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把三個人重要之點略講了講，還有中國普通相傳下來的曆史觀念，三個人都有相當的貢獻。第一點，史與道的關係。第二點，史與文的關係。
中國史家向來都以史為一種表現道的工具。孔子以前，不知如何？《春秋》即已講微言大義，董仲舒說：“《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司馬遷《史記自序》和《報任安書》都說：“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此種明道的觀念，幾千年來，無論或大或小，或清楚，或模糊，沒有一家沒有。所以很值得我們注意。明道的觀念，可分兩種：一、明治道；二、明人道。明治道是借曆史事實說明政治應該如何，講出曆代的興衰成敗治亂的原因，令後人去學樣。明人道，若從窄的解釋，是對於一個人的批評，褒貶，表彰好的令人學，指摘壞的令人戒。若從廣的解釋，是把史實羅列起來，看古人如何應付事物，如何成功，如何失敗，指出如何才合理，如何便不合理。這種若給他一個新名詞，可以叫做“事理學”。西洋人注重人同物的關係，所以物理學很發達；中國人注重人同人的關係，所以事理學很發達。《資治通鑒》便是事理學的代表，善言人情事理，所以向來稱讚他“讀之可以益人神智”。《續資治通鑒》就夠不上。關於這一點，現在比從前一天一天的少有適用，但仍有效力。從前自秦始皇到清宣統，政治環境及行為，沒有多大變遷，所以把曆史事實作為標準，相差不遠。司馬光作《資治通鑒》，所求得的事理標準，所以可供後人資鑒，就因這個緣故。現在雖不能說此種標準已無效，也不能說與從前一樣有效，隻可以說效力滅了許多，各門的條文許多還可應用。如何才可富國，如何才可利民，水利如何興，田賦如何定，至今仍不失其為標準。至於應用政治的方法，對付外交的手段，從前雖很有標準，現在因環境變遷，政體改易，就無效力；縱使有，也很少了；治道方麵如此。人道方麵，到現在，到將來從前的事理標準仍很有效。這點注重明道的精神是中國人的素秉，我們不能放鬆的。至於窄義的人道方麵，褒貶善惡，從前的史家看得很重，而劉知幾、鄭樵、章學誠看得很輕。前述的記載史事以為後人處事接物的方法，則各派史家皆如此。
簡單說，這種態度，就是把曆史當作“學做人”的教科書。劉、鄭、章三人對此點很注重。其餘各人對此也很注重，即非史家亦很注重。譬如曾國藩、胡林翼的功業偉大。若依外國史家的眼光，隻注重洪楊之亂如何起，曾胡如何去平定他。其實我們讀曆史，要看他們人格如何，每事如何對付，遇困難如何打破，未做之前如何準備，這一點比知道當時呆板的事實還要重要。洪楊之起滅及曾胡之成功，已成過去，知道又有何用處？我們讀史，看曾胡如何以天下為己任，如何磨練人才，改革風氣，經萬難而不退轉，領一群書呆子，自己組織了無形的團體，抗起大事來做，各省不幫他而反加以掣肘，他們以一群師友感激義憤，竟然成功：此種局麵，在中國史上是創見。我們要問為什麼能如此，此即人道學事理學的研究。看曆史的目的各有不同：若為了解洪楊之亂，當然注重戰爭的真相和結果：若為應付世事，修養人格，結交朋友的關係，則不可不注重人與人相異的方麵。
中國史注重人的關係，尤其是紀傳體。近來的人以為這種專為死人作傳記，毫無益處。其實中國史確不如此，作傳乃是教人以應世接物之法。誠然，有許多事實含了時代性，可以省略；但大部分不含時代性。所以中國史家對於列傳的好不好，與將來有沒有利益，很有斟酌，不肯輕懈。一個人所做的事，若含時代性，則可以省略；若不含時代性，在社會上常有，則不能不注重。這要看史家眼光和手腕如何，史書的價值也隨之而定。總說一句：這種以史明道的學術之發達及變遷，為研究中國史學史所不可不注重之點，在外國是沒有的。
其次，史與文的關係。中國文看得很重，孔子已說：“文勝質則史。”史體與文有重要的關係。全書如何組織，才算適當，劉、鄭、章三家講得很多，旁人亦講得不少。一篇文章如何組織，劉、鄭、章三家講得很多，韓愈、柳宗元一般文人也講得不少。章學誠作《文史通義》，文和史在一塊兒講。關於史的文如何作法，章氏有許多特別見地。雖其所講方法所作體例，我們看去似係他自創，他卻說都有所本，實則一部分自前人，一部分還是他自創。如講敘事方法，從前作傳專敘個人，他可常常以一事做傳名。如《湖北通誌檢存稿》，非人的傳有許多，把人的事含在一起。又或傳中有表，也是前人文裏所不敢參雜的。諸如此類，對於文的史，史的文，發揮得很透徹。這種講史與文的關係，往後很發展，但可以以章學誠為一結束。以上講第三部分，中國史學之成立及其發展——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