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所說的實感，絲毫沒有什麼神秘的意味，那是為人人所都能有，而且能觀察到的，倘若他們願意有，而且願意觀察。不過在實際上，不見得人人都願意有或觀察這種實感，就是有這種實感的人，也不見得有文藝的素養，而將這種實感轉製成為文藝的作品。有些作家或者根本鄙棄這種實感，或者沒有得著這種實感的機會，或者他們對之毫不注意。因之他們所寫出來的作品，無論在題材或內容的啟示方麵也完全含著一種別的意義。
《女俘虜》與《衝突》，（關於《蟻鬥》暫且不說，因為它不過是長篇小說《罪人》的第一章，現在我們還不能說它是好是壞）。在材料方麵雖然是新的，然而究竟是人人所能觀察得到的，不是奇異的西洋鏡。像《女俘虜》那樣的故事，就是現在在報章上都可以看得見。像《衝突》那樣的故事，就是現在也可以在革命黨人中找得許多。照方君的意思，這兩篇小說實在沒有什麼特出的地方。但是在事實上，這兩篇小說是不是如方君所說的呢？
我們給方君一個否定的回答：不！
第一，《女俘虜》和《衝突》這是一類材料的本身，已經是一種很新的現象，在我們舊作家中，沒有誰個描寫過這種材料，第二，這兩篇小說的主人翁已經和舊作家的作品中的主人翁不同了。第三，這兩篇小說在所謂啟示方麵，實在已經給了我們一點新的東西，這種新的東西是為舊作家所沒有給我們的，恐怕他們將永遠不會給我們。這種新的東西是什麼呢？那就是在《女俘虜》中所指示的，一群為新生活而奮鬥的女英雄，她們雖然是失敗了，然而他們的精神，靈魂，永遠是高傲而不屈服的，永遠是光榮而不忍受汙辱的。那就是在《衝突》中所指示的，革命戰勝了戀愛，集體生活征服了個人主義。倘若我們走馬看花地，或抱著唯美主義的思想，來讀這兩篇小說，那這兩篇小說實在沒有什麼希奇。但是倘若我們仔細思考一下，那就要知道這兩篇小說對於時代的意義了。
我們不知道方君所說的新的發現與新的啟示，到底是一種什麼東西。方君若說這兩篇小說的技巧方麵，還未見得十分完善，那我們是可以承認的，但是倘若方君說這篇小說沒有給我們一點新的東西，那恐怕是一種錯誤了。方君是讚成革命文學的人，當然不是神秘主義者，但是方君的言論，照我們看來，似乎很帶點神秘主義的意味。
就拿巴比塞來做例證罷！方君以為“歐洲大戰的時候，知識界從軍者何止千萬，然而在戰場上看見了別人所看不見的，隻有巴比塞和拉茲古等三數而已”這實在是一種誤解！第一，知識界從軍者何止千萬，然而不見得每一個人都是文藝家，也許也有一部分人看見了巴比塞三數人所看見的東西，然而沒有藝術的手腕把它表現出來。第二，也許從軍者有很多的文藝家，然而因為他們的思想為資產階級所麻醉了，就使他們也看見了巴比塞等所看見的東西，然而不願它描寫出來，或對之毫不注意。第三，不但知識界從軍者有一部分是反對戰爭的，而且恐怕有許多農民和工人從軍者，是反對戰爭最激烈的人，同時恐怕還有許多社會主義者在戰場上曾積極地做反對戰爭的運動；不過因為他們不是文藝家，沒有把自己的實感寫將出來，結果，這一部著名的《火》隻得讓巴比塞去寫了。因為《火》的材料及它在內容方麵的啟示，是為一部分人所看得到的，《火》把他們心中所要說而不說出的話說出來了，所以才受很熱烈的歡迎。若《火》的內容為別人所看不見的東西，那嗎讀者又從何處來了解《火》的好處？既然不了解它的好處，那它又從何處來給與人們以新的啟示？不錯，巴比塞是一個大的作家，不過他的偉大不在於他發現了什麼新的美洲，而是在於他能代表多數人說話，能把舊社會的黑暗痛快地指責出來，同時他指示人們應走哪一條道路。
我們的意見是如此，也許方君以為是不對的？……
五、光慈隻承認描寫第四階級的文學嗎？
有許多的誤會，真是令人難以料到是因何而起的！在《現代中國文學與社會生活》一文中，光慈不過是泛論中國文壇的現勢，並沒有提到第四階級文學的幾個字，不但沒有提到，而且在這一篇文中，他並沒有露出一點“隻承認描寫第四階級生活的文學”的意思。但方君卻說，“蔣光慈的論文，似乎不承認非農工群眾對於革命高潮的感應——許竟是反革命的感應，也是革命文學的題材。我以為如果依方君之說，則我們的革命文學將進了一條極單調而仄狹的路，其非革命文學前途的福利，似乎也不容否認罷？”這一種論斷，真是不知道方君何所據而雲然！這的確是一種莫名其妙的誤會！我們的意思也同方君一樣，革命文學的範圍很廣，它的題材不僅隻限於農工群眾的生活，而且什麼土豪劣紳，銀行家，工廠主，四馬路野雞，會樂裏長三，軍閥走狗，貪官汙吏……等等的生活，都可以做革命文學的題材。將一個革命黨人的英勇表現出來，固然是革命文學，就是將一個反革命派的卑鄙齷齪描寫出來，也何嚐不是革命文學呢？問題不在於題材的種類，而在於作者用什麼態度，用什麼眼光，以何社會團做立足點，來描寫這些種類不同的題材。倘若我們，作家，同情於被壓迫群眾，而且決定參加爭自由的鬥爭，那我們不但要表現與我們同一戰線的人生活，而且要盡量地暴露敵人的罪惡，因為這也是於革命本身有利益的。倘若我們隻承認描寫農工群眾的文學，那真是要如方君所說，“則我們的革命文學將進了一條單調而仄狹的路，其非革命文學前途的福利”。
但是光慈並沒有“隻承認描寫農工群眾的文學”的意思，也從沒曾發表過這類似的言論，我們真不知道方君的論斷是從什麼地方得來的，實在是一樁怪事！
六、小 結
本篇論文的題目是《論新舊作家與革命文學》，現在臨終結的時候，我且仍歸到原題目罷。革命文學隨著革命的潮流而高漲起來了。中國文壇已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新的時代一定有新的時代的表現者，因為舊作家的力量已經來不及了。也許從舊作家的領域內，能夠跳出來幾個參加新的運動，但已經衰禿了的樹木，總不會重生出鮮豔的花朵和豐富的果實來。這又有什麼辦法呢？時代是這樣地逼著！……
1928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