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舊有的記載把年代全記錯了的 例如陶淵明，《宋史》、《昭明太子》、《晉書》各傳，都說他年六十三，生於晉興寧三年，其實都錯了。我替他作年譜，從他的詩句裏找出好些證據，斷定他年隻五十六。生於晉鹹安二年。這麼一來，和舊有的年譜全體不同了。舊譜前數年的事，我都移後數年。這種工作，和《太史公係年考略》稍異。他用的是鉤沉的工夫，我用的是訂訛的工夫。前人作了不少的《陶淵明年譜》，都不會注意到此。其實無論那個譜主的生年數一錯，全部年譜都跟著錯了。此外如譜主的行事，著作的先後次序，前人的記載也不免常有錯誤，都值得後人考訂。例如王陽明編《朱子晚年定論》，說那些文章是朱子晚年作的，其後有許多人說他造謠：這實是一大問題。假使朱子的行事及著作的先後，早有好年譜考定了，便不致引起後人的爭辯。專傳列傳都不能做詳細考訂工作；年譜的責任，便更重大了。
（3）舊有的記載故意誣蔑或觀察錯誤的 如《宋史·王安石傳》對於王安石的好處，一點不說，專記壞處，有些不是他的罪惡，也歸在他身上了，因為作《宋史》的人根本認他是小人。後來蔡上翔作《王荊公年譜》，把《王荊公文集》和北宋各書，關於譜主的資料，都搜輯下來，嚴密的考訂一番，詳細的記述成書。我們看了，才知道作《宋史》的人太偏袒王安石的敵黨了，把王安石許多重要的事跡都刪削了，單看見他的片麵，而且還不免有故入人罪的地方。像這種年譜，實有賴於考訂。倘無考訂的工夫，冒昧的依從舊有的記載，那麼，古人含冤莫白的，不知有多少了。但蔡上翔的《王荊公年譜》似乎不免超過了考訂的範圍，有許多替王安石辯護的話，同時寫在考訂的話之後；辯護雖很不錯，卻和考訂的性質有點不同了。
總結上麵四種年譜種類說幾句話，就是我們要想作年譜先要打定主意，想做的是那一種，是創作的呢，還是改作的？是獨立的呢，還是附見的？是平敘的呢，還是考訂的？主意定了，才可以動手。
乙 年譜的體例
接著的便是年譜的體例問題，我們須得講個清楚，使學者知道年譜怎樣作法。
（一）關於記載時事——譜主的背景
世上沒有遺世獨立的人，也就沒有不記時事的年譜。偉大的人，常常創造大事業，事業影響到當時人生，當然不能不記在那人的年譜上。就是活動力很小的人，不能創造大事業，而別人新創造的事業，常常影響到他身上，那麼，時事也應占他年譜的一部分。不過譜主的趨向既各不同，年譜記載時事，自然也跟著有詳有簡。詳簡的標準，我們須得說一說：
譬如陳白沙是荒僻小縣的學者（我的鄉先輩），不曾做過教學以外的事業；生平足跡，隻到過廣州一次，北京兩次；生的時世又很太平：簡直可以說他和時事沒有直接的關係。倘使替他做年譜，時事當然少記。又如錢竹汀的科名雖然不小，但隻做了幾年閑散的京官，並沒有建設什麼功業，到了中年，便致仕回裏，教書至死，生的時世也很太平。我們要想把時事多記些上他的年譜，也苦於無法安插。又如白香山的詩，雖很有些記載社會狀況的，生的時世雖很紛亂，但他不曾跑進政局和時事還沒有直接關係，不過總算受了時事的影響。倘使我們替他做年譜，時事自然可以記載些。像這類純粹的學者、文人，和時代的關係比較的少，替他們做年譜，要記載時事，應該很簡切，假使看見旁人的年譜記時事很詳，也跟樣，那可錯了。
反麵說，學者，文人，也有根本拿時代做立腳點的。例如顧亭林，雖然少做政治活動，而他的生涯完全受政治的影響，他的一言一動幾乎都和時代有關係。假使他的年譜不記時事，不但不能了解他的全人格和學問，而且不能知道他說的話是什麼意義。從晚明流寇紛起，滿洲人入關得國，到明六王次第滅亡，事事都激動他的心靈，終究成就了他的學問。像這類人雖然沒有做政治活動，他的年譜也應該記載時事，而且須記詳細些。若譜主正是政治家、當軸者，那更不用說，無論是由他創造的事業，或是有影響於他身上的時事，都應該很詳細的記入他的年譜。
有一種文人，和當時的政事有密切關係。假使他的年譜不記時事，我們竟無法看懂他的著作，認識他的價值，而時事亦即因此湮沒不少。例如一般人稱杜甫的詩為詩史，常常以史注詩，而不知詩裏便有許多史冊未記的事。又如顧亭林的詩，影射時事的也不少，其中有一首，記鄭成功張煌言北伐至南京的一事，說張煌言曾與李定國定期出兵，因路遠失期，以致敗走。假使《顧亭林年譜》不記時事，怎麼知道這詩所說何事？即使知道了鄭張北伐的事，不端詳詩句的隱義，也會湮沒了張李相約的軼聞。所以譜主的著作，和年譜對看，常有相資相益之處；而年譜記載時事，也因此益覺重要。
大概替一人作年譜，先須細察其人，受了時事的影響多大？其人創造或參與的時事有幾？標準定了，然後記載才可適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