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位於湖南省西北部，介於東經109°10′至110°23′，北緯27°44′至29°38′之間。東連張家界市，東南接懷化地區，西與貴州的銅仁、重慶的黔江地區接壤，北與湖北鄂西自治州毗鄰，是一個地處湘、鄂、渝、黔邊境的“老、少、邊、窮、山、庫”地區。轄吉首、瀘溪、鳳凰、古丈、花垣、保靖、永順、龍山等八個縣（市），全州麵積15486平方千米，人口260萬。自治州自然條件較差，基礎設施建設滯後，人口文化素質較低，經濟發展落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不僅遠低於全國和湖南省的平均水平，比起甘肅、貴州等西部落後的省區也有一定的差距。湘西自治州地處武陵山區，屬全國18個貧困片區之一的武陵貧困片區，是湖南省和全國的重點扶貧地區，也是湖南省惟一進入國家西部開發範疇的地區。隨著國家扶貧政策的到位和西部開發戰略的實施，湘西自治州成了湖南省的政策優勢區和本省參與西部開發的直接切入點。湘西的開發成了新世紀湖南省經濟發展的又一興奮點。
第一節湘西自治州的現狀特征
曆史上湘西被稱為“五溪蠻荒之地”，由於交通閉塞，地形崎嶇，社會民族矛盾尖銳，社會經濟發展緩慢。解放後，在黨的民族政策的指引下，1957年成立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建州四十多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本州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體製改革成效顯著。從1978年到2000年，全州國內生產總值從4.23億元增加到65.17億元，糧食產量從65.55萬噸增長到83萬噸，正常年份實現了糧食自給，農民人均純收入由134元增加到1277元，廣播電視通村率達到100%、公路通村率達85%、電話通村率達74%，絕對貧困人口由1985年的156萬下降到2000年的23萬。然而，由於曆史、地理、區位的原因，本州經濟發展與其他地區相比還存在明顯的差距。尤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作為內陸地區、民族地區，本州改革開放的步伐也明顯落後於其他地區。因為不在國家和湖南省重點發展的區域和點軸上，固定資產投入也少得可憐，從1981年到1997年，全州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為70個億，僅占全省同期的1.9%，17年的投資總額還不到長沙市1995年一年的投資。由於基本建設欠賬太多，經濟增長乏力，湘西自治州與其他地區、其他省市的差距也越來越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低
2000年湘西自治州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2534元，在全省十四個地、州、市中列倒數第一位，隻相當於長沙市人均GDP的23%，不到湖南省人均GDP5639元的一半（見表11-1）。同年全國人均GDP已達到7078元，本州的人均值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1/3多一點，不僅遠低於東部中部各省區，比起西部落後的省區也有明顯的不足（見表11-2）。
（二）GDP增長速度慢
改革開放後，湘西自治州和湖南省的經濟增長速度總體來講，要慢於沿海省份和全國平均水平，1978年至1995年湘西自治州GDP平均年增長率為7.34%，湖南省為8.38%，而同期全國平均增長9.87%。進入90年代，湖南省發展速度加快，特別是九五期間，每年的增幅都超過了全國平均水平，然而湘西自治州的經濟增長率一直低於全國和全省平均水平，“九五”期間尤為明顯（見表11-3），從而使本州與全國和全省平均的差距越來越大（見表11-4）。
若按“九五”的趨勢發展下去，10年後湖南省的人均GDP將接近全國平均水平，而湘西自治州的人均GDP將隻有全國全省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左右。
（三）產業結構不合理
2000年湘西自治州三次產業比為33.2：33.9：32.9，全省三次產業比為21.1:39.8：39.1，而同期全國一、二、三次產業的比重分別為15.9、50.9、33.2。相比之下，本州第一產業的比重分別比全省、全國高12和17個百分點，而第二產業的比重則分別低於全省、全國6個和17個百分點；湘西自治州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24.2%，而全國、全省分別為50.9%和39.6%；湘西自治州非農勞動力占全社會勞動力的比重為31.26%，而全國、全省分別為50%和40.7%。說明本州農業經濟仍占很大比重，工業加工能力明顯不足，仍處於工業化的初級階段。
（四）城鎮化率低
湘西自治州1.5萬平方公裏的土地，260萬人口，僅有1個縣級市和61個建製鎮。2000年湘西自治州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為19.77%，而同期湖南省的城市化率為29.75%，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本州城鎮化率足足低了16個百分點。城鎮化率低，首先，不利於城市規模經濟的發展，會阻礙第二第三產業的增長，製約區域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其次，農村人口過多也不利於農村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農民收入的增長，會製約社會購買力的提高；另外，農業人口過多還會加大農村生態的壓力，導致生態平衡的破壞和自然資源的衰退，對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極為不利。所以，城鎮化滯後既是本州經濟落後的表現，更是阻礙湘西自治州經濟發展的原因。
第二節國內外經濟跨越式發展的理論、實踐與啟示
（一）理論
所謂跨越式發展，就是指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打破舊的束縛，用新思路、新機製、新方法實現經濟非常規的、跳躍式的發展。主要指經濟落後的地區和國家利用後發優勢，用較短的時間完成較長曆史階段的目標和任務，實現經濟質和量的飛躍。
跨越式發展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理論依據。國外這方麵的研究比較深入，在理論上，從跨越式發展的可能性上來看，主要是西方發展經濟學中關於“後發優勢”的理論。代表人物是美國著名比較經濟學家亞曆山大·格申克龍。格氏學說從理論的高度展示了後起工業化國家存在著比先起工業化國家更高時間效率，並強調了後起工業化國家在工業化進程方麵趕上乃至超過先進國家的可能性。即工業化進程的後來者能夠具有先行者所不具有的“後發優勢”：①後發者可以借鑒先行者的成功經驗，從而避免不必要的彎路；②後發者可以吸收和引進先行者的技術開發成果，節省技術研究開發的時間和成本，實現跳躍式技術進步；③後發者在勞動力成本上具有比較優勢，可以吸引先行者資本和技術的移入，有利於克服要素“瓶頸”。從跨越式發展的途徑和模式來看，美國耶魯大學赫爾希曼教授提出非均衡發展理論，他認為，發展中國家由於資源稀缺、資金有限，不可能平衡發展，隻能把有限的資金投入到發展聯係效應最大的產業部門和地區，以此帶動其他產業和地區的發展。法國經濟學家弗朗索瓦。佩魯提出增長極理論；波蘭經濟學家薩倫巴等人提出發展軸理論以及梯度理論、反梯度理論等。在國內，最權威的要算鄧小平關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鄧小平指出：“我國的經濟發展，要力爭隔幾年上一個台階”、“能發展就不要阻擋，有條件的地方要盡可能搞快點”、“從國際經驗來看，一些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曾經有過高速發展時期，或若幹高速發展階段”、“從我們自己這些年的經驗看，經濟發展隔幾年上一個台階，是能夠辦到的”、“現在，我們國內條件具備，國際環境有利，再加上社會主義製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在今後的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出現若幹個發展速度比較快、效益比較好的階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夠辦到的”。這一係列論斷深刻地體現了跨越式發展的思想，是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重要理論依據。西部大開發，實現跨越式發展，正是鄧小平這一重要理論在新時期的新實踐。
（二）實踐
從實踐經驗看，在經濟發展史上，工業化進程的後來者以較短的時間走完先行者走過的路並後來居上，實現跨越式發展的例子中外皆有。
19世紀中葉，德國和日本曾是兩個後進的國家，當時德國的經濟實力同英國相比小得可憐，日本同俄國相比也是如此，但就是這兩個比英俄“小得可憐”的國家，緊緊抓住第二次技術革命的曆史機遇，實現了跨越式發展，用了近半個世紀的努力趕上了實力遠超過自己的英國和俄國。
20世紀中後期的東亞奇跡是跨越式發展的又一成功典範。東亞奇跡的誕生是在一個極為平常甚至還相當惡劣的初始條件下取得的。在起步之初，其人均GDP在當時所有後起國家中處於相對較低的水平，有的甚至是當時世界上最窮的國家和地區。日本早期屬於那種遊離於西方工業化國家和第三世界之外的極少數無依附性的後起國。韓國和我國台灣地區曾經都是殖民地，起步前是典型的農業國。新加坡和我國香港都屬於城市，且都有過殖民地的經曆，自然資源嚴重貧乏。更為突出的是，當時東亞各國和地區都曾經遭受到戰爭的嚴重破壞，經濟重建任務十分繁重。就在這種環境和條件下，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先後進入了持續時間較長的高速增長階段，實現了經濟的跨越式發展。其中，日本在完成經濟重建之後，通過長達10餘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於70年代初率先實現工業化，並一舉邁入先進國家之列。而戰後工業化基礎較之日本遠為薄弱的“亞洲四小龍”的工業化則基本上是依靠了整整30年的高速增長實現了工業化。從國際比較看，戰後東亞經濟的增長速度不僅是各國中增長速度最高的，而且更是英國工業革命以來，後起國家中經濟高速增長持續時間最長和平均增長速度最高的。東亞奇跡不僅打破了西方國家通過長期的經濟微增長實現工業化的常規，更向世人展示了一種通過不到半個世紀的較短時期即完成了由工業化起步至基本實現工業化的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