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一個新的世紀已經毫不遲疑地來到了我們的麵前。經過差不多一百年的努力，中國終於趕上了世界前進的步伐，從積貧積弱中崛起，成為我們人類大家庭中最有活力、最有希望的國度。就人類的發展曆程來說，一百年的時間不算長，而對於中國來說，二十世紀的一百年卻是非常之關鍵、非常之重要的。沒有這一百年的努力變革，中國將仍然像沉睡的病獅一樣，不能振作，難以進步。
更可怕的是，將被曆史進步的車輪所拋棄。在今天這樣一個充分地現代化、充分地信息化的時代，曾經輝煌並擁有古老文明的民族，就可能無法與整個世界對話，就可能被現代文明所淹沒。因而，當我們回想二十世紀之初的那些篳路藍縷的先行者們時，內心無不湧起一種深深的敬意。他們麵對幾千年的積弊所做的努力，就成為今天激勵我們奮發進步的精神動力。
二十世紀初最為重要的變革，毫無疑問是以五四運動為代表的革新力量對科學和民主的提倡。而這一批體現了時代精神，強烈要求變革的人們，主要集中在蔡元培長校後的北京大學。周策縱在他著名的《五四運動史》中曾發現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他在對當時新舊兩種不同的力量進行分析時發現，二者之間除了政治文化觀念不同之外，所接受的教育也迥然有別。特別是在年齡上有著相當大的差距。他說，在五四時期，那些積極參加運動的青年學生，特別是那些學生領袖，大多隻有二十歲上下，許多也隻有十幾歲左右。
而當時軍閥政府的首領則都是中年人或比中年人還要大。如在一九一九年的時候，傅斯年、段錫朋、羅家倫、周恩來都在二十三歲以下。而普遍認為年齡較大的學生領袖許德珩也隻有二十四歲。相反，當時的段祺瑞已經五十五歲。在北京大學，提倡新思想的新派教授也是多為二三十歲的青年人。以一九一七年蔡元培先生長校那年來看，陳獨秀正是三十八歲，胡適二十六歲，魯迅三十六歲，李大釗二十九歲，錢玄同三十歲，劉半農二十六歲。甚至蔡元培也隻有四十一歲，剛剛進入四十的行列。與此相反，被視為保守派的舊派教授則年齡偏大。
如林紓已六十六歲，嚴複六十四歲，辜鴻銘六十歲。他們基本上是六十開外的“老人”。當然也有例外。
如劉師培隻有三十三歲，黃侃也隻有三十一歲。不過我們須注意在北大被視為舊派領袖的劉師培經曆十分複雜。他的出身是舊學世家，而他在認識了章太炎後，很長一段時間裏是最為激進、最為堅決的革命黨人。這樣來看，也許黃侃是一個例外。
不過黃曾在日本從學於當時的革命黨人章太炎，也可以說他不是一個純粹的“舊派”人物。當然，研究一個時代不能僅僅以人物的年齡為依據。但是，從這裏也可以發現一些值得我們重視的現象。
比如，我們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五四時代是一個青春的時代，是一個充滿朝氣的青年向那些暮氣沉沉的老人的宣戰。雖然我們很清楚，這種所謂的宣戰不僅僅是一種年齡之戰，而是更為重要的關於文化、關於民族進步的大抉擇。但無可否認的是，那些年齡不大的，比較早地接受了外來文化影響的青年們義無反顧地成了向舊的文化、政治勢力開戰的主力軍。所以我們可以說，五四時代，是一個充滿了朝氣的時代，是一個青春的時代。
首先是當時新生力量的代表們都具有一種風風火火，舍我其誰的精神。他們沒有那麼多的考慮，沒有那麼多的左顧右盼，也不會去掂量對自己的得失增減。隻要是認定了對國家的發展、民族的進步有益，他們就要去說，就要去做。想當年，胡適在美國留學，和一起的同學們討論白話文的問題，受到了好多人的反對。但年輕的胡適“或有過激之處，然心所謂是，不敢不言”，提出了文學改良的八個方麵。
如果說胡適這時對文學的改良和革命還是“人各有誌，不必強同”的話，另一位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陳獨秀幹脆直言，“改良文學之聲，已起於國中，讚成反對者居其半。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至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文學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陳獨秀並且明確提出“文學革命”的口號，要“甘冒全國學究之敵”，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並且旗幟鮮明地宣稱：“有不顧迂儒之毀譽，明目張膽以與十八妖魔宣戰者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