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為現代化是作為一個文化係統的現代化，而不是某一個方麵的現代化，所以近代西歐在發展科技和發展經濟時，把政治領域裏的革命擺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把消滅傳統的小農經濟與消滅封建專製主義統治看作並行不悖的事情，把科學與民主兩麵大旗同時插在現代化的路途上。
（四）社會生活方麵
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延伸，社會生活發生了多方麵的變化，其與本書主題相關的主要表現為：
第一，傳統社會人們的生活舞台主要是鄉村，而現代化的進程不斷地把農民從鄉村趕到城市。在今天一些發達的國家，城市人口遠遠多於鄉村人口。而且，由於交通發達，即便留在鄉村的人，其生活也開始與城市的居民趨於同一。城鄉不再隔離，差別愈來愈小。
第二，農村人口向城市的大量遷徙，直接導致家庭的結構發生變革。過去是幾世同堂的大家庭，而現在大多是一夫一妻的小家庭。由於生活所居的分立和家庭經濟的獨立，又導致家庭成員之間的宗法義務和血親關係漸趨鬆散。
第三，傳統社會是男人們的天下，而在今天許多發達或比較發達的民族或國家，婦女的法權地位和社會地位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她們不僅與男子享有同等的勞動機會和報酬，而且還可以參與政治，競選總統。
第四，傳統社會是等級社會，而現代社會人與人的關係越來越朝著平等化的方向發展。特權在減少，社會各階層的生活趨於同一化。
第五，傳統社會基本上是封閉性的社會，現代化則把人們帶到一個開放的世界。家庭的作用在減少，社會的意義在增大；民族的作用在減少，國際的意義在增大。
（五）心態方麵
任何社會變革，都不僅僅表現為外部的或物化層麵上的變革，如社會製度、生產方式、勞動手段等等，更主要的是心態或日觀念的變革。如果社會心態不發生變化，既不可能引來各種外部的或物化層麵上的變革，也不可能將其變革的成果鞏固下來。所以，任何社會變革的前行必定是思想解放運動。近代西歐之所以有成功的英國革命、法國革命、工業革命，就是因為在這些曆史事件之前有文藝複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這些都是意識形態領域裏的變革，其使命是洗刷人們的頭腦，為社會提供一種新的價值係統。沒有這樣一種新的價值係統，現代社會就不成其為現代社會。
正因為有了一種適合於現代社會的價值係統，所以人們才可能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產生出相應的新的價值觀念。人們越來越看重金錢，看重金錢為樞紐的社會評價，更關心自我和以自我為中心的個體主義。人們渴望成功勝於其他一切期望。對於現代人來說，成功並不隻是意味著社會地位的提高和物質財富的充裕，而是它體現著自我價值的實現。在傳統社會，人們忽略了自身價值，個人價值往往湮滅在各式各樣的教條與規範裏麵。而現代社會則不同。人們不僅看重別人對自我的尊重，更為重要的是通過自身的努力來達到自我價值的實現。所以現代人普遍的心理是不滿足——不甘寂寞，不甘現狀。
很顯然，上述五大方麵的現代化的內容，皆與傳統儒學所主張的社會學理論和人生哲學格格不如。換句話說，傳統儒學在現代社會已經失去了它的存在價值，於現代化的建設並無益處。相反，由於它主要是中國傳統社會的思想原則，所以與現代化的基本要求還是相左的，不可能引導中國人走上現代化的道路。
讀者諸君或許還會追問，儒學所強調的是道德理性，而道德理性在任何時代都是需要的。傳統社會需要道德，現代社會同樣需要道德。如是，則儒學在現代社會應該說依然是有價值的。
誠然，道德於人類的文明史，具有永恒的意義。現代社會隨著交往的增多和人際關係的更趨複雜，更要求人們具備德性修養。但問題是，道德並非一成不變，時代的進步必要求道德規範作相應的變動。雖然有些道德規範具有非時間性，在任何時代都是適應的，如孝悌誠信就是如此，但是每一時代都有它自己的道德主旋律和它自己的道德規約。即便那些具有非時間性的道德規範，也會隨著時間的變動而發生相應的變化。如父慈子孝，在傳統社會，父親在兒子麵前具有絕對的權威，哪怕父親是錯誤的，兒子也隻有絕對服從的義務。而現代社會雖然同樣需要父慈子孝，但內容卻有所不同。父子關係已不是原來的服從與被服從的關係，更多的是相互之間的平等與尊重，以及對由血親關係所形成的義務的自覺承擔。
台灣學者韋政通在《倫理思想的突破》一書中，對最近二十年來台灣家庭倫理的變化，作了如下表述：
“最近二十年來，台灣工業化、都市化的發展過程極為顯著，1979年農業人口僅占32%，大量人口集中到都市，社會型態由農業轉為工商業，家庭型態也不得不轉變為核心家庭，六十、七十年前新思想家們提倡的新家庭，今日終於成為相當普遍的事實，核心家庭與傳統家庭有明顯的不同，傳統家庭數代同堂，人口比較多，父權大，子女缺少自由，且具有多種功能。核心家庭隻包括夫婦和子女，傾向於平權，因此子女較自由，功能也大為減少。其中最顯著的變化是由父子主軸變為夫婦主軸，由重老年變為重兒童。……現代父母與子女的關係重視親情，由於工業社會競爭激烈，知識較高的父母對子女的要求已不是他們一味順從，而是要他們能自主、獨立。……因此，要現代家庭相處和諧，僅靠傳統的孝、敬已不夠，現代家庭最重要的倫理應該是互相尊重，彼此寬容。父母們如肯試用民主的方式去教導子女，必可以增進家庭的和諧氣氛，並容易獲得子女發自內心的敬愛。”①（①韋政通：《倫理思想的突破》第92-93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981年，台灣的李國鼎先生針對傳統儒學“五倫”與現代社會的不相適應性，提出“第六倫”作為新的道德規範，引起過巨大的反響，深得文化人的讚同。我們知道，儒家倫理規範主要是就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而言的。這些都是相互熟悉而且相當親密的一對一的人際關係。而現代社會，由於社會交往的需要，人們與之打交道的已不再局限於這五倫，更多的是陌生人，或者說關係不甚親密的人。那麼如何建立起一套道德規範來作為協調個人與陌生的社會大眾之間關係的準則，就成了現代社會倫理道德方麵的當務之急。李國鼎先生的“第六倫”就是應此種新的倫理道德要求而提出來的。
韋政通曾將“第六倫”與傳統的“五倫”作過如下比較：
(1)五倫的行為準則屬於特殊主義，即僅適用於特殊對象，例如父慈子孝隻適用於父母子女之間。第六倫的行為準則屬於一般主義，即大家都適用同樣的準則。
(2)五倫的社會文化背景是經濟活動和社會結構簡單的傳統社會，第六倫的社會文化背景則是經濟活動和社會結構複雜的現代社會。
(3)以五倫為特色的人際關係所表現的優點是親切、關懷，缺點是偏私、髒亂。以第六倫為特色的人際關係所表現的優點是公正、秩序，缺點是冷淡、疏遠。
(4)以道德範疇區分，五倫屬於私德的範圍，第六倫屬於公德的範圍。
第六倫的具體內容為：
(1)對公共財物應節儉廉潔，以消除浪費和貪汙。
(2)對公共環境應維護，以消除汙染。
(3)對公共秩序應遵守，以消除髒亂。
(4)對不確定的第三者之權益，亦應善加維護和尊重。
(5)對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亦應給予公正的機會，而不加以歧視。①（①《倫理思想的突破》，第227-228頁。）
這“第六倫”既可看作倫理範疇，又可看作法律製度、契約方麵的東西。但不管怎麼說，它畢竟是與傳統“五倫”有別的新觀念，新規範，新道德，或總稱為新的文化精神。這是與現代化相適應的文化精神。此種文化精神的形成，雖然不能說與傳統社會的“五倫”水火不容，但畢竟表現出一種互為消長的關係。即是說，為了讓這種新的文化精神得以大化流行，就不必再死守著傳統的“五倫”不放，也不必再抱著古老的儒學傳統不放。
下麵，我們再來看看本世紀中國問題未能解決，究竟應該歸咎於新文化新思想，還是應該歸咎於傳統儒學。關於這一點，新儒家最感興趣的例子就是大陸的十年“文革”。在他們看來，“文革”期間，搗孔廟，焚詩書，破四舊，對傳統文化構成了毀滅性的打擊，其結果也就自然給整個中華民族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大劫難。
40年代末以來，在將近三十年的時間裏，大陸同台灣、香港幾乎沒有文化上的交往，居於港台的新儒家不可能對大陸的政治、經濟、文化有比較全麵的了解，他們所知道的也許僅僅隻是搗孔廟、焚詩書、破四舊、紅衛兵，大字報、大批鬥等表麵現象，而不可能深察這場浩劫的文化根柢。實際上，“文革”的劫難並非由於他們所指稱的新文化新思想所致。它既不是西化的結果，也很難說完全受俄化的影響。要知道，當時的中國大陸早已將自己封鎖起來，西化思想已經沒有市場，也不可能有市場，國人甚至連西化派的代表人物胡適為何許人，恐怕也不知道。舉國上下，人們像著了魔似的，瘋狂地破四舊，搞批鬥，從表麵看，似乎是“新”的，反傳統的，但從根柢處考慮，就會發現，這種反傳統，隻是以傳統反傳統，以封建主義反封建主義，甚至可以說，將傳統文化裏最壞最糟的東西發展到了極致。其具體表現是：
一，“文革”名日文化革命，實際上並沒有什麼新文化新思想。從表麵看起來，好像是全國性的運動，但全國人民在一種魔力的驅動下，幾乎簡約為零，沒有思想，沒有主見。今天吼起來打倒張三，明天吼起來打倒李四。非獨百姓們像群無頭蒼蠅，就連最上層的人物也不知所措，既不知這場“革命”圖的什麼，也不知他們在做些什麼，更不知能把中國引向何處。人們雖然沒有有像陳勝、吳廣那樣，揭竿而起，但社會紛爭的實質又無異於傳統社會的農民起義。“保皇”也好，“造反”也好，各種組織各個山頭無不體現出封建文化的內涵，無不體現出封建性的愚昧。
二、“文革”十年，共產黨內一係列的政治鬥爭，名日爭奪或保護“革命領導權”，實則為舊式的宮廷黨爭。林彪的野心，“四人幫”的篡權，其動機、手段與結局，同舊時野心家對王位的篡奪幾乎沒有兩樣。江青想在毛澤東歸天之後，做“新中國”的第二代天子，所以一再以呂後武後自居，大造女人執政的輿論，絲毫不考慮政權的人民性，不考慮政權的交接必須通過民主的程序而進行。
三，“文革”期間，全國上下唱語錄歌，跳忠字舞，背“老三篇”，早請示，晚彙報，把毛澤東擺在神的位置上，形成一股全國性的極端的宗教狂熱。這種“個人崇拜”，實際上就是舊時的皇權崇拜。
四，“文革”十年，提倡“讀書無用論”，口號是“知識越多越反動”，具體操作是隻要紅不要專。在當時，“紅”不僅僅是一般道德意義上的，而是帶有強烈的階段性和濃厚的宗教色彩。誰完全失去自我，為信仰而獻身，誰就是“紅”的。相反，誰要是有自己的頭腦，思考知識問題，不被打成“反革命”，也會被指為走“白專”道路。而“紅”主要體現為對毛澤東的“忠”，體現為一種封建道德。
“文革”後期，曾有過一段“批孔”和“評法批儒”的插曲，新儒家認為這是典型的反傳統，是對孔孟學說的糟蹋。殊不知，這場“批孔”，醉翁之意並不在酒。雖然孔夫子孟夫子在這兩年裏，為國人聽唾棄，但實際上仍然是以傳統反傳統，以封建主義反封建主義。批孔的武器，並不是什麼新文化新思想，而是法家的那一套，目的是在於強化中央集權，實行極權控製。正惟如此，才把秦始皇的地位抬得很高。
可以說，本世紀中國問題未能解決，根本原因就在於以儒學為主體的封建文化的傳統太深太厚。文化的失向，社會的混亂，並非因為傳統儒學的地位不顯，而是因為其陰魂不散。即便到了世紀末的今天，仍然還是這樣。這幾年，中國大陸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不管人們的主觀動機如何，但社會發展的趨勢卻是向著世界曆史的大潮流而逐漸合流。然而，妨礙今日中國曆史健康發展的，仍然是封建的東西，儒家的東西。一方麵，官本位作祟，當權者以權謀私，腐化墮落現象日益嚴重。另一方麵，麵對官場黑暗、道德淪喪的嚴峻現實，人們不是去考慮如何消除腐敗的土壤，和如何在製度建設方麵作努力，而是徒勞地宣揚儒家德治思想，試圖用喚起腐敗者的良知良心的辦法消除腐敗。對百姓們來說，他們不是去深思中國的問題究竟出在哪裏，而是一味地懷念50年代的質樸、公正與平等，甚至懷念“文革”期間的大鍋飯、平均主義。他們懷念毛澤東時代，因為毛澤東本人在物質生活方麵兩袖清風，不貪不沾，當時的幹部也比現在的清廉。此種思想，仍然是傳統儒學裏的德治主義與民本主義，仍然沒有跳出封建文化的圈子。隻可惜，我們的國人至今認識不到這一點，始終繞不過對明君清官崇拜這一道思想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