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先生的《胡適雜憶》也好，梁先生的《清代學術概論》也好，都是“過去”的事。但現在也不是沒有這樣的例子。最近讀到一本餘英時先生新作的《重尋胡適曆程》，是他研究胡適的成果的結集。全書的主體是《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共十餘萬字，占全書的大部分篇幅。雖然它還隻是全書的一部分，但如果從字數來看也可以說是一部著作了。這些文字的撰寫，乃是餘英時為經聯公司重新編校出版的《胡適日記全集》所做的序。如果單獨出版的話當然是一部關於胡適的非常重要的書了。假如不算勉強的話，這也是把序寫成書的一個生動的事例。
為什麼能把序寫成書？夏誌清先生在他為《胡適雜憶》所做的“序”中的一段話可為我們提供一個很好的答案。他說，“近年來我為朋友作序，借用胡適一句話，‘覺得我總算不曾做過一篇潦草不用力氣的文章’。每篇序總言之有物，不是說兩句空泛的捧場話就算數的。寫《胡適雜憶》的序，我用氣力更多，等於自己做了一番胡適研究，不得不把書中有些不敢苟同的假設和論點，加以評審。”夏誌清的這番話是在說自己，其實也是在說一種學術品格。他為《胡適雜憶》所做的序雖然還不能說成了書，但其中對唐德剛所提出的一些觀點和看法表明了不同的意見，當然是下過相當的工夫的，決非人雲亦雲，泛泛而談之作。《胡適雜憶》之與《胡適口述自傳》自然不用說，唐德剛先生在對胡適的研究上所下的工夫非一般人所能比。而《清代學術概論》之與《歐洲文藝複興史》更不用說，梁啟超的學識修養本非常人所能。即使是餘英時也確實是在對胡適進行了一番“重新”研究之後才寫出了《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單是其中關於胡適在不同時期思想行狀的考釋就不是能隨便寫出來的。序寫成書，我並不是提倡大家都這樣，但確確實實是在提倡一種學術品格。也許這種品格才是我們最需要的。
14、誰在關心文化
二十世紀最初的二三十年，是中國文明發展進步最為重要的時刻。這期間，中國的文化完成了從文言文到白話文的革命，實現了文明發展的質的飛躍。可以說，就中國文明的發展進程而言，這場革命發生在二十世紀之初是非常幸運的。它使白話文有了近一個世紀的實踐和完善，逐步形成了比較規範的語言規律和與世界其他文明進行交流的機會，因而，就為參與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化競爭提供了可能。其重要性的另一個標誌是在這一段時間內，湧現出了一批在中國文明發展進程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的文化大師。如章太炎、梁啟超、王國維、嚴複、蔡元培、魯迅、胡適、陳獨秀等等。他們共同構成了中國文化在新的世紀裏的新景觀。通過幾代人的努力，中國的文明得到了重要的發展和進步，能夠與世界前進的步伐一致。
但是，我在這裏要談的是，在那個群星燦爛的時代，是誰在關心文化？這一不同凡響的壯麗景觀是不是一種隻屬於大師們的孤立的存在？
有一種說法叫衣食足而知禮儀。所謂衣食足，就是說物質生活有了充分的保障；而所謂知禮儀是指超越了物質生活而對精神生活的追求。也就是說，人在得到物質生活的滿足之後，就要更多地考慮對精神生活的追求。這話有其相當的合理性，但也不盡然。我以為還不能一概而論。在得到物質保障之後去追求更為高尚的精神享受，表現了人類的進步和對自身的不斷超越，當然是一種積極的社會文化現象。但是，這並不排斥人在物質生活還很困乏的情況下，對精神文化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從某種意義而言，這樣的行為似乎是一種更為高尚的舉動。最近讀了一些關於二十世紀初的人、事和生活的書，發現那時很有一批雖然生活沒有起碼的保障，但對文化卻充滿了執著的關心和追求的人們。所以我以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正是這樣一批人的存在，為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動力和基礎。他們在自身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對文化的執著，成為文明不斷發展和進步的保證。
很多人都讀過阿累的散文《一麵》。那是他在魯迅先生去世後為紀念先生而做的一篇短文。
文中描述了作者在內山書店因買書而與魯迅先生的一次會麵。阿累，本名朱一葦，一九三一年考入上海英商公共汽車公司當售票員，是一個真正的工人。《一麵》中所寫的是在一九三二年的一天，他在接班前到內山書店買書的遭遇。當時的阿累可以說十分的窮困，身上隻有一塊多錢，還是他與另一位失業的工友幾天的飯錢。但是，他仍然向往著另一種生活：“飯是不能不吃的，然而書也太好了，買一本放在床頭，交班回來，帶著那種軟綿綿的疲倦躺著看這麼幾十頁，該多好！”這種對書籍、對文化的向往是非常地難能可貴的。
阿累雖然是一個汽車公司工人，卻在三十年代的上海經常發表文章，並且參加了反帝大同盟和左翼戲劇家聯盟。他的那種飯是要吃的，但書也太好了的“情結”正是當時許多生活貧困，但積極上進，富有責任感和進取精神的人們的典型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