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並不拒絕舊作家加入革命文學的戰線，倘若他們能改變方向，那他們是極歡迎的。不過一個文學家要改變方向，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理性方麵，他們也許一時就能承認時代的要求，也許一時就能承認新的傾向，但是在情緒方麵，在感覺方麵，他們能即刻與舊的世界，和由這個世界所造成的觀念，完完全全地脫離關係？這恐怕是一件很困難的事罷？……
照方君的意思，文藝品的創造可以憑借客觀的觀感，倘若舊作家能用他們的客觀的觀察，也是可以產生新時代的作品的，方君以為“終是憑借客觀的觀察為合於通例”。這是舊的寫實主義與自然主義的理論，在表麵上似乎是很對的，其實倘若我們一仔細地研究起來，那我們就覺得所謂“純客觀的觀察”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關於革命文學》的一文中，光慈曾說過：“一個作家一定脫離不了社會的關係，在這一種社會的關係之中，他一定有他的經濟的，階級的，政治的地位，——在無形之中，他受這一種地位的關係之支配，而養成了一種階級的心理。也許作家完全覺悟不到這一層，也許他自以為超乎一切，不受什麼物質利益的束縛，但是在社會的關係上，他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總是某一個社會團的代表，倘若這位作家是代表統治階級的，那他的思想，他的情緒，以及他的行動，總都是反革命的，因之他所創造出來的作品也是如此。倘若這位作家是代表被壓迫的，被剝削的群眾的，那他的思想以及他的作品，將與前者適得其反，——他將歌詠革命，因為革命能夠創造出自由和幸福來。
倘若明白這個道理，那就可以知道所謂純客觀的觀察是不可能的。一個作家既然是某一個社會團的代表，那他觀察他們的周遭的事物，一定用這個社會團的眼光來觀察，雖然眼睛是生在他的頭上。若把他當做與社會無關的分子去看，那他的觀察，或者可以說是客觀的；但是若我們把他當做某一個社會團的代表，那他的觀察就成為主觀的了。
因為作家所代表的社會心理之不同，所以他們觀察事物的結果，也將無一致的可能。例如俄國革命本是一件東西，照理講（自然照著自然主義的理論而講），各個作家對於它的觀察，應當是一致的。但是在事實上，有些作家描寫俄國革命時，把革命罵得一塌胡塗，視波爾雪委克為洪水猛獸；同時，有些作家把俄國革命當成人類社會改造的新紀元，視波爾雪委克為爭自由的聖徒……這倒是些什麼道理呢？為什麼他們對於一件事物之觀察的結果，有這樣的戀隔呢？誰個是客觀的觀察者，誰個不是客觀的觀察者？誰個對，誰個不對？回答這個問題時，那也就要問回答者之屬於哪一個社會團了。
誠然，一個作家應當靜心地觀察他周遭的事物，因為不觀察，他將不了解事物的內容。但是同時我們應當知道，就是這種觀察隻是相對的“客觀的”，而沒有“純客觀的”的可能。我們不反對觀察，但是我們要問一個作家當觀察時，是用的那一種的眼光。
現在是革命浪潮極高漲的時代，誰個也沒有權利來禁止舊作家用“客觀的觀察”，產生新時代的作品。但這不是重要的問題。重要的問題是：舊作家立在什麼地位上用他的“客觀的觀察”？倘若他們還以為自己是超時代的人，還不承認自己應當參加被壓迫群眾解放的運動，還不會認清楚革命的意義與要求，那嗎，我敢斷定他們無論“客觀的觀察”觀察到什麼程度，而新時代的作品是永不會產生的！
我們也同方君一樣，希望“舊作家從他們的觀察上產生新時代的作品”。但是他們能不能產生新時代的作品呢？我們試拭目以待罷！
四、新的啟示呢，還是神秘主義？
方君說，“太陽第一號的小說，一定是實感的描寫，可是我就覺得像那《女俘虜》《衝突》《蟻鬥》中間的實感，好像並非別人一定沒有或觀察不到的。作者所貴乎實感，不在實感本身，而在他能從這裏頭得了新的發現，新的啟示，因而有新的作品。歐洲大戰的時候，知識界從軍者何止千萬，然而在戰場上看見別人所看不見的，隻有巴比塞和拉茲右等三數人而已。所以我以為一個文藝者的題材之有無，倒不一定在實際材料的有無，而在他有否從那些材料內得到了新發現，新啟示。如果實際材料確是有，而並不能從那裏得一點新發現，那麼，這些實際材料不過成為報章上未披露的新聞而已，不能轉化為文藝作品”。
方君的這一段話，倘若僅僅是泛論，而不將《太陽》上的幾篇小說，及巴比塞在歐戰中的事情指將出來，那我們將要無從討論起，或者沒有討論的可能。不過方君既將事實指出來了，那我們就不得不和方君說幾句話。
方君以為《太陽》第一號的幾篇小說中間的實感，都是為別人所有或觀察得到的，而沒有什麼新的發現，新的啟示，所以不見得有什麼出色的地方。我們不知道方君心目中的新的發現和新的啟示是一種什麼東西。倘若方君的意思，以為隻有別人沒有或觀察不到的才值得寫，也隻有這種作品才能給人以新的發現和新的啟示，那麼方君簡直是文學上的神秘主義者了，因之方君所謂好的作品，那隻是神秘主義的作品，而不是革命文學。因為隻有神秘主義者的實感，才是為別人所沒有或觀察不到的，因之他們的作品才有新的啟示和新的發現，不過這種所謂“新的”，隻有作者自己能領會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