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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與俄羅斯文學
一、死去了的情緒
文學與革命有什麼關係呢？
“文學是超乎一切的，詩人和文學家決不受環境的支配決不應參加環境的變動，決不應問及什麼革命不革命……”也許有很多的人，尤其是自命以藝術為至上的詩人文學家是這樣想罷。但是在事實上，詩人總脫不了環境的影響，而革命這件東西能給文學，或寬泛地說藝術，以發展的生命；倘若你是詩人，你歡迎它，你的力量就要富足些，你的詩的源泉就要活動而波流些，你的創作就要有生氣些。否則，無論你是如何誇張自己嗬，你終要被革命的浪潮淹沒，要失去一切創作的活力。
當群眾忍受不了壓迫，而起來呼喊，暴動，要求自由，高舉解放的紅旗，而你，詩人，站在旁邊形同無事，或竟旁觀也不觀一下，或向群眾說道：“這又何必呢？我們要嚴守美妙的和平，我們應當文明些……”在這時候，那怕你的詩做得怎樣好，你的話怎樣有音樂的價值，你相信你自身是如何的高尚，但是又有誰注意你，需要你，尊崇你，靜聽你呢？你將為群眾所忘記，或為群眾所咒罵，所唾棄；或者有一部分失去權威的少數人要歡迎你，說你是他們的，但是他們是失去權威的，是要做死亡的呻吟的，是沒有再生動的希望的，能夠給你一點什麼呢？依附舊勢力的詩人永遠開辟不出創作的源泉，——事實上是如此嗬，我們看一看俄羅斯的文學就可以曉得了。
俄羅斯文學革命運動的因果史，朵斯托也夫斯基，托爾斯泰，涅格拉梭夫，杜格涅夫……與俄國革命運動有什麼關係，這是另一問題，我們暫且不說，且說一說十月革命時代的俄國文學界。
十月革命不但消滅了資產階級的政權，把土地，工廠，銀行……一切從資本家地主奪到工人農民的手裏，趕跑了克林斯基，打敗了田尼庚，推翻了獨裁的皇室，破壞了資產階級的製度，並且將資產階級的文化送到墳墓中去了。文學當然是所謂文化的一部分，資產階級文化既然被革命掃蕩，於是資產階級的文學也就隨著資本家，地主，將軍，跑到外國去，或在國內銷聲匿跡，不做一點兒聲息——何嚐不想呢？何奈沒有力量了！也許跟著資產階級下台的文學家自己以為是超乎一切的，是藝術的忠臣，是和平夢的愛好者，是人類的美妙的心靈的化身，而並不是資產階級的代表；並不為所謂討厭的物質利益而奮鬥。但是事實的結果並不如他們的想象嗬！他們的確是資產階級的歌詠者，的確是資產階級的戰將，不過在爭鬥的戰場上，他們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所用的武器不同罷了。
“喂！這粗野的工人的手，喂！這紛亂的暴動，這黑麵包，這凶惡的波爾雪委克，這巨大的驚慌……嗬！怎麼辦呢？……革命，唉！革命簡直是橫暴，簡直是罪惡……我們的溫柔的夢做不成了，我們的暖室的花被吹落了，我們的神秘的，細微的心靈被震動了，我們的幻想，我們的一切……沒有了！唉！沒有了！……”
是的嗬！十月革命給與了“神秘的心靈”的詩人以無涯涘的悲哀！暖室的花被吹落了，溫柔的夢做不成了，詩神因之不安，司文藝的美女因之啼哭……唉！橫暴的革命！可詛咒的十月！但是怎麼樣辦呢？革命是很驕傲的，尊大的，是很不顧一切的，是走起路來聲音很高大的，對不起！對不起！把你們詩人的溫柔的夢境攪擾了。
十月革命將舊的、資產階級的俄羅斯送到曆史的博物館去，因之它的心靈也就沒有再重新波動的希望。一切眷戀舊俄羅斯的情緒，回憶過去的哀思，恢複已失去的幻想，一切，一切……都是無希望的，不合時代的，因之它們的代表者，舊俄羅斯的詩人，無論如何，沒有再生的可能，沒有再為群眾所注意的機會。也許他們現在還在提筆從事著作，但是在實際上，他們的感覺，情緒和心靈，都已經死去了。
十月革命是爆發了，討厭的十月！它將一切純潔的（？），以藝術為神聖的，天才的詩人都送到俄國的境外去，送到柏林，巴黎，倫敦……去過僑居的生活，這未免太嚴刻了罷？其實呢，十月革命後，勞農政府並未頒布驅逐文學家的命令，並未擺出對待他們的嚴刻態度。不過十月革命的本身，勞農的呼喊，紅旗的招展，波爾雪委克的行動，與他們的藝術的心靈不合，將他們所歌詠的寶物破壞，令他們起江山依舊主人已非的哀感，不得不離去故鄉了。我們與其說革命將他們驅逐，不如說他們將革命的祖國拋棄——革命後的俄國不是他們的祖國了；從前所歌詠的花園樂土，現在簡直不可一日居，於是他們不得不僑居到那美麗的，繁華的，公道的，純潔的，合於詩人的心靈的倫敦，柏林，巴黎……
布林，米裏慈可夫斯基，巴爾芒德，黑普斯（米裏慈可夫斯基的夫人）……及其他一些著名的舊俄羅斯文學的明星，都跑到國外去了，並且似乎降低了藝術家的身價，也參加，並且積極參加反蘇維埃俄羅斯的運動。藝術家不是最純潔的麼？不是不齒問及討厭的俗事的麼？不是高出一切的麼？但是現在為什麼都把藝術家腦筋弄得昏亂了？為什麼與反革命黨，保皇黨，資本家，將軍……一切非藝術家一鼻孔出氣，共同為反蘇維埃俄羅斯的呼聲？這是藝術家的降格呢，還是藝術家的本色呢？
不，這並不是藝術家的降格，這乃是藝術家顯現出了自己的本色！我們要知道藝術並不是個人的產物，藝術家一定有自己的社會的背景，他並不是高立雲霄，與其他人們沒有關係的。每一社會的階級有自己的心靈，每一藝術家必生活於某一階級的環境裏，受此階級的利益的薰染陶溶，為此階級的心靈所同化。因之，藝術家的作品免不了帶階級的色彩，我們雖不能說某一藝術家是某一階級的代表，但至少可以說某一藝術家是某一階級的同情者。若這種意見是不對的，那末，為什麼布林，米裏慈可夫斯基等……參加反勞農的運動？為什麼以為新俄羅斯，勞農俄羅斯不好？難道說藝術的花卉隻在貴族的宮院裏，隻在資本的深窖中，隻在太太小姐的暖室裏能夠吐香？而在工人的俱樂部裏，在群眾的歌聲裏，就要失其光彩了麼？嚴格地說，這也許是的，因為無產階級的環境實在找不出資產階級的藝術家的口味來。當這一般純潔的（？）藝術家正在溫柔的資產階級的花園中歡唱低吟之際，忽然俄國的勞農舉起十月的火旗，喊什麼麵包土地，當然要嚇得一跳，即時變低吟為大喊：“不得了！不得了！我們趕快跑，趕快跑嗬……”
好！你跑你就跑，誰也不來攔阻你。因為體貼你藝術家的心靈起見，決不來攔阻你，攔阻你更使你悲哀了。可是你既然跑了，那末，你的歌聲也就沒有誰能聽得著了，在事實上，也沒有誰想聽得你的歌聲。十月革命後，這一般著名的文學家，如布林，米裏慈可夫斯基，巴爾芒德……在文壇上一點兒力量沒有，幾幾乎全被人忘卻了。不錯，還有一部分文學家，如梭羅古布，穀慈敏，茶妙經……十月革命後，還沒有跑，還在莫斯科或在列寧格勒住著，但是他們的身體雖然沒跑，而他們的心靈久已跑了，或跑到柏林，或跑到巴黎，但是無論跑到什麼地方，總是跑了，跑了是一樣的。因之，新俄的批評家給他們一個名號“內僑”，意思是國內的僑民。或者有人說，這未免滑稽這又有什麼滑稽呢？在精神上，新俄羅斯已經不是他們的祖國了；他們的祖國內有皇帝，有貴族的花園，有美女的白手套，有地主的威嚴，有溫柔的筵席……但是現在的新俄羅斯呢？沒有了！什麼都沒有了！這不是所謂藝術家的祖國。
舊俄羅斯的詩人隨著舊俄羅斯的政府下了舞台。十月革命後，我們在俄羅斯的文壇上再也找不到他們的威嚴了。無論內僑的文學家也罷，外僑的文學家也罷，或銷聲匿跡地不說話，或為無力的呻吟，一點兒好的東西也沒寫出來。簡直可以說算完了。他們都死去了罷？不錯，布林，米裏慈可夫斯基，安得來·白內宜，穀慈敏，還生存在人世上，但是他們的靈魂已經沒有了。我已經說過革命這件東西，倘若你歡迎它，你就有創作的活力，否則，你是一定要被它送到墳墓中去的。在現在的時代，有什麼東西能比革命還活潑些，光彩些？有什麼東西能比革命還有趣些，還羅曼諦克些？倘若文學家的心靈不與革命混合起來，而且與革命與於相反的地位，這結果，他取不出來藝術的創造力，幹枯了自己的詩的源流，當然是要滅亡的。
這一些反革命的文學家，既然在新的取不出資料來，於是在舊的垃圾中，在上帝的龕前，在羅馬的往昔，在一切被現代人所忘卻的生活裏，取出一點腐水潤潤自己的筆鋒，但是可憐極了！革命後，他們也出了許多詩集，並且這些作品在技術方麵並不是十分不高，但是他們的感覺，情緒，幻想，卻不能令現代感覺到需要。梭羅古布，穀慈敏，羅善諾夫，白列鬆……共同出了一本《射夫》，印刷得雖然講究，喂！可是隻印了三百份！這簡直是羞辱罷！與革命表同情的作家們所出的詩集，至少也要印兩千份，但是這一些舊俄羅斯文學家，並且是有過很大的名望的，隻將自己的文集印了三百份！這未免是滑稽而且羞辱罷！但是怎麼辦呢？我們又不能把舊情緒來鼓動新的人們的心靈……
沒有辦法，去找上帝罷……貴族的別墅沒有了，豐盛的筵席沒有了，暖室的花也不香了，所剩的還有一個上帝，嗬！這個上帝，你們波爾雪委克總奪不去！當我們讀反革命作家的，特別是女作家的詩集時，差不多到處都可以找到上帝這個東西，似乎沒有上帝，詩便寫不出來。阿黑馬托瓦，慈維大也瓦，司喀普斯加牙，黑普斯……這一些女詩人口口聲聲總是上帝，上帝，上帝！但是天上的上帝總解決不了地下的問題，恢複不了已失去的實產！
這又怎麼辦呢？
曆史的命運，革命的浪潮，任誰也不能將它壓下去。“上帝！上帝嗬！這是無力的禱告，這是將要死亡的哀鳴。
“倘若我將來有時間，金錢，紙，筆，墨，我一定可以創造出稀有的作品來……倘若給我許多層的樓房，十足的筆墨，我可以寫出好的神話的敘事詩來，但是現在我什麼都沒有……給我生活的安全罷，我交還你們的損失。我向俄羅斯聲明：我是你所需要的，我並且知道你所需要於我的是什麼。”
這一段話是何等的悲哀嗬！安得來·白內宜公開地向新俄羅斯訴苦，說自己沒有創作的機會，不能寫出好的作品來，完全是因為物質的生活不安定。我們不能說，他的這種要求是不應當的。但是倘若以自己現在不能創造出好的作品來，完全歸咎新俄羅斯沒有給他好的樓房住，這未免是笑話罷。新俄羅斯還在革命的過程中，新俄羅斯的創造主——勞農群眾——還在血汗裏奮鬥，或者有點疏忽的地方，沒有把所謂文學家，特別是白內宜，安置得周到，但是這是它的錯誤麼，當許多人沒有房屋住的時候，那裏能給你白內宜以多層的樓房和無數的金錢？並且你有了樓房和金錢之後，所做出來的東西是不是新俄羅斯所需要的，還是一個問題。白內宜根本沒有明白新俄羅斯是什麼東西，沒有接受十月革命的情緒，照理沒有向新俄羅斯要求保障生活的權利。
白內宜是偉大的天才，崇拜他的人是這樣地稱呼，至少他自己是這樣地相信。他似乎還想恢複自己從前的權威，重新創造好的作品，但是他的創造力沒有了，在我們想，他沒有再生的希望了。他承認自己是俗人，並說蘇維埃時代對於文學家是恐怕的時代……這樣能夠創造出好的作品麼？新俄羅斯在改造的時代，還要向文學家要求努力的幫助，而白內宜既不能習慣於它的生活，明白它的意義，複向它提出特權之要求。這末一來，白內宜永遠與新俄羅斯合不到一塊，而無相遇的機會了。
但是，新俄羅斯是在生長著，是在前進著，沒有閑工夫與白內宜相周旋，於是白內宜永遠的頹倒在它的後麵，而無再起的希望。
從舊俄羅斯的範圍內完全跳到革命的道上來，有布洛克，布留梭夫，關於布洛克，我們後來才說。布留梭夫本來與巴爾芒德為俄羅斯文壇上象征派的雙星，齊負盛名，但是十月革命把巴爾芒德驚跑了，跑到國外過僑居的生活，而布留梭夫卻完全把十月革命接受了，並加入共產黨，為無產階級國家努力文化的工作（他已於前年死了），因之，俄國的勞農群眾對於他還表示相當的敬禮。
亞列克謝宜·托爾斯泰（注意這不是做《戰爭與和平》的托爾斯泰）在革命初，也同布林，巴爾芒德，米裏慈可夫斯基等跑出國外，過一過僑居的生活，但是後來，他看見新俄羅斯並不十分可怕，波爾雪委克並不是洪水猛獸，於是把膽子壯一壯，返到俄羅斯來。在這幾年中他還做了幾部長篇小說，並且還十分壞。他所擬做的長篇小說在愁苦中的行路，第一卷我已經讀了，描寫十月革命前俄國的情狀，還有兩卷未出版，或者已經出版，我尚未看到。他創作的源流還未枯涸，我們雖然不能斷定他將來一定可以寫出很好的作品來，但是，他總還能寫，總還沒有死去。這大約因為他沒有把自己送到反革命反現代的路上罷。
布林，米裏慈可夫斯基，黑普斯……在俄羅斯文學史上當然占有相當的地位，但是他們是死了的人們了。他們現在能夠寫些什麼呢？什麼是他們創造的對象呢？寫保皇黨請求英法政府封鎖俄國罷，這又有什麼興趣呢？況且這些卑汙的曆史，寫出來隻表現出自己的羞辱，此外什麼都得不到。喂！說起來，革命的作家幸福嗬！革命給與他們多少材料！革命給與他們多少羅曼諦克！他們有對象描寫，有興趣創造，有機會想象，所以他們在繼續地生長著。
二、革命與羅曼諦克——布洛克（BLOK）
“當我想起那個時候——這些不怕神的共產主義者將政權得在手裏，他們用粗暴的手腕，毫不憐惜地將一切我心中所寶貴的，美麗的大理石的偶像完全打碎；他們破壞一切為詩人所愛的，藝術的，幻想的玩物；他們砍去神妙的，香豔的桂林，而栽上馬鈴薯；沒有實際用處的百合花，然而外表是很美麗的，也將離卻社會一塊土了；美麗溫柔的玫瑰花，夜鶯的未婚妻，也將逃不出這種命運；夜鶯，這些沒有實用的歌者，將受驅逐……我真要恐怖而戰栗嗬！喂！當我想起來那個時候——凱旋的無產階級將我的詩篇拋入墳墓與一切舊的，浪漫的，幻想的世界同歸於盡——我真抱著無限說不出來的羞辱嗬！”
德國偉大的詩人在一八五五年臨死不久的時候，寫出自己對於將來的悲痛。海涅感覺到共產主義者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不可免的，而同時卻又恐懼自己的《歌的書》將要被焚毀，一切詩人的幻想將要消滅……他的預言一方麵是對的了，而一方麵又須加以更正。曆史更正了海涅的預言——不怕神的共產主義不但沒有將《歌的書》焚毀，而且在新俄羅斯出版了一本很好看的譯本。勝利的無產階級保留了許多舊羅曼主義世界的遺產，有時或者所保留的超過應當保留的程度。無產階級也愛百合花的嬌豔，但要大家都有賞玩的機會；夜鶯的歌唱固然美妙，但無產階級不願美妙的歌唱，僅僅為一二少數人所享受。許多很好的詩人以為革命的勝利，將消滅一切幻想和一切羅曼主義；其實人類的一切本能絕不因革命而消滅，不過它們將被利用著，以完成新的責任，新的為曆史所提出的使命。
但是當俄國革命未發現，無產階級未執政權以前，詩人——羅曼諦克不會將幻想與實際生活連合一起，不會將羅曼主義與革命視同一體，因之鬧出許多大的悲劇。近一百年來詩的曆史，實際上也就是悲劇的，煩悶的曆史。拜輪一方麵仇視人世間的地上，但一方麵又是人世間的忠實的兒子——他竭力詛咒人世間的地上，不願在人世間的地上尋找一點有意義的東西，但他又詛咒永無聲息的天上，結果完完全全獻身於地上的事業，為所謂“小利益”奮鬥，為被壓迫的民眾犧牲，在希臘曆史上留一千古不滅的故事。聖西門是幻想家又是實行家；海涅是羅曼諦克，但又是革命黨人；伯林斯基是唯美主義者，但最後變為社會主義者。在這兩種思想衝突的時候，偉大的詩人也不知落入了許多悲劇的深窟嗬！
說起布洛克來呢，他是這一世紀曆史的轉變中之最後的，偉大的，悲劇的表現者。布洛克是羅曼諦克，他的羅曼主義完全是曆史震變的預覺，是一切幻想的不堅固之承認。他的《玫瑰與十字架》是這一世紀來羅曼主義的美妙的著作，在這一本戲劇中，我們可看出他的悲劇來。劇中女主人伊左娜，一位年幼的美麗的婦人，一方麵為著年老的好發怒的丈夫，終日愁悶不可言狀，一方麵夜夜夢見著不知名的武士——《歡喜與痛苦》一歌的作者。當她清早睡醒的時候，兩耳中總是隱約地聞著歌聲；後來命老看衛武士伯特蘭尋找她所夢想的武士，結果雖然尋找到了，但所尋找到的完全與夢見的不合，不禁大失所望。伊左娜在失望之餘，愛在一個美麗的侍童的懷中領略安慰，而命伯特蘭在自己窗下看守，若老丈夫到時，即叩劍為號，使兩情人不致陷於困難。一日老丈夫至，伯特蘭效忠於伊左娜，遂以身殉。此劇完全表現布洛克心中所有的悲劇：既愛遠的，不可見的幻想，而同時又知道這種幻想是不堅固的。於是不得不注意於現實的生活，而現實的生活又不能令人滿意，尋出好的出路，於是悲劇就發生了。
“美麗的孩子
總比渺茫的和可怕的夢好些。”
這是劇中緊要的一句話。這一句話是什麼意思呢？這是承認一切幻想的枉勞，這是說明對於不現實的愛情的無益。但是布洛克本是愛幻想的羅曼諦克，本是愛神秘的詩人——既承認幻想之不堅固，遂不得不參加所謂人間世的運動，在這一種衝突的過程中，布洛克的心靈上的確萃聚了近百年來的悲劇。
十月革命的火焰爆發了。布洛克於徘徊歧路的當兒忽然聽到巨大的轟動的雷聲，於是他的詩的心靈大為波動起來了。也就同海涅一樣，法國的六月革命激動了海涅的幻夢；一九一七年的革命，論起範圍來，比當時的六月革命大得多了，將布洛克從失望的途中喚醒過來。布洛克以為僅在革命的浪潮中，能尋找出詩人所要求的，偉大的，有趣的，神聖的一切……
什麼東西把布洛克與革命連合在一起的呢？
革命就是藝術，真正的詩人不能不感覺得自己與革命具有共同點。詩人——羅曼諦克更要比其他詩人能領略革命些！
羅曼諦克的心靈常常要求超出地上生活的範圍以外，要求與全宇宙合而為一。革命越激烈些，它的懷抱越無邊際些，則它越能捉住詩人的心靈，因為詩人的心靈所要求的，是偉大的，有趣的，具有羅曼性的東西。俄國的革命與布洛克似覺相遇在無涯涘的勇敢上麵。革命是行動，布洛克是幻想，革命所趨向的正合於布洛克所要求的。革命在一瞬間把布洛克弄得再生了：在革命前不久，布洛克還悲哀地呻吟：“生活轟擾過一下，就消滅了”；他又肯定地說道：“一切將來還是如此，出路是沒有的”；但是現在嗬，布洛克呼喊著說：“生活是美妙的！”他在革命中看見了電光雪浪，他愛革命永遠地送來意外的，新的事物；他愛革命的鍾聲永遠為著偉大的東西震響。
布洛克很矜持自己能繼承古來好的藝術家——為被壓迫的人類而悲哀者——的傳習，能參加偉大的奮鬥。好的藝術家都曾知道，僅僅隻有美妙的東西才值得想象。試問什麼東西有比革命再美妙些的？對於好的詩人與對民眾一樣：“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布洛克說，“所以值得生活的，僅在於向生活提出無限製的要求：要有就全有，要沒有就什麼也沒有。勿相信世界上所無的東西，而應當相信世界上所應當有的東西；縱使這種東西現在還沒有，或很長遠的時候還不能有。”觀此，我們可以知道布洛克的急進主義到什麼程度；觀此，我們可以知道他為什麼要迎合革命的浪潮。
布洛克比革命還要急進些。革命時常還要走走曲線路，但是布洛克不願有任何的調和。在最恐怖的時日，革命有時在自己的血路上還震動顛簸一下，然而布洛克硬挺著胸膛，絲毫不懼血肉的奔流和寶物的破壞。他不但自己把革命完全領受了，並且號召別人領受革命的一切，勿要為革命所帶來的犧牲，恐慌，危險所震驚。他說，我們僅僅愛好還是不夠的，應當不為所愛好的東西而生怯儒。真正的愛能驅除恐懼。你們千萬勿怕把克裏姆宮，一切宮院，畫片，書籍……破壞了！為著民眾而保留它們是應當的，但是，失去了它們，民眾並沒有失去一切的東西。能被毀壞的宮院——不是真宮院，能從地球上毀滅的克裏姆宮——不是真克裏姆宮。從寶座倒下來的皇帝——不是真皇帝。克裏姆宮在我們的心裏，皇帝在我們的頭內……
布洛克深知道革命非同故事可比，它的創造一定要經過破壞的路。有人或者要譏諷羅曼詩人對於目下的生活痛苦太冷靜了，殊不知照著這一種關係上說，則革命是最偉大的羅曼諦克。革命為著要達到遠的，偉大的，全部的目的，對著小的部分，的確不免要抱著冷靜的嚴酷的態度。我們可以把布洛克詠自己的詩拿來詠革命：
心靈沉默著，在冷靜的天上，
一切星星兒向它燃燒。
隻聽得周圍的民眾擾攘地，
在呼喊著黃金和麵包。
它總是沉默著，——靜聽著呼喊，
瞧望著那遙遠的天邊。
為著要走到那遙遠的天邊，目下的附近的小呼喊都可以置之不理。關於此，布洛克的態度與革命的態度完全是一個樣的。
……無神聖的名字的，
一切十二個走向那遠處去，
他們是什麼都預備好了的，
什麼東西也不願有所顧惜……
在《十二個》一詩中，布洛克完全表示出自己對於革命的態度，也就因此，布洛克插進了新俄羅斯文學界，並且《十二個》的意義和價值，將隨著革命以永存。《十二個》是革命的證書，是最近一百年來羅曼諦克的心靈世界之轉變，是布洛克所以能成為偉大的詩人——勞農群眾所崇拜的詩人之樞紐。布洛克是真正的羅曼諦克，惟真正的羅曼諦克才能捉得住革命的心靈，才能在革命中尋出美妙的詩意，才能在革命中看出有希望的將來。布洛克把十二個紅軍的兵士比成救世主的基督，而在別人則以為他們是強盜，搗亂者，神聖的破壞者，劊子手。人類永遠地幻想正義，希求正義的實現——布洛克以為十二個兵士是引導被壓迫的人類到正義之路的天使。為著實現正義，十二個兵士提起有力的、不搖動的腳步，勇敢地前進，而他們背後剩下了舊的一切……
偉大的不滿意也是把布洛克與革命連合在一起的一物。在俄國的地土上無數萬的農人和工人，因為受了統治者的嚴酷壓迫，遂掀起了暴雨狂風，大放其不平鳴；而在詩人的心靈中，蘊藏著對於資產階級的仇恨，滿蓄著人類個性不解放的感覺；因此，反對市儈主義，反對壓迫的製度，布洛克與革命是一樣的。布洛克很討厭所謂“秩序”，“國民義務”，資產階級的日常生活……他說：“有產者足下的一塊地，如豬足下的屎尿一樣，是一定的：家庭，資本，職守，徽章，官位，木架上的上帝，寶座上的皇帝，你把這些都把它拋掉，那嗎，他的一切都要嘟嚕嚕飛去了。”
革命把這些東西從資產階級的足下打掃去了。在這一種打掃的行動中，有一種無限製的前進的趨勢，鼓蕩著人類要求解放的熱情，詩人可於浪潮中聽出能令人歡暢的音樂，看出革命的心靈。布洛克愛上了這個革命的心靈，而非革命的理性和計劃。“我們愛這些不諧和的歌聲，這些呼吼，這些音樂譜中之意外的轉變……我們現在應當聽，而且應當愛這從全世界音樂隊所飛出來的聲音……”但是革命是人類曆史的道上的勝利日，是無風浪的散文。革命後要漸漸地走到進化的路上，要發展到自身的第二階段。在此第二階段，破壞的風浪要讓位置於和平的建設，所謂理性和計劃登了表麵的舞台，而所謂革命的心靈不得不隱藏到自身的深處。到此時，我們的詩人，我們的羅曼諦克，失去了興趣，心靈上起了很難過的波紋。他這一種痛苦，絕不能與白內宜、茶妙經、裘可夫斯基（文學批評家）等等的訴苦相比，他們簡直與革命沒有關係，他們之所以不滿意於革命的，是因為革命不能給他們好房子住，好麵包吃，而布洛克現在所以發生痛苦的，是因為革命，照著他的感覺，似乎走到半路停下來了，不能滿足自己的無限製的態度。布洛克未明了革命的理性，所謂和平建設，是必要的，是不可免的。但是他對於革命的心靈，始終是忠實的同情者。
不過要做一個革命的詩人真是不容易！不但要表同情於革命，不但要在革命的怒潮中，革命的勝利中尋出有趣的東西，聽出歡暢的音樂；並且也要領受它臨時的策略，它的臨時的失敗，所謂以退為進的形式；並且也要忍耐地拿住他的理性，持住它的計劃，隨著它為和平的進化。但是布洛克卻沒有能做到這一層，害了所謂“共產主義左派的幼稚病”。他以為革命右傾了，與當時革命後共產黨中一部分左傾分子具有同一樣的觀念。革命倘若不是一烘就算了事，而是要改造一切的，那末，它不得已一定要走入散文的路，要進到和平的建設。革命一方麵將進化的方法（未革命以前的）消滅下去，而一方麵自己又要應用它。破壞是革命的手段，建設是革命的目的，欲達到目的，那就不得不要理性來支配了。新世界的建設一定要從很小的事物做起，而不會在空中發現。但是我們的詩人，我們的羅曼諦克，卻沒有這種耐性，所以他痛苦，痛苦得很……
在心靈上，理想上，布洛克完全與革命是一致的，但是他沒有明白，並且不會估量革命後所謂從小事做起的價值。革命後一些建設的瑣事，我們的羅曼諦克沒有習慣來注意它們，而自己還是繼續地夢想著美妙的革命的心靈，還是繼續地聽那已隱藏下去的音樂，還是繼續地要看那最高漲的浪潮……但是為著要建設文化達到目的起見，革命不能與布洛克再走一條路了。
十月革命第二期入於和平建設的時代，所謂新經濟政策，所謂軍事共產主義的停止，在表麵上看來，的確是象革命退了步，一般激進的分子對此大生不滿，發生了所謂“左派幼稚病”，因為害這種病而自殺的很有一些人。如著名的無產階級詩人格拉昔莫夫也因之灰心喪氣，他看著花園中的一些白女人和娼妓們，看著金錢，又動了自己的響聲，不禁叫道：
好苦痛嗬！
好苦痛嗬！
……
這種苦痛的確是很難受，它居然把布洛克殺了。這種苦痛之發生並不是由於敵視革命，而是由於太相信革命萬能了。不過真正的勞工詩人，雖然一時地苦痛一下，但能不為這種苦痛所殺，而我們的羅曼諦克，布洛克，缺乏所謂忍耐的能力，於是就陷於不可免的悲劇了。
但是我們的羅曼諦克所遺留的《十二個》將永遠地為勞農群眾所珍貴……
三、節木央·白德內宜（Demian Bedny）
十月革命湧現出一個特出的詩人，這個特出的詩人很少為批評家所注意，大半的批評家都把他置之不理不問，然而他在俄國革命文學史上將要占頭一把交椅，他對於群眾的影響非常之大。倘若我們數一數，或者問一問俄國的勞農群眾，哪一個詩人是為他們所愛的，哪一個詩人的作品對於他們是最有興趣的，他們必定都同聲答道：
“節木央·白德內宜！”
這麼樣的一個聲名最普遍的詩人，這麼樣的一個為群眾所愛戴的詩人，居然為批評家所忽視，這豈不是一件奇事麼？其實並不是一件奇事！大半的批評家，持有舊有的眼光，還是以舊的態度來批評文學。他們不把白德內宜算在文學的範圍內，他們幾幾乎不承認白德內宜的詩是文學的作品。有很多的人說，白德內宜是具有大的天才的，然而這種天才不是文學的。這大約因為白德內宜的作品所用的語言都是合乎民眾的俗語的，他的作品的對象不外乎牧師、農民、兵士、地主、革命，日常生活等等在他的詩內，我們找不出香豔的百合花，玲瓏的夜鶯聲，男女間美麗的蜜夢，細膩的玉手，柔軟的沙發，微細的情緒，海邊林下的幻想，一切真正的詩料……倘若沒有這些詩的內容的詩怎麼能算是詩呢？寫這些俗事俚物的詩人又怎能攀登詩人的天國呢？不是詩！不是詩人！詩是要有豔麗的，詩人是要有細膩的情調的。
喂！倘若白德內宜的詩不是詩，白德內宜不是文學的天才，那末所謂文學是什麼東西呢？倘若為勞農群眾所愛戴的詩人不是詩人，那末所謂詩的豈不是要與群眾脫離關係？豈不是超乎群眾的？倘若說有細膩的情調才算是詩，才算是文學，這的確是減輕了文學的地位——文學既不是為群眾所要愛戴的東西，那末它的意義在什麼地方呢？
任你們一些批評家怎麼樣忽視，怎麼樣說白德內宜不是文學的天才，然而俄國的工人，農人，兵士還是繼續地崇敬他，把白德內宜算為自己的詩人！白德內宜雖然在批評家的眼光中不是詩人，然而在勞動群眾的眼光中卻是唯一的詩人，唯一的為他們所需要的詩人！嗬，這又怎麼判斷呢？批評家的眼光對，還是群眾的眼光對？這又何必判斷呢？公公與婆婆吵架，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各有各的理。倘若我們是承認文學不是貴族的，是應當群眾化的，那末我們就不能不說白德內宜是文學的天才，是值得注意的詩人。
當然，並非是每一個俄國批評家都把白德內宜置之不理不問。社會主義派批評家柯幹在自己批評白德內宜的文章中說：
“當我被中央出版部派到鄉村演講時，我第一次感覺到白德內宜的文學的重要意義。中央出版部的經理人隨身帶了講演者的名單，曾向群眾問過，他們願意再聽誰個的講演。在演講者的名單上都是有名的人物，在這些人物之中，有許多自己還不知道也列在這個名單上，白德內宜大約也是不知道的一個。一些農民們很冷淡地聽了一些著名的教授及政治領袖的名字，我以為農民先要聽這些人們的講演。但是當念到白德內宜的名字時，全部聽眾即刻興奮起來了，齊聲說道：‘好得很！什麼時候把他派來呢？請快一點派來！’在這個冷淡的村莊內，在這種所謂不文明的群眾中幾乎沒有一個人不知道白德內宜的名字……倘若白德內宜不是文學家，那末對於文學恐怕有點不好看罷……”
我們讀了這一段話，我們就知道了白德內宜對於一般民眾的影響了。當這革命高潮正在澎湃洶湧的時候，在國內戰爭熱烈的空氣中，一般所謂真正的（？）詩人嚇的嚇，跑的跑，緘默的緘默，而白德內宜大放其筆鋒，把自己的詩做為紅軍的大炮，做為攻打田尼庚，哥恰克一切反對革命的工具。脫洛斯基用自己的命令和計劃引導紅軍保障革命，攻打敵人，而白德內宜用自己的詩歌鼓動紅軍，與脫洛斯基做了同樣的事業。沒有一個紅軍的兵士不愛讀白德內宜所做的詩的。這一方麵因為白德內宜所寫的都是為被壓迫者說話的，一方麵也是因為白德內宜所寫的非常的明了，非常的流暢，合乎一般群眾所說的語言。凡是在報紙上，演說中，書本上所一時不能夠明白的東西，隻要白德內宜在詩中一寫出來，一般群眾就明白是什麼一回事了。
讀者諸君！你們現在明白了白德內宜所以為群眾所愛戴的道理麼？
白德內宜從未稱過自己為詩人，他隻是俄國革命中一個工作者，他隻是在社會主義建設中一個服務的人。他所寫的詩都是與時事有關係的，我們也可以說，他的詩都是“定做”的——社會群眾有什麼需要的時候，他就提起筆來寫什麼東西。他從未想過將自己的詩做為人們消閑的安慰品，做為酒後茶餘的資料。他提筆做詩，也就如同農夫拿起鍬來挖地，鐵匠拿起錘來打鐵一樣，是有一個實際的目的的，絕不是如一般詩人為無病的呻吟。他的作品，照唯美派的文學家看來，實在有點粗俗，或簡直不承認它是詩。若真正要說白德內宜的作品不是詩，那末也沒有辦法，好在白德內宜自己並不自命為詩人，我們又何必代他辯護呢？
白德內宜隻是一個戰士，批評他最得當的要算紅軍首領脫洛斯基了。脫洛斯基在自己批評文學的論文中，很少的時候說過他，然而在自己所寫的“革命軍事蘇維埃”的命令上，很簡單明白地將白德內宜批評得再好沒有了。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三日，“革命軍事蘇維埃”會長脫洛斯基發出一褒獎白德內宜的命令說：
“節木央·白德內宜為射擊勞動群眾的敵人的好槍手，為語言中之最勇敢的騎兵，現為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所褒獎，予以紅旗徽章。”
在此簡單的幾句話之中，我們可以看出白德內宜與俄國勞農群眾的關係，他的作品有如何偉大的意義。在國內戰爭的前線上，脫洛斯基的策略當然是於紅軍的勝利有很大的關係，然而白德內宜的詩，在於紅軍勝利的曆史上，無論如何是要占一個相當的位置的。任你說他的作品是詩也罷，不是詩也罷，可是這種作品卻有自己的巨大的作用，為任何詩人的作品所不能夠達到的。
白德內宜隻承認自己是一個戰士。他在他的自詠的詩中說：
我不是首領，而是一個普通兵士，
我很驕傲我能同民眾的行列排得緊緊地，
在強烈的戰場上我分受民眾的命運，
他們的悲哀，他們的羞辱，他們的歡喜。
這是如何偉大的氣魄！白德內宜在自己的作品中始終承認自己是與民眾一體的，他絕對未曾想過自己是要超出群眾之上，可是也就因此，我們能在他的詩中尋出民眾的喜怒哀樂來。倘若我們把白德內宜與民眾的關係拋卻，而來論白德內宜是詩人，或不是詩人，這簡直是無意識的事情。他是民眾的戰士，他的詩是為著民眾做的，民眾的喜怒哀樂是他的詩料。他能夠代表民眾的利益，心理，能鼓動民眾戰鬥的情緒，在實際上的確是一個偉大的詩人。
在《我的詩》中，白德內宜說出自己的詩的麵目來：
我歌吟……難道說我在“歌吟”？
在戰場中嘶啞了我的聲音。
我的詩呢……也沒有什麼光芒，
不是在閃灼的演講台上，
不是在文明的群眾麵前，
我高誦著我的粗俗的詩篇。
我不是女神的服務者：
我的粗俗的詩是我的每日的功績；
祖國的民眾，勞動的受苦者嗬，
隻有你的裁判是對於我重要的！
你是裁判我唯一的真正的法官，
你，我是你的希望和思想的表現，
你，我是看守你的門隅的警犬。
是的！白德內宜是看守民眾的門隅的警犬！但是，這對於所謂高尚的詩人，不是一件羞辱的事麼？喂！警犬？警犬隻是警犬，不能稱為詩人罷？詩人怎麼能當警犬呢？但是白德內宜情願當民眾的警犬，情願降低詩人的地位。不過說起來，當民眾的警犬，這並不是十分羞辱的事情！當警犬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當警犬要有當警犬的天才，並不是每一個詩人都能自稱為民眾的警犬的。當民眾的警犬而能博得民眾的崇愛，我以為這隻是光榮，無限的光榮。至於一般高超的詩人視當警犬為羞辱的勾當，那也隻好由他們想去，又有什麼辦法呢？……
白德內宜真是如警犬一樣，凡遇著一件政治事變的時候，他就應時勢的需要，提起筆來向民眾警告。別人以為很野俗的，不值得詩人注意的，而白德內宜都可以寫出自己特別風格的詩來。即如在國內戰爭時，兵士濫用子彈，白德內宜做出詩來教訓他們：
強者不費用自己的力氣，
因此在兩方的交戰時，
他可以捉得著他的仇敵。
對於可詛咒的波蘭的“可汗”，
自然有人在那裏注意：
他的軍火自有法國人，英國人，
好好地送到他的手裏。
但是我們防守的武器，
隻有我們自己來鍛煉；
我們自己製造火藥，
我們自己熔鑄炮彈。
我們的火藥是為著戰鬥用的，
而不是為著啪啪的好玩；
我們不應當浪費自己的武器，
這是我們的責任使然……
做美妙的詩的詩人們當然不屑以這種無謂的事情做詩料的，當然不願意做這種詩來冒瀆女神。但是我們莫要太輕視鄙夷這種詩，它在國內戰爭時對於紅軍的鼓勵和作用，可以說是極偉大的。白德內宜自己會不會在前線上放炮射敵，我們不得而知，但是他的詩，他的筆，卻比任何一尊過山大炮還厲害些。脫洛斯基在自己的命令上稱白德內宜為射擊勞動的敵人的好槍手，豈是無因的麼？你盡管可以說他是好槍手，而不是詩人，但是他的詩的確做了很大的工作，他的詩的確是民眾的興奮劑。
敘事詩《鄉下人》在革命上的意義，就是一千篇的政治論文也抵不上！在革命的初期，革命除了饑荒困苦，什麼東西也沒有遺給民眾。當時也不知說了多少言語，以期平服民眾的怨望，但是在這些言語中，任誰個也沒有如白德內宜的下列幾行詩說得簡單而有效：
我們現在真是可憐的人民，
無論你到什麼地方去——
我們將把一切的餘物吃透。
至於我們的餘物嗬——喂！
大家都曉得是什麼樣子的：
民眾的勞動成年地，成年地，
才積聚了一點些微的東西，
忽然皇帝爺要高興戰爭去，
把我們的國家弄得稀爛破碎……
我們真困苦，再困苦是沒有的，
從我們初次與敵人碰頭的日子起。
我們現在熾熱的血戰中，
還沒有把我們的敵人破毀，
一切我們周圍好戰的人們，
總是來進攻我們用著黑暗的勢力。
不但在公開的戰場上有敵人，
並且在我們的內部也到處皆是：
無論你向什麼地方看一看仔細，
這渾蛋的蛆總是在我們的中間作案。
這種令人愁悶的瘟疫，討厭的東西，
兄弟們，你想一下子驅逐真是不容易！
我們的可憐的國家
深深地害著老朽的病。
多少年代所毀壞的東西，
現在我們想徒手整頓，
在此最短的時間，朋友，
這的確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
為著要得著甜蜜的自由的果實，
為著人民要能嚐著這果實的滋味，
朋友們，我們千萬莫要著急，
這一定需要許多培養的年月日。
白德內宜本身就是俄國革命史，我們在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出無數的農民、工人、兵士在革命過程中的情緒——群眾的喜怒哀樂，我們隻有在他的詩中可以感覺到，可以尋得出來。十月革命固然湧現出來許多天才的詩人，但是唯有白德內宜一個人能夠將民眾的情緒表現得真切，包括得不遺。倘若說白德內宜不是真正的民眾詩人，那末我就要問，誰個是真正的民眾詩人呢？
就是論起技術方麵來，白德內宜也是一個真正的詩人。他的確是俄國幾位大詩人普希金，克雷洛夫，列爾芒托夫，涅格拉梭夫等的繼承者。他能利用民眾的俗話做為自己詩的語句，流暢簡明，毫不格滯，實為其他與白德內宜同時的詩人所不及。白德內宜的詩有種種不同的聲調和體裁，的確可與偉大的平民詩人涅格拉梭夫的作品相比。
在諷刺方麵，白德內宜諷刺的天才絕不低於沙特可夫，郭哥裏格裏，波也杜夫。在童話著作方麵，白德內宜是克雷洛夫唯一的繼承者，雖然他的童話沒有如克雷洛夫的童話所包括的意義之寬廣，他的童話總是對於某一件事情而做的，但是在技術方麵，在利用民眾的俗語方麵，白德內宜直可與克雷洛夫並列。
普希金是俄國第一個偉大的天才的詩人，我們可以說白德內宜是他最好的學生，但是白德內宜詩中所含蓄的民眾的意義，任你普希金也罷，列爾芒托夫也罷，布洛克也罷，馬牙可夫斯基（未來派的首領，俟在第九章再述）也罷，都是沒有的。白德內宜的詩簡直如紅軍手中的槍，工人手中的機器，農人手中的鋤頭……一樣，為建設新社會的工具——他能將自己所歌詠的與民眾所需要的連合一起，並且我們不因此感覺他有勉強不自然的痕跡。
他的詩是為民眾做的，他的天才是為民眾生的。
我們不必嘵嘵爭辯白德內宜在文學上的地位，因為這不是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是他在俄國革命史上的地位，是他與俄國勞農群眾結了不解的因緣。拉狄客（現任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第三國際要人）說：“將來關於白德內宜一定要寫出許多書來”。其實寫出許多書來與否，又有什麼要緊呢？白德內宜的詩自有民眾在那裏高興地講著。白德內宜的文學的價值自有民眾在那裏估量著。
白德內宜現在還不老，大約不過四十歲罷，還是繼續地做自己的工作，幾幾乎在莫斯科《真理報》上，我們天天可以看出他所寫的詩來。他的詩如“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所頒布的命令一樣，是有一定的實際的效用的。
四、依利亞·愛蓮堡
愛蓮堡是一個天才的作家。革命前他早已蜚聲文壇，但對於我們有興味的，是他在革命後的文學著作。革命後迄於今日，他共有四部重要的著作：一、《呼蓮尼陀及其學生》；二、《庫爾波夫之生與死》；三、《姌娜的愛》；四、《破壞者》。這四部之中每一部著作都能引起我們的注意，都能令我們感覺愛蓮堡的天才異於常人，同時我們不能忘記他在自己的書中所提出的問題，是有趣味的、重要的問題。
愛蓮堡是一個羅曼諦克。他雖然同情於十月革命，雖然笑罵資產階級的文明，但他是非共產主義者，這是因為他有點虛無主義的傾向，他富有知識階級的懷疑的情緒。共產主義者的行為，思想，目的，是應當為著共產主義的，向著共產主義的；他的情緒是應當革命的，堅正的，決定的，而不應含有絲毫懷疑的成分。但是我們的詩人，愛蓮堡，他卻還脫不了懷疑派知識階級的習氣。不過在最後的兩部著作——《姌娜的愛》與《破壞者》——中，愛蓮堡似乎變為樂觀些，似乎對於革命的將來更確定地承認些，倘若愛蓮堡是真正的天才，是真正的聰明人，那他自然不能永遠徘徊於虛無的懷疑路上。倘若愛蓮堡起初同情於十月革命，隻是因為它是破壞者，隻是因為它具有巨大的否定的能力；那愛蓮堡終久可以看出十月革命不但能破壞舊的，而且能建設新的光榮的將來；不但能否定一切舊有的文明，而且能給我們以新的富有的生活。倘若愛蓮堡起初解決不了個性與集體的關係，那他總可以慢慢地覺悟到個性與集體並沒有衝突，真正的光榮的個性不是僅僅犧牲自己為著集體，而是要在集體中發展起來。
愛蓮堡痛恨資產階級的文明真是達於極點。關於笑罵資產階級的文明，描寫資產階級的文明，我想，愛蓮堡與法國近代作家馬格裏特是最好的能手。他倆的作品中有關於資產階級的文明處，簡直是歐洲資產階級的照妖鏡，可以說是把它們醜態畢露出來。在這一層，我們可以說愛蓮堡與馬格裏特是資產階級文明的勁敵罷。是的，愛蓮堡的確是資產階級的勁敵！雖然當他創造革命的主人翁時，我們不能完全同意，但是當他描寫資產階級時，我們實在要說一聲：好，真是痛快淋漓！
《呼蓮尼陀及其學生》一書中的重要的主人公呼蓮尼陀，他否認一切文明，他的任務是做一個徹底的破壞者，要破壞一切腐敗的文明。他不是普通的無政府主義者，因為他所利用的方法與普通無政府主義者的不一樣。炸彈手槍罷，這個方法太舊了；宗教罷，到現在的世界，誰個也瞞不過去。用一些什麼方法好呢？呼蓮尼陀在自己的行動中用盡了許多方法，但都覺得不十分充足。他的學生屬於各種各屬的人：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意大利人，俄國人，黑人及猶太人。資本家枯裏——學生之一——知道治社會病隻有兩種藥：洋錢與聖經，但當工人，所謂下層階級為著物質利益而罷工，輕侮一切神聖的當兒，我們的這位枯裏先生也不得不懊惱了。斯沒立多維奇，一個俄國的知識階級，僅僅要尋一個“人”出來，但結果不免要羞憤起來，所謂這個“人”是沒有的。意大利人班布奇什麼東西也不愛，亂七八糟吐痰，不守任何規則，因之時常在警察局裏過夜。……最後德國人斯米德發明一改造人類組織的大綱，要將人類的組織機械化起來。斯米德同時可做德國皇帝的忠臣，也可做社會主義者，這對於他是一樣的。在德國他可借軍事的力量來組織人類，在俄國他可借無產階級獨裁製來實行自己的計劃。斯米德的周圍隻堆積一些圖表，他將一些點子代替人們，企圖將人們的情緒，思想，欲望，感情都弄成機械化。
難道說人類的解放，除開用無意識的機械化而外，就沒有別的方法麼？斯米德看不出別的方法，隻企圖用機械來組織人類，這當然是謬誤的理想。愛蓮堡也同斯米德一樣，也找不到別的出路。斯米德不問德皇專製也罷，俄國無產階級獨裁也罷，他的想頭隻是一個機械化，機械化……他不問內容，不問目的，不問方法，結果一個機械化而已。愛蓮堡是不是如斯米德抱一樣的態度？難道說愛蓮堡能堅決地說道：“帝國主義戰爭——與國內戰爭是一個樣的東西？”我們以為勞農政府與沙皇政府，皇帝殺工人與工人殺皇帝，雖然同是政府，雖然同是殺，但這其間的內容完全是兩樣。勞農政府是解放人類的工具，而沙皇政府卻是壓迫人類的；皇帝殺工人，這是為著保持自己壓迫者的威嚴，而工人殺皇帝卻是推翻黑暗建設光明的行動。隻有昏憒的市儈分不清這些，但是愛蓮堡，愛蓮堡不應當如此罷……
書中的主人公呼蓮尼陀及其學生是最後傾向於一個出路：一切統統都是無意識的。倘若一切統統都是無意識的，那末活著也是不值得的事了，那末我們的主人公隻有懸梁自盡的一條路了。但是呼蓮尼陀卻向自己的學生說出一條救命的路來：也沒有創造者，也沒有正義，也沒有善惡，所有的隻是一個現實。現實是什麼呢？就是這個煙袋！嗬！把煙裝好，吸吧，這就是現實……
文學是生活的表現，真正的文學作品沒有不含時代性的。俄國革命的初期，革命的怒潮湧得人們精神煥發，大家齊向偉大的事業方麵走去，此時沒有閑工夫為無聊的東思西想，因之這時期的文學飽含著勇敢的精神，充溢著壯烈的空氣。“生活是美妙的嗬！美妙的東西是前進，奮鬥，創造，勝利，而不是在爭鬥中對於受傷者之無聊的哭泣……”可是到了國內戰爭平定後，比較上，有很多時間做為思索的機會，於是一部分的作家又說出別種話了：“你們看看嗬！前進是多麼困難的事情，人們要快活，要幸福，而革命卻妨礙著。革命所給與人們的強製，幾乎與從前什麼教條法律所給與的一樣。”在這種推論的結果，於是革命前的知識階級的思想又死灰複燃了：“我們又何必呢？我們不必做無謂的犧牲嗬！難道說我們自身或我們的兒子能夠看見我們所要求的嗎？無意識……一切統統無意識……”
愛蓮堡這一本書的確代表這種懷疑主義的傾向。一方麵痛恨舊的，而對於新的又失望，結果變成了虛無主義。在積極方麵，本書對於革命當然無肯定的意義，但是在消極方麵，作者咒詛資產階級的文明，實予舊世界一個很大的打擊，同時革命終究是要前進的，終究是要勝利的，絕不會因一二個知識階級的懷疑，就停止自己的使命的。在本書中，我們更可看出作者傾倒於個性所應有的權利之下：他向兒童具有著無限的尊敬，因為兒童是純潔的化身，是真正的人類的本體的象征，是沒被所謂現代文明所玷汙的聖物。真的，將來的人類當要完全是解放的，自由的，純潔的，而無絲毫現代文明所遺的汙痕。我想，呼蓮尼陀，也可以說是作者，在現在隻對兒童表示尊敬，也許這種尊敬在將來成為對於每一個人的禮物罷。
俄國革命的初期，勞農政府成立了一個壓迫反革命的機關——非常委員會，簡稱之為“切喀”。提起“切喀”這個東西來，不但本俄國的資產階級為之驚心吊膽，為之痛恨入骨，就是全歐美的資產階級，也莫不為之咋舌。他們詛咒波爾雪委克是最野蠻的人們；他們說“切喀”是殺人不瞥眼的，最殘忍的機關；他們說坐在“切喀”裏辦事的人都是一些惡魔。不但是資產階級，就是一些溫和的社會主義者也何嚐以“切喀”的行為為然呢？他們說，“社會革命是應當的，勞農專政也許是可以的，但是‘切喀’……為什麼要‘切喀’呢？”……為什麼要“切喀”呢？這個問題很簡單，我們可以回答道：這是曆史的必要！勞農群眾的政權，隻有在資產階級的反抗力消滅後，才能穩固。共產主義者欲將全人類都變成友愛的兄弟，但此隻能在將友愛的障礙物打倒後才可以成功。偉大的友愛隻能從偉大的憤恨中產生出來！隻有流血才能湧出幸福來！勞農政府為著解放勞農群眾本身，為著解放全人類，不得不臨時地把態度放殘忍些，不得不利用“切喀”以廓清反革命的勢力，為什麼要“切喀”呢？這是厲史的必要！
“切喀”是專門對付反革命的機關，它有不經法庭的手續，而治人以死罪的權力，倘若這個人有反革命的行為。在革命的初期，“切喀”當然殺了許多反革命的分子，因之這種行為遂引起了全世界資產階級的狂叫。在本俄國的文學上，所謂“切喀”這個東西，成為各著作家的應時的題目。有的當然根本反對這個東西的存在，有的了解這個東西是必要的，但在別一方麵總又感覺著太過於殘忍了。阿諾謝夫首先在《忙時》一書中涉及到“切喀”的身上。一個“切克斯特”（在“切喀”中工作者），一個最忠實的共產黨人，他為著革命，犧牲了所有的個性的生活。當他看見了一個老太婆為著兒子被“切喀”槍斃而暈倒的時候，他不禁有動於衷，而想到如何才能減少槍斃的數量……阿諾謝夫在自己的主人公口中，時常重複“我疲倦了”幾個字。文學是生活的表現，當時真有許多很堅毅的革命黨人發生了疲倦的情緒。
愛蓮堡的《庫爾波夫之生與死》為描寫“切喀”及“切喀”工作者之有名的著作。在本書中，“切喀”似乎是一些帶著魔鬼性的，異於常人的人們之積合體：失望的複仇者，被侮辱的幻想者，固執的理想者，無所謂的姑娘……而我們看不出有一個很有覺悟的，承認自己是在做偉大的事業的一部分的人。偉大的革命的浪潮，偉大的運動的力量，偉大的意識，愛蓮堡似乎把它們都送到很遠的煙霧的地方，而將一切個人的情緒，精神上的變移，來代替它們。作者似乎把革命當成單個的被生活侮辱的知識階級的產物，以為這革命的種種行為，乃是這般知識階級雪恥報仇的現象。庫爾波夫學會了嫉視現代生活的表裏。他所經受的侮辱不可勝計，在侮辱的海中他湧成為一個革命者，他決定了：“我會憐惜，我也會殺人！”阿上為庫爾波夫的同事，也是一個具有魔性的人物，廉潔到不可再廉潔的地步。他完全生活在自己的理想中，而不是與妻子，書包或其它的東西生活在一起。薪俸也少領，吃的是黑麵包，飲的是不放糖的茶。他有一天看見自己的老婆同一個大學生發生曖昧之事，隻把頭偏一偏，而不去追究他們。可是他有一天見著他的老婆吃白麵包，於是將手槍拿起指著她說：“倘若我再發現你從投機商人那裏買來的東西，我一定要施你以極刑。”第三個同事人安德曼托夫也是一位很奇怪的人物，他莫名其妙地怎麼進了黨和在“切喀”裏做事。他是一個被老婆所侮辱者，時時總是想著：怎麼樣將自己的與音樂師逃跑的老婆捉著，捉著之後應當如何如何地擺布。
在“切喀”裏是不是都坐著這一類神經不十分健全的人物？關於這一點我們沒有與愛蓮堡爭論的必要。自然各式各類的人們都有，也許“切喀”裏有一些人們是這樣的。但是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愛蓮堡用什麼眼睛觀看俄國生活的怒潮。十月革命乃是曆史的必然，乃是人類生活的大變動，乃是群眾向光明的欲望之鼓動，乃是群眾奮鬥的結果，而不是每個個人的內心生活的表現。愛蓮堡用孤獨者，複仇者，幾個單獨的個人的眼光，來估量十月革命，這未免減輕了十月革命的意義。所謂監獄，死刑，這乃是社會的悲劇，而對於愛蓮堡，這不過是幾個野心家或幻想家雪恥的工具。在現代情緒，思想，感覺，欲望沸騰的海浪中，愛蓮堡僅僅愛了幾點浮泡，而非無涯的深處。愛蓮堡在描寫個人內心的經過上，幾與朵思托也夫斯基差不多。他描寫的實在很深刻，很鮮明，但愛蓮堡在論斷整個的人類的生活的當兒，完全表示出沒有力量來。這或者是愛蓮堡的很大的弱點罷。
庫爾波夫負有發現反革命陰謀的責任。反革命女黨人喀佳領了本黨的命令，應當將庫爾波夫殺死。於是兩人相遇著了——庫爾波夫愛上了喀佳而喀佳愛上了庫爾波夫，於是兩方麵所有的計劃，所有的規律，統統都破壞了。庫爾波夫覺著非庫爾波夫的生活開始了，似乎生了第三隻眼睛，這隻眼睛推翻了過去的內心的平衡——這對於庫爾波夫是最恐懼的事情！革命在什麼地方？自身的任務是什麼？喀佳乃是反革命的女黨人，愛？這如何可以呢？但是庫爾波夫不得不愛喀佳，不得不喜幸喀佳能夠踐他的約。偉大的革命的公式被一個為庫爾波夫應當殺死的姑娘所戰勝。個體的生活戰勝了集體的任務，於是庫爾波夫起了變化。但是庫爾波夫終究是革命黨人，一方麵還是不能完全丟開了革命，同時他又不得不愛喀佳——這個問題到底怎麼解決呢？庫爾波夫想來想去，以為隻有將自己消滅掉才可以解決這個矛盾，於是庫爾波夫自殺了。好在庫爾波夫臨死的時候，意識又恢複到偉大的事業上，還是眷戀於革命的利益。為著革命犧牲個人，為著整個的集體而取消個體的存在，這當然也是曆史的悲劇，但是倘若曆史需要這個，那我們又怎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