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願托四十二生的大炮，為之前驅！”這種血氣方剛，無所畏懼，一往無前的精神的確非青年莫屬。連其用詞造句，字裏行間都充滿了青春的氣息。雖然其中也多有偏激、武斷，缺少了周到、公允，但這正是青年的衝擊力，青年的情懷。如胡適晚年的弟子唐德剛在分析胡適為什麼多“半本書”的原因時，很有見地地指出，是胡總怕自己的觀點有問題，比如和過去相矛盾，缺少足夠的論據等等。所以胡適必然要“小心求證”。而相關的論據是那樣的繁雜，就像多米諾骨牌一樣，隻要推動一個，就必須不停地倒下去。
所以失去了昔日革命性的胡適就再也難以完成那些已經產生了重要影響的著作了。這似乎是五四時期新派人物“青春情懷”的一個反證。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魯迅是一位最為勇敢，最富於戰鬥精神的勇士。他對當時社會，乃至於對中國文化中落後和醜惡的東西的批判，是新文化運動之所以具有先進性的重要標誌。但是，我們也須注意到，這種批判乃是一種青春朝氣勃發的批判。他的深刻，他的尖銳，都保持了年輕人的敏感，而不是老年人的持重和四平八穩。比如他在《狂人日記》中喊出了要“救救孩子”，乃是基於對中國四千年“吃人”曆史的總結。魯迅的思想在當時可謂深刻，對於批判封建禮教，傳播民主思想，衝決軍閥黑幕具有極為重大的意義。然而平心而論，對中華民族的曆史似乎也不能簡單地用“吃人”來概括就算完事。魯迅的小說，實是彼時彼地所為，是年輕氣盛、青春情懷的生動體現。它不求全麵，不講平穩，不及其餘，抓住一點，就要痛擊對手，至敵人於死地而後快。它出手如風，點穴如針，絕沒有四平八穩、瞻前顧後式的“成熟氣”。
再看看錢玄同、劉半農二人出演的“雙簧戲”，我們就更感到那一群青年是多麼的可親可愛。一九一八年三月，新文化運動的猛士們耐不住在“寂寞中奔馳”，先是由錢玄同化名“王敬軒”給《新青年》一封反對白話文的信，後又由劉半農以《新青年》記者的名義寫了一封《奉答王敬軒先生》，對“王文”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批駁。果然這“雙簧戲”收到了積極的效應，引起了舊派文人對新文化的強烈的反擊，新文化運動的健將們則用更為強烈的反擊響應了他們的反擊，使文學革命和新文化運動真正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在五四運動期間，誰也不能否認或者輕看《新青年》所產生的重要作用。用“青年”來命名自己的刊物，本身就具有了一種十分重要的象征意義，體現了那個時代的“青春情懷”。在李大釗等人的支持下在北京成立的“少年中國學會”也可以說是當時的新派人物對中國的一種期望和暗示。該會的宗旨是“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並且提出了四個目標，即一是振作少年精神，二是研究真實學術，三是發展社會事業，四是轉移末世風氣。
用少年精神來進行研究、發展、轉移，以創造“少年中國”，乃是當時最為典型的社會心理、社會需求。這也可以說是“青春情懷”的一種重要的體現。一九一九年七月的時候，胡適曾在少年中國學會上作演講，題為《少年中國之精神》。
他認為所謂少年中國之精神，就是少年中國的邏輯和人生觀。少年中國的邏輯即是注重事實、假設和實證；少年中國的人生觀即是要有批評的精神，要有冒險進取的精神，要有社會協進的精神。少年中國的邏輯強調的是科學的方法，實驗的態度。少年中國的人生觀強調批評的精神，乃是為了改變無生氣的守舊的社會。而冒險的精神則是強調不能靜坐旁觀，要“硬著頭皮，大著膽子，幹將起來”。
所謂社會協進，強調的是要為社會承擔責任，通過自己的努力為社會“種善果”。總而言之，胡適在這裏強調的是要用“少年中國的精神”來改變、重鑄中國。所以他在文章的結尾頗帶抒情意味地說道：少年的中國，中國的少年，我們也該時時刻刻記著這句話：如今我們回來了，你們看便不同了！這洋溢著強烈青春氣息的語言的確是那一時代人精神和情懷的典型表現。
要說所謂的青春情懷，還要看到當時那些社會精英們對比自己年齡小的更年輕的人們的態度。雖然就李大釗、陳獨秀等人來說，自己也還應該算是青年，但他們畢竟已為人師。在對待那些更年輕的人們時，當然是師長輩的人了。盡管他們在很多情況下是把這些年輕人當做自己的朋友來看待的。比如胡適就認傅斯年為自己的朋友，說他在很多情況下保護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