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以後，帶了創作性的史家是班固，他作的《漢書》，內容比較《史記》還好；體裁半是創作，就在斷代成書這點。後來鄭樵罵他毀滅司馬遷的成法，到底曆史應否斷代還有辯論的餘地，但斷代體創自班固則不可誣。從此以後，斷代的紀傳體，曆代不絕，竟留下了二十餘部。稱中國曆史，必曰《二十四史》。《二十四史》除《史記》外，都是斷代的紀傳體。談起這體的開山祖，必日班固。所以班固須占史家史的一段。
再次是苟悅，即《漢紀》的作者。史的發達，編年在先，紀傳在後。司馬遷以前，全是編年；以後，紀傳較盛，但仍感有編年的必要。《漢紀》即編年體，荀悅的地位同於班固。班固變通代的紀傳體為斷代的，荀悅也變通代的編年為斷代的。所以荀悅也須一敘，以表示這種趨勢。
第一期的史家有這麼多，也有一等二等之分。經過這一期以後，“千岩競秀，萬壑爭流”的，史家多極了。據劉知幾的計算，自東漢到唐初不下百餘家，這是史學極盛時期，單是《晉書》就有十八家做過，自唐代官修《晉書》出而十八家全廢。此外宋、齊、梁、陳、北魏、北周、北齊以及稍前的五胡十六國，或編年，或紀傳，無不有史，即無不有史家。但那時著作，多半因襲，沒有創作。自唐初以前，作者或兼史官，或以私人作史而後來得國家的幫助，國家把他當史官看待，或竟用私人力量著成一書，這都受司馬遷、班固的影響。這些人和唐以後不同，都是一個人獨立作史，或父子相傳，或兄弟姊妹同作。他們的成功與否，成功的大小，另是一問題；但都想自成一家之言，不願參雜別人的見解，和唐後官修史書完全異致。
唐以後，史學衰歇，私人發宏願做史家的很少。國家始設立館局，招致人才，共同修史。這種製度，前代也許有，但都是暫時的；到唐代才立為法製，但有很多毛病，當時劉知幾已太息痛恨，而終不能改劉知幾是史官中出類拔群的，孤掌難鳴，想恢複班固的地位而不可能，隻好悶煩鬱結，著成一部講求史法的《史通》。他雖沒有作史的成績，而史學之有人研究，從他始。這好像在陰霾的天氣中打了一個大雷，驚醒了多少迷夢，開了後來許多法門。這可以讓第三部分講。
宋朝有好幾部創作：（1）歐陽修的《新五代史記》，好不好，另一問題；但在史家的發達變遷上，不能不推為一個複古的創作者。他在隋唐、五代空氣沉悶以後，能夠有自覺心，能夠自成一家之言，不惟想作司馬遷，而且要作孔子，這種精神是很可嘉尚的。他在《新五代史記》以外，還和宋祁同修了《唐書》。《唐書》的《誌》這部分是他作的，很好，隻有《明史》的《誌》可和他相比。表這部分，如《宰相世係表》也算創作。所以，歐陽修所著的書，不管他好不好，而他本人總不失為“發憤為雄”的史家。（2）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價值不在《史記》之下。他的貢獻，全在體裁的創作。自荀悅作《漢紀》以後，袁宏作《後漢紀》，幹寶作《晉紀》，都是斷代的編年體。到《資治通鑒》才通各代成一史，由許多史家分擔一部，由司馬光綜合起來。簡繁得宜，很有分寸；文章技術，不在司馬遷之下。先頭作了《長編》，比定本多好幾倍；後來又另作《考異》，說明去取的來由；作《目錄》，提挈全書的綱領：體例極完備，《考異》的體例尤其可貴。我們學古人著書，應學他的方法，不應學他的結果。固然考異的方法，司馬光也運用得不曾圓滿，我們還可糾正；但不相幹，隻要他能夠創作這種方法，就已有莫大的功勞。自有此法以後，一部史書著成，讀者能知道他去取的原因，根據的所在。所以司馬光在史學的地位，和司馬遷差不多相等。（3）司馬光附屬的第二流史家是朱子，朱子就《資治通鑒》，編成《通鑒綱目》，雖沒有做好，自不失為小小的創作。他改直敘的編年體為和《春秋》、《左氏傳》一樣的綱目體，高一格為綱，低一格為目。其注重點在綱，借綱的書法來發揮他的政治理想，寓褒貶之意。他最得意的地方，如三國的正統改魏為蜀等，其實沒有多大關係；其好處在創造綱目體，使讀者一看綱就明白一個史事的大概。這種體裁還可運用到編年以外的體裁，紀傳可用，書誌也可用。如後來錢子文《補漢兵誌》，錢德洪作《王陽明年譜》，就用這體。這體的好處，文章幹淨，敘述自由，看讀方便。但創造這體的人是誰。還有問題。《元經》若是王通或阮逸所作，則這體是他們所創，但不可靠。無論如何，用綱目體來作史，自朱子起，則可無疑，所以朱子可稱史家。（4）朱子前一點，最偉大的是鄭樵。他以為曆史如一個河流，我們若想抽刀斷水，是不可能的，所以以一姓興亡為史的起迄，是最不好的。因此，創作一部《通誌》，上自極古，下至唐初。這種工作梁武帝和他的臣子也曾做過，《隋誌》載他們作的《通史》有四百八十卷，可惜不傳，不知其內容怎樣。鄭樵在史學界，理論上很有成績，實際上的工作如作《通誌》可謂大失敗。《通誌》的運氣好，至今仍保存。後來史學家批評他，紀傳一大堆盡可焚毀，因為全抄各史，毫無新例，隻有《二十略》可看。他所以不致失傳，也許因為有《二十略》的成功。《二十略》貫通各史書誌，擴充文物範圍，發明新穎方法，在史學界很占著地位，足令鄭樵不朽。（5）此外為袁樞的《通鑒紀事本末》。這書就《資治通鑒》的史事，摘要歸類，各標一題，自為起迄。論他紀事，大小輕重，頗覺不倫；論他體例，在紀傳編年之外，以事的集團為本位，開了新史的路徑，總不愧為新史的開山。（6）還有蘇轍、呂祖謙一派的史論家，對於史事下批評。此種史論，《隋誌》已載有《三國誌評論》等書，惜已失傳，不知其是評史事是評史書。從前紀傳體每篇末尾必有幾句短評，但沒有專門評論的。宋朝有許多專門作史評家的，在史學界有相當的地位。（7）還有羅泌做《路史》；敘先秦以前，選擇資料最不精嚴，但用的方法很多，有許多前人所不注意的史跡他也注意到，在史學界也有點價值。（8）吳縝作《新唐書糾繆》、《新五代史記糾繆》，雖專用以攻擊歐陽修，但間接促起史家對於史事要審查真偽的注意，開後來考證史事一派，關係比前二種重要得多。人們隻說宋朝理學發達，不知史學也很發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