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文學史上，特別是二十年代那一段時間，有兩件事可以說具有比較典型的意義。一般說來，大家都知道的是發生在魯迅和高長虹之間關於“思想界權威”的齟齬。盡管人們對這件事的來龍去脈不一定了解得十分清楚，但知道有這樣一場糾紛卻是普遍的。最近讀了董大中先生的新著《魯迅與高長虹》，對這件事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事情的起因是在一九二五年，韋素園負責編《民報》副刊，在一些報紙上登廣告進行宣傳，以擴大《民報》的影響。這廣告的內容是：“現本報自八月五日起增加副刊一張，專登載學術思想及文藝等，並特約中國思想界之權威者魯迅、錢玄同、周作人、徐旭生、李玄伯諸先生隨時為副刊撰著，實學術界大好消息也。”用我們今天的眼光來看，韋素園的這一舉動也就是一種富於商業意味的策略，實在是拉大旗做虎皮，借名人來擴大自己所編報刊的影響。但是，“思想界權威”的提法，卻引起了高長虹的反感。據高長虹自己說，他先是找魯迅去麵談，勸魯迅不要來擔當這“權威”的空名。後來他又撰寫文章，對這種提法提出批評。
最典型的就是一九二六年所做的《一九二五，北京出版界指掌圖》中所言，“我看了真覺‘瘟臭’，痛惋而且嘔吐。試問，中國所需要的正是自由思想的發展，豈明也是這樣說，魯迅也不是不這樣說，然則要權威何用？為魯迅計，則擁此空名，無裨實際，反增自己的怠慢，引他人的反感，利害又如何者？反對者說：青年是奴仆！自‘訓練’見於文字，於是思想界說：青年是奴仆！自此‘權威’見於文字，於是青年自己來宣告說：我們是奴仆！我真不能不歎中國民族的心死了！”現代文學史上的高魯衝突乃一樁人盡皆知的公案。其原因固然很多，但所謂“思想界權威”的問題確是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
另一件事似乎與此相仿，但知者卻不多。最近讀郜元寶編的《胡適印象》一書，在郜氏寫的《編選小序》中提到了一件事，說一九二一年的時候，當時已赴英國的傅斯年給胡適寫了一封信，其中寫道：“先生現在在中國知識界的地位已高，因此事件必多，分神的地方不免……但從將來的大成上看，不免反為魔障。人的幸福我以為全在學問與事業之進行中，而不在成就之後。但凡覺到了成就，頓覺意趣索然。以先生之識與力，自必精勤繼續未竟之業。總之，為個人言，古來成學業者，都是期於白首，而不隱於才華；為社會計，此時北大正應有講學之風氣，而不宜止於批評之風氣。社會上的名望，我常倒轉說，‘不可懷也，亦可畏也’。先生自提倡白話文以來，事業之成就，自別人看之實在可驚，則人之天性，本來是以成就而自喜，以自喜而忽於未來之大業。
所以興致高與思想深每每為敵。人性最宜於因迫而進，而慣怠於實至名歸之時……我在北大其中，以受先生之影響最大，因此極感，所念甚多。願先生終成老師，造一種學術上之大風氣，不盼望先生現在就於中國偶像界中備一席。”傅斯年的信是因什麼而發，對什麼所指，郜元寶沒有說明。但是從這信的字裏行間，我們還是能夠感到當時的胡適被自己浮名所累的影子，而雖然已在英國，但一直掛念他的傅斯年卻不願自己的老師在盛名之下被“社會止住自己的進化”，希望他“精勤繼續未竟之業”。一個反對自己的前輩被人稱為“權威”，一個婉勸自己的老師不要成為“偶像”，這樣兩件看來互不相幹的事都發生在二十世紀最初十分相近的時刻，就使人不能不生發出一些聯想了。
首先，不論是高長虹也好，還是傅斯年也好，他們都有極強的個性，都是那種敢於直言，敢於亮明自己觀點的人，可以說放言無忌，不為尊者晦。高長虹自不必說，以“狂人”自居，性格梗介狂狷，十分敏感，心中容不得半點不同於自己的意見，而且往往出言不馴，行為怪異。據說他是延安時期唯一一位拒絕出席延安文藝座談會的人，理由是他不是文藝界人士，是搞經濟學研究的。所以他在現代文學史中，往往論敵多而朋友少。傅斯年雖然不同於高長虹，在常人看來他比高要“正常”得多，但他個性中那梗介率直的一麵並沒有被掩蓋起來。傅是有名的大炮，被人稱為“傅大炮”，足見他性格中有口無遮攔的一麵。最典型的是他在四十年代在台灣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時，寫文章先後趕走了孔祥熙和宋子文兩任“行政院長”。所以，以高和傅的個性，有話不說是不可能的，而且所說的也絕不是無關大體的小事。
其次，不論是高長虹和魯迅，還是傅斯年和胡適，都有非同一般的私誼。高長虹一九二四年秋再次來到北京，並於當年的冬天拜訪了魯迅，受到了魯迅的熱情接待。從此，高魯之間的友情因共同的事業而萌發。魯迅支持高長虹所辦的《狂飆》周刊，同時又和高等人合辦《莽原》等刊物。並且魯迅稱高長虹是“奔走最力”的一個。
從二人相識到開始合辦《莽原》，使他們的友情達到了最為密切的程度。高長虹等經常在魯迅家談天論道，行跡隨便。魯迅也常常和他們在一起喝酒抽煙，指點一二。甚至魯迅收到的一些信件也給高看，寄給《莽原》的稿件更是先征求高的意見。魯迅還親自編選高長虹的詩文集《心的探險》，並為此書設計封麵。有人還提到，魯迅為校對這本書竟累得吐了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