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文學周報》的《歡迎太陽》以後
一、感激與答辯
《太陽》出世後，很引起一般人的注意，有的並向我們表示著充分的同情，這實在是令我們要引以為快慰的事。最近《文學周報》上，有方壁君的一篇《歡迎太陽》，特地將《太陽》介紹於讀者的麵前，並敬祝《太陽》時時上升，四射他的輝光……我們對方君的這種誠意，實在要表示著無涯的感激。
不過我們一方麵雖然向方君表示感激，但在別一方麵，對於方君所提及的關於現代中國文學的問題，又不得不誠意地答辯幾句。我們固然很感激方君對於我們的誠意，但是當我們覺著方君有許多意見是謬誤的時候，為著實現真理起見，我們應當有所討論，或者這種討論，方君也以為是必要的。方君是我們的友人，當不會以我們的答辯為多事。
在過去的中國文壇上，隻知道謾罵，攻擊與捧場，而不知道有真理的辯論。這是一種俗惡的習慣，不長進的現象，無知識的行動，現在是不應當再繼續下去了。因此，倘若我們現在對於方君有什麼責問的地方，那隻是為著誠意地對於真理的探求，並不是因為懷著什麼惡意。方君是我們的友人，在友人的麵前，不應有什麼虛假的掩飾，或者方君也以為這種意見是對的。
這是閑話，我們且轉入正文。
二、文藝的創造者與時代的創造者
在《現代中國文學與社會生活》一文中，光慈還有許多話沒有說，至於引起了許多不必要的誤會。關於現代中國文學對於社會生活落後之一問題，方君有所補充：“我以為我們的文壇所以不能和我們這時代有極親密的關係，除了蔣君所舉的兩點，還有個重大原因，便是文藝的創造者與時代的創造者沒有極親密的關係……”這一層意思似乎很對的，然而方君卻不能更進一層地說：“文藝的創造者僅僅隻承認自己是文藝的創造者，而不承認自己也是時代的創造者，因此他們與時代的創造者永遠地對立著，或互相避免，而不能發生密切的關係。這麼一來，文藝的創造者與時代的創造者，永遠是兩種人類，沒有接近的機會，就是接近，也終免除不了兩者之間的隔膜。”
倘若方君的意思是這樣的，那嗎我以為是對的了，然而方君似乎還未了解這一層，始終視文藝的創造者與時代的創造者，為兩種不同的東西。倘若文藝的創造者與時代的創造者永遠是對立著，倘若文藝的創造者不覺悟到自己同時也應該做時代的創造者，也應該追隨著時代或立在時代前麵，為光明，為正誼，為人類的幸福奮鬥，那嗎就使他們跑到十字街頭，與時代的創造者親近一下，也是沒有什麼用處的。
所謂文藝的創造者應該同時做時代的創造者，這並不是說文藝的創造者應該拿起槍來，去到前方打仗，或是直接參加革命運動，去領導革命的群眾。倘若某一個文藝者有這樣的精力，一方麵為文藝的創作，一方麵從事實際的工作，那的確是為我們所馨香禱祝的事情。但是在事實上，這恐怕是不可能的。
我們的意思是，文藝的創造者應認識清自己的使命，應確定自己的目的，應把自己的文藝的工作，當做創造時代的工作的一部分。他應當知道自己的一支筆為著誰個書寫，書寫的結果與時代，與社會有什麼關係。倘若一個從事實際運動的革命黨人，當他拿手槍或寫宣言的當兒，目的是在於為人類爭自由，為被壓迫群眾求解放，那嗎我們的文藝者當拿起自己的筆來的時候，就應當認清自己的使命是同這位革命黨人的一樣。若如此，所謂實際的革命黨人與文藝者，不過名稍有點不同罷了，其實他們的作用有什麼差異呢？所謂文藝的創造者與時代的創造者，這兩個名詞也就沒有對立著的必要了。
然而我們的現代中國文壇的作家，有幾個是這樣想的呢？時代在咆哮著，呼喊著，震動著，而我們的文藝者卻在象牙塔中漫談趣味，低吟花月，似乎生在另一個時間和空間裏，不但不覺悟到自己也應該負著創造時代的使命，而且對於創造時代的人們加以冷眼。這麼一來，所謂文藝的創造者僅僅是文藝的創造者而已，永遠為時代的廢物。
這種現象當然是資產階級的假唯美主義有以造成的。我們的舊的作家，因為受了這種假唯美主義的毒太深了。實在沒有即刻改變過來的可能，有的或至死也不明白：為什麼文藝的創造者同時要做時代的創造者呢？怎樣做法呢？……因為不明白這個道理，所以他們永遠不能走入十字街頭，所以他們永遠是落在時代的後麵，連與時代的創造者發生密切的關係都不可能了。
但是所謂“從革命的浪潮裏湧出來的新作家”，在對於自己的使命的觀念上，那可就與舊作家大大地不同了。這一批新作家是革命的兒子，同時也就是革命的創造者，他們與時代有密切的關係。他們應當負著時代的使命，同時他們也就明白這種使命是如何地偉大，而應極力以求其實現。換而言之，他們插入文壇，是因為他們負有時代的使命，同時他們承認這種使命是與一般革命黨人所負的使命一樣。因此，他們一方麵是文藝的創造者，同時也就是時代的創造者。唯有他們才真正地能表現現代中國社會的生活，捉住時代的心靈。他們以革命的憂樂為憂樂，革命與他們有連帶的關係。但是我們的舊作家對於革命的態度是怎樣的呢？……
三、客觀呢，還是主觀？
舊作家因為自己根本的觀念是謬誤的，不明白文藝對於時代的使命，所以他們與時代的生活隔離；因為隔離的原故，所以就缺乏實感，得不到新的材料。但是倘若一個作家缺乏對於時代生活的實感，那他無論如何，不會創造能夠表現時代的作品來，因為藝術品的創作，雖然由於作家想象之力，但到底總是還要有一點實際生活的根據。
所謂作家要有實感，並不是說藝術品的創作要完全憑本身的經驗，因為這是不可能的，而且照這種理論做去，那藝術的範圍將弄得太狹小了。若寫強盜生活，自己一定要去當強盜；寫娼妓生活，自己一定要去當娼妓；寫死人臨死的心理，自己也一定要去受死一番……那豈不是笑話嗎？若如此，那嗎文藝這件東西可以說完全要消滅了，因為娼妓生活隻有娼妓自己才能寫，強盜生活隻有強盜自己才能寫……但是我們到現在還未見到娼妓或強盜寫出的文學作品來。
這是當然的事情。無論誰個，倘若他不是呆子，都明白“文藝品的創造全憑本身的經驗”是一種謬誤的理論。
但是什麼是實感呢？實感的意義可分三層；第一，作者對於某種材料要親近，因為親近才能有觀察的機會；第二，作者要明白某種材料是什麼東西；第三，有了上兩層，作者應確定對於某種材料的態度。如我們的時代是光明與黑暗鬥爭極劇烈的時代，是革命浪潮極高漲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裏，有黑暗勢力對於光明運動的襲擊，有軍閥的荒淫無度，有資本家的虐待工人，有勞苦群眾對統治階級的反抗，有革命黨人的光榮的犧牲與奮鬥……總之，在這個時代裏，所謂材料的一層，是異常地富足而複雜。照理講，這個時代的作家應當表現這個時代的生活。然而當我們的作家抱著旁觀的態度，或者竟坐在象牙之塔的裏麵，根本不願問這些事情，不但不用自己的心靈去參加社會的鬥爭，而且連旁觀都不旁觀一下，那嗎，試問他將從何處得到時代生活的實感？他將從什麼地方得到新的材料？當他根本不承認文藝家應當參加社會運動時，那他將怎樣能與這些社會運動的人物親近？既然沒有這種親近的實感，便不能了解時代浪潮裏所發生的現象，也就不能創造出能表現時代生活的文藝作品來。因為這個原故，所以我以為舊作家已落在時代的後麵了，無論如何不能擔負表現時代生活的責任，而這種責任隻得落在新作家的肩上，因為他們有時代生活的實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