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自《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六）》
有缺點的戰士
Schopenhauer說過這樣的話：要估定人的偉大，則精神上的大和體格上的大，那法則完全相反。後者距離愈遠即愈小，前者卻見得愈大。
正因為近則愈小，而且愈看見缺點和創傷，所以他就和我們一樣，不是神道，不是妖怪，不是異獸。他仍然是人，不過如此。但也惟其如此，所以他是偉大的人。
戰士戰死了的時候，蒼蠅們所首先發見的是他的缺點和傷痕，嘬著，營營地叫著，以為得意，以為比死了的戰士更英雄。但是戰士已經戰死了，不再來揮去他們。於是乎蒼蠅們即更其營營地叫，自以為倒是不朽的聲音，因為它們的完全，遠在戰士之上。
的確的，誰也沒有發見過蒼蠅們的缺點和創傷。
然而，有缺點的戰士終竟是戰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竟不過是蒼蠅。
去罷，蒼蠅們！雖然生著翅子，還能營營，總不會超過戰士的。你們這些蟲豸們！
選自《華蓋集·戰士和蒼蠅》
論中國古代曆史人物
孔子：權勢者們的聖人
中國的一般的民眾，尤其是所謂愚民，雖稱孔子為聖人，卻不覺得他是聖人；對於他，是恭謹的，卻不親密。但我想，能像中國的愚民那樣，懂得孔夫子的，恐怕世界上是再也沒有的了。不錯，孔夫子曾經計劃過出色的治國的方法，但那都是為了治民眾者，即權勢者設想的方法，為民眾本身的，卻一點也沒有。這就是“禮不下庶人”。成為權勢者們的聖人，終於變了“敲門磚”，實在也叫不得冤枉。和民眾並無關係，是不能說的，但倘說毫無親密之處，我以為怕要算是非常客氣的說法了。
選自《且介亭雜文二集·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
但是，孔夫子在本國的不遇，也並不是始於二十世紀的。孟子批評他為“聖之時者也”，倘翻成現代語，除了“摩登聖人”實在也沒有別的法。為他自己計，這固然是沒有危險的尊號，但也不是十分值得歡迎的頭銜。不過在實際上，卻也許並不這樣子。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聖人”是死了以後的事，活著的時候卻是頗吃苦頭的。跑來跑去，雖然曾經貴為魯國的警視總監，而又立刻下野，失業了；並且為權臣所輕蔑，為野人所嘲弄，甚至於為暴民所包圍，餓扁了肚子。弟子雖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卻隻有七十二，然而真可以相信的又隻有一個人。有一天，孔夫子憤慨道：“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從這消極的打算上，就可以窺見那消息。然而連這一位由，後來也因為和敵人戰鬥，被擊斷了冠纓，但真不愧為由呀，到這時候也還不忘記從夫子聽來的教訓，說道“君子死，冠不免”，一麵係著冠纓，一麵被人砍成肉醬了。連唯一可信的弟子也已經失掉，孔子自然是非常悲痛的，據說他一聽到這信息，就吩咐去倒掉廚房裏的肉醬雲。
孔夫子到死了以後，我以為可以說是運氣比較的好一點。因為他不會嚕蘇了，種種的權勢者便用種種的白粉給他來化妝，一直抬到嚇人的高度。但比起後來輸入的釋迦牟尼來，卻實在可憐得很。誠然，每一縣固然都有聖廟即文廟，可是一副寂寞的冷落的樣子，一般的庶民，是決不去參拜的，要去，則是佛寺，或者是神廟。若向老百姓們問孔夫子是什麼人，他們自然回答是聖人，然而這不過是權勢者的留聲機。他們也敬惜字紙，然而這是因為倘不敬惜字紙，會遭雷殛的迷信的緣故；南京的夫子廟固然是熱鬧的地方，然而這是因為另有各種玩耍和茶店的緣故。雖說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然而現在的人們，卻幾乎誰也不知道一個筆伐了的亂臣賊子的名字。說到亂臣賊子，大概以為是曹操，但那並非聖人所教，卻是寫了小說和劇本的無名作家所教的。
總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國，是權勢者們捧起來的，是那些權勢者或想做權勢者們的聖人，和一般的民眾並無什麼關係。
節自《且介亭雜文二集·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
孔丘先生確是偉大，生在巫鬼勢力如此旺盛的時代，偏不肯隨俗談鬼神；但可惜太聰明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隻用他修《春秋》的照例手段以兩個“如”字略寓“俏皮刻薄”之意，使人一時莫明其妙，看不出他肚皮裏的反對來。他肯對子路賭咒，卻不肯對鬼神宣戰，因為一宣戰就不和平，易犯罵人——雖然不過罵鬼——之罪，即不免有《衡論》（見一月份《晨報副鐫》）作家TY先生似的好人，會替鬼神來奚落他道：為名乎？罵人不能得名。為利乎？罵人不能得利。想引誘女人乎？又不能將蚩尤的臉子印在文章上。何樂而為之也歟？
孔丘先生是深通世故的老先生，大約除臉子付印問題以外，還有深心，犯不上來做明目張膽的破壞者，所以隻是不談，而決不罵，於是乎儼然成為中國的聖人，道大，無所不包故也。否則，現在供在聖廟裏的，也許不姓孔。
節自《墳·再論雷峰塔的倒掉》
子路的迂
子路先生確是勇士，但他因為“吾聞君子死冠不免”，於是“結纓而死”，我總覺得有點迂。掉了一頂帽子，又有何妨呢？卻看得這麼鄭重，實在是上了仲尼先生的當了。仲尼先生自己“厄子陳蔡”，卻並不餓死，真是滑得可觀。子路先生倘若不信他的胡說，披頭散發的戰起來，也許不至於死的罷。但這種散發的戰法，也就是屬於我所謂“壕塹戰”的。
節自《兩地書·第一集》
秦始皇的冤枉
德國的希特拉先生們一燒書，中國和日本的論者們都比之於秦始皇。然而秦始皇實在冤枉得很，他的吃虧是在二世而亡，一班幫閑們都替新主子去講他的壞話了。
不錯，秦始皇燒過書，燒書是為了統一思想。但他沒有燒掉農書和醫書；他收羅許多別國的“客卿”，並不專重“秦的思想”，倒是博采各種的思想的。秦人重小兒；始皇之母，趙女也，趙重婦人，所以我們從“劇秦”的遺文中，也看不見輕賤女人的痕跡。
希特拉先生們卻不同了，他所燒的首先是“非德國思想”的書，沒有容納客卿的魄力；其次是關於性的書，這就是毀滅以科學來研究性道德的解放，結果必將使婦人和小兒沈淪在往古的地位，見不到光明。而可比於秦始皇的車同軌、書同文……之類的大事業，他們一點也做不到。
節自《準風月談·華德焚書異同論》
劉邦的空言
劉邦除秦苛暴，“與父老約，法三章耳”。而後來仍有族誅，仍禁挾書，還是秦法。法三章者，話一句耳。
節自《而已集·小雜感》
曹操令人佩服
在曹操本身，也是一個改造文章的祖師，可惜他的文章傳的很少。他膽子很大，文章從通脫得力不少。作文章時又沒有顧忌，想寫的便寫出來。
所以曹操征求人才時也是這樣說，不忠不孝不要緊，隻要有才便可以。這又是別人所不敢說的。曹操作詩，竟說是“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他引出離當時不久的事實，這也是別人所不敢用的。還有一樣，比方人死時，常常寫點遺令，這是名人的一件極時髦的事。當時的遺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後當葬於何處，或葬於某某名人的墓旁；操獨不然，他的遺令不但沒有依著格式，內容竟講到遺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樣處置等問題。
節自《而已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
漢末魏初這個時代是很重要的時代，在文學方麵起一個重大的變化，因當時正在黃巾和董卓大亂之後，而且又是黨錮的糾紛之後，這時曹操出來了。——不過我們講到曹操，很容易就聯想起《三國誌演義》，更而想起戲台上那一位花麵的奸臣，但這不是觀察曹操的真正方法……曹操在史上年代也是頗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後一朝人說壞話的公例。其實，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
節自《而已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
張良為韓報仇
子房為韓報仇，從君子看來，蓋是應該寫信紿秦始皇，要求兩人赤膊決鬥，才算合理的。然而博浪沙一擊，大索十日而終不可得，後世亦不以為“不負責任”者，知公私不同，而強弱之勢亦異，一匹夫不得不然之故也。
節自《兩地書·一九》
孫皓與宋徽宗
專製者的反麵就是奴才，有權時無所不為，失勢時即奴性十足，孫皓是特等的暴君，但降晉之後，簡直像一個幫閑；宋徽宗在位時，不可一世，而被擄後偏會含垢忍辱。做主子時以一切別人為奴才，則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這是天經地義，無可動搖的。
節自《南腔北調集·諺語》
女皇武則天
武則天做皇帝，誰敢說“男尊女卑”？多數主義雖然現稱過激派，如果在列寧治下，則共產之合於葛天氏，一定可以考據出來的。
節自《華蓋集·十四年的“讀經”》
沈括論文
沈括的《夢溪筆談》裏，有雲：“往歲士人，多尚對偶為文，穆修張景輩始為平文，當時謂之‘古文’。穆張嚐同造朝，待旦於東華門外，方論文次，適見有奔馬，踐死一犬，二人各記其事以較工拙。穆修曰：‘馬逸，有黃犬，遇蹄而斃。’張景曰：‘有犬，死奔馬之下。’時文體新變，二人之語皆拙澀，當時已謂之工，傳之至今。”
駢文後起，唐虞三代是不駢的，稱“平文”為“古文”，便是這意思。由此推開去，如果古者言文真是不分，則稱“白話文”為“古文”，似乎也無所不可，但和林語堂先生的指為“白話的文言”的意思又不同。兩人的大作，不但拙澀，主旨先就不一，穆說的是馬踏死了犬，張說的是犬給馬踏死了，究竟是著重在馬，還是在犬呢？較明白穩當的還是沈括的毫不經意的文章：“有奔馬，踐死一犬。”
節自《花邊文學·做文章》
朱元璋做皇帝以後
二十多年前，都說朱元璋（明太祖）是民族的革命者，其實是並不然的。他做了皇帝以後，稱蒙古朝為“大元”，殺漢人比蒙古人還利害。奴才做了主人，是決不肯廢去“老爺”的稱呼的，他的擺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還十足，還可笑。
節自《二心集·上海文藝之一瞥》
“半個女人”魏忠賢
現在世界的糟，不在於統治者是男子，而在這男子在女人的地統治。以妾婦之道治天下，天下那得不糟！
舉半個例罷：明朝的魏忠賢是太監——半個女人，他治天下的時候，弄得民不卿生，到處“養生”了許多幹兒孫，把人的血肉廉恥當饅頭似的吞噬，而他的狐群狗黨還擁戴他配享孔廟，繼承道統。半個女人的統治尚且如此可怕，何況還是整個的女人呢！
節自《集外集拾遺補編·娘兒們也不行》
張獻忠的脾氣
先前我看見記載上說的張獻忠屠戮川民的事，我總想不通他是什麼意思；後來看到別一本書，這才明白了：他原是想做皇帝的，但是李自成先進北京，做了皇帝了，他便要破壞李自成的帝位。怎樣破壞法呢？做皇帝必須有百姓；他殺盡了百姓，皇帝也就誰都做不成了。既無百姓，便無所謂皇帝，於是隻剩了一個李自成，在白地上出醜。
節自《華蓋集續編·記談話》
張獻忠的脾氣更古怪了，不服役納糧的要殺，服役納糧的也要殺；敵他的要殺，降他的也要殺：將奴隸規則毀得粉碎。這時候，百姓就希望來一個另外的主子，較為顧及他們的奴隸規則的，無論仍舊，或者新頒，總之是有一種規則，使他們可上奴隸的軌道。
節自《墳·燈下漫筆》
能夠糊塗的鄭板橋
因為有人談起寫篆字，我倒記起鄭板橋有一塊圖章，刻著“難得糊塗”。那四個篆字刻得叉手叉腳的，頗能表現一點名士的牢騷氣。足見刻圖章寫篆字也還反映著一定的風格，正像“玩”木刻之類，未必“隻是個人的事情”：“謬種”和“妖孽”就是寫起篆字來，也帶著些“妖謬”的。
然而風格和情緒，傾向之類，不但因人而異，而且因事而異，因時而異。鄭板橋說“難得糊塗”，其實他還能夠糊塗的。現在，到了“求仕不獲無足悲，求隱而不得其地以竄者，毋亦天下之至哀歟”的時代，卻實在求糊塗而不可得了。
節自《準風月談·難得糊塗》
論中國古代作家
“無是非”的莊子
我們如果到《莊子》裏去找詞彙，大概又可以遇著兩句寶貝的教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記住了來做危急之際的護身符，似乎也不失為漂亮。然而這是隻可暫時口說，難以永遠實行的。喜歡引用這種格言的人，那精神的相距之遠，更甚於叭兒之與老聃，這裏不必說它了。就是莊生自己，不也在《天下篇》裏，曆舉了別人的缺失，以他的“無是非”輕了一切“有所是非”的言行吧？要不然，一部《莊子》，隻要“今天天氣哈哈哈……”七個字就寫完了。
節自《且介亭雜文二集·“文人相輕”》
屈原宋玉的文采
《詩經》是後來的一部經，但春秋時代，其中的有幾篇就用之於侑酒；屈原是“楚辭”的開山老祖，而他的《離騷》，卻隻是不得幫忙的不平。到得宋玉，就現有的作品看起來，他已經毫無不平，是一位純粹的清客了。然而《詩經》是經，也是偉大的文學作品；屈原宋玉，在文學史上還是重要的作家。為什麼呢？——就因為他究竟有文采。
節自《且介亭雜文二集·從幫忙到扯淡》
“清客”司馬相如
豢養文士仿佛是讚助文藝似的，而其實也是敵。宋玉司馬相如之流，就受著這樣的待遇，和後來的權門的“清客”略同，都是位在聲色狗馬之間的玩物。
節自《集外集拾遺·詩歌之敵》
建安七子：“慷慨”“華麗”
曹操曹丕以外，還有下麵的七個人：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鍚，劉楨，都很能作文章，後來稱為“建安七子”。七人的文章很少流傳，現在我們很難判斷；但，大概都不外是“慷慨”，“華麗”罷。華麗即曹丕所主張，慷慨就因當天下大亂之際，親戚朋友死於亂者特多，於是為文就不免帶著悲涼，激昂和“慷慨”了。
選自《而已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
孔融譏嘲曹操
孔融作文，喜用譏嘲的筆調，曹丕很不滿意他。孔融的文章現在傳的也很少，就他所有的看起來，我們可以瞧出他並不大對別人譏諷，隻過曹操。比方操破袁氏兄弟，曹丕把曹熙的妻甄氏拿來，歸了自己，孔融就寫信給曹操，說當初武王伐紂，將妲己給了周公了。操問他的出典，他說，以今例古，大概那時也是這樣的。又比方曹操要禁酒，說酒可以亡國，非禁不可，孔融又反對他，說也有以女人亡國的，何以不禁婚姻？
選自《而已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
曹丕與曹植
用近代的文學眼光看來，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Art for Art\\u0027s Sake）的一派。所以曹丕作的詩賦很好，更因他以“氣”為主，故於華麗以外，加上壯大。歸納起來，漢末魏初的文章，可說是：“清峻，通脫，華麗，壯大。”在文學的意見上，曹丕和曹植表麵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說文章事可以留名聲於千載；但子建卻說文章小道，不足論的。據我的意見，子建大概是違心之論。這裏有兩個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作得好，一個人大概總是不滿意自己所作而羨慕他人所為的，他的文章已經作得好，於是他便敢說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動的目標在於政治方麵，政治方麵不甚得誌，遂說文章是無用了。
選自《而已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
竹林七賢：反抗禮教
魏末，何晏他們以外，又有一個團體新起，叫做“竹林名士”，也是七個，所以又稱“竹林七賢”。正始名士服藥，竹林名士飲酒。竹林的代表是嵇康和阮籍。但究竟竹林名士不純粹是喝酒的，嵇康也兼服藥，而阮籍則是專喝酒的代表。但嵇康也飲酒，劉伶也是這裏麵的一個。他們七人中差不多都是反抗舊禮教的。
這七人中，脾氣各有不同。嵇阮二人的脾氣都很大；阮籍老年時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終都是極壞的。
阮年輕時，對於訪他的人有加以青眼和白眼的分別。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見眸子的，恐怕要練習很久才能夠。青眼我會裝，白眼我卻裝不好。
後來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卻全不改變。結果阮得終其天年，而嵇竟喪於司馬氏之手。
阮籍作文章和詩都很好，他的詩文雖然也慷慨激昂，但許多意思都是隱而不顯的。
舊傳下來的禮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認的。即如劉伶——他曾作過一篇《酒德頌》，誰都知道——他是不承認世界上從前規定的道理的，曾經有這樣的事，有一次有客見他，他不穿衣服。人責問他；他答人說，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們為什麼進我的褲子中來？
選自《而已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
何晏與“五石散”
何晏的名聲很大，位置也很高，他喜歡研究《老子》和《易經》。至於他是怎樣的一個人呢？那真相現在可很難知道，很難調查。因為他是曹氏一派的人，司馬氏很討厭他，所以他們的記載對何晏大不滿。因此產生許多傳說，有人說何晏的臉上是搽粉的，又有人說他本來生得白，不是搽粉的。但究竟何晏搽粉不搽粉呢？我也不知道。
但何晏有兩件事我們是知道的。第一，他喜歡空談，是空談的祖師；第二，他喜歡吃藥，是吃藥的祖師。
此外，他也喜歡談名理。他身子不好，因此不能不服藥。他吃的不是尋常的藥，是一種名叫“五石散”的藥。
“五石散”是一種毒藥，是何晏吃開頭的。漢時，大家還不敢吃，何晏或者將藥方略加改變，便吃開頭了。五石散的基本，大概是五樣藥：石鍾乳，石硫黃，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另外怕還配點別樣的藥。但現在也不必細細研究它，我想各位都是不想吃它的。
選自《而已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
並非飄逸的陶淵明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是淵明的好句，但我們在上海學起來可就難了。沒有南山，我們還可以改作“悠然見洋房”或“悠然見煙囪”的，然而要租一所院子裏有點竹籬，可以種菊的房子，租錢就每月總得一百兩，水電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兩。單是這兩項，每月就是一百十四兩，每兩作一元四角算，等於一百五十九元六。近來的文稿又不值錢。每千字最低的隻有四五角，因為是學陶淵明的雅人的稿子，現在算他每千字三大元罷，但標點，洋文，空白除外。那麼，單單為了采菊，他就得每月譯作淨五萬三千二百字。吃飯呢？要另外想法子生發，否則，他隻好“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了。
節自《且介亭雜文·病後雜談》
李賀的夢
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做夢的人是幸福的；倘沒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緊的是不要去驚醒他。你看，唐朝的詩人李賀，不是困頓了一世的麼？而他臨死的時候，卻對他的母親說：“阿媽，上帝造成了白玉樓，叫我作文章落成去了。”這豈非明明是一個誑，一個夢？然而一個小的和一個老的，一個死的和一個活的，死的高興地死去，活的放心地活著。說誑和做夢，在這些時候便見得偉大。
節自《墳·娜拉走後怎樣》
李商隱的詩
玉谿生清詞麗句，何敢比肩，而用典太多，則為我所不滿。
1934年12月20日致楊霽雲
有意於稗說的馮夢龍
馮猶龍名夢龍，長洲人（《曲品》做吳縣人），由貢生拔授壽寧知縣，有《七樂齋稿》；然而朱彝尊以為“善為啟顏之辭，時入打油之調，不得為詩家”（《明詩綜》七十一）。蓋馮猶龍所擅長的是詞曲，既作《雙雄記傳奇》，又刻《墨憨齋傳奇定本十種》，多取時人名曲，再加刪訂，頗為當時所稱；而其中的《萬事足》，《風流夢》，《新灌園》是自作。他又極有意於稗說，所以在小說則纂《喻世》，《警世》，《醒世》三言，在講史則增補《三遂平妖傳》。
節自《墳·宋民間之所謂小說及其後來》
李寶嘉與吳沃堯
一直到了清末，外交失敗，社會上的人們覺得自己的國勢不振了，極想知其所以然，小說家也想尋出原因的所在；於是就有李寶嘉歸罪於官場，用了南亭亭長的假名字，做了一部《官場現形記》。這部書在清末很盛行，但文章比《儒林外史》差得多了；而且作者對於官場的情形也並不很透徹，所以往往有失實的地方。嗣後又有廣東南海人吳沃堯歸罪於社會上舊道德的消滅，也用了我佛山人的假名字，做了一部《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這部書也很盛行，但他描寫社會的黑暗麵，常常張大其詞，又不能穿入隱微，但照例的慷慨激昂，正和南亭亭長有同樣的缺點。這兩種書都用斷片湊成，沒有什麼線索和主角，是同《儒林外史》差不多的，但藝術的手段，卻差得遠了；最容易看出來的就是《儒林外史》是諷刺，而那兩種都近於謾罵。
選自《中國小說的曆史的變遷》
論中國近現代曆史人物
辮帥張勳
然而辮子還有一場小風波，那就是張勳的“複辟”，一不小心，辮子是又可以種起來的，我曾見他的辮子兵在北京城外布防，對於沒辮子的人們真是氣焰萬丈。幸而不幾天就失敗了，使我們至今還可以剪短，分開，披落，燙卷……。
張勳的姓名已經黯淡，“複辟”的事件也逐漸遺忘，我曾在《風波》裏提到它，別的作品上卻似乎沒有見，可見早就不受人注意。現在是連辮子也日見稀少，將與周鼎商彝同列，漸有賣給外國人的資格了。
選自《且介亭雜文·病後雜談之餘》
大殺革命黨的袁世凱
袁世凱在辛亥革命之後，大殺黨人，從袁世凱那方麵看來，是一點沒有殺錯的，因為他正是一個假革命的反革命者。
錯的是革命者受了騙，以為他真是一個筋鬥，從北洋大臣變了革命家了，於是引為同調，流了大家的血，將他浮上總統的寶位去。到二次革命時，表麵上好像他又是一個筋鬥，從“國民公仆”變了吸血魔王似的。其實不然，他不過又顯了本相。
於是殺，殺，殺。北京城裏，連飯店客棧中，都滿布了偵探；還有“軍政執法處”，隻見受了嫌疑而被捕的青年送進去，卻從不見他們活著走出來；還有，《政府公報》上，是天天看見黨人脫黨的廣告，說是先前為友人所拉，誤入該黨，現在自知迷謬，從此脫離，要洗心革麵的做好人了。
不久就證明了袁世凱殺人的沒有殺錯，他要做皇帝了。
節自《偽自由書·〈殺錯了人〉異議》
吳稚暉印象
我第一次所經曆的是在一個忘了名目的會場上，看見一位頭包白紗布，用無錫腔講演排滿的英勇的青年，不覺肅然起敬。但聽下去，到得他說“我在這裏罵老太婆，老太婆一定也在那裏罵吳稚暉”，聽講者一陣大笑的時候，就感到沒趣，覺得留學生好像也不外乎嬉皮笑臉。“老太婆”者，指清朝的西太後。吳稚暉在東京開會罵西太後，是眼前的事實無疑，但要說這時西太後也正在北京開會罵吳稚暉，我可不相信。講演固然不妨夾著笑罵，但無聊的打諢，是非徒無益，而且有害的。不過吳先生這時卻正在和公使蔡鈞大戰，名馳學界，白紗布下麵，就藏著名譽的傷痕。不久，就被遞解回國，路經皇城外的河邊時，他跳了下去，但立刻又被撈起，押送回去了。這就是後來太炎先生和他筆戰時，文中之所謂“不投大壑而投陽溝，麵目上露”。
選自《且介亭雜文末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吳稚暉的筆和舌，是盡過很大的任務的，清末的時候，五四的時候，北伐的時候，“清黨”的時候，“清黨”以後的還是鬧不清白的時候。
節自《偽自由書·新藥》
孫中山：全體，永遠的革命者
中山先生逝世後無論幾周年，本用不著什麼紀念的文章。隻要這先前未曾有的中華民國存在，就是他的豐碑，就是他的紀念。
凡是自承為民國的國民，誰有不記得創造民國的戰士，而且是第一人的？但我們大多數的國民實在特別沉靜，真是喜怒哀樂不形於色，而況吐露他們的熱力和熱情。因此就更應該紀念了；因此也更可見那時革命有怎樣的艱難，更足以加增這紀念的意義。
記得去年逝世後不很久，甚至於就有幾個論客說些風涼話。是憎惡中華民國呢，是所謂“責備賢者”呢，是賣弄自己的聰明呢，我不得而知。但無論如何，中山先生的一生曆史具在，站出世間來就是革命，失敗了還是革命；中華民國成立之後，也沒有滿足過，沒有安逸過，仍然繼續著進向近於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臨終之際，他說道：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須努力！
那時新聞上有一條瑣載，不下於他一生革命事業地感動過我，據說當西醫已經束手的時候，有人主張服中國藥了；但中山先生不讚成，以為中國的藥品固然也有有效的，診斷的知識卻缺如。不能診斷，如何用藥？毋須服。人當瀕危之際，大抵是什麼也肯嚐試的，而他對於自己的生命，也仍有這樣分明的理智和堅定的意誌。
他是一個全體，永遠的革命者。無論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無論後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終於全都是革命。
節自《集外集拾遺·中山先生逝世後一周年》
章太炎二三事
民國元年章太炎先生在北京，好發議論，而且毫無顧忌地褒貶。常常被貶的一群人於是給他起了一個綽號，曰“章瘋子”。其人既是瘋子，議論當然是瘋話，沒有價值的了，但每有言論，也仍在他們的報章上登出來，不過題目特別，道：《章瘋子大發其瘋》。有一回，他可是罵到他們的反對黨頭上去了。那怎麼辦呢？第二天報上登出來的時候，那題目是：《章瘋子居然不瘋》。
太炎先生是以文章排滿的驍將著名的，然而在他那《訄書》的未改訂本中，還承認滿人可以主中國，稱為“客帝”，比於贏秦的“客卿”。但是，總之，到光緒末年，翻印的不利於清朝的古書，可是陸續出現了；太炎先生也自己改正了“客帝”說，在再版的《訄書》裏，“刪而存此篇”；後來這書又改名為《檢論》，我卻不知道是否還是這辦法。留學日本的學生們中的有些人，也在圖書館裏搜尋可以鼓吹革命的明末清初的文獻。那時印成一大本的有《漢聲》，是《湖北學生界》的增刊，麵子上題著四句集《文選》句：“抒懷舊之積念，發思古之幽情”，第三句想不起來了，第四句是“振大漢之天聲”。無古無今，這種文獻，倒是總要在外國的圖書館裏抄得的。
節自《且介亭雜文·病後雜談之餘》
節自《華蓋集·補白》
吳佩孚反赤
據說吳佩孚大帥在一處宴會的席上發表，查得赤化的始祖乃是蚩尤，因為“蚩”“赤”同音，所以蚩尤即“赤尤”，“赤尤”者，就是“赤化之尤”的意思；說畢，合座為之“歡然”雲。
節自《華蓋集續編·馬上支日記》
死於告密的秋瑾
秋瑾女士，就是死於告密的，革命後暫時稱為“女俠”，現在是不大聽見有人提起了。革命一起，她的故鄉就到了一個都督，——等於現在之所謂督軍，——也是她的同誌：王金發。他捉住了殺害她的謀主，調集了告密的案卷，要為她報仇。然而終於將那謀主釋放了，據說是因為已經成了民國，大家不應該再修舊怨罷。但等到二次革命失敗後，王金發卻被袁世凱的走狗槍決了，與有力的是他所釋放的殺過秋瑾的謀主。
這人現在也已“壽終正寢”了，但在那裏繼續跋扈出沒著的也還是這一流人，所以秋瑾的故鄉也還是那樣的故鄉，年複一年，絲毫沒有長進。從這一點看起來，生長在可為中國模範的名城裏的楊蔭榆女士和陳西瀅先生，真是洪福齊天。
節自《墳·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
鄒容：革命軍馬前卒
而所征求的“落伍者的醜史”的目錄中，又有“鄒容的事實”，那可更加有些古怪了。如果印本沒有錯而鄒容不是別一人，那麼，據我所知道，大概是這樣的：
他在滿清時，做了一本《革命軍》，鼓吹排滿，所以自署曰“革命軍馬前卒鄒容”。後來從日本回國，在上海被捕，死在西牢裏了，其時蓋在一九〇二年。自然，他所主張的不過是民族革命，未曾想到共和，自然更不知道三民主義，當然也不知道共產主義。但這是大家應該原諒他的，因為他死得太早了，他死了的明年，同盟會才成立。
節自《三閑集·“革命軍馬前卒”和“落伍者”》
李大釗的人與文
我最初看見守常先生的時候，是在獨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樣進行《新青年》的集會上，這樣就算認識了。不知道他其時是否已是共產主義者。總之，給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誠實，謙和，不多說話。《新青年》的同人中，雖然也很有喜歡明爭暗鬥，扶植自己勢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後來，絕對的不是。
他的模樣是頗難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樸質，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這樣的商人，我在南邊沒有看見過，北京卻有的，是舊書店或箋紙店的掌櫃。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們槍擊徒手請願的學生的那一次，他也在群眾中，給一個兵抓住了，問他是何等樣人。答說是：“做買賣的”。兵道：“那麼，到這裏來幹什麼？滾你的罷！”一推，他總算逃得了性命。
倘說教員，那時是可以死掉的。
然而到第二年，他終於被張作霖們害死了。
不過熱血之外，守常先生還有遺文在。不幸對於遺文，我卻很難講什麼話。因為所執的業，彼此不同，在《新青年》時代，我雖以他為站在同一戰線上的夥伴，卻並未留心他的文章，譬如騎兵不必注意於造橋，炮兵無須分神於馭馬，那時自以為尚非錯誤。所以現在所能說的，也不過：一，是他的理論，在現在看起來，當然來必精當的；二，是雖然如此，他的遺文卻將永住，因為這是先驅者的遺產，革命史上的豐碑。一切死的和活的騙子的一迭迭的集子，不是已在倒塌下來，連商人也“不顧血本”的隻收二三折了麼？
以過去和現在的鐵鑄一般的事實來測將來，洞若觀火！
節自《南腔北調集·〈守常全集〉題記》
毫無特操的戴季陶
至於如戴季陶者，還多得很，他的忽而教忠，忽而講孝，忽而拜懺，忽而上墳，說是因為懺悔舊事，或藉此逃避良心的責備，我以為還是忠厚之談，他未必責備自己，其毫無特操者，不過用無聊與無恥，以應付環境的變化而已。
1934年4月24日致楊霽雲
好人瞿秋白
中國人先在自己把好人殺完，秋即其一。蕭參是他用過的筆名，此外還很多。他有一本《高爾基短篇小說集》，在生活書店出版，後來被禁止了。另外還有，不過筆名不同。他又譯過革拉特珂夫的小說《新土地》，稿子後來在商務印書館被燒掉，真可惜。中文俄文都好，像他那樣的，我看中國現在少有。
1935年6月27日致蕭軍
論中國近現代作家
王國維的國學
中國有一部《流沙墜簡》，印了將有十年了。要談國學，那才可以算一種研究國學的。開首有一篇長序，是王國維先生作的，要談國學，他才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
節自《熱風·不懂的音譯》
周作人麵麵觀
周作人自壽詩，誠有諷世之意，然此種微辭，已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則多近於肉麻，於是火上添油，遽成眾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擊文字，此外近日亦無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負亡國之責，近似亦有人覺國之將亡，已在卸責於清流或輿論矣。
1934年4月30日致曹聚仁
至於周作人之詩，其實是還藏些對於現狀的不平的，但太隱晦，已為一般讀者所不憭，加以吹擂太過，附和不完，致使大家覺得討厭了。
1934年5月6日致楊霽雲
首倡文學革新的胡適
首先來嚐試這工作的是“五四運動”前一年，胡適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學革命”。“革命”這兩個字，在這裏不知道可害怕，有些地方是一聽到就害怕的。但這和文學兩字連起來的“革命”，卻沒有法國革命的“革命”那麼可怕，不過是革新，改換一個字，就很平和了，我們就稱為“文學革新”罷，中國文字上，這樣的花樣是很多的。那大意也並不可怕，不過說：我們不必再去費心機，學說古代的死人的話，要說現代的活人的話；不要將文章看做骨董，要作容易懂得的白話的文章。然而，單是文學革新是不夠的，因為腐敗思想，能用古文作，也能用白話作。所以後來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
節自《三閑集·無聲的中國》
很打了幾次大仗的劉半農
我已經忘記了怎麼和他初次會麵，以及他怎麼能到了北京。他到北京，恐怕是在《新青年》投稿之後，由蔡孑民先生或陳獨秀先生去請來的，到了之後，當然更是《新青年》裏的一個戰士，他活潑，勇敢，很打了幾次大仗。譬如罷，答王敬軒的雙信，“她”字和“牠”字的創造，就都是的。這兩件，現在看起來，自然是瑣屑得很，但那是十多年前，單是提倡新式標點，就會有一大群人“若喪考妣”，恨不得“食肉寢皮”的時候，所以的確是“大仗”。現在的二十左右的青年，大約很少有人知道三十年前，單是剪下辮子就會坐牢或殺頭的了。然而這曾經是事實。
近幾年，半農漸漸的據了要津，我也漸漸的更將他忘卻；但從報章上看見他禁稱“蜜斯”之類，卻很起了反感：我以為這些事情是不必半農來做的。從去年來，又看見他不斷的做打油詩，弄爛古文，回想先前的交情，也往往不免長歎。我想，假如見麵，而我還以老朋友自居，不給一個“今天天氣……哈哈哈”完事，那就也許會弄到衝突的罷。
不過，半農的忠厚，是還使我感動的。我前年曾到北平，後來有人通知我，半農是要來看我的，有誰恐嚇了他一下，不敢來了。這使我很慚愧，因為我到北平後，實在未曾有過訪問半農的心思。
現在他死去了，我對於他的感情，和他生時也並無變化。我愛十年前的半農，而憎惡他的近幾年，這憎惡是朋友的憎惡，因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農，他的為戰士，即使“淺”罷，卻於中國更為有益。我願以憤火照出他的戰績，免使一群陷沙鬼將他先前的光榮和死屍一同拖入爛泥的深淵。
節自《且介亭雜文·憶劉半農君》
張資平的三角戀愛小說
張資平氏先前是三角戀愛小說作家，並且看見女的性欲，比男人還要熬不住，她來找男人，賤人呀賤人，該吃苦。這自然不是無產階級小說。但作者一轉方向，則一人得道，雞犬飛升，何況神仙的遺蛻呢，《張資平全集》還應該看的。這是收獲呀，你明白了沒有？
節自《二心集·張資平氏的“小說學”》
為童話開路的葉聖陶
十來年前，葉紹鈞先生的《稻草人》是給中國的童話開了一條自己創作的路的。不料此後不但並無蛻變，而且也沒有人追蹤，倒是拚命的在向後轉。
節自《譯文序跋集·〈表〉譯者的話》
鑽牛角尖的林語堂
語堂是我的老朋友，我應以朋友待之，當《人間世》還未出世，《論語》已很無聊時，曾經竭了我的誠意，寫一封信，勸他放棄這玩意兒，我並不主張他去革命，拚死，隻勸他譯些英國文學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譯本於今有用，在將來恐怕也有用的。他回我的信是說，這些事等他老了再說，這時我才悟到我的意見，在語堂看來是暮氣，但我至今還自信是良言，要他於中國有益，要他在中國存留，並非要他消滅。他能更急進，那當然很好，但我看是決不會的，我決不出難題給別人做。不過另外也無話可說了。
看近來的《論語》之類，語堂在牛角尖裏，雖憤憤不平，卻更鑽得滋滋有味，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出來的。至於陶徐，那是林門的顏曾，不及夫子遠甚遠甚，但也更無法可想了。
1934年8月13日致曹聚仁
沒有“創造氣”的鬱達夫
對於達夫先生的囑咐，我是常常“漫應之曰：那是可以的”的。直白的說罷，我一向很回避創造社裏的人物。這也不隻因為曆來特別的功擊我，甚而至於施行人身攻擊的緣故。大半倒在他們的一副“創造”臉。雖然他們之中，後來有的化為隱士，有的化為富翁，有的化為實踐的革命者，有的也化為奸細，而在“創造”這一麵大纛之下的時候，卻總是神氣十足，好像連出汗打嚏，也全是“創造”似的。我和達夫先生見麵得最早，臉上也看不出那麼一種創造氣，所以相遇之際，就隨便談談；對於文學的意見，我們恐怕是不能一致的罷，然而所談的大抵是空話。但這樣的就熟識了，我有時要求他寫一篇文章，他一定如約寄來，則他希望我做一點東西，我當然應該漫應曰可以。但應而至於“漫”，我已經懶散得多了。
節自《偽自由書·前記》
跟徐誌摩開玩笑
我其實是不喜歡作新詩的——但也不喜歡作古詩，——隻因為那時詩壇寂寞，所以打打邊鼓，湊些熱鬧；待到稱為詩人的一出現，就洗手不作了。我更不喜歡徐誌摩那樣的詩，而他偏愛到各處投稿，《語絲》一出版，他也就來了，有人讚成他，登了出來，我就作了一篇雜感，和他開一通玩笑，使他不能來，他也果然不來了。這是我和後來的“新月派”積仇的第一步；《語絲》社同人中有幾位也因此很不高興我。
節自《集外集·序言》
很勤謹的鄭振鐸
在中國教授中鄭振鐸君是工作和學習都很勤謹的人，但今年被燕京大學攆出來了，原因不明。盡管他近來多出版純學術的著作，似乎仍不好。因為沒有出版著作的教授們有氣了。他正搜集古今中外（文學上的）古典著作，編為《世界文庫》出版，每月一冊。日內擬將一年的寄到惠縣村，其中有《金瓶梅詞話》（連載），但已刪削所謂“猥褻”之處，據說否則不準出版。
1935年6月10日致增田涉
廢名的哀愁
後來以“廢名”出名的馮文炳，也是在《淺草》中略見一斑的作者，但並未顯出他的特長來。在一九二五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裏，才見以衝淡為衣，而如著者所說，仍能“從他們當中理出我的哀愁”的作品。可惜的是大約作者過於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久就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閃露，於是從率直的讀者看來，就隻見其有意低徊，顧影自憐之態了。
選自《且介亭雜文二集·〈中國新文學大係〉小說二集序》
梁實秋的理論
梁先生首先以為無產者文學理論的錯誤，是“在把階級的束縛加在文學上麵”，因為一個資本家和一個勞動者，有不同的地方，但還有相同的地方，“他們的人性（這兩字原本有套圈）並沒有兩樣”，例如都有喜怒哀樂，都有戀愛（但所“說的是戀愛的本身，不是戀愛的方式”），“文學就是表現這最基本的人性的藝術”。這些話是矛盾而空虛的。既然文明以資產為基礎，窮人以竭力爬上去為“有出息”，那麼，爬上是人生的要諦，富翁乃人類的至尊，文學也隻要表現資產階級就夠了，又何必如此“過於富同情心”，一並包括“劣敗”的無產者？況且“人性”的“本身”，又怎樣表現的呢？譬如原質或雜質的化學底性質，有化合力，物理學底性質有硬度，要顯示這力和度數，是須用兩種物質來表現的，倘說要不用物質而顯示化合力和硬度的單單“本身”，無此妙法；但一用物質，這現象即又因物質而不同。文學不借人，也無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還在階級社會裏，即斷不能免掉所屬的階級性，無需加以“束縛”，實乃出於必然。自然，“喜怒哀樂，人之情也”，然而窮人決無開交易所折本的懊惱，煤油大王那會知道北京撿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饑區的災民，大約總不去種蘭花，像闊人的老太爺一樣，賈府上的焦大，也不愛林妹妹的。“汽笛呀！”“列寧呀！”固然並不就是無產文學，然而“一切東西呀！”“一切人呀！”“可喜的事來了，人喜了呀！”也不是表現“人性”的“本身”的文學。倘以表現最普通的人性的文學為至高，則表現最普通的動物性——營養，呼吸，運動，生殖——的文學，或者除去“運動”，表現生物性的文學，必當更在其上。倘說，因為我們是人，所以以表現人性為限，那麼，無產者就因為是無產階級，所以要做無產文學。
梁先生最痛恨的是無產文學理論家以文藝為鬥爭的武器，就是當作宣傳品。他“不反對任何人利用文學來達到另外的目的”，但“不能承認宣傳式的文字便是文學”。我以為這是自擾之談。據我所看過的那些理論，都不過說凡文藝必有所宣傳，並沒有誰主張隻要宣傳式的文字便是文學。誠然，前年以來，中國確曾有許多詩歌小說，填進口號和標語去，自以為就是無產文學。但那是因為內容和形式，都沒有無產氣，不用口號和標語，便無從表示其“新興”的緣故，實際上也並非無產文學。今年，有名的“無產文學底批評家”錢杏邨先生在《拓荒者》上還在引盧那卡爾斯基的話，以為他推重大眾能解的文學，足見用口號標語之未可厚非，來給那些“革命文學”辯護。但我覺得那也和梁實秋先生一樣，是有意的或無意的曲解。盧那卡爾斯基所謂大眾能解的東西，當是指托爾斯泰做了分給農民的小本子那樣的文體，工農一看便會了然的語法，歌調，詼諧。隻要看台明·培特尼（Demian Bednii）曾因詩歌得到赤旗章，而他的詩中並不用標語和口號，便可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