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可分為直接的史料與間接的史料。直接的史料者，其史料當該史跡發生時或其稍後時，即已成立。如前所述《慈恩傳》、《竊憤錄》之類皆是也。此類史料，難得而可貴，吾既言之矣。然欲其多數永存，在勢實有所不能。書籍新陳代謝，本屬一般公例；而史部書之容易湮廢，尤有其特別原因焉：（一）所記事實每易觸時主之忌，故秦焚書而“諸侯史記”受禍最烈；試檢明清兩朝之禁毀書目，什有九皆史部也。（二）此類書真有價值者本不多，或太瑣碎，或涉虛誕，因此不為世所重，容易失傳。不惟本書間有精要處，因雜糅於粗惡材料中而湮沒；而且凡與彼同性質之書，亦往往被同視而俱湮沒。（三）其書愈精要者，其所敘述愈為局部的；凡局部的致密研究，非專門家無此興味；一般人對於此類書籍，輒淡漠置之，任其流失。以此種種原因，故此類直接史料，如浪淘沙，滔滔代盡，勢不能以多存。就令存者甚多，又豈人生精力所能遍讀？於是乎在史學界占最要之位置者，實為間接的史料。間接的史料者，例如左丘以百二十國寶書為資料而作《國語》，司馬遷以《國語》、《世本》、《戰國策》……等書為資料而作《史記》。《國語》、《史記》之成立，與其書中所敘史跡發生時代之距離，或遠至百年千年；彼所述者，皆以其所見之直接史料為藍本，今則彼所見者吾儕已大半不複得見：故謂之間接。譬諸紡績，直接史料則其原料之棉團，間接史料則其粗製品之紗線也。吾儕無論為讀史為作史，其所接觸者多屬間接史料；故鑒別此種史料方法，為當麵最切要之一問題。
鑒別間接史料，其第一步自當仍以年代為標準。年代愈早者，則其可信據之程度愈強。何則？彼所見之直接史料多，而後人所見者少也。例如研究三代以前史跡，吾儕應信司馬遷之《史記》，而不信譙周之《古史考》，皇甫謐之《帝王世紀》，羅泌之《路史》。何則？吾儕推斷譙周、皇甫謐、羅泌所見直接史料，不能出司馬遷所見者以外；遷所不知者，周等何由知之也？是故彼諸書與《史記》有異同者，吾儕宜引《史記》以駁正諸書。反之，若《竹書紀年》與《史記》有異同，吾儕可以引《紀年》以駁正《史記》。何則？魏史官所見之直接原料，或多為遷之所不及見也。此最簡單之鑒別標準也。
雖然，適用此標準，尚應有種種例外焉。有極可貴之史料而晚出或再現者，則其史料遂為後人所及見，而為前人所不及見何謂晚出者？例如德皇威廉第二與俄皇尼古拉第二來往私函數十通，研究十九世紀末外交史之極好史料也；然1920年以前之人不及見，以後之人乃得見之。例如《元史》修自明初，豈非時代極早？然吾儕寧信任五百年後魏源或柯劭忞之《新元史》，而不信任宋濂等之《舊元史》。何則？吾儕所認為元代重要史料如《元秘史》、《親征錄》……等書，魏柯輩得見，而明初史館諸人不得見也。何謂再現者？例如羅馬之福林，邦渒之古城，埋沒土中二千年，近乃發現；故十九世紀末人所著羅馬史其可信任之程度，乃過於千年前人所著也。例如殷墟甲文，近乃出土，吾儕因此得知殷代有兩古王為《史記》、《三代》、《世表》所失載者，蓋此史料為吾儕所見，而為司馬遷所不得見也。
不特此也，又當察其人史德何如，又當察其人史識何如，又當察其人所處地位何如。所謂史德者：著者品格劣下，則其所記載者宜格外慎察。魏收《魏書》，雖時代極近；然吾儕對於彼之信任，斷不能如信任司馬遷、班固也。所謂地位者，一事件之真相，有時在近代不能盡情宣布，在遠時代乃能之。例如陳壽時代，早於範曄；然記漢魏易代事，曄反視壽為可信。蓋二人所及見之直接史料，本略相等；而壽書所不能昌言者，曄書能昌言也。所謂史識者：同是一直接史料，而去取別擇之能力，存乎其人。假使劉知幾自著一史，必非李延壽令狐德棻輩所能及；元人修《宋史》，清人修《明史》，同為在異族之朝編前代之史；然以萬斯同史稿作藍本所成之《明史》，決非脫脫輩監修之《宋史》所能及也。要而論之，吾儕讀史作史，既不能不乞靈於間接的史料，則對於某時代某部門之史料，自應先擇定一兩種價值較高之著述以作研究基本選擇之法，合上列數種標準以衡之，庶無大過。至於書中所敘史實，則任何名著，總不免有一部分不實不盡之處質言之，則無論何項史料，皆須打幾分折頭。吾儕宜刻刻用懷疑精神喚起注意，而努力以施忠實之研究，則真相庶可次第呈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