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曉虹先生最近出了一本書，叫《晚清的魅力》。書中多為對“晚清”人事的描寫、鉤沉，特別是其中有許許多多的細節和由此而生的聯想，自是非常地感人。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晚清”是一個不怎麼美好的字眼，充滿了屈辱和傷感，又何來“魅力”可言？然而如果我們讀一讀夏曉虹先生的這本書，又對“晚清”有一定的了解的話，就會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這“魅力”的存在。這真是一個特殊的時代，需要我們給以特別的關注。就中國來說，晚清是一個不得不睜開眼睛看世界的時代，是一個無奈地承受了前所未有的恥辱的時代，同時又是一個大覺醒，大進步，大開放的時代。在晚清，出現了許許多多的追求真理，探索出路，苦苦尋求的名人誌士，他們為了自己的信仰可以蹈海明誌，可以以死醒世，可以變賣家產，真正是轟轟烈烈，讓後人在欽佩之餘，不由地感到自身的渺小和卑微。在《晚清的魅力》一書中，作者就很生動地描寫了諸如李鴻章、梁啟超、林長民、汪大燮、劉崇佑等人的言行，其情也濃濃，其誌也烈烈，其言也哀哀。這林林總總的人事圖中無不折射出一種超越了時空的“魅力”。
不過就個人而言，李鴻章、梁啟超們是青史留名的“大人物”，當然也就具備了一種大品格。一個時代的魅力如果僅僅由他們來構成，恐怕還不夠完備。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我更注意被大人物所淹沒的沒有在曆史上留下名姓的小人物。這一點，在夏曉虹先生的書中也有點點滴滴的透露。比如，在《晚清報紙的魅力》一文中，就介紹了許多當時報紙所登載的社會新聞，從而為後人了解當時的社會有了一扇不易打開的窗口。文章特別介紹了一九零七年十月八日的《時報》登載的一條消息，說殺害秋瑾的功臣張曾剔非但沒有加官晉爵，反而在浙江巡撫的任上不得安身，終被改派江蘇。不料在江蘇也被當地紳民拒斥。無奈，清廷再把張轉調山西。“沿途之人焚燒錠帛、倒糞道中者，均罵聲不絕。”這些不知姓名的紳民，與秋瑾非親非故，也難說是有相同誌向的革命黨人，卻拒斥痛罵，不能容之。他們之所以如此，並不是與秋瑾有什麼個人之間的利益，而是一種自發的對罪惡和倒行逆施者的痛恨。由此可見清廷之當滅，也可見人心之向背。他們的行動事實上與秋瑾等先烈的價值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
黃炎培先生有一篇紀念蔡元培先生的文章，叫《吾師蔡孑民先生哀辭》。
文中記敘了蔡在南洋公學做教師時的一件事。一九零二年的秋天，南洋公學的兩位學生被誤為不敬師長，學校為之記大過，引起學生的不滿。“校當局下令斥逐，諸生以被逐者非侮師也，請收成命，則令並逐請者，全級為請，斥全級，全校為請，斥全校。”最後南洋公學上、中兩院學生全體退學，蔡元培先生亦憤而辭職，與一部分退學學生創辦了愛國學社。蔡先生自不必說，他屬於“名人”，是名留史籍的大人物。而那些因不滿學校當局的學生，竟然諸生請，斥諸生；全級請，斥全級；全校請，斥全校。他們並沒有因為事不關己而處之以冷漠和旁觀。在是與非的麵前，他們寧肯犧牲自己的個人利益，也要求得正義的勝利。雖然這種勝利很可能就不存在。
胡適在《逼上梁山》一文中，曾回憶自己是如何開始思考與提倡白話文的。他說這件事與當時的一位在華盛頓做清華學生監督處書記的職員鍾文鼇有很大的關係。胡說鍾雖然是一個辦事的“書記員”，卻要在每月給留學生發月費的支票的時候，在信封裏夾寄一些宣傳社會改革的小傳單。諸如不滿二十五歲不娶妻；欲求教育普及，非有字母不可；多種樹，種樹有益等等。盡管胡適等留學生對鍾的“宣傳”很不滿，甚至寫信責罵他，但鍾仍然照寫不誤。是誰讓他這樣做的呢？沒有人認為他不這樣做就要受到懲罰，也沒有人給他安排指派。但這位執著的小職員就是這樣堅持著，做著對社會來說有益而又自己能做的事。這樣的事事實上是不分大小的。大有大的意義，而小亦有小的價值。重要的問題是，不論我們的能力有大小，都要盡自己的努力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