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元明，簡直沒有史家，史官修的《宋史》、《元史》都很糟。中間隻有金遺民元好問專門收羅文獻，以史為業，可謂有誌之士。明朝有許多野史，卻沒有一個真的著作家。清朝的史學，各種都勃興，但大體的趨向和從前不同，留在第四部分講近代史學界趨勢時講。史家的敘述就此停止。
第三部分講史學之成立及其發展。凡一種學問，要成為科學的，總要先有相當的發展，然後歸納所研究的成績才成專門。先頭是很自由的發展，茫無條理；後來把過去的成績整理，建設科學：沒有一種科學不是如此成立的。所以一個民族研究某種學問的人多，那種學問成立也更早；若研究的人少，發達也更遲。自成為科學以後，又發現許多原則，則該科學更格外發展。先有經驗，才可發現原則；有了原則，學問越加進步。無論哪門學問，其發達程序皆如此。史學在中國發達得最厲害，所以成立得也最早，這也是和各科學發達程序相同。
又從旁一方麵看。凡一種學問，當其未成立為科學以前，範圍一定很廣，和旁的學問分不清：初成科學時，一定想兼並旁的學問。因為學問總是有相互的關係，無論何學皆不能單獨成立，所以四方八麵都收納起來。後來旁的學問也漸漸成為科學，各有領土，分野愈分愈細。結果，要想做好一種學問，與其采帝國主義，不如用門羅主義：把旁的部分委給旁的學問，縮小領土，在小範圍內，盡力量，越窄越深。全世界學問進化分化的原則如此。中國人喜歡籠統的整個的研究，科學的分類很少。這也不能說不好，不見得要分才是好。現在德國人做學問，分得很細；英國人則帶海洋性，什麼都含混點：兩方麵各有好壞。但為研究學問的便利起見，分得精細也有好處。因為要想科學格外發展，還是範圍縮小，格外經濟。中國史學成立以後的最大趨勢就如此。最初很寬，以後愈趨愈細。從前廣大的分野，隻能認為有關係的部分；把範圍縮小，到自己所研究那一點。
中國史學的成立與發展，最有關係的有三個人：一、劉知幾；二、鄭樵；三、章學誠。此外很多史家，如上文所講在史學方麵，零零碎碎，都講了些原理原則，把史學的範圍意義及方法，都各各論定了。但在許多人裏邊，要找出幾個代表時代特色而且催促史學變化與發展的人，就隻有這三個。他們都各有專著討論史學。劉知幾有《史通》；鄭樵有《通誌總序》及《二十略序》；章學誠有《文史通義》及《湖北通誌》、《永清誌》、《毫州誌》、《和州誌》各序例。此三人要把史學成為科學，那些著作有很多重要見解。我們要研究中國史學的發展和成立，不能不研究此三人。此三人的見解，無論誰都值得我們專門研究。現在隻能簡單的講些他們的特點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