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取資料的原則，與其貪多而失真，不如極謹嚴，真可信才信，無處不用懷疑的態度。清崔述著《洙泗考信錄》，把關於孔子的神話和偽跡都一一的剔開，隻保留真實可靠的數十事。雖然未免太謹嚴，或致遺漏真跡，但我們應當如此。隻要眼光銳利，真跡被屏的一定少，偽跡混真的一定可以被屏。
崔述采取資料，專以《論語》為標準，《左傳》、《孟子》有關於孔子的話也相當的擇用。這種態度大體很對。但一方麵嫌他的範圍太窄，一方麵又嫌太寬了。怎麼說他太窄呢？因為《論語》以記言為主，很少記事，就是《鄉黨》篇多記了點事，也隻是日常行事，不是一生經過。像崔述那樣，專靠《論語》，不采他書，實在太缺乏資料了。這種地方，本來也很困難，放寬點範圍便會闖亂子，所以崔述寧可縮小範圍。譬如《論語》以外，兩部《禮記》也記了孔子許多事，到底哪一種可采，哪一種不可采，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崔述既然以《論語》做標準，看見和《論語》相同或不背謬的便采用，否則完全不要。這樣，不免有些真事沒有采用。又如《孟子》那部書關於孔子的話是否可以和《論話》一樣看待，還是問題。孔子死後百餘年而孟子生，又數十年而荀子生。論理，孟子、荀子，同是當時大師，同是孔子後學，二人相隔年代並不遠，所說的話應該同樣的看待。崔述看重《孟子》，看輕《荀子》，《洙泗考信錄》取《孟》而棄《荀》，未免主觀太重罷。即使以《論語》為標準，也應該同等的看待《論語》以外的書如《孟子》、《荀子》、《禮記》等，才不致有範圍太狹窄的毛病。
為什麼說崔述采取資料的範圍太寬呢？譬如他以《論語》為主，而《論語》本身便已有許多地方不可輕信。他自己亦說過《論語》後五篇很靠不住。但是他對於五篇以外諸篇和《左傳》、《孟子》等書常常用自己的意見采取，凡說孔子好的都不放棄，也未免有危險。固然有許多故意誣蔑孔子的話應該排斥，但也有許多故意恭維孔子誇張孔子的話，常常因為投合大家的心理而被相信是千真萬確，這種，我們應該很鄭重的別擇。若有了一種成見，以為孔子一定是如此的人，決不致那樣，某書說他那樣，所以某書不足信，這就範圍太寬的毛病。
現在舉三個例，證明有許多資料不可靠。譬如《論語》說：“公山不狃以費叛，召，子欲往。子路不說，……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從前都很相信孔子真有這回事。其實公山不狃，不過一個縣令，他所以反叛，正因孔子要打倒軍閥。孔子那時正做司寇，立刻派兵平賊，那裏會丟了現任司法總長不做，去跟縣令造反，還說甚麼“吾其為東周？”又如《論語·陽貨篇》說“佛肸召，子欲往。……”佛肸以中牟叛趙襄子是孔子死後五年的事，孔子如何能夠欲往？又如《論語·季氏篇》說“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子路問於孔子。……”子路做季氏宰是孔子做司寇時事，冉有做季氏宰是孔子晚年自衛返魯時事，如何會同時仕於季氏？這三例都是崔述考出來的。可見我們別擇資料應該極端慎重，與其豐富，不如簡潔。
但是別擇以後，真的要了，偽的如何處置呢？難道隻圖傳文的幹淨，不要的便丟開不管嗎？如果丟開不管，最少有二種惡果：一、可以使貪多務博的人又撿起我們不要的資料當作寶貝；二、可以使相傳的神話漸漸湮沒，因而缺少一種可以考見當時社會心理或狀態的資料。所以我以為作完《孔子傳》以後，應當另作《附錄》。《附錄》也不是全收被屏的資料，隻把神話分成若幹類，每類各舉若幹例，列個目錄，推究他的來曆。這樣，一麵可以使一般人知道那些材料不可靠，一麵又可以推測造神話者的心理，追尋當時社會的心理。
許多神話的一種是戰國政客造的。那些縱橫遊說之士全為自己個人權力地位著想，朝秦暮楚，無所不至。孟子時代已有那種風氣，後來更甚。他們因為自己的行為不足以見信於世，想借一個古人做擋箭牌，所以造出些和他們行為相同的故事來。如《漢書·儒林傳》說“孔子奸七十餘君。”《論語》說“公山不狃召”、“佛肸召”都是這類。這對於孔子的人格和幾千年的人心都很有關係。從來替孔子辯護的人枉費了不少的心思，勉強去解釋；攻擊孔子的人集矢到這點，說孔子很卑鄙；其實哪裏有這回事呢？完全是縱橫家弄的把戲。
孔子神話的另一種是法家造出來的。法家刻薄寡恩，閉塞民智，因恐有人反對，所以造出孔子殺少正卯一類的故事來。《孔子世家》說：“孔子行攝相事，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孔子家語》說，少正卯的罪名是“心逆而險，行僻而堅，亡偽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飭。”其實孔子攝相是夾穀會齊時做定公的賓相，並不是後人所謂宰相，並沒有殺大夫的權限。況且孔子殺少正卯的罪名，和太公殺華士，子產殺史何，完全一樣：這種故事，不是法家拿來做擋箭牌，預備別人攻擊他們刻薄時，說一聲“太公子產孔子都已如此”，還是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