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知的快樂林德（愛爾蘭）
林德（1879~1949），愛爾蘭散文家。出生於貝爾法斯特，就學於女王學院，後去倫敦生活。曾多年擔任《新聞年鑒》的文學編輯，並以筆名“YY”給《新政治家》周刊撰寫散文。他在恢複查爾斯·蘭姆風格的散文方麵起了重要的作用，在英國散文界頗有影響。較著名的散文集有《無知的樂趣》、《藍色的獅子》、《我戰栗地想》、《生活中可愛的怪東西》等。
陪伴一個普通市民在鄉間走路——尤其或許正趕在四五月間——對他什麼都不知道的巨大範圍無論如何不可能不感到萬分驚訝。就是自個兒在鄉間散步，對自己知之甚少的巨大範圍也不可能不感到難以置信。成千上萬的男男女女生生死死一輩子，竟會不知道山毛櫸和榆樹有何不同之處，聽不出是畫眉在歡叫還是烏鴉在歌唱。興許，在一座現代城市裏，能夠聽出畫眉鳴叫或者烏鴉歡唱的人就是鳳毛麟角了。問題不是由於我們不曾見過這些鳥兒。問題隻是由於我們沒有注意過它們。我們一輩子被鳥兒們包圍著，可是我們熟視無睹，視有若無，我們中間的大多數人分辨不出是不是蒼頭燕雀在叫喚，或者說不出布穀鳥長得什麼顏色。對於布穀鳥總是一邊飛一邊唱還是有時落在枝頭上唱，我們如同小孩子一樣爭論不休——同樣搞不清楚查普曼是憑借想象還是知識寫出了下麵的詩行：
布穀鳥在橡樹綠色枝條間唱起，
正是人們在明媚的春天沐浴時。
然而，這種無知現象倒也不全是痛苦。由於無知，我們才獲得了不斷發現的快樂。如果我們真的相當無知，那麼每到春天我們就會領略到自然的每一處氣息，窺見露珠兒還在上麵駐足。如果我們活了大半輩子還不曾見過布穀鳥，隻把它當作空中回蕩的聲音，那麼我們看到它在樹間飛來飛去時那種驚飛樣子更加津津有味，認識到它會釀出禍害，並且欣喜地看到它同鷹一樣淩空翱翔，長長的尾巴瑟瑟抖動，然後貿然落在山腳的杉樹上，也許種種伺機反撲的天敵正潛伏在什麼地方。不能不說，博物學家觀察鳥兒的生活一定會得到許多樂趣，但是與一個人清早起來第一次看見一隻布穀鳥，發現世界充滿新奇，興致油然而生，兩者相比之下，博物學家的樂趣隻是一種見怪不怪的樂趣，差不多就是一種清醒而吃力的職業罷了。
說到這點，連博物學家的幸福在某種程度上也取決於他的無知，這種無知留給他新的世界去征服。在這類書本中，他也許對知識的細端末節都了如指掌，但是隻要他還沒親眼見證一下每種截然不同的東西，那他仍會覺得隻是知道了一半。他一心想親眼看看那隻雌布穀鳥——實在難得一見啊！——把蛋下在地上，用嘴銜到窩裏，最終在窩裏釀成殺害幼鳥的現象。博物學家會日複一日坐在地頭用望遠鏡觀察，親自肯定或打破盛傳的說法，即布穀鳥確實把蛋下在地上，而不是窩裏。如果他吉星高照，在布穀鳥下蛋時發現了這一鳥類最難得一見的行為，那他也不會一勞永逸，需要搞清的有爭議的問題仍然多不勝數，例如布穀鳥的蛋是不是與它棄掉的窩裏的別的鳥蛋總是一種顏色。可以肯定，從事科學的人沒有理由為他們失去無知而傷心流淚。如果他們看樣子無所不知，那隻是因為你我知之甚少而已。在他們翻出來的每一個事實下麵，總會有一筆無知的財富在等待他們。塞壬向尤利西斯究竟唱了支什麼歌，他們永遠不會比托馬斯·布朗爵士知道得更多。
如果我借助布穀鳥說明一般人的無知，這並不是因為我對這種鳥兒具有一言九鼎的權威。這僅僅是因為在非洲一個好像所有的布穀鳥都闖進來的教區裏度過一個春天，我認識到我對它們了解得少而又少，我所遇到的人也無不如此。但是，你我的無知還不僅僅局限於布穀鳥。我們的無知關係到所有上帝創造的事物，上至太陽和月亮，下至百花的名字。一次，我聽見一個聰明的女士打問新月是不是總在一周的同一天升起。她還說也許不知道更好，因為如果一個人不知道在天空的什麼地方能等到月亮，那麼月亮的露麵遲早都是一種令人快活的驚喜。但是，我估計新月即使對那些深諳其升落時間的人，它掛在天空也同樣會令人驚奇。春天的到來與花潮的到來，也無不如此。我們看見一枚早到的報春花會欣喜不已，是由於我們對一年寒來暑往習以為常，知道迎春花應在三四月間而非十月間開放。我們還知道，蘋果樹的花開在果子之前而非之後，但是我們在五月的果園度過一個美好節日時並不會因為隻見花不見果而減少欣喜。
同時，每逢大地回春，重溫許多花卉的名字也許會有一份特殊的快活。這好比重讀一本幾乎忘掉的書。蒙田告訴我們，他是忘事佬兒，重讀一本好書時總感覺是過去壓根兒沒有讀過的存書。我自己的記憶也靠不住，跟篩子差不多。我讀《哈姆萊特》和《匹克威克外傳》，總覺得它們是新作家的作品，從印刷廠出來還油墨未幹，它們的許多內容在一次閱讀和另一次閱讀之間會變得模糊不清。在許多情況下，這種記憶是一種苦惱，尤其你一心想把事情記得準確無誤的話。不過這種情形隻是在生活追求目標而非娛樂時才會有的。僅僅就貪圖奢侈而論，壞記憶會誇誇其談的東西倒不見得會比好記憶少多少。你要是有個壞記憶，不妨一遍又一遍閱讀普魯塔克和《一千零一夜》，讀上一輩子。許多細端末節也許會粘在最壞的記憶裏，正像羊群一隻接一隻擠過籬笆的空隙，樹刺上不能不掛住幾縷羊毛一樣。但是，羊群本身擠過去了，偉大的作家擠過無所事事的記憶如同羊群穿過籬笆，留下的東西少而又少。
如果我們能把書忘記了，那麼把月份以及月份過去後所告訴我們的東西忘掉也是很容易的。這會兒我跟自己說，我了解五月如同乘法表一樣清楚，關於五月的花卉、花開的樣子以及品級也不怕別人考一考。今天我敢肯定毛茛有五個花瓣（也許是六個花瓣？反正上周我是十分清楚的）。但是明年也許我就算不清花瓣有多少，不得不再溫習一遍，當心別把毛茛與白屈菜搞混了。到那時，我會用一雙陌生人的眼睛，再次把世界看作花園，對那五彩繽紛的田野驚訝得透不過氣來。我會情不自禁地納悶兒是科學還是無知，認定雨燕（那種黑色的鳥，比燕子大，與蜂鳥同屬一類）從不在窩裏棲息，而是在夜裏消逝在高空。我會帶著嶄新的驚奇了解到，唱歌的是雄布穀鳥，而非雌布穀鳥。我還不得不再次了解清楚，別把剪秋羅叫成老鸛草，重新按樹類的規矩弄明白白蠟樹出葉早還是出葉晚。有一回，一個外國人問一名當代英國小說家，英格蘭最重要的莊稼是什麼，他連想都沒想就回答說：“黑麥。”無知到這種程度，我倒覺得達到了卓越不凡的地步；不過，就是無知的人的無知也一樣深不可測。平常人拿起電話就打，卻說不清電話的工作原理。他認為電話就是電話，火車就是火車，萊諾鑄排機就是萊諾鑄排機，飛機就是飛機，如同我們的祖先把《福音書》裏的神跡當作神跡一樣。他用不著發問，也不必理解。仿佛我們每個人做過調查，隻為自己設定了一個事實組成的小圈子。日常工作以外的知識在多數人眼裏隻是裝點門麵的玩意兒。可是我們不斷在我們的無知麵前作出反應。我們時不時醒過勁兒來，進行推測。我們樂此不疲地遇事就進行推測——推測死後的生活是什麼樣子，推測那些據說連亞裏士多德都解不開的諸多問題，例如，“為什麼午間到午夜打噴嚏是好事，而夜間到午間打噴嚏就倒黴”。人類知道最大的樂趣之一是在尋求知識過程中這樣飛躍到無知狀態之中。說到底，無知的巨大樂趣是尋根問底的樂趣。誰要是失去了這種樂趣或者把這種樂趣換成教條的樂趣，即回答的樂趣，那他就已經開始僵化了。誰都會對周伊特這樣一個凡事愛問為什麼的人肅然起敬，此公年屆花甲才坐下來學習哲學。我們大多數人遠不到這個年齡便喪失了我們無知的感覺。我們甚至會為我們鬆鼠儲糧般的知識洋洋自得，把歲數增長本身當作一門大學識。我們忘了蘇格拉底之所以智慧留名，不是因為他無所不知，而是因為他認識到他活到古稀之年仍然一無所知。
論寬容福斯特（英）
福斯特（1879~1970），生於倫敦，是20世紀英國著名的作家，其作品包括六部小說、兩集短篇小說集、幾部傳記和一些評論文章。福斯特的作品語風清新淡雅，雖然人物的個性很容易被把握，但命運安排往往令人不可預測卻又鋪敘自然。20世紀80年代以來，《印度之行》、《看得見風景的房間》、《天使不敢駐足的地方》、《莫利斯》和《霍華德莊園》都被成功地搬上銀幕，使福斯特的作品得到了更為廣泛的流傳。
現在所有人都在談論重建。我們的敵人在規劃以其秘密警察來維持歐洲的新秩序，為此提出了各種方案，而我們這邊在談論重建倫敦，重建英格蘭，甚至重建整個西方文明，並且對如何達成目標作出了設想。這一切真是不錯，可是當我聽到這類談論，看到建築師削尖鉛筆，承包商搞出預算，政治家劃分出勢力範圍，每個人都開始為此各盡其力時，不由想起了一句名言：“除非上帝想要使房建成，否則建房人隻能是白費力氣。”這句話有濤一般的意境，然而卻隱含著鐵一樣的科學真理。它告訴我們，除非我們擁有健全的心態和正確的心理，否則不可能建成或者重建任何能夠長久存在的事物。這句話所包含的道理不僅適用於基督徒，而且適用於所有建設者，無論他持有怎樣的世界觀。我們的曆史學家阿諾德·約瑟夫·托恩必博士在他的《文明盛衰史》中將此話作為卷首語，其中自有深意。毋庸置疑，一個文明唯一可靠的基礎就是健全的精神狀態。建築師、承包商、國際經紀人、營銷委員會和廣播公司僅憑他們自己的力量想建成一個新世界，那真是癡人說夢。他們必須被一種適當的精神所激勵，而他們所為之工作的人們也要擁有這種適當的精神。比如說，有朝一日人們會拒絕住在醜陋的房子裏，而在此之前我們不會擁有一個美麗的倫敦。現在的人們並不在意醜陋，他們要求舒適，但不關心城市的美化，因為他們的確還不具備審美能力。我自己就住在一幢奇醜無比的單元樓裏，可我並不因為它的醜陋而覺得煩惱。不等到大家都為此而感到煩惱的那一天，所有想要重建一個美麗倫敦的規劃注定都要失敗。
不過到底什麼是適當的精神呢？我們可以達成下麵幾點共識：問題的根源在於心理狀態；隻有上帝參與，建設才能保持長久；先要擁有一種健全的精神，然後外交、經濟學和貿易會談才能起作用。不過，什麼樣的精神狀態是健全的呢？在這一點上我們產生了分歧。假如問，重建文明需要什麼樣的精神素質，大多數人會說，我們需要的是“愛”。照這種說法，人們要彼此相愛，國家亦應如此，隻有這樣才能製止正在對我們產生毀滅性威脅的一係列災難。
對持以上觀點的人們我表示敬意，卻不敢苟同。在個人事務中，愛是一種偉大的力量，可以說是最偉大的事物；但是在公共事務中，愛卻於事無補。它曾屢次嚐試過：先有中世紀的基督教文明，其後的法國大革命又從世俗的角度重申了人類的親情。然而，愛所付出的一切努力都歸於徒勞。想讓國與國之間相愛，想讓商業財團或者營銷商們相愛，想讓一個葡萄牙人愛一個他根本不認識的秘魯人，這種想法不僅荒謬、虛妄，而且有害。它使我們陷入迷茫而危險的多愁善感之中。“我們所需要的是愛！”我們這麼唱著，唱過了就算完事，任由世界照老樣子延續下去。事實在於一個人隻可能愛他自己所認識和了解的那些有限的人和事。在公共事務中，在文明的重建過程中，我們需要的是一種不像愛那樣戲劇化、感情化的東西，那就是寬容。寬容是一種很乏味的美德。它讓人厭煩，它比不上愛，向來沒給人留下什麼好印象；它是被動的，它隻是要求你去容忍別人，去忍受別的事物。從未有人想到要為寬容寫讚歌，或者為它塑像。然而，寬容正是戰後我們所需要的品質，正是我們所尋求的健全的精神狀態。隻有依靠它的力量，不同的種族、不同的階層、不同的利益集團才有可能聚在一起為重建出力。
世界上現在擠滿了人，擁擠到了前所未有的、可怕的程度，這些人不斷地互相磕磕碰碰。在這些人當中，多數是你不認識的，有些是你不喜歡的，比如說不喜歡他們的膚色，不喜歡他們鼻子的形狀，不喜歡他們擤鼻子的樣子，不喜歡他們總不擤鼻子，不喜歡他們講話的方式，不喜歡他們的氣味、他們的服飾、他們對爵士樂的迷戀或者他們對爵士樂的反感等等。那麼你該怎麼辦呢？你有兩種處理方法可以選擇。一種是納粹式的：對於你不喜歡的某些人，你把他們殺掉、流放，或者隔離，然後你就昂首闊步地向世人宣稱隻有你才是人類的精華。我喜歡的是另一種方法，它遠不如上一種那樣激動人心，可是它符合民主國家的立國原則。如果你不喜歡某些人，你要盡可能地容忍他們。別試圖去愛他們，那隻會徒勞無獲。你要努力對他們采取寬容的態度。隻有以這種寬容為基礎，我們才有可能建設一個文明的未來。除此之外，我想不出還有什麼能夠作為戰後世界發展的基礎。
我之所以這麼認為，是因為這個世界現在正需要靜態的美德，傲慢、暴躁、憤怒和複仇欲都解決不了問題。我已經對一切動態的、攻擊性的理想失去了信心，因為它們一旦實施起來，幾乎總要使成千上萬的人受到殘害或者監禁。對於“我要清理這個國家”或者“我要把這個城市清洗幹淨”這一類的話，我的反應是恐懼和厭惡。這種做法在從前也許不那麼可怕，因為那時世界還比較空；現在則不同了。在當今世界，國與國相互交織在一起，一個城市與周圍地區也有著不可分割的有機聯係。我還要指出一點：迅速重建不太可能。無論建築家們怎樣精心設計，我依然不相信我們擁有適於重建的心理狀態。按照人類走過的曆史來判斷，重建的前景也許不錯，但那是從長遠來看。文明總不免經曆一些奇異的倒退，而我覺得我們正處於這樣一個倒退階段。我們必須承認這個事實，並以此為出發點來采取行動。我相信，在建立和平之後，寬容就成為必不可少的東西。舉個實例來說：我一直在想，假如和約簽訂之後，我遇到了曾與之戰鬥的德國人，我該作出何種反應。我不該試圖去愛他們，我在心裏找不到這種情感，我至少還記得他們打碎我那窄小醜陋的公寓樓裏的一扇窗的情景。但是，我會努力去容忍他們，因為那符合常理，因為戰後我們還要與德國人共同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我們不可能鏟除他們，正像他們未能成功地鏟除猶太人一樣。我們將容忍他們，這並非出於什麼高尚的理由，而僅僅是因為我們有必要這樣做。
我並不把寬容視為一種偉大的、永久的、神聖的原則，雖然我可以引用基督的名言“在我主的房中有許多間屋”來支持這一觀點。寬容隻是權宜之計，適用於一個過擠過熱的星球。當愛消退時，寬容依然存留，而愛消退起來是很快的；我們隻要走出家門，離開親友，與一群陌生人一起排隊買土豆，愛馬上就消退了。在隊列中需要寬容，否則你就會想：“這隊為什麼這麼慢？”在地鐵中也需要寬容，否則你就會想：“這些人為什麼這麼胖？”在打電話時也需要寬容，否則你就會想：“這人為什麼這麼聾？”或者“這人為什麼這麼口齒不清？”在街頭、在辦公室、在工廠裏都需要寬容，而最需要寬容的莫過於階級之間、種族之間和國家之間了。寬容本身是單調的，但它要依靠想象力來獲得，因為你必須為別人設身處地地著想，這算得上是一種有益的精神訓練。
為容忍別人而不斷努力，看上去好像是柔弱甚至沒有骨氣的行為，因而它有時會引起性格豪爽之人的反感。偉大人物提倡寬容的例子，我並不能舉出很多。聖保羅不講寬容，但丁也不講。不過，我畢竟還是能想起一些名字的。在兩千多年前的印度，篤信佛教的國王阿索卡讓人鐫刻碑文，不是要記載他本人的豐功偉業，而是告誡世人要存寬恕之心，要相互理解，要維護和平。在400年前，荷蘭學者伊拉斯莫超然於狂熱的新教和舊教徒的爭鬥之外，並因此受到了兩派的夾擊。同屬16世紀的法國作家蒙田在他那寧靜的鄉村房子裏寫出了詼諧、精妙、機智的文字，直到今天，文明的人們還能從中獲得樂趣和信心。在英國則有哲學家約翰·洛克，自由黨成員、開明的神甫西德尼·史密斯，還有勞維斯·狄更生，他的《現代論集》是論寬容的經典之作。在德國——沒錯，是在德國——出現了歌德。所有這些人都支持我在前文中盡力要表達的信條。它盡管是靜態的，但對於拯救這個擁擠不堪的世界卻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