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28章 美麗者自然美麗(6)(2 / 3)

而傅斯年和胡適的友誼更是維係了一生。傅本來專於國學,十分受黃侃、劉師培看重,欲以傅為國學之傳人。後傅受新文學思想的影響,特別是胡適的影響,轉而投身於新文化運動,以至在五四運動中成為學生領袖,風雲一時。他和羅家倫等辦《新潮》雜誌,就得到了胡適的大力支持。胡先是打消陳獨秀等人“作間諜”的疑慮,後又力主給予經費上的支持。五四之後,傅又是在胡適的運作下,才得以出歐留學。而傅自轉向胡適後,則對胡鼎力支持,被譽為胡的“保駕人”。原來胡適一九一七年回北大講中國哲學,被許多受舊學影響的學生認為他的講法不配在北大講課,要驅趕。

是傅斯年利用自己在學生中的影響做了工作,才使胡適安然過關。此後,二人的友誼一直保持了一生。

特殊的個性,特殊的關係,使這樣兩對具有“師生”之誼的人走到了一起。如果沒有這特殊的個性,那麼就不會直言相告。而不是關係密切,互知彼此,那麼,對對方的思想、生活、心態就不會有太多的了解。想說些什麼也就不可能說到點子上。當然,除了高和傅兩人在個性和私人關係上的原因外,我以為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就是高、傅兩人都是那一時代的“中堅”人物,領風氣之先的人物。在他們的身上非常突出地體現出那一時代的精神風貌,這就是對自由精神的尊重和追求。傅斯年不必說,他身在北大,新思想新思潮自然是首先感受到的。他的“轉向”即是一種證明。而高長虹卻是身在娘子關內的青年,他對新事物的接受相對要晚一些。但所幸的是,高在山西省立一中讀書時即已接觸到了許多新東西,並表現出與當局的教育思想不同的傾向。

據董大中《魯迅與高長虹》介紹,在一九一五年袁世凱圖謀稱“帝”時,閻錫山操縱山西學界組織“提燈會”“勸進”,高長虹拒不參加,並做打油詩以諷刺,以至獲罪於校方,後曾在北大做過一年的旁聽生。可見反對舊統治,追求新生活的精神在高長虹的身上體現得十分明顯。他組織“狂飆社”,提倡“狂飆運動”,即是深受德國資產階級啟蒙運動的影響,要號召人們起來與舊社會抗爭。而“思想界權威”則不利於這一抗爭。因為凡思想,不論其出於老幼,青年還是老年,名人還是非名人,都一律平等,人們隻能服從其理而不能服從其人。大家可以通過討論、辯論來分清是非,而不能以人論理。權威就可能壓製非權威,就可能使新思想的出現成為泡影。

因而高長虹的反對“權威”說,不論他個人後來與魯迅之間的關係如何,確實是有一種維護思想自由的積極成分在內。至於傅斯年,當然是自由主義思想忠實的維護者、提倡者。據胡適介紹,他在創辦《新潮》時期,即已提出文學改革應該引起一個思想改革的運動。真正的中國必須建設在新思想的上麵。他提倡文學革命不是為革命而革命,而是通過文學革命來解放思想,以建設嶄新的中國。可見思想的解放在他的心目中占有著十分重要的位置。而思想的解放與人的自由精神是分不開的。他說:“人類的要求是自由與平等,而促成這兩件事的是物質的和精神的進步。沒有自由的生活是不值得生活的,因為沒有自由便沒有了進步。”但是偶像的確立與這種自由的思想精神是相違背的。他所擔心的正是“偶像”對自由的傷害,當然也包括自己的老師胡適的懈怠和落後。

事實上,高、傅二人道出了一種時代的精神,那就是追求自由的精神。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前後,對自由精神的提倡、宣傳和維護,是那一時代的“時代精神”,是那一時代的“主旋律”。從康有為、梁啟超到蔡元培、胡適,直到李大釗、陳獨秀、魯迅,無不為自由而呼喊、戰鬥。他們反對一切壓迫、阻礙新生事物的發展和進步的東西。如李大釗就麵對強權而疾呼:哪裏還有自由?而陳獨秀則明確宣告:要為自由而戰。在《危險思想與言論自由》一文中,李大釗明確指出:“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都是為保障人生達於光明與真實的境界而設的。無論什麼思想言論,主要能夠容他真實沒有矯揉造作的盡量發揮出來,都是於人生有益,絕無一點害處……思想是絕對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禁止思想自由的,斷沒有一點的效果。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著你的禁止越發強大。你怎樣禁止他、製抑他、絕滅他、摧殘他,他便怎樣生存、發展、傳播、滋潤,因為思想的性質力量,本來如此。”這樣說來,所謂的權威、偶像便和自由的精神大相抵觸,因而是不需要的了。不論人們怎樣看待現代文學史上的這兩件事,其中所包含的那個時代的精神卻是不容否定的。

12、讀書與讀注

陳萬雄先生是香港商務印書館的總編輯,曾著有《新文化運動前的陳獨秀》等專著。最近,又看到了他的另一本由三聯書店出版的新作《五四新文化的源流》。該書不同於內地常常見到的著作,立論宏闊,以論為主,而是特別看重在掌握大量的曆史史實的基礎上得出結論。所以,從史實出發,從事實出發來確立自己的觀點,是陳萬雄先生做學問的一個重要特點。讀陳著,首先使我們接觸到的是大量的關於那一時代的史料。比如關於《新青年》的作者,我們所知道的大多為北京大學的幾位知名教授,但還有哪些人就不甚了了。在陳著中,就要把他所掌握的名單一一開列。如在所謂“同仁雜誌時期”即一九一五年九月至一九一六年二月期間,主要的撰稿人從陳獨秀到高一涵、易白沙、劉叔雅、高語罕、潘讚化、謝無量等,一一做了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