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中國傳下來的書籍，若問哪部分多，還是史部。中國和外國不同。外國史書固不少，但與全部書籍比較，不如中國。中國至少占十之七八。外國不過三分之一。自然科學書，外國多，中國少。純文學書，外國也多，中國也少。哲學宗教的書，外國更多，中國更少。
此何以故？中國全個國民性，對於過去的事情，看得重。這是好是壞，另一問題。但中國人“回頭看”的性質很強。當以過去經驗做個人行為的標準，這是無疑的。所以史部的書特別多。
中國史書既然這麼多，幾千年的成績，應該有專史去敘述。它可是到現在還沒有，也沒有人打算做，真是很奇怪的一種現象（名達案：民國十四年九月，名達初到清華研究院受業於先生，即有著《中國史學史》之誌，曾向先生陳述；至今二年，積稿頗富，惟一時尚不欲草率成書耳）。
中國史學史，最少應對於下列各部分特別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學的成立及發展；四、最近史學的趨勢。
最先要敘史官。史官在外國並不是沒有，但不很看重；中國則設置得很早，看待得很尊。依神話說，黃帝時，造文字的倉頡，就是史官，這且不管；至遲到周初，便已看重史官的地位。據金文（鍾鼎文）的記載，天子賜鍾鼎給公卿諸侯，往往派史官做代表，去行給獎禮。周公時代的史佚見於鍾鼎文就不下數十次，可見他的地位很高。他一人如此，可見他那時和他以前，史官已不是輕微的官了。殷墟甲骨文，時代在史佚之前，已有許多史官名字，可知殷代初有文字，已有史官，《尚書》的《王命》、《顧命》兩篇，有史官的事實，這是見於書籍的紀元。《左傳》記載晉董狐、齊北史氏的直筆，稱道史官的遺烈，可見在孔子以前，列國都有史官，不獨天子。孟子說：“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實一也。”墨子說曾見百國《春秋》。《左傳》記晉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得《魯易象》與《春秋》，可見春秋戰國時代，列國都有《春秋》一體的史書，而且都是史官記的，所以後來司馬遷叫他“諸侯史記”。晉太康三年，汲郡發掘晉襄王塚，得到的許多書中，有一部似《春秋》，記載黃帝以來的事實，自晉未列為諸侯以前，以周紀年，自魏未為諸侯以前，以晉紀年，自魏為諸侯以迄襄王，以魏紀年，而且稱襄王為今王。這部書，當時人叫他《竹書紀年》，後來佚了，現在通行的是假書，王靜安先生所輯的略為可靠。據《晉書》所載《竹書紀年》的體裁，《竹書紀年》當然是魏史官所記，和魯史記的《春秋》一例。其餘各國史官所記，給秦火焚毀了，想來大概都是《竹書紀年》一體，而且各國都有史官職掌這事的。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竹書紀年》的記載從黃帝堯舜一直到戰國，雖未必全真，由後人追述的也有，但亦必有所本，不能憑空杜撰。其中所載和儒家傳說矛盾的，如啟殺伯益、伊尹殺太甲，夏年多於殷，亦必別有所本。他又並不瞎造謠言，有許多記載已給甲骨文鍾鼎文證明是事實。這可見魏史官以前有晉史官，晉史官以前有周史官，周史官以前有殷史官，……一代根據一代，所以才能把遠古史事留傳下來。雖然所記不必全真全精，即此粗忽的記載，在未能證明其為全偽以前，可以斷定中國史官的設置是很早很早的。最低限度，周初是確無可疑的已有史官了。稍為放鬆一點，夏商就有，亦可以說。中國史學之所以發達，史官設置之早是一個主要原因。
其次，史官地位的尊嚴，也是一個主要原因。現在人喜歡講司法獨立，從前人喜歡講史官獨立。《左傳》裏有好幾處，記載史官獨立的實跡。如晉董狐在晉靈公被殺以後，書“趙盾弑君”，趙盾不服，跟他辯，他說，你逃不出境，入不討賊，君不是你弑的是誰？趙盾心虛，隻好讓他記在史冊。又如崔杼殺齊莊公，北史氏要書“崔杼弑君”，崔杼把他殺了，他的二弟又要書，崔杼把他的二弟殺了，他的三弟不怕死，又跑去要書，崔杼氣短，不敢再殺，隻好讓他。同時，南史氏聽見崔杼殺了幾個史官，趕緊跑去要書，看見北史氏的三弟已經成功了，才回去。這種史官是何等精神！不怕你奸臣炙手可熱，他單要捋虎須。這自然是國家法律尊重史官獨立，或社會意識維持史官尊嚴，所以好的政治家不願侵犯，壞的政治家不敢侵犯，侵犯也侵犯不了。這種好製度不知從何時起，但從《春秋》以後，一般人暗中都很尊重這無形的紀律，曆代史官都主張直筆，史書作成也不讓皇帝看。固然，什麼製度，行與不行，都存乎其人，況且史官獨立半是無形的法典？譬如從前的禦史，本來也是獨立，但是每到末世就變皇帝大臣的走狗。又如民國國會的豬仔，隻曉得要錢，哪懂得維持立法獨立！就是司法獨立也不過名義上的，實際上還不是給軍閥闊人支配？但是隻要-有這種史官獨立的精神，遇有好史官便可以行其誌，別人把他沒有法子，差不多的史官也不局限性恣意曲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