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D. G. E.霍爾：《東南亞史》，商務印書館，1982，第700頁。
[10]賀聖達：《緬甸史》，人民出版社，1992，第236頁。
[11]黃祖文：《緬王孟既與第一次英緬戰爭》，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第183頁。
[12]劉明翰等編：《人類精神文明發展史》（第三卷），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第474頁。
第四十八章
海上來的蠻夷和陸上來的不一樣
一
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之後，中國士大夫認為這不過是曆史上無數次蠻夷擾邊的重演。比如曾國藩在家書中提到這場戰爭就說：“英吉利豕突定海，……逆性同犬羊，貪求無厭。”[1]
曆史上中原王朝因為武力不濟敗給蠻夷是常見的事。比如明代長期對倭寇毫無辦法，而清代全盛時也曾經遭遇烏蘭布通之敗。因此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並沒有什麼可奇怪的。
但是不久之後，有一些人敏銳地發現，這次來的蠻夷和以前相當不同。
鹹豐三年，也就是1853年，上海爆發了小刀會起義，在混亂期間，上海海關官員逃跑了，沒有人收稅。英、法、美三國的領事商量了一下，決定三國各派一人，成立了一個稅務司，“代替中國政府”收關稅。這顯然是對中國主權的一種嚴重侵犯。不過令中方官員意外的是，外國人居然能認真地收稅。過了兩年，上海收複，外國人居然將他們收到的稅款70餘萬兩，老老實實地交給了清政府。而且，更關鍵的是，在外國人的管理下，上海海關收的稅明顯增多，也就是說，貪汙腐敗現象不存在了。“稅收大增，政府善之。”[2]
清政府大感意外，事後竟然很高興地同意由英國人代管中國海關。從此開始，外國人就代管中國海關行政，最高長官稱“總稅務司”，意即“總司海關稅務之事”。海關收到的稅款很快就比清朝收到的多出兩倍甚至三倍。（“正稅、子稅較我厘金之科則業已倍之、三之，在彼固自謂仁至義盡矣。”[3]）
外國人管理中國政府事務，這當然是西方侵犯中國主權的一個鐵證，是殖民主義者的嚴重罪惡。但問題是中國政府在這件事情上相當主動。英國外交官威妥瑪跟中國大臣文祥說，等中國海關改革完成後，中國人可以自己管理。沒想到文祥馬上回答，“用中國人不行，因為顯然他們都不按照實征數目呈報”，還說，原來管理上海海關的薛煥近3年來根本沒有報過一次賬。後來英國人赫德跟恭親王奕訢聊海關改革時，“恭親王說，中國官員幾乎無人可信。對比之下，外國人的報告較為可靠”[4]。
後來的兩江總督曾國藩提到外國人將70多萬關稅交給清朝政府這件事，歎息說，想不到蠻夷之人，居然也有信義。他在信中曾讚歎道：“洋人代收海關之稅，猶交還七十餘萬與監督吳道。國藩嚐歎彼雖商賈之國，頗有君子之行。”曾國藩認識到，這些洋人不同於中國曆史上傳統的、沒有文化根基的蠻夷：“夷非匈奴、金、遼比，天下後世必另有一段論斷。”這些洋人與漢代的匈奴以及宋時的遼金，性質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當圓明園被燒、洋人進入北京城的消息傳來時，很多中國人都認為，大清要亡了。因為曆史上的蠻族如果攻占了中國的首都，下一步自然會建立一個新的王朝。
然而，事情的進展卻出乎幾乎所有中國士大夫的預料。這些洋人雖然也和曆史上的蠻族那樣進行了野蠻的焚燒和搶劫，但他們燒的隻是皇帝的別墅，也就是圓明園，而對於清王朝統治權威的象征紫禁城及太廟、天壇等地，卻絲毫沒有動。而且談判完了，就撤兵走了，沒要一寸土地。
中國人非常驚訝。沒想到還有這種蠻夷。戶部尚書沈兆霖說，英法聯軍“以萬餘眾入城，而仍換約而去，全城無恙。則該夷於專於牟利，並無他圖”。這麼強大的軍隊，進入了中國的首都，費了這麼大的事，隻為了做買賣！簽完了做買賣的條約，就老老實實撤走了。原來這是一種新蠻夷，一種隻愛做買賣、不要土地的蠻夷。
二
是的，跨海而來的英國人和曆史上那些傳統的蠻夷不同。
他們對接管大清的政權並不感興趣，不想直接統治這片廣大的土地。他們甚至願意幫助維持清朝的統治，鎮壓太平天國。他們還願意幫助中國實現內政改革，發展經濟。
為什麼呢？因為這樣可以讓中國人富到能買得起他們生產的商品。
也就是說，推動英國人跨海遠來的，不是一次性掠奪，而是要獲得持續不斷的巨大利潤。
由此我們需要多花些筆墨，來分析一下殖民主義的雙重作用。
馬克思論述英國對印度的殖民統治時說道：“英國在印度要完成雙重的使命：一個是破壞性的使命，即消滅舊的亞洲式的社會；另一個是建設性的使命，即在亞洲為西方式的社會奠定物質基礎。”[5]
英國人的殖民對印度傳統文化造成了巨大的破壞，摧毀了東方農村田園詩般的傳統生活。但是另一方麵，英國人也在印度進行了非常重要的建設。馬克思說，英國人使印度完成了印度人自己完成不了的政治統一，“是使印度複興的首要前提”。而英國人組織和訓練的印度軍隊，“是印度自己解放自己和不再一遇到侵略者就被征服的必需條件”。同樣，英國人帶來的“在亞洲社會裏第一次實行的自由報刊，是改建這個社會的新的和強有力的因素”。更為顯而易見的是，英國人在印度建設了近代化交通網，建立起近代工業體係。這些客觀上加速了印度的經濟成長，也延長了印度人的平均壽命。[6]
當然，英國人費心費力做這一切，動機並不如他們自己所宣稱的那樣是無比高尚的。他們做這一切，動機隻是一個詞，“利潤”。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一開始，“工業巨頭隻是想用低廉商品壓倒它”。但是後來，隨著全球化的進展，“工業巨頭們發現，使印度變成一個生產國對他們有很大的好處。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首先就要供給印度水利設備和內地的交通工具。現在他們正打算在印度布下一個鐵路網。他們會這樣做起來，而這樣做的後果是無法估量的”。
說到這兒，我們還需宕開一筆，比較一下英國式殖民與西班牙式殖民對世界造成的不同影響。
耶魯大學教授保羅·肯尼迪說：
我們可以繼續通過貿易保護主義、征服以及保持獨有的壟斷地位來賺取金錢，但是如果選擇了自由貿易，我們可以掙到更多的錢。而且，如果我們讓別人有錢了，他們就能夠向我們購買更多的產品。
這是曆史上以前沒有過的通過公司進行征服的新型帝國，這是與傳統征服者完全不同的邏輯。傳統的征服邏輯是天地之財隻有此數，我多了你就少了，所以我要搶你的。公司的邏輯是互通有無，通過貿易，能創造出更多的財富。
正是因為利潤的驅動，所以大英帝國是一個去中心化的帝國。傳統帝國去征服有黃金和白銀的地方，而大英帝國除此之外也願意開發荒蠻之地，因為可以從這些地方獲得原料，將這些地方培育成市場。為了培育更大的市場，它就必須給當地製造一個經濟發展的機製，因此自然也就帶來西方文明在全世界範圍內的擴展。用馬克思的話來說，西方殖民主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裏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
西班牙依靠暴力進行的殖民是第一代殖民方式，而荷蘭和英國公司式的經營則是一場重大的升級換代，這種方式改變了世界的麵貌。
我們必須要反複強調，不論何種方式的殖民，背後的基本動機都是自私的、貪婪的。哥倫布本人就曾經屠殺和搶掠印第安人。西班牙人在殖民過程中，造成上千萬印第安人的死亡，造成瑪雅文明、印加文明的毀滅，英帝國在殖民過程中，同樣幹了很多血腥和殘酷的事，他們同樣參與了大規模的黑奴貿易，同樣進行了對印第安人的屠殺。大規模的奴隸貿易，造成了上千萬奴隸的死亡，而英國人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是奴隸貿易的主力。[7]
然而和西班牙式的殖民比起來，以公司的方式經營殖民地，畢竟還有不一樣的一麵。西班牙式的第一代殖民者對殖民地的控製是嚴厲而死板的。宗主國規定殖民地種植什麼、經營什麼，絲毫不得違背。而英屬殖民地經濟上比較自由。“（北美洲的殖民者）具有企業主的開拓和進取的精神……他們並不按照英國政府的意圖行事，不願意把自己生存的土地變成一個落後的原料供給地。而英國政府對殖民地的限製也不很嚴。所以，北美洲的移民很快開創了北美、非洲、南美洲的三角貿易，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屬地上大做買賣；他們還違背英國政府的意圖，迅速地建立了以鑄鐵、毛紡、小五金等為主的工業基礎。”[8]
在政治上，西班牙把本國的封建專製製度直接移入殖民地，建立起與西班牙完全相同的殖民地官僚體係。西班牙國王在各地建立起總督府，總督集民政、軍政與司法大權於一身，隻對國王負責，唯一的任務是執行國王的命令，並不代表地方利益。
同時，西班牙國王又大展權術，鼓勵殖民地其他官員秘密監督總督，向國王秘密彙報總督的一切活動，以使官員互相掣肘，有利於君主獨裁。[9]因此，我們可以想象，西班牙殖民地政府具有專製政體的一切缺點。“行政效率極差，辦事拖拉，貪官汙吏層出不窮。”殖民地官員也具有專製政體下官吏的典型性格特征，那就是對上唯命是從，對下蠻狠專橫，殘酷剝削。[10]
殖民地時期，拉丁美洲社會是實行嚴格的等級劃分的。第一等人是“半島人”，即來自西班牙半島的人，他們擔任殖民地的高官，是根紅苗正的主子。第二等級是“克裏奧爾人”，即美洲出生的純種西班牙人。他們因為不生在母國，所以隻能是二等公民。第三等級是“梅斯提索人”，也就是西班牙人同印第安人混血的後代，隻能成為小商販等普通勞動者。第四等級是印第安人，他們隻能提供低級體力勞動。第五等級是黑人。第六個等級是黑奴。這六類人，等級森嚴，差別分明。因此，從殖民地時期開始，拉丁美洲就存在著北美沒有的巨大階級差別，少數統治者作威作福，大多數人則逆來順受，生活極為淒慘。
而英國對殖民地的管理則遠沒這麼嚴密。基於英格蘭自治傳統，英王對殖民地的管理也是放羊式的。殖民地時代的美國並沒有一個統一的政治規劃。“雖然英王被宣布為所有殖民地的主人，但英國對殖民地的管理在很長的一個時期內實際上並無章法。”
所以美洲殖民地一開始是一個又一個分散的殖民點，這些殖民點從一開始就是高度自治的。移民到了地廣人稀的荒蠻之地，並沒有現成的政府機構可以依靠。他們隻能自己組織起來，幾乎一切關係大家利益的事，都需要通過市鎮大會解決，比如是否修路，在哪兒修建會堂，聘任誰當學校校長，或者“決定豬是否應該關在豬圈裏，還是要用柵欄圈在園圃之外”。
鄉鎮政治因此成為美國政治的基礎。“在鄉鎮內部，居民享受真正的、積極的、完全民主和共和的政治生活。”杜威說：“雖然我們對家庭和社區鄰裏組織多有不滿，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它們永遠是培育民眾精神的最有效的平台。借助家庭和鄰裏組織，公民性格得以穩步形成，自我管理的能力得以逐步確立。”[11]
因此，美國的形成，是先出現鄉鎮，後出現縣，然後出現州，最後出現國家：隨著移民點越來越多，鄉鎮越來越密集，彼此需要相互聯係並解決一些共同的利益或者衝突，於是鄉鎮和鄉鎮通過自治的方式聯合起來，形成了縣。縣和縣聯合起來之後，又形成州。最後，州和州又聯合起來，成為“州的聯合體”，也就是美國。因此，整個美國不過是一個村鎮的擴大版。
托克維爾說：“在我們法國，是中央政府把它的官員借給了村鎮；而在美國，則是鄉鎮把它的官員借給了州政府。”
就像在美國做的一樣，作為一個代議製國家，英國把民選代議製也帶到了殖民地。英國的代議製在美國、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亞、南非等地都成功運行。
因此，以歐洲移民為主體的英屬殖民地今天基本上都是發達國家。而同樣以歐洲移民為主體的西班牙（包括葡萄牙）殖民地今天則大都是發展中國家。西班牙對拉丁美洲的數百年舊式殖民統治，決定了拉丁美洲今天的落後麵貌。
拉美獨立戰爭之後，雖然幾乎每個國家都建立了共和製度，然而曆史的慣性是強大的，“共和政體、憲法、議會都成為擺設。在獨立後的150年中，各國草擬了總計約180~190部憲法”。但是這些憲法很難落到地麵上。玻利瓦爾曾經這樣說：“憲法形同廢紙，選舉是格鬥，自由即無政府狀態。”“無論何處的憲法都沒有這樣精致——同時也沒有這樣不被遵守。”
事實上，獨立戰爭的結果“僅僅是一場政治權力的轉移，原來的二等公民克裏奧爾人（在拉丁美洲土生的白人）的種植園階級、商人階級取代了西班牙人的政治位置”[12]。也就是說，除了由克裏奧爾人取代了半島人的統治外，其他沒有變化。時至今日，拉美大部分高級職務和自由職業均由白人和梅斯提索人，即混血白人擔任。殖民地時代的吏製腐敗、賣官鬻爵、效率低下，在獨立之後，也保留了下來。因此今天南美社會存在著“家長製、裙帶關係、辦事唯親和奴隸主義等弊端，使拉美社會缺少公民責任感”。這成為拉丁美洲各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障礙，也是拉美國家今天遲遲難以完全現代化的原因。
從發展條件上來說，土地肥沃、物產豐富的拉美當然遠比北美要好。然而西班牙的政治遺產拖了拉美的後腿。阿根廷著名詩人埃斯特萬·埃切瓦利亞（Esteban Echeverría）曾寫道：“我們是獨立的，但我們是不自由的；西班牙的軍隊不再壓迫我們，但她的傳統卻壓得我們喘不過氣來。”
[1]曾國藩：《曾國藩全集·日記》（1），嶽麓書社，2011，第60頁。
[2]呂思勉：《中國製度史》，上海三聯書店，2009，第373頁。
[3]曾國藩：《曾國藩全集·書信》（4），嶽麓書社，2011，第48頁。
[4]王宏斌：《赫德爵士傳——大清海關洋總管》，文化藝術出版社，2000，第37~43頁。
[5]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46~247頁。
[6]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48頁。
[7]關於在非洲奴隸貿易中被運走的黑人的數目，不同的研究結果差距很大。有的學者認為，奴隸貿易一共奪走了6000萬個非洲人，也有人說，最低限度有1000萬非洲人被劫往美洲去。據阿普特克計算，每有一個黑人活著到美洲，就意味著有5到6個黑人死亡。杜波伊斯也認為，活著到美洲的黑人與死在運奴過程中的黑人的比例為1比5。參見劉柞昌：《美國奴隸製度的起源（上）》，《史學月刊》1981年第4期。
[8]尹保雲：《現代化通病——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經驗與教訓》，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第130頁。
[9]張衛良：《試論15—16世紀西班牙君主專製製度的特點》，《杭州師範學院學報》1993年第5期。
[10]同上。
[11]張曉燕：《公法視野中的自治理性》，複旦大學出版社，2015，第218頁。
[12]尹保雲：《現代化通病——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經驗與教訓》，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第133頁。
第四十九章
蠻夷之國實現了中國“三代”的理想
一
我們前麵多次說過，在秦代大一統之後，中國讀書人心目中就高懸起一個政治理想，叫“三代之治”。曆代儒生都夢想著回到三代，他們認為，三代之治是天下為公，而秦之後卻變成了天下為私。
那麼，如何回到三代之治，或者吸取三代之治的有效因素改善政治治理呢？
朱熹、王陽明等人是從心性角度出發來討論這個問題，他們的主張是改造人心。也就是說，不改變政治結構，隻需除去人的私心，讓人回複“光明的本心”，一切迎刃而解。
這顯然隻是一種延續了幾千年的政治童話，並無新意。到了明末清初，天地巨變，滄海橫流，體量巨大的明帝國的又一次迅速崩潰，讓一些知識分子對大一統郡縣製的弱點進行了更有深度的思考。比如顧炎武就認為，要把三代之治中的地方自治因素引入郡縣製中，以防皇帝過度集權。“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要下放權力，把地方治理的權力歸於地方，不僅要分權到縣令一級，還要在一縣之內繼續分權，一直分到鄉裏保甲。而黃宗羲則提出了以“宰相”製來製約君主權力，以“學校”製來製約行政權力，以“方鎮”製來製約中央權力的政治製度構想。這也是以“三代之治”濟秦治之失的思路。
不過，明眼的讀者一眼就能看出，顧炎武和黃宗羲的思路在已經剛性化的傳統社會結構下也沒有什麼可操作性。因此，按照中國曆史的邏輯，國人唯一的現實選擇，是隻能繼續忍受秦製，要回到三代，似乎是一個永遠無法實現的夢。
二
但是到了晚清，中國的讀書人驚訝地發現，“三代之治”居然可以真的實現，隻不過不在中國，而在“蠻夷”之國。
最早提出這個觀點的是福建巡撫徐繼佘，1843年，鴉片戰爭剛剛結束，他就寫了《瀛寰誌略》，致力於研究中國之外的世界。雖然沒到過西方，但是憑借讀到的翻譯材料，他得出一個判斷：美國實行的選舉製度，符合三代的政治倫理。（“推舉之法，幾於天下為公，浸浸乎三代之遺誌。”）林肯說的民有、民治、民享，近乎中國的三代之治。因此在他看來，這個國家真是人類的奇跡：“米利堅合眾國以為國，幅員萬裏，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及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美國這個國家，聯合眾州成為一國，幅員和中國一樣遼闊，卻沒有像一般國家那樣設立國王進行治理，而是把權力交給民眾代表組成的議會，創立古今未有的新局麵，真是一件奇事！
晚清中國第一個駐歐大使郭嵩燾到了歐洲以後，也認為歐洲所行的是中國三代之治。“三代以前，獨中國有教化耳……自漢以來，中國教化日益微滅，而政教風俗，歐洲各國乃獨擅其勝。其視中國，亦猶三代盛時之視夷狄也。”[1]現在的歐洲，如同中國的三代時期的文明時代，而由歐洲看中國，中國倒成了沒有文化的夷狄了。
這些觀點，並非徐繼佘和郭嵩燾等個別人的看法，而是晚清相當一部分讀書人，比如曾紀澤、王韜、馮桂芬、馬建忠、鄭觀應、張樹聲、薛福成、康有為、譚嗣同等人的共識。他們認為，西方的力量不隻“船堅炮利”，更主要的是通過政治創新實現了中國人的“三代”理想。
比如薛福成說：“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之說，猶行於其間，其猶今之英、義諸國君民共主政乎？……所以三代之隆，幾及三千年之久，為曠古所未有也。”[2]
在他看來，西方政治原理正是中國三代的原則，中國秦漢以後丟失了這些原則，但“民貴君輕”的原則卻在今天的英國、意大利等國施行著。
三
三代之治，代表著中國讀書人對於政治的最美好的理想，是一種政治烏托邦。那麼，這個烏托邦具體是什麼樣的呢？為什麼這些中國讀書人說西方的製度接近中國三代呢？
中國知識分子認為最能體現西方文化與中國三代理想接近的，是議會、學校、監獄、醫院、街道這幾類地方。“當於議院、學堂、監獄、醫院、街道征之。”
首先他們說，議會這個製度符合三代的遺意，因為據說三代在用人上是選賢任能的。史書上有很多“三代鄉舉裏選之法”的說法。[3]
薛福成說：“唐虞以前，皆民主也……匹夫有德者，民皆可戴之為君，則為諸侯矣。諸侯之尤有德者，則諸侯鹹尊之為天子。此皆今之民主規模也。迨秦始皇以力征經營而得天下，由是君權益重。秦漢以後，則全乎為君主矣。”在唐虞以前，都是民眾做主。老百姓中有德之人，可以被擁戴為領袖，成為諸侯。諸侯中的有德之人，被推舉為天子。這就是堯舜之時的製度。等秦始皇以暴力征服天下之後，才完全取消民主，變成一切皇帝做主了。
這些顯然隻是理想化的描述，在中國隻見於文字，從來沒有見諸實施。然而到了西方，他們發現，這些構想居然已經落地。
郭嵩燾說，英國的議會製度證明，西洋國家不是君主的私產，民主選舉“所用必皆賢能”，朝野兩黨“推究辯駁以定是非”“各以所見相持爭勝，而因濟之以平”。反複公開辯論，量後是非得以分明。英國還推崇言論自由，“直言極論，無所忌諱，庶人上書，皆與酬答”，發表言論沒有任何忌諱，普通百姓也有發言機會，因此國家“彬彬然見禮讓之行焉，足知彼土富強之基之非苟然也”[4]。英國文明和富強的基礎，不是船堅炮利，也不是工廠發達，而是議會製度。
保守派官員劉錫鴻出國前極力讚美中國“天下為家，政令統於一尊”，認為中國政治最好的地方是權力定於一尊，這樣政權穩定，國家有秩序，而西方政治是一團混亂。然而他親自到英國議政院旁聽，看到“官紳士庶各出所見以議時政，辯論之久常自晝達夜、自夜達旦，務適於理、當於事而後已”。“每年度支出入，並列細數普示紳民，稍有虛濫，則人共詰駁之，……眾耳眾目，故人不敢欺；公用公銷，故人不忍欺”。也就是說，議員們各抒己見，辯論經常從早到晚，一定要辯清楚為止。每年的財政收入與支出，都要詳細公開，稍有不準確的地方，就會引起人們質疑。一切都在陽光之下，所以不敢欺騙公眾。因此他不覺稱讚說：“蓋合眾論以擇其長，斯美無不備；順眾誌以行以令，斯力無不殫也。”[5]說這種體製能集合智慧，也能順民心，讓百姓心情舒暢，願意為國盡力。言下之意，當時中國做不到這一點。
知識分子理想中的“三代製度”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學校製度，中國知識分子說，三代的教育是普及的，各個階層都有受教育的權利。比如朱熹關於三代時期教育製度的描述：
三代之隆其法浸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禦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
三代的時候，各方麵政策都很完備，比如從王室、首都到普通社區都有學校。孩子長到8歲，不論王公之子，還是普通百姓的孩子，都能入學，學習禮儀、書寫、數學等。等到了15歲，則各階層成績好的孩子，都能進大學，學習修身和治天下。
然而到了西方，薛福成等人發現，西方的學校居然存在著一個從小學到大學的完整教育體係，可以全民免費入學，教育高度普及。這豈不正是中國人的“三代”理想嗎？
劉錫鴻也對英國的教育製度欽佩不已。他在英國倫敦各處參觀，見到英國義務教育普及，窮人也能上學，國家甚至供給低收入家庭子女衣服和餐食，“貧而無力就學者，則收之以義塾焉，……供其衣服、飲啖”。而且學生素質很高，很有禮貌，“塾中子弟，言語有時，趨步有方，飲食行立有班行，雖街市邀遊，不得逾越尺寸”。圖書館“各國之書畢備，任其檢讀”。這讓他歎息不已，沒想到中國人認為隻能在三代見到的情景，他在英國可以親眼看見。
四
中國外交官到了西方，最感震驚的，除了學校，還有監獄。
傳統中國社會中，最不人道的表現，除了太監、小腳，可能就是監獄製度了。
《清稗類鈔》載，清代監獄“誠為黑暗世界，基址狹小，內有獄舍五六所，四周環之鐵柵。有內地數人，政治犯也，科終身禁錮罪，居於形似棺之籠，外加鐵鎖，不能直立，亦不能平臥，其得稍見日光者，則每日二十四小時中，遞食二次之數分時而已。囚徒反以就死為樂”。監獄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人間地獄，麵積狹小，見不到陽光，有的柵欄，人在裏麵不能站直，也躺不下，因此，犯人們希望快點死掉，別再這樣活受罪。
因此，西方外交官參觀中國監獄後，都認為這是全世界最悲慘的地方。比如英國專使額爾金在日記裏記載的：
1858年1月31日。
——昨天，我去看了廣州兩處監獄，在那裏看到的一些景象很可怕，我自己都無法用言語加以描述。監獄中的許多囚犯由於疾病和饑餓，折磨得不成人樣，他們的四肢瘦得連我的手腕粗都沒有。我聽到這間牢房裏囚犯發出的呻吟聲，於是我就走上前去，叫人把門打開，那景象慘不忍睹！囚犯似全身皮肉綻開，明顯是遭毒打所致；其中有一囚犯已經死亡，身邊一群老鼠，——太慘了，我無法繼續描述下去。[6]
然而，據說這種監獄是秦代之後才有的。中國三代時期的監獄本來不是這樣的。
《周禮·秋官·大司寇》雲：“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置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改者，反於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所謂“以圜土聚教罷民”的意思是將囚犯（罷民）聚集關押於監獄並進行教育改造。所謂“施職事”是指讓囚犯進行勞作，類似現在的“勞動改造”。所謂“不齒三年”，指囚犯出獄後三年內不得按年齡大小與鄉民排列尊卑位次，類似今天的剝奪政治權利三年。因此可以認為，周代監獄製度的核心不是懲罰，而是促使罪囚悔過自新，並最終重返社會。[7]
《尚書·立政》也有“不可誤於庶獄庶慎”之言，明代學者丘浚對此評論道：“蓋獄者，天下之命，所以文王必明德慎罰。收聚人心，感召和氣，皆是獄；離散人心，感召乖氣，亦是獄。大底事最重處，隻在於獄。故三代之得天下，隻在不嗜殺人；秦之所以亡，亦隻是獄不謹。”三代時期，對監獄製度非常重視，因為這個製度處理好了，可以聚攏人心，導致社會和氣。處理不好，將導致戾氣充塞外溢。所以三代為什麼得人心，隻是因為以仁愛為本，不喜歡殺人。秦為什麼會亡，就是因為濫用嚴刑峻法，把大量的人送進監獄。
因此，中國外交官參觀西方監獄，往往感慨，西方的監獄製度，正符合中國三代的原則。
有一次，英國方麵發出邀請，邀劉錫鴻去參觀監獄，劉錫鴻機智地拒絕了，他心想，英國方麵肯定是事先做好了布置，麵子工程，去了也看不到真東西。於是有一天他搞了個突然襲擊，沒有預約，直接跑到監獄去訪問，結果大吃一驚，回來寫日記說：
其獄則崇樓廣廈，遍繞迴欄，壁淨階明，塵垢俱絕。……一犯居之，皆有牖以通天陽，不以湫隘閉鬱其氣也。非夏令，則機器送暖，分布於其屋，為禦寒也。……日膳凡三，肉食必具，劑以湯茗，惠養之道也。……飲食寢處，鹹適其意，而氣體充矣。……在獄無老少，莫不體胖色華。[8]
英國監獄居然如此衛生，如此潔淨，每一間都能見到陽光，還有暖氣。對待囚犯如此人道，犯人有肉吃，可以洗澡，家屬可以探監，而且在監獄中可以學到雕鏤、繪畫等技巧，出獄後有人居然可以儼然變成“素嫻禮教者”。這與當時的清朝監獄比起來，確實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在英國待了一段時間後，劉錫鴻歎息說，英國的製度“真是仁義之極端也”。這個國家，上下同心，“無閑官，無遊民，無上下隔閡之情，無殘暴不仁之政，無虛文相應之事”[9]。沒有閑官，沒有遊手好閑的百姓，上層政治家與底層百姓之間溝通渠道暢通，沒有殘暴不仁的政治，也沒有形式主義。因此“誠未可以匈奴、回紇待之矣”。
當然，雖然劉錫鴻在自己的日記中對英國是這樣評價的，並不妨礙他公開大肆攻擊他的同事郭嵩燾“崇洋媚外”，而且他回國後對皇帝講的幾乎完全相反，這也是晚清很多官員的做法，因為稱頌西洋國家在當時的中國容易遭受攻擊和迫害。
五
講到這兒，我們要說，晚清那一代讀書人對西方的觀察是不全麵的，他們對西方列強的描述過於理想化，對西方文化的一些負麵因素關注得不夠多。這主要是由於當時中西文明發展階段不同，反差過大，乍一接觸西方文化，他們被這種過於巨大的差距震撼到了，頭暈目眩之下，隻注意到了其中光明的部分，沒有看到或者忽略了黑暗的一麵。事實上，西方到今天也沒有達到儒家描述的“三代”那樣的理想狀態。另外，晚清中國知識分子把西方理想化的部分動機，和伏爾泰們當初把中國理想化、在歐洲掀起“中國熱”的動機，也有類似之處，那就是借他處之長，來攻此地之短。他們在內心深處也許並不是百分之百地相信異邦文化如此完美，他們最終的目的，還是希望以此來觸動自己的同胞，推動自己的父母之邦變得更好。
[1]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嶽麓書社，1984，第491頁。
[2]薛福成：《薛福成日記》，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第712頁。
[3]據說周代的選舉製度是“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
[4]郭嵩燾：《養知書屋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289頁。
[5]劉錫鴻：《英軺私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第14頁。
[6]額爾金、沃爾龍德：《額爾金書信和日記選》，上海百家出版社，2011，第60頁。
[7]崔永東：《試析中國古代獄政文化的基本精神》，《北方法學》2010年第11期。
[8]劉錫鴻：《英軺私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第103頁。
[9]同上書，第89頁。
第五十章
全球化給中國帶來的變化
一
不管情不情願，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就被並入了全球化大潮。特別是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不得不頻繁地與世界交流。
那麼，被裹入全球化大潮，對中國曆史的發展有什麼影響呢？
首先，中華民族出現巨大的心理創傷。
中國是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以“被動挨打”的方式被卷入全球化的。幾千年來，中國自居“天下”中心，自認為是“天朝上國”，卻突然被侵略、被殖民，不斷割地賠款而無絲毫還手之力。這對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都造成了非常沉重的打擊。
我還清楚地記得中學曆史課堂上講到近代史時，教室裏的壓抑氣氛。和所有的同學一樣，我的心中湧起強烈的悲憤和屈辱。勤勞勇敢熱愛和平的中華民族，為什麼遭遇這樣蠻不講理的侵略與欺淩？
這種斷崖式的心理衝擊造成了多方麵的心理後果。一方麵，它使精英人物“開眼看世界”，嚐試“師夷長技以製夷”，開始了漫長而充滿挫折的學習西方的過程。
另一方麵，很多國人形成了“受害者心理”，對外部世界產生了深刻的敵意，他們認為，近代以來中國的積貧積弱、多災多難，都是拜西方列強所賜。“天無雨，地發幹，全因鬼子鬧中原。”
同時，經過“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國人發現自己在世界的眼中，已經從原來最優秀的民族，變成了“半開化”的“東亞病夫”，對外心理由以前的自信甚至自負，一變而為弱者的深刻自卑，對外界的任何一點表揚、批評或者“侮辱”都高度敏感。當然，這種自卑的另一麵，則是發憤圖強，“爭氣”。百年國恥使中國人積蓄起強大的心理能量，渴望迅速“趕超”西方國家，實現民族複興，再一次揚眉吐氣地站在世界之巔：這才是中國人習慣的位置。
其次，一次次的對外戰爭，使中國喪失大麵積國土，對外賠款累計10億餘兩白銀[1]，導致清王朝財政屢次瀕臨崩潰，也給普通民眾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
除了這些影響，全球化也有另一麵的作用，比如它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曆史上的一些基本規律。
改變了哪些規律呢？
首先是人口曲線規律。
在中國曆史上，“亂世”就意味著人口的大量損失。這個我們前麵有比較多的論述。
中華民國時期無疑是亂世。我們一提起民國，常用的詞都是“軍閥混戰”“兵荒馬亂”“民不聊生”。民初的軍閥割據與混戰，看起來和東漢末年、晚唐、北朝後期軍閥混戰很相似。按理說，這樣一個長達數十年的亂世，人口應該從晚清的4億，掉到3個億甚至2個億吧？
然而事實卻是相反的。
太平天國內亂結束後，中國人口就開始恢複增長。《中國人口史》第六卷的研究顯示，1911~1936年間，也就是中華民國建立到抗日戰爭之前，中國人口從4.1億增長到5.3億，年均增長率達到1.03%。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是中國曆史上幾乎從來沒有出現過的高增長。
《中國人口史》第五卷的研究證明，清朝從1644年建都北京至1851年太平天國戰爭爆發前，人口年均增長率為0.49%，即便是其中增速最快的康雍乾百年“盛世”，年均增長率也不到0.7%。[2]因此，侯楊方認為，整個“民國時期的全國人口增長速度之快可能是中國曆史上前所未有的”[3]。
而且這種增長是一種質變。
侯楊方認為，民國時期，中國人口模式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長率的傳統模式，變成了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長率這樣的現代發展中國家模式。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轉變呢？原因很簡單，晚清以來的經濟社會發展和衛生醫療條件進步，導致人口模式發生了曆史性變化。
二
因此，全球化從根本上改變的第二個中國曆史規律，是經濟增長規律。
和人口一樣，中國曆史上的經濟，也是遵循著治世增長、亂世崩潰的規律。一有戰爭和動亂，經濟也迅速殘破。
比如安史之亂，數年之間就造成“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間畿內，不滿千戶，井邑楱荊，豺狼所號。既乏軍儲，又鮮人力。東至鄭、汴，達於徐方，北自覃、懷經於相土，為人煙斷絕，千裏蕭條”。政府辦公機構十中有九被毀，民居更是大麵積燒光，整個黃河中下遊地區人煙斷絕，物資空乏，一片荒涼。[4]
關於近代以來的經濟狀況，相信大部分讀者心目中的印象就是一團糟。我們所熟知的，就是鴉片戰爭以後西方的經濟入侵，迅速導致中國自給自足的傳統自然經濟破產，大量民眾陷入貧困化之中。
然而事實上，近年來的曆史研究已經更新了這個結論。“1840年以後的近30年時間裏，外來的機器製品並沒有真正打開中國市場，中國傳統的自然經濟結構基本上沒有變化。”直到1869年“蘇伊士運河的開通使對華貿易的商路大為縮短，……大幅度降低了英國機製工業品的成本，從而大大增加了英國工業品在中國市場的競爭能力”，才促使中國傳統的自然經濟出現瓦解。[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