧究竟是革命的老手，不是深知道曆來革命成敗的原因，自己又積有許多經驗，是說不出來的。先前，中國革命者的屢屢挫折，我以為就因為忽略了這一點。
真實的革命者，自有獨到的見解，例如烏略諾夫先生，他是將“風俗”和“習慣”都包括在“文化”之內的，並且以為改革地位不同的讀者的臉上，也就成為健康；這是《死魂靈》的偉大處，也正是作者的悲哀處。
節自《集外集拾遺補編·慶祝滬寧克複的那一邊》
珂勒惠支的版畫
在女性藝術家之中，震動了藝術界的，現代幾乎無出於凱綏·珂勒惠支之上——或者讚美，或者攻擊，或者又對攻擊給她以辯護。……要之：無論人們怎樣地各以自己的感覺和思想來解釋這藝術，怎樣地從中隻看見一種的意義——然而有一件事情是普遍的：人沒有忘記她。誰一聽到凱綏·珂勒惠支的名姓，就仿佛看見這藝術。這藝術是陰鬱的，雖然都在堅決的動彈，集中於強韌的力量，這藝術是統一而單純的——非常之逼人。”
但在我們中國，紹介的還不多，我隻記得在已經停刊的《現代》和《譯文》上，各曾刊印過她的一幅木刻，原畫自然更少看見；前四五年，上海曾經展覽過她的幾幅作品，但恐怕也不大有十分注意的人。她的本國所複製的作品，據我所見，以《凱綏·珂惠支畫貼》（Kaethe Kollwitz Mappe,Herausgegeben Von Kunstwart,Kunstwart-Verlag,Muenchen,1927）為最佳，但後一版便變了內容，憂鬱的多於戰鬥的了，印刷未精，而幅數較多的，則有《凱綏·珂勒惠支作品集》（Das Kaethe Kollwitz Werk,Carl Reisner Verlag,Dresden,1930），隻要一翻這集子，就知道她以深廣的慈母之愛，為一切被侮辱和損害者悲哀，抗議，憤怒，鬥爭；所取的題材大抵是困苦，饑餓，流離，疾病，死亡，然而也有呼號，掙紮，聯合和奮起。
節自《且介亭雜文末編·〈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序目》
法布耳的《昆蟲記》
現在中國屢經紹介的法國昆蟲學大家法布耳（Fabre），也頗有這傾向。他的著作還有兩種缺點：一是嗤笑解剖學家，二是用人類道德於昆蟲界。但倘無解剖，就不能有他那樣精到的觀察，因為觀察的基礎，也還是解剖學；農學者根據對於人類的利害，分昆蟲為益蟲和害蟲，是有理可說的，但憑了當時的人類的道德和法律，定昆蟲為善蟲或壞蟲，卻是多餘了。有些嚴正的科學者，對於法布耳的有微詞，實也並非無故。但倘若對這兩點先加警戒，那麼，他的大著作《昆蟲記》十卷，讀起來也還是一部很有趣，也很有益的書。
節自《且介亭雜文二集·名人和名言》
論外國作家
荷馬與沙孚
古希臘人，也許把和平靜穆看做詩的極境的罷，這一點我毫無知識。但以現存的希臘詩歌而論，荷馬的史詩，是雄大而活潑的；沙孚的戀歌，是明白而熱烈的，都不靜穆。我想，立“靜穆”為詩的極境，而此境不見於詩，也許和立蛋形為人體的最高形式，而此形終不見於人一樣。
節自《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七）》
仇視詩歌的柏拉圖
但反詩歌黨的大將總要算柏拉圖。他是藝術否定論者，對於悲劇喜劇，都加攻擊，以為足以滅亡我們靈魂中崇高的理性，鼓舞劣等的情緒，凡有藝術，都是模仿的模仿，和“實在”尚隔三層；又以同一理由，排斥荷馬。在他的《理想國》中，因為詩歌有能鼓動民心的傾向，所以詩人是看作社會的危險人物的，所許可者，隻有足供教育資料的作品，即對於神明及英雄的頌歌。這一端，和我們中國古今的道學先生的意見，相差似乎無幾。然而柏拉圖自己卻是一個詩人，著作之中，以詩人的感情來敘述的就常有；即《理想國》，也還是一部詩人的夢書。他在青年時，又曾委身於藝圃的開拓，待到自己知道勝不過無敵的荷馬，卻一轉而開始攻擊，仇視詩歌了。但自私的偏見，仿佛也不容易支持長久似的，他的高足弟子亞裏士多德做了一部《詩學》，就將為奴的文藝從先生的手裏一把搶來，放在自由獨立的世界裏了。
節自《集外集拾遺·詩歌之敵》
西萬提斯筆下的堂·吉訶德
西班牙的文毫西萬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1547~1616）所作《堂·吉訶德傳》（Viday hechos del ingenioso hidalgo Don Quixote de la Mancha）中的主角，就是以那時的人，偏要行古代遊俠之道，執迷不悟，終於困苦而死的資格，贏得許多讀者的開心，因而愛讀，傳布的。
但我們試問：十六十七世紀時的西班牙社會上可有不平存在呢？我想，恐怕總不能不答道：有。那麼，吉訶德的立誌去打不平，是不能說他錯誤的；不自量力，也並非錯誤。錯誤是在他的打法。因為胡塗的思想，引出了錯誤的打法。俠客為了自己的“功績”不能打盡不平，正如慈善家為了自己的陰功，不能救助社會上的困苦一樣。而且是“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的。他懲罰了毒打徒弟的師傅，自以為立過“功績”，揚長而去了，但他一走，徒弟卻更加吃苦，便是一個好例。
但嘲笑吉訶德的旁觀者，有時也嘲笑得未必得當。他們笑他本非英雄，卻以英雄自命，不識時務，終於贏得顛連困苦；由這嘲笑，自拔於“非英雄”之上，得到優越感；然而對於社會上的不平，卻並無更好的戰法，甚至於連不平也未曾覺到。對於慈善者，人道主義者，也早有人揭穿了他們不過用同情或財力，買得心的平安。這自然是對的，但倘非戰士，而隻劫取這一個理由來自掩他的冷酷，那就是用一毛不拔，買得心的平安了，他是不化本錢的買賣。
節自《集外集拾遺·〈解放了的堂·吉訶德〉後記》
令人心神俱旺的拜侖
有人說G.Byron的詩多為青年所愛讀，我覺得這話很有幾分真。就自己而論，也還記得怎樣讀了他的詩而心神俱旺；尤其是看見他那花布裹頭，去助希臘獨立時候的肖像。這像，去年才從《小說月報》傳入中國了。可惜我不懂英文，所看的都是譯本，聽近今的議論，譯詩是已經不值一文錢，即使譯得並不錯。但那時大家的眼界還沒有這樣高，所以我看了譯本，倒也覺得好，或者就因為不懂原文之故，於是便將臭草當作芳蘭。《新羅馬傳奇》中的譯文也曾傳誦一時，雖然用的是詞調，又譯Sappho為：“薩芷波”，證明著是根據日文譯本的重譯。
蘇曼殊先生也譯過幾首，那時他還沒有做詩“寄彈箏人”，因此與Byron也還有緣。但譯文古奧得很，也許曾經章太炎先生的潤色的罷，所以真像古詩，可是流傳倒並不廣。後來收入他自印的綠麵金簽的《文學因緣》中，現在連這《文學因緣》也少見了。
其實，那時Byron之所以比較的為中國人所知，還有別一原因，就是他的助希臘獨立。時當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國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複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應。那時我所記得的人，還有波蘭的複仇詩人Adam Mickiewicz；匈牙利的愛國詩人Petfi sándor飛獵濱的文人而為西班牙政府所殺的厘沙路，——他的祖父還是中國人，中國也曾譯過他的絕命詩。
節自《墳·雜憶》
巴爾劄克的對話藝術
高爾基很驚服巴爾劄克小說裏寫對話的巧妙，以為並不描寫人物的模樣，卻能使讀者看了對話，便好像目睹了說話的那些人。（八月份《文學》內《我的文學修養》）
中國還沒有那樣好手段的小說家，但《水滸》和《紅樓夢》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讀者由說話看出人來的。其實，這也並非什麼奇特的事情，在上海的弄堂裏，租一間小房子住著的人，就時時可以體驗到。他和周圍的住戶，是不一定見過麵的，但隻隔一層薄板壁，所以有些人家的眷屬和客人的談話，尤其是高聲的談話，都大略可以聽到，久而久之，就知道那裏有那些人，而且仿佛覺得那些人是怎樣的人了。
如果刪除了不必要之點，隻摘出各人的有特色的談話來，我想，就可以使別人從談話裏推見每個說話的人物。但我並不是說：這就成了中國的巴爾劄克。
作者用對話表現人物的時候，恐怕在他自己的心目中，是存在著這人物的模樣的，於是傳給讀者，使讀者的心目中也形成了這人物的模樣。但讀者所推見的人物，卻並不一定和作者所設想的相同，巴爾劄克的小胡須的清瘦老人，到了高爾基的頭裏，也許變了粗蠻壯大的絡腮胡子。不過那性格、言動，一定有些類似，大致不差，恰如將法文翻成了俄文一樣。要不然，文學這東西便沒有普遍性了。
節自《花邊文學·看書瑣記（一）》
果戈理與《死魂靈》
果戈理（Nikolai Gogol）的名字，漸為中國讀者所認識了，他的名著《死魂靈》的譯本，也已經發表了第一部的一半。那譯文雖然不能令人滿意，但總算借此知道了從第二至六章，一共寫了五個地主的典型，諷剌固多，實則除一個老太婆和吝嗇鬼潑留希金外，都各有可愛之處。至於寫到農奴，卻沒有一點可取了，連他們誠心來幫紳士們的忙，也不但無益，反而有害。果戈理自己就是地主。
然而當時的紳士們很不滿意，一定的照例的反擊，是說書中的典型，多是果戈理自己，而且他也並不知道大俄羅斯地主的情形。這是說得通的，作者是烏克蘭人，而看他的家信，有時也簡直和書中的地主的意見相類似。然而即使他並不知道大俄羅斯的地主的情形罷，那創作出來的腳色，可真是生動極了，直到現在，縱使時代不同，國度不同，也還使我們像是遇見了有些熟識的人物。諷剌的本領，在這裏不及談，單說那獨特之處，尤其是在用平常事，平常話，深刻的顯出當時地主的無聊生活。
這些極平常的，或者簡直近於沒有事情的悲劇，正如無聲的言語一樣，非由詩人畫出它的形象來，是很不容易覺察的。然而人們滅亡於英雄的特別的悲劇者少，消磨於極平常的，或者簡直近於沒有事情的悲劇者卻多。
節自《且介亭雜文二集·幾乎無事的悲劇》
“殘酷的天才”陀思妥夫斯基
顯示靈魂的深者，每要被人看做心理學家；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那樣的作者。他寫人物，幾乎無須描寫外貌，隻要以語氣，聲音，就不獨將他們的思想和感情，便是麵目和身體也表示著。又因為顯示著靈魂的深，所以一讀那作品，便令人發生精神的變化。靈魂的深處並不平安，敢於正視的本來就不多，更何況寫出？因此有些柔軟無力的讀者，便往往將他隻看做“殘酷的天才”。
陀思妥夫斯基將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們，有時也委實太置之萬難忍受的，沒有活路的，不堪設想的境地，使他們什麼事都做不出來。用了精神的苦刑，送他們到那犯罪，癡呆，酗酒，發狂，自殺的路上去。有時候，竟至於似乎並無目的，隻為了手造的犧牲者的苦惱，而使他受苦，在駭人的卑汙的狀態上，表示出人們的心來。這確鑿是一個“殘酷的天才”，人的靈魂的偉大的審問者。
節自《集外集·〈窮人〉小引》
還有一個，就是陀思妥夫斯基。一讀他二十四歲時所作的《窮人》，就已經吃驚於他那暮年似的孤寂。到後來，他竟做為罪孽深重的罪人，同時也是殘酷的拷問官而出現了。他把小說中的男男女女，放在萬難忍受的境遇裏，來試煉它們，不但剝去了表麵的潔白，拷問出藏在底下的罪惡，而且還要拷問出藏在那罪惡之下的真正的潔白來。而且還不肯爽利的處死，竭力要放它們活得長久，而這陀思妥夫斯基，則仿佛就在和罪人一同苦惱，和拷問官一同高興著似的。這絕不是平常人做得到的事情，總而言之，就因為偉大的緣故。但我自己，卻常常想廢書不觀。
節自《且介亭雜文二集·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俄國文學家托爾斯泰
俄國文學家托爾斯泰講人道主義，反對戰爭，寫過三冊很厚的小說——那部《戰爭與和平》，他自己是個貴族，卻是經過戰場的生活，他感到戰爭是怎麼一個慘痛。尤其是他一臨到長官的鐵板前（戰場上重要軍官都有鐵板擋住槍彈），更有剌心的痛楚。而他又眼見他的朋友們，很多在戰場上犧牲掉。戰爭的結果，也可以變成兩種態度：一種是英雄，他見別人死的死傷的傷，隻有他健存，自己就覺得怎樣了不得，這麼那麼誇耀戰場上的威雄。一種是變成反對戰爭的，希望世界上不要再打仗了。托爾斯泰便是後一種，主張用無抵抗主義來消滅戰爭。他這麼主張，政府自然討厭他；反對戰爭，和俄皇的侵掠欲望衝突；主張無抵抗主義，叫兵士不替皇帝打仗，警察不替皇帝執法，審判官不替皇帝裁判，大家都不去捧皇帝；皇帝是全要人捧的，沒有人捧，還成什麼皇帝，更和政治相衝突。這種文學家出來，對於社會現狀不滿意，這樣批評，那樣批評，弄得社會上個個都自己覺到，都不安起來，自然非殺頭不可。
節自《集外集·文藝與政治的歧途》
生存八十二年，作文五十八年，今年將出全集九十三卷的托爾斯泰，即使將一本《奔流》都印了關於他的文獻的目錄，恐怕尚且印不下，更何況登載記念的文章。但隻有這樣的材力便隻能做這樣的事，所以雖然不過一本小小的期刊，也還有趁一九二八年還沒有全完的時候，來作一回托爾斯泰誕生後百年的記念。
關於這十九世紀的俄國的巨人，中國前幾年雖然也曾經有人介紹，今年又有人叱罵，然而他於中國的影響，其實也還是等於零。他的三部大著作中，《戰爭與和平》至今無人翻譯；傳記是隻有Ch.Sarolea的書的文言譯本和一小本很不完全的《托爾斯泰研究》。前幾天因為要查幾個字，自己和幾個朋友走了許多外國書的書店，終竟尋不到一部橫文的他的傳記。關於他的著作，在中國是如此的。說到行為，那是更不相幹了。我們有開書店造洋房的革命文豪，沒有分田給農夫的地主——因為這也是“淺薄的人道主義”；有軟求“出版自由”的“著作家”兼店主，沒有寫信直斥皇帝的胡塗蟲——因為這是沒有用的，倒也並非怕危險。至於“無抵抗”呢，事實是有的，但並非由於主義，因事不同，因人不同，或打人的嘴巴，或將嘴巴給人打，倘以為會有俄國的許多“靈魂的戰士”（Doukhobor）似的，寧死不當兵卒，那實在是一種“杞憂”。
節自《集外集·〈奔流〉編校後記（七）》
英國羅素（Russel）法國羅曼羅蘭（R.Rolland）反對歐戰，大家以為他們了不起，其實幸而他們的話沒有實行，否則，德國早已打進英國和法國了；因為德國如不能同時實行非戰，是沒有辦法的。俄國托爾斯泰（Tolstoi）的無抵抗主義之所以不能實行，也是這個原因。他不主張以惡報惡的，他的意思是皇帝叫我們去當兵，我們不去當兵。叫警察去捉，他不去；叫劊子手去殺，他不去殺，大家都不聽皇帝的命令，他也沒有興趣；那末做皇帝也無聊起來，天下也就太平了。然而如果一部分的人偏聽皇帝的話，那就不行。
節自《集外集拾遺補編·關於知識階級》
不通世故的易卜生
伊孛生是在做詩，不是為社會提出問題來而且代為解答。就如黃鶯一樣，因為他自己要歌唱，所以他歌唱，不是要唱給人們聽得有趣，有益。伊孛生是很不通世故的，相傳在許多婦女們一同招待他的筵宴上，代表者起來致謝他作了《傀儡家庭》，將女性的自覺，解放這些事，給人心以新的啟示的時候，他卻答道，“我寫那篇卻並不是這意思，我不過是做詩。”
節自《墳·娜拉走後怎樣》
幽默家馬克·吐溫
瑪克·土溫（Mark Twain）無須多說，隻要一翻美國文學史，便知道他是前世紀末至現世紀初有名的幽默家（Humorist）。不但一看他的作品，要令人眉開眼笑，就是他那筆名，也含有一些滑稽之感的。
他本姓克萊門斯（Samuel Langhorne Clemens,1835~1910），原是一個領港，在發表作品的時候，便取量水時所喊的訛音，用作了筆名。作品很為當時所歡迎，他即被看作講笑話的好手；但到一九一六年他的遺著《The Mysterious Stranger》一出版，卻分明證實了他是很深的厭世思想的懷抱者了。
節自《二心集·〈夏娃日記〉小引》
法國文豪法朗士
法朗士之作，精博鋒利，而中國人向不注意，服爾德的作品，譯出的也很少，大約對於諷刺文學，中國人是其實不大歡迎的。
1936年2月1日致黎烈文
文豪，究竟是有真實本領的，法郎士做過一本《泰綺思》，中國已有兩種譯本了，其中就透露著這樣的消息。他說有一個高僧在沙漠中修行，忽然想到亞曆山大府的名妓泰綺思，是一個貽害世道人心的人物，他要感化她出家，救她本身，救被惑的青年們，也給自己積無量功德。事情還算順手，泰綺思竟出家了，他恨恨的毀壞了她在俗時候的衣飾。但是，奇怪得很，這位高僧回到自己的獨房裏繼續修行時，卻再也靜不下來了，見妖怪，見裸體的女人。他急遁，遠行，然而仍然沒有效。他自己是知道因為其實愛上了泰綺思，所以神魂顛倒了的，但一群愚民，卻還是硬要當他聖僧，到處跟著他祈求，禮拜，拜得他“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他終於決計自白，跑回泰綺思那裏去，叫道“我愛你！”然而泰綺思這時已經離死期不遠，自說看見了天國，不久就斷氣了。
節自《且介亭雜文二集·“京派”和“海派”》
蕭伯納——偉大的感歎號（!)
聽說英國的培那特蕭（Bernard Shaw），有過這樣意思的話：世間最不行的是讀書者。因為他隻能看別人的思想藝術，不用自己。這也就是勖本華爾（Schopenhauer）之所謂腦子裏給別人跑馬。較好的是思索者。因為能用自己的生活力了，但還不免是空想，所以更好的是觀察者，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讀世間這一部活書。
這是的確的，實地經驗總比看，聽，空想確鑿。我先前吃過幹荔支，罐頭荔支，陳年荔支，並且由這些推想過新鮮的好荔支。這回吃過了，和我所猜想的不同，非到廣東來吃就永不會知道。但我對於蕭的所說，還要加一點騎牆的議論。蕭是愛爾蘭人，立論也不免有些偏激的。我以為假如從廣東鄉下找一個沒有曆練的人，叫他從上海到北京或者什麼地方，然後問他觀察所得，我恐怕是很有限的，因為他沒有練習過觀察力。所以要觀察，還是先要經過思索和讀書。
節自《而已集·讀書雜談》
莎士比亞雖然是“劇聖”，我們不大有人提起他。五四時代紹介了一個易卜生，名聲倒還好，今年紹介了一個蕭，可就糟了，至今還有人肚子在發脹。
為了他笑嘻嘻，辨不出是冷笑，是惡笑，是嘻笑麼？並不是的。為了他笑中有剌，剌著了別人的病痛麼？也不全是的。列維它夫說得很分明：就因為易卜生是偉大的疑問號（?），而蕭是偉大的感歎號（!)的緣故。
他們的看客，不消說，是紳士淑女們居多。紳士淑女們是頂愛麵子的人種。易卜生雖然使他們登場，雖然也揭發一點隱蔽，但並不加上結論，卻從容的說道“想一想罷，這到底是些什麼呢？”紳士淑女們的尊嚴，確也有一些動搖了，但究竟還留著搖搖擺擺的退走，回家去想的餘裕，也就保存了麵子。至於回家之後，想了也未，想得怎樣，那就不成什麼問題，所以他被紹介進中國來，四平八穩，反對的比讚成的少。蕭可不這樣了，他使他們登場，撕掉了假麵具，闊衣裝，終於拉住耳朵，指給大家道，“看哪，這是蛆蟲！”連磋商的工夫，掩飾的法子也不給人有一點。這時候，能笑的就隻有並無他所指摘的病痛的下等人了。在這一點上，蕭是和下等人相近的，而也就和上等人相遠。
節自《南腔北調集·“論語一年”》
蕭（George Bernard Shaw）並不在周遊世界，是在曆覽世界上新聞記者們的嘴臉，應世界上新聞記者們的口試，——然而落了第。
他不願意受歡迎，見新聞記者，卻偏要歡迎他，訪問他，訪問之後，卻又都多少講些俏皮話。
他躲來躲去，卻偏要尋來尋去，尋到之後，大做一通文章，卻偏要說他自己善於登廣告。
他不高興說話，偏要同他去說話，他不多談，偏要拉他來多談，談得多了，報上又不敢照樣登載了，卻又怪他多說話。
他說的是真話，偏要說他是在說笑話，對他哈哈的笑，還要怪他自己倒不笑。
他說的是直話，偏要說他是諷剌，對他哈哈的笑，還要怪他自以為聰明。
他本不是諷剌家，偏要說他是諷剌家，而又看不起諷剌家，而又用了無聊的諷剌想來諷剌他一下。
他本不是百科全書，偏要當他百科全書，問長問短，問天問地，聽了回答，又嗚不平，好像自己原來比他還明白。
他本是來玩玩的，偏要逼他講道理，講了幾句，聽的又不高興了，說他是來“宣傳赤化”了。
有的看不起他，因為他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文學者，然而倘是馬克思主義文學者，看不起他的人可就不要看他了。
有的看不起他，因為他不去做工人，然而倘若做工人，就不會到上海，看不起他的人可就看不見他了。
有的又看不起他，因為他不是實行的革命者，然而倘是實行者，就會和牛蘭一同關在牢監裏，看不起他的人可就不願提他了。
他有錢，他偏講社會主義，他偏不去做工，他偏來遊曆，他偏到上海，他偏講革命，他偏談蘇聯，他偏不給人們舒服……
於是乎可惡。
身子長也可惡，年紀大也可惡，須發白也可惡，不愛歡迎也可惡，逃避訪問也可惡，連和夫人的感情好也可惡。
然而他走了，這一位被人們公認為“矛盾”的蕭。
節自《南腔北調集·誰的矛盾》
偉大的藝術家高爾基
高爾基的小說《母親》一出版，革命者就說是一部“最合時的書”。而且不但在那時，還在現在。我想，尤其是在中國的現在和未來，這有沈端先君的譯本為證，用不著多說。
選自《集外集拾遺補編·〈母親〉木刻十四幅序》
當屠格納夫，柴霍夫這些作家大為中國讀書界所稱頌的時候，高爾基是不很有人很注意的。即使偶然有一兩篇翻譯，也不過因為他所描的人物來得特別，但總不覺得有什麼大意思。
這原因，現在很明白了：因為他是“底層”的代表者，是無產階級的作家。對於他的作品，中國的舊的知識階級不能共鳴，正是當然的事。
然而革命的導師，卻在二十多年以前，已經知道他是新俄的偉大的藝術家，用了別一種兵器，向著同一的敵人，為了同一的目的而戰鬥的夥伴，他的武器——藝術的言語——是有極大的意義的。
而這先見，現在已經由事實來確證了。
節自《集外集拾遺·譯本高爾基〈一月九日〉小引》
厭世作家安特來夫
安特來夫全然是一個絕望厭世的作家。他那思想的根柢是：一，人生是可怕的（對於人生的悲觀）；二，理性是虛妄的（對於思想的悲觀）；三，黑暗是有大威力的（對於道德的悲觀）。
1925年9月30日致許欽文
安特來夫的創作裏，又都含著嚴肅的現實性以及深刻和纖細，使象征印象主義與寫實主義相調和。俄國作家中，沒有一個人能夠如他的創作一般，消融了內麵世界與外麵表現之差，而現出靈肉一致的境地。他的著作雖然是很有象征印象氣息，而仍然不失其現實性的。
節自《譯文序跋集·現代小說譯叢·〈黯澹的煙靄裏〉譯者附記》
理論家廚川白村
作者（按：指廚川白村）對於他的本國的缺點的猛烈的攻擊法，真是一個霹靂手。但大約因為同是立國於亞東，情形大抵相像之故罷，他所狙擊的要害，我覺得往往也就是中國的病痛的要害；這是我們大可以借此深思，反省的。
節自《譯文序跋集·出了象牙之塔·〈觀照享樂的生活〉譯者附記》
這也是《出了象牙之塔》裏的一篇，主旨是專在指摘他最愛的母國——日本——的缺陷的。但我看除了開首這一節攻擊旅館製度和第三節攻擊饋送儀節的，和中國不甚相幹外，其他卻多半切中我們現在大家隱蔽著的痼疾，尤其是很自負的所謂精神文明。現在我就再來輸入，做為從外國藥房販來的一帖瀉藥罷。
節自《譯文序跋集·出了象牙之塔·〈從靈向肉和從肉向靈〉譯者附記》
觀察浮泛的賽珍珠
中國的事情，總是中國人做來，才可以見真相，即如布克夫人（按：即賽珍珠），上海曾大歡迎，她亦自謂視中國如祖國，然而看她的作品，畢究是一位生長中國的美國女教士的立場而已，所以她之稱許《寄廬》，也無足怪，因為她所覺得的，還不過一點浮麵的情形。
1933年11月15日致姚克
活不下去的葉遂寧和梭波裏
俄國十月革命時，確曾有許多文人願為革命盡力。但事實的狂風，終於轉得他們手足無措。顯明的例是詩人葉遂寧的自殺，還有小說家梭波裏，他最後的話是：“活不下去了！”
在革命時代有大叫“活不下去了”的勇氣，才可以做革命文學。
葉遂寧和梭波裏終於不是革命文學家。為什麼呢，因為俄國是實在在革命。革命文學家風起雲湧的所在，其實是並沒有革命的。
節自《而已集·革命文學》
聽說俄國的詩人葉遂寧，當初也非常歡迎十月革命，當時他叫道：“萬歲，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說：“我是一個布爾塞維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後，實際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像的那麼一回事，終於失望，頹廢。葉遂寧後來是自殺了的，聽說這失望是他的自殺的原因之一。
節自《二心集·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
早有定評的法捷耶夫
《毀滅》作者法捷耶夫，是早有定評的小說作家，……不但所寫的農民礦工以及知識階級，皆栩栩如生，且多格言，汲之不盡，實在是新文學中的一個炬火。
選自《集外集拾遺補編·三閑書屋校印書籍》
晦氣的泰戈爾
人近而事古的，我記起了泰戈爾。他到中國來了，開壇講演，人給他擺出一張琴，燒上一爐香，左有林長民，右有徐誌摩，各各頭戴印度帽。徐詩人開始紹介了：“唵！嘰哩咕嚕，白雲清風，銀磬……當！”說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樣，於是我們的地上的青年們失望，離開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離開呢？但我今年看見他論蘇聯的文章，自己聲明道：“我是一個英國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約他到中國來的時候，決不至於還胡塗，如果我們的詩人諸公不將他製成一個活神仙，青年們對於他是不至於如此隔膜的。現在可是老大的晦氣。
節自《花邊文學·罵殺與捧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