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製度史》reference_book_ids\":[7172014433818922014]}]},\"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第四十五章
近代世界轉型最順利的國家：日本
一
在中國鴉片戰爭結束11年後，1853年7月，四艘巨大的黑色鐵甲艦，冒著隆隆的黑煙，駛入了日本的江戶灣。這就是所謂的“黑船來航”事件。
上岸的美國海軍準將佩裏攜帶了美國總統寫給天皇的措辭非常禮貌的信件，要求日本開放港口，與美國通商。並說他明年春季會再來，聽取日本方麵對總統信件的答複。
第二年，日本乖乖地和美國簽訂了《日美親善條約》，宣布開國。日本近代化的進程由此開始。
近代史上，還沒有其他任何國家能像日本人那樣迅速和成功地在西方的威脅麵前做出機敏的反應。通過專心致誌地學習西方，短短40多年，它從一個蕞爾小國搖身一變為世界強國。
因此日本人對“黑船來航”一事，普遍抱有感激而不是仇視的心理，他們感謝佩裏打開日本國門，見識到外部的新世界。日本人在佩裏上岸處樹起了紀念碑。時至今日，日本每年都要舉行一次特殊的紀念活動，叫“黑船祭”，來紀念“被美國侵略”這件事，在表演活動中，當年的“入侵者”美國人是以英雄的姿態出現的，而當年的日本人則被處理成滑稽可笑、驚慌失措的小醜形象。
二
為什麼日本和中國在麵對西方文化入侵時，有如此截然不同的反應呢？
在很多人的頭腦中，中國和日本是兩個非常相似的國家。一提起日本，我們嘴裏馬上蹦出來的詞彙是“同文同種”“一衣帶水”。1898年，康有為就對光緒皇帝說，日本與中國國情相近，日本人能做到的，中國人當然也能做到。“故更新之法，不能舍日本而有異道。我朝變法，但采鑒於日本一切已足。”[1]所以中國要變革，除了學日本沒別的辦法，隻學日本一國就足夠了。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簡單，在中國和日本相似的表麵下麵，其實是巨大的不同。
首先是政治權力結構的不同。開國前日本的政治結構與中國差別很大。
傳統中國實行的是大一統的集權統治，“全國一盤棋”。而日本則是諸侯林立，分為200多個藩國，各藩處於半獨立狀態，諸侯在自己的領地上擁有行政、司法、軍事和稅收等權利，在自己的領地中是絕對的主宰，他們雖然要向幕府效忠，但幕府並不幹涉各藩內政。因此這種製度實際上類似西歐的莊園領主製。
中國最高權力曆來一元，皇帝一人說了算。而日本最高權力長期二元，天皇和幕府並存。日本的天皇，隻是名義上的最高首長，實際生活狀態很是可憐，連吃飯都靠別人。某一時代的天皇甚至窮得把自己的字偷偷拿出去賣錢。但是幕府也從來不敢公開蔑視天皇的權威，名義上還是要服從天皇。
兩國的社會結構也完全不同。中國從秦始皇之後就取消了封建世襲製，社會流動性很強，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農民的兒子通過科舉做到卿相是常見的事。因為“富不過三代”，社會財富和地位總在不停地流動之中。
日本卻一直實行世襲等級製，社會分為壁壘森嚴的幾個階層，基本不能相互流動。不光是天皇萬世一係，其他社會階層也經常是延續幾百年紋絲不動。今天我們提到日本，經常驚訝於日本的一些老店經營了幾百年至今，這其實正是日本傳統社會固化的一種遺存。
中國實行諸子均分製，父親死了，家產兒子平分，而日本實行長子繼承製，家產主要都給長子。中國人古來崇尚多子多福，而日本人沒有拚命多生的習慣。中國以文人治國，日本卻實行武士製度。中國曆代貪汙腐敗之風盛行，而日本統治階層曆來十分清廉，似乎不懂什麼叫貪汙。
因此，日本實際上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國家，與一衣帶水的中國完全不同，卻與遙遠的歐洲非常相似。莊園領主製、長子繼承製、社會階層世襲製、權力多元、武士製度，這些在中世紀西歐都有，隻不過歐洲不叫武士，叫騎士。
日本人能夠迅速走上西化道路，正是因為與歐洲的相似：它和歐洲一樣，都是從封建製的基礎上，而不是從中國式郡縣製的基礎上開始轉型的。
日本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說，中國用文官治國，儒家思想成為控製每個社會成員的教條。而日本統治階層是世襲的武士，他們大多讀書不多，依靠基本理性行事，所以整個社會更為注重實際，對現實問題更容易做出合理的反應。
他說：“（中國皇帝以）至尊的地位和最高的權力合而為一，以統治人民，並且深入人心，左右著人心的方向。所以，在這種政治統治下的人民的思想趨向必然偏執，胸懷狹窄，頭腦單純。（日本幕府和天皇分立，則）形成了至尊未必至強，至強未必至尊的情況，……恰如胸中容納兩種東西而任其自由活動一般。任何一種思想都不能壟斷，既然不能壟斷，這時自然要產生一種自由的風氣。……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麵，可以說，日本是比中國容易的。”[2]
確實，日本統治階層遠比中國的官僚階層更為現實，因此，鴉片戰爭後，魏源寫了《海國圖誌》，介紹外國形勢。中國知識分子和官僚對此書不加理睬，不久此書就在中國絕版，而日本人則視如珍寶，不斷翻印。
三
曾經有一些西方學者認為，在西方的挑戰麵前，中國能做出比日本更快、更好的反應。因為開國前的中國，政治上比日本更集權，經濟上比日本也更繁榮。賴肖爾說：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長時期實行高度的中央集權製。日本存在著非常嚴密的閉鎖的封建主義時期，因此從社會上看，它也被認為是兩國中更落後的國家。與此相對照，中國早己存在著歐洲到十九世紀才開始迎來的那種平等主義。
這樣，十九世紀初期的歐洲人假如對中日兩國中哪一方可能實現近代化進行預測的話，一定會認為，中國隻要重新調整一部分政策，改革一部分組織機構，就能實現近代化。反之，認為日本在可能進行近代化不可缺少的國家建設之前，必須首先進行徹底的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3]
康有為也是這樣認為的。在他看來，中國要現代化轉型，肯定要比日本快得多，因為中國是專製體製，皇上一句話，下麵立刻執行，不像日本那樣各藩紛爭。“皇上大權獨攬，沒有日本幕府將軍專權，指揮天下如臂使指，又不必像日本那樣先要去除封建藩士。……因此治效之速，必遠過日本。”
但事實恰恰與此相反，這是為什麼呢？
賴肖爾的解釋是，中國的“如臂使指”恰恰是改革最大的阻力：“中國國土雖然遼闊，但中央政權有力量粉碎一切所謂非法的地方反應。在中國隻能有兩種可能性：要麼是北京中央政府的反應，要麼是顛覆政府的民眾運動。”而日本由於權力分散，在外界挑戰麵前，不同的藩可能做出不同的反應，因此，做出正確應對的概率要遠大於中國：“日本由於在封建製度下被分割為許多藩，對於西方學問與力量的態度比中國單一的中央集權製度更富於變化，能夠做出內容豐富的反應。”
確實，在開國之際，日本諸藩中的大部分藩主也都是昏庸保守之輩，做出的反應是很愚蠢的，比如盲目排外、亂殺外國人。然而，畢竟有少數藩采取了正確的應對措施：“在各藩內部也有一些敏感性強的人，出現令人驚異的各種反應。”比如水戶藩、越前鬆平藩、山內藩等。“這種種反應說明，日本比一元化的帝政中國有更多獲得建設性反應的機會。”[4]
資本主義在歐洲的發展，是人類曆史的一個特殊現象，這一特殊現象的產生依賴於歐洲小國林立的特殊條件。無獨有偶的是，在歐亞大陸另一端的日本，也因為諸侯林立，可以在危機麵前做出多種選擇，從而使正確的選擇脫穎而出。
[1]蔣貴麟主編：《康南海先生遺著彙刊19·康南海文集》，宏業書局，1987，第335頁。
[2]福澤諭吉：《文明論概略》，商務印書館，1998，第27~28頁。
[3]賴肖爾：《近代日本新觀》，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2，第30頁。
[4]賴肖爾：《近代日本新觀》，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2，第36頁。
第四十六章
朝貢體係與中國的麵子外交
一
日本人愉快地接受了黑船來航，而中國被打開國門後的感覺是極度痛苦的。這種痛苦主要不是因為經濟利益受損，而是麵子受損。
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中英簽訂了《南京條約》。按理來說，一國與外國簽訂了重要條約，自然應當下發各級官員特別是外交部門了解並且執行。但是大清帝國卻沒有這樣做。
《南京條約》簽訂之後，條約文本一直存放在兩廣總督衙門，並未上交朝廷供呈禦覽，也並未向下頒發。很多外交官員也不了解條約的具體內容，“曆來辦理夷務諸臣，但知有萬年和約之名，而未見其文”。
之所以如此，當然是因為這個條約太丟麵子了。堂堂天朝上國在人家的炮口下被逼簽了和約，而且和約的內容更是不同尋常。清方在條約中不得不稱“英夷”為“大英國”，稱夷人頭領為“大英國君主”，與中國皇帝並列書寫。這在當時的中國人看來，簡直是不可想象的。江蘇布政使李星沅獲悉《南京條約》的內容後，氣憤不已，說條約中“夷婦與大皇帝並書”，實在令人無法接受。所以朝廷決定，條約內容能不發就不發，盡量縮小知情人的範圍。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廣州人和英國人之間，又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反入城鬥爭”。這個事也很重要，但是可能知道的人不多。
什麼叫“反入城鬥爭”呢？
原來在鴉片戰爭以前，洋人是不能進入中國的城市的，具體地說，是不能進到城牆以內，理由是夷人低人一等，不配住進中國城市。因此英國人以前是住在廣州港口邊上的。
英國人對此感覺很不舒服，因此在南京條約中，專門約定了一條，以後可以進城居住。[1]事實上，《南京條約》簽訂後，上海、寧波、福州等地都陸續允許英國人入城了。隻有廣州人堅決反對洋人進城。他們認為割地賠款都是小事，洋人進城這一條絕對不能接受。
為什麼呢？因為他們認為人類和禽獸不能生活在一起。廣州府學明倫堂曾貼出一道《全粵義士義民公檄》，稱：
華夷未可雜居，人禽不堪並處，直是開關揖盜，啟戶迎狼。
翻譯過來就是中華與蠻夷不可混居，人類和禽獸不能共處。如果讓外國人進城居住，那就是打開大門，讓豺狼進來。
所以為了進城不進城這事，中國和英國又爭執了十幾年，這也成為第二次鴉片戰爭的一條導火索。
第二次鴉片戰爭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英法兩國為了擴大侵略利益，一路從廣東打到天津，把清王朝打服了，於是中外雙方在天津簽了一個《天津條約》。
簽了字之後，道光皇帝的兒子，當時的皇帝鹹豐又後悔了。因為《天津條約》裏有一條規定，幾個西方國家可以派大使駐在北京。
這在當時西方世界是常態，今天也是世界外交慣例，但是鹹豐卻感覺如坐針氈，別的條款他都能接受，割多少地賠多少款都行，就是讓外國人住在北京，想來想去，怎麼著還是不行。
為什麼呢？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外國人不給他下跪。早在乾隆爺的時候，英國使臣馬戛爾尼來朝，為了跪與不跪，鬧了很久，最後也沒有正經下跪。以乾隆大帝之威，尚且不能讓英人規規矩矩地三跪九叩，他當然更沒法強迫洋人獻出尊貴的膝蓋。
那麼不下跪會怎麼樣呢？鹹豐認為，這會讓他在全世界丟臉。而這一丟臉，還會引起連鎖反應，這標誌著中國從此就不再是天下諸國公認的天朝上國了，以後可能連朝鮮、琉球等國，也不尊敬中國了。（“朝鮮、琉球等國，久奉正朔，每遇朝貢，皆極恭順。若見該夷之桀驁倨侮，必皆有輕視天朝之意。”）也就是說，2000年的朝貢體係也將崩潰於一旦。
二
我們都知道，中國曆史上實行朝貢體係，中央王朝高高在上，周邊民族和小國前來進貢。這個體係“本質上是儒家的天下理論與東亞的政治現實相結合的產物，反映了儒家文化的價值追求”，它是一個文化體係，通過這一體係，中國向周邊國家不停地輸出文化。它也是一個政治體係和外交體係，中國通過這個體係，來維持與周邊國家之間的和平。
自漢代以來，能否讓“四夷賓服，萬國來朝”，或者說，朝貢國多少，就成為衡量一個王朝合法性的重要指標。
明代是中國朝貢體係建立得最為完備的朝代之一。《明會典》所列朝貢國的總數為111個，即使將位於今新疆等境內的西域小國剔除，其數量也超過100個。[2]
當然，除了文化、政治與外交，朝貢體係也是一個經濟體係。這些國家為什麼來朝貢呢？除了傾慕中華文化，懾於大國兵威之外，經濟利益也是一個重要的考量因素。
我們都知道漢武帝打匈奴的威名，但是我們可能不知道的是，漢武帝為了麵子，曾花了不少錢收買“夷狄”來朝貢。“在經濟上給夷狄以豐厚‘賂遺’，這是吸引夷狄的根本。夷狄重漢財物，才會有歸漢之心。……綜觀西漢一朝，‘賂遺之設’可謂遍及四海，從對域外來使的贈賜，到對歸漢酋長的封賞，西漢無時無處不在展示著經濟文化的巨大魅力。”[3]
用呂思勉的話來說，“賂遺”就是“犒賞和給養降胡費，使節所攜和來朝蠻夷所受的遺賂”。據《漢書·西域傳》，班固因此對漢武帝為了外交上的風光大量花錢表示強烈不滿：
及賂遺贈送，萬裏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民力屈，財力竭。
明代也是這樣。中國對朝貢國一直采取“厚往薄來”的政策。朝貢國進獻的貢物，明代都會按價付錢，而且比市場價格要高出很多。以龍涎香為例，據相關史料記載，此物“貨於蘇門答剌之市……一斤該……中國銅錢九千個”[4]，一斤合9貫錢。而據《明會典》的記載，朝廷給大部分朝貢國的價錢是每斤48貫，高出市價整整5倍有餘。再比如日本人所進貢的腰刀，每把市價最多3貫，但是明朝給日本的定價是每把10貫。
除了按價給錢，大明王朝對於朝貢國還例有“回賜”，回賜之物通常都是精美的絲綢和瓷器。同時，使臣在中國受到的接待也非常細致周到。來到中國朝貢的船隻，通常要由中國提供護航，從踏上中國土地的那一刻起，各國貢使吃喝花用都不用出一文錢，全部由天朝上國承包。
“厚往薄來”政策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數倍、數十倍的暴利驅使周邊國家和民族爭先恐後前來進貢。因此明初經常有海外商人三五成群湊到一起，花錢找個懂中文的人寫一道表文，就冒充貢使跑來上貢，送來大批香料，騙走無數錢財。比如洪武七年（1374年），暹羅商人沙裏撥冒稱是本國國王令其同奈思裏儕刺悉識一起來進貢，因為裝得不像，被朝廷識破（《明史·暹羅傳》）。
因此，傳教士利瑪竇認為，朝貢關係的本質，不是世界向中國朝貢，而是中國向世界朝貢。這話當然說得太過分了，不過曆史上很多時期，朝貢確實對中原王朝形成難以承擔的經濟重負。比如明代與周邊的多次衝突和戰爭，通常都不是因為人家不來進貢，而是人家進貢太熱情，明朝招待不起，隻好撕破臉。
比如日本人在中國打的“爭貢之役”。嘉靖二年（1523年）6月，日本兩個地方諸侯為了爭奪進貢利潤，派出了兩撥朝貢使團同時來到中國。他們在寧波發生衝突，不但相互殺戮，還在回國途中沿路大肆燒殺搶擄，由“貢使”變為赤裸裸的“倭寇”，明朝隻好派兵鎮壓，追擊的備倭都指揮劉錦、千戶張鏜等明朝官兵皆戰死。浙中大震，史稱“爭貢之役”。
再比如土木堡之變，也是蒙古人為了進貢而打的。明初與部分蒙古勢力達成封貢協議後，蒙古人頻繁跑來進貢，進貢馬匹的數量越來越超出規定。明朝方麵掏不起“馬價”，要求他們少來幾回，少貢點馬，但是蒙古人說什麼也不聽。太監王振很生氣，於是壓低“馬價”，結果激怒了蒙古人，對明朝大舉入侵，導致“土木堡之變”。這在事變後蒙古人與明朝談判的過程中說得很清楚：“自太師父祖以來，至於今日，朝貢朝廷三十餘年。你使臣進馬，往往待以厚禮，遇以重恩。近因奸臣王振專權，減少馬價，以故勒兵拘留太上皇帝聖駕，搶掠人民，殺害軍馬。……”（李實《北使錄》）
事實上，明代蒙古人為了強行進貢，除了土木堡之變外還有過一場“庚戌之變”。嘉靖年間，蒙古俺答汗多次給朝廷寫求貢書，請求進貢，原因說得很坦白：
臣等生長北番，……生齒日多，衣服缺少，……各邊不許開市，衣用全無，氈裘不奈夏熱，……入邊作歹。
就是說我們生活在草原地區，天然缺乏衣料等生活用品。朝廷不許我們進貢來換取生活物資，各關口又不許貿易，導致我們無法生活下去，隻好入關來搶。
俺答汗承諾說：“如果許貢，即約束其下，令邊民墾田塞中，夷眾牧馬塞外，永不相犯。”如果你讓我們進貢，以後就不打你們。
然而嘉靖皇帝說什麼也不同意蒙古進貢，結果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汗率軍攻到北京附近，大肆焚掠騷擾，“殘掠人畜二百萬”，宣稱“予我幣，通我貢，即解圍，不者歲一虔爾郭！”你要讓我來進貢，我就退兵，要不然，一年來打你一次！一直到明朝保證允許他們前來進貢後才退兵。
三
因此，朝貢體係在文化上具有傳播功能，在政治上具有協調功能，在經濟上則很多時候是一個賠本賺吆喝的買賣。
但是，就是這種賠本買賣，清朝也想繼續做下去，因為這事涉及中國的外交傳統，更涉及王朝的麵子。所以鹹豐決定，不惜一切代價，不能讓外國人在北京派駐大使。
但是，怎麼才能讓已經簽訂的條約不生效呢？條約墨跡未幹，如果直接撕毀，結果自然是爆發另一場戰爭，中國取勝的概率極小。鹹豐皇帝左思右想，最後一個腦筋急轉彎，想出了一條“萬全”的“妙計”。
什麼妙計呢？那就是用錢收買洋人，讓他們同意不進京。花多少錢呢？大清帝國的全部關稅。
你們洋人不是貪財嗎？那就好辦，因為我堂堂中國，偏偏好義不好利。幹脆，我大清帝國和你們做生意時所有的關稅都不要了，以此換你們別到北京來見我，這總算可以吧？
不要以為我在開玩笑，這是千真萬確的史實。
鹹豐皇帝下諭說：“此時須將全免稅課一層，明白宣示，使知中國待以寬大之恩，此後該夷獲利無窮。”你們明確告訴他們，如果不派公使，我就把關稅全部免除，讓他們獲利無窮，以後發大財。
如果鹹豐的這個決策真的得到實施，那麼中國將成為人類曆史上第一個零關稅國家。這個對外開放的力度可真是夠大的，隻可惜動機有點可笑。鹹豐做出這個決定，可以說是下了血本。因為當時清朝的經濟形勢是非常緊張的。鎮壓太平天國已經花光了大清國庫，而海關年收入此時已達到數百萬兩，是國家重要的財政收入之一。如果沒有這筆關稅，國家經濟很快就會崩潰。
後來的學者說，“可以想象的是，鹹豐帝此一政策果獲‘成功’，在西方諸強的瘋狂擴張中，近代中國恐怕將無商業利益可言，清政府也早就垮台了”。孟森也說：“進口貨且不能收稅，洋人重利，其於駐使一層必可暫緩，留作後圖。而舉貨之灌輸，海關之不必設，中國又成何世界？此皆一回首而令人撟舌者。”
好在負責談判的大臣知道事情的嚴重性，不顧惹皇上生氣，紛紛上奏表示堅決反對。在大臣們反複說明之下，智商不高的鹹豐皇帝似乎也最終明白了取消關稅的嚴重後果，最終隻能打消了這一想法。
不能用零關稅收買，那麼怎麼辦？鹹豐皇帝思來想去，決定還是不惜一戰，阻止洋人進京。因此他毅然又一次挑起戰爭，戰爭的結果是英法火燒圓明園，鹹豐北逃承德，並且在《北京條約》簽訂後因為怕見洋人，遲遲不願返回，最終死在了那裏。
因此，麵子外交導致晚清中國做了很多錯誤決定。
[1]《南京條約》中文本第二款：“自今以後，大皇帝恩準英國人民帶同所屬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港口，貿易通商無礙；且大英國君主派設領事、管事等官住該五處城邑。”按中文理解，則一般英國人（包括商人、傳教士、旅行者及其家屬）可以居住在港口，英國女王任命的外交官則可以住在城內。《南京條約》英文本則將中文本中的“港口”和“城邑”通通翻譯成cities and towns。英方認為cities and towns指城內，因此，英國外交官和一般英國人都可以入城。條約簽字時未聲明以哪種文本為準。
[2]李雲泉：《朝貢製度史論：中國古代對外關係體製研究》，新華出版社，2004，第66頁。
[3]石少穎：《西漢王朝對外思想論述》，《社會科學輯刊》2007年第1期。
[4]馮承鈞：《星槎勝覽校注》，商務印書館，1934，第28頁。
第四十七章
要吞並大英帝國的緬甸
一
如果你隻讀中國史，你會奇怪中國晚清統治者為什麼會如此愚昧可笑。但是如果放眼世界，你會發現，這並不是中國一家獨有的現象，有些國家在近代化過程中的對外反應與中國一模一樣。比如緬甸。
中國淪為“半殖民地”的第一步是“第一次鴉片戰爭”，而開啟緬甸近代史的則是鴉片戰爭之前17年爆發的“第一次英緬戰爭”。
中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前不明世界大勢，不明敵我雙方的力量對比，因此遭遇慘敗。
而第一次英緬戰爭前的緬甸，其盲目自信，比中國還要嚴重。
1785年，緬甸大軍揮師西向，吞並了一個叫阿拉幹的王國，從此與英屬印度直接接壤。1817年，緬甸蘭裏島總督致信英屬孟加拉總督，奉緬王旨意，要求英國人向緬甸臣服，並且獻上孟加拉，交納賦稅。英國人自然並沒有如緬王希望的那樣前來叩頭。緬王大怒，決意與英國開戰，計劃先征服加爾各答，後吞並整個英帝國，並派自己的兒子去統治：
英國人竟敢……不來朝貢。……王軍可直搗加爾各答，而進兵英國，以王兒為英國全境之總督。[1]
1822年，緬甸名將班都拉主動出擊，進攻內夫河口刷浦黎島的英國守軍。次年，英軍決定全麵反擊，第一次英緬戰爭正式爆發。
戰前的緬甸本來沉醉在一片盲目自大的情緒裏，認為打敗小小蠻夷不成問題。沒想到，戰爭進行不久，緬甸就一潰千裏，麵臨被滅國的前景。在英軍抵達緬甸首都附近後，緬甸不得不與英方進行和談，簽訂了著名的《揚達波條約》，割地賠款，並規定英國方麵可以派出使臣駐緬甸首都。
二
緬甸國王之所以敢於要求英國臣服於他，一方麵是因為他不明世界大勢，另一方麵也反映出緬甸人的世界觀與中國非常相似。中國的皇帝自認為是“天子”，“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下所有一切國家都應該向自己臣服進貢。而相比中國皇帝，緬甸國王更為自大。曆代緬甸國王幾乎都宣稱自己是宇宙最高神毗濕奴、濕婆或是佛陀的化身。因此，緬甸國王被認為是宇宙的主宰，被稱為“水和土地的主人”。也就是大地上一切的主人，總自稱為“王中之王”“最高之王”“宇宙之王”。18世紀，緬甸雍籍牙王朝的國君阿隆帕耶在一封致英國國王的信中就曾自稱“最偉大的至善的獨裁的君主……白象和黃金的主人……朕的偉大來自太陽”[2]。
之所以有相似的世界觀，是因為緬甸的權力結構與中國相似。中國皇帝權力巨大，在國內實行說一不二的專製統治。而緬甸王權之專斷殘暴甚至超過中國皇帝，清末中國史籍《緬甸國誌》記載，“緬甸為純然君主專製政體，刑賞生死，皆出諸君王之意念，其政府以尊嚴順從君主為主”。因此，和中國皇帝一樣，緬甸國王有一種“特有的自豪和過分的傲慢”，不允許世界上還有與他平等甚至比他權力更大、地位更高的人。[3]
除了世界觀原因外，緬甸之所以如此自信，還有實力上的原因。在今天中國人的心目中，緬甸是一個貧弱落後的小國。在曆史上，它卻一直是東南亞的大國，戰鬥力極強，甚至一度威震八方。
向東，它長期與泰國爭雄，長期占有上風，甚至導致有400多年曆史的大城王朝的滅亡。向北，緬甸與中國的明朝和清朝先後展開大規模戰爭，而且都是緬甸占了上風。明代後期，緬甸主動入侵中國，並從中國手中奪取了大片領土，今天緬北的大部分地區，在明代前期是在中國版圖之內的。即使是在清朝全盛的乾隆中期，緬甸在和中國為爭奪中緬之間的土司展開的四次大戰中也不落下風：前三次中國戰敗，最後一次雙方戰平，打得乾隆皇帝也沒脾氣。
這個麵積並不大的國家之所以如此武勇，是因為它長期實行“軍國體製”，實行一種類似中國“軍戶”的製度，叫“阿赫木旦”製度。這些人平時耕種，戰時出征。平時他們不用納稅，戰時又可以掠奪戰利品，在緬甸社會地位很高。因此，緬甸這個國家實際是“為戰爭而生”的，這個國家作戰時不需要動員，不需要後勤準備，每個阿赫木旦都枕戈待旦，隨時可以出征。麵對這樣的虎狼之師，很多國家都退避三舍。因此，在東南亞，緬甸是令人聞風喪膽的大國，是名副其實的霸主。
緬甸和泰國在文化上非常接近，都深受印度文化的影響，也同為小乘佛教的重鎮。然而麵對英國人的侵略，兩個國家的反應卻截然不同。泰國小心而理智，努力收集外部信息，與殖民勢力巧妙周旋，最後成為東南亞唯一沒有淪為殖民地的國家。緬甸卻粗率蠻幹，戰前盲目自大，戰敗又驚惶失措。之所以如此不同，一個重要原因是泰國是一個非常重視海外貿易的國家，統治者具有商人一樣的靈活與現實，注意搜集外麵的情報，也懂得以柔克剛。緬甸在曆史上卻一直鄙視商業。緬甸統治者一直坐享戰爭紅利，曆來不重視經濟建設。緬甸海岸線長，海上貿易條件很好，但是緬甸統治者為了維持海上安全和國內穩定，采取閉關自守的政策，嚴格控製對外貿易。和中國的廣州海關一樣，緬甸海關也非常腐敗，官員經常敲詐勒索外國商人。船上人員須幾經檢查後才能上岸，有的船隻還被勒索禮品。[4]因此，緬甸的海外貿易規模一直無法擴大。
三
基於相似的政治結構，緬甸對外部世界的反應與中國高度相似。
第一次英緬戰爭和第一次鴉片戰爭，對緬、中兩國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都造成了空前的打擊。然而戰爭之後，兩國的統治者都表現出驚人相似的顢頇和遲鈍。
在緬甸曆史上，從來還沒有哪一次戰爭像第一次英緬戰爭那樣，如此沉重地打擊了緬甸人。“國王孟既被一再複發的憂鬱症折磨，最後變成了癲狂。”[5]
然而，如此慘烈的結局並沒有動搖緬甸人的麵子心理。“（英國人）認為戰敗的震驚能對阿瓦朝廷起到有益的效果，使它改弦更張。但事與願違……他們所蒙受的奇恥大辱反而使他們更加傲慢，對於外部世界照舊茫然無知，又不肯取法於人。”[6]
第一次英緬戰爭與第二次英緬戰爭相距26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和第二次鴉片戰爭之間間隔16年，這兩個國家本來都有充分的時間總結教訓，大力改革。然而兩國的統治者都沒有進行任何反省，而是固守舊製度，繼續沉睡在舊夢裏。中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後除了加固了幾個炮台外，沒有進行任何內政改革，同樣1826~1852年，緬甸上層統治集團沒有采取任何改革措施。相反，仍然如以前那樣沉溺於內部鬥爭。盡管國家日趨貧弱，這一時期的緬甸國王仍然熱衷於做功德，廣建寺院寶塔。孟坑王1841年南下仰光朝拜大金塔，一次就布施了3200緬斤（將近5000公斤）的黃金。
因此很自然，中國和緬甸不久就遭遇了第二次打擊。第二次鴉片戰爭與第二次英緬戰爭也有很多相似之處。
上一章我們講過，第二次鴉片戰爭的起源，除了英法等國要擴大侵略權益這一根本原因之外，還有“麵子”因素，一個是“反入城”鬥爭，另一個是所謂“公使駐京”問題。如前所述，鹹豐皇帝寧可放棄全部海關稅收“賜”給外國，也不想接受公使駐京。
而第二次英緬戰爭的導火索之一，同樣是有關英國公使進駐緬甸的爭執。
《揚達波條約》中明確規定英國向緬甸首都派駐公使，同時緬甸也向英屬印度派駐使節，以利外交交流。緬甸國王對這一條極為抵觸，原因與中國相同：互派使節就等於承認英國國王與自己地位平等，這是緬王無論如何不能接受的。因此，第一次英緬戰爭之後，緬甸一方麵竭盡全力砸鍋賣鐵向英國人賠款，另一方麵又千方百計拒絕讓英國公使進駐緬甸首都。
為了能讓緬甸接受英國駐緬甸的使節，英國人費盡了心力。1826年，英國派出了約翰·克勞福德（John Crawford）前往緬甸首都阿瓦談判這一問題。
緬甸國王紆尊降貴地“破格”接見了他，不過卻特意選擇了一個特殊的日子，那就是“悔過日”（也稱“卡多”即“Kadaw”日）：這是緬甸國王接受地方上的頭人進貢並請求國王寬恕的日子。緬王在這一天接見克勞福德，可以自欺欺人地理解成英國人是在向緬王進貢，並承認以前的錯誤：“那天，國王的一些封臣照例都一齊前來納貢。而總督送來的官方禮品也被說成是該總督臣服於‘黃金之足’，並對以往的過錯乞求寬恕的象征。”[7]
這一安排與中國晚清的外交手段非常相似。在後來同治皇帝不得不接受外國公使進京並考慮公使覲見事宜時，故意把接見地點安排在中南海紫光閣。因為這是中國皇帝傳統上接見“貢使”和“外藩”的地方，這樣一來，外國使臣仍然是被當成了“貢使”。[8]
經過重重波折，緬王終於同意英國人在首都設立大使官邸，然而這個官邸的位置不合常理，設在一片很容易被水淹沒的沙灘上：
當他到達緬都的時候，緬廷竟不顧他的職位，指定給他在一片沙灘上的一幢房屋作為駐所。在雨季中，伊洛瓦底江泛濫，這個沙灘就被淹沒在數英尺深的水中。他向加爾各答當局申訴說，他所受到的待遇“不是英國紳士，或說得更廣泛一些，不是任何一個普通英國人所應受到的”。
……當時，個個駐紮官都在緬甸首都搞壞了身體，這成了孟坑陳腐的笑柄之一。[9]
緬甸人洋洋自得，認為這樣一來自己就揚眉吐氣了。第二年年初，印度政府撤銷駐緬使館，從而斷絕了和阿瓦朝廷的外交關係。
當然，使節爭端隻是第二次英緬戰爭的一個小小前奏。與麵子上的爭執相比，英國人更難以忍受的是緬甸人試圖推翻《揚達波條約》。
東方民族對條約的尊重往往並不堅定。鹹豐君臣在與英法簽訂《天津條約》時，曾明確宣稱簽署條約不過是為了退兵而采取的權宜之計。負責談判的大臣桂良也對皇帝說，簽約隻不過是“暫藉和好之說，迅速了結為得計也”，假借談判，把洋人打發走了事。所以外國人走了之後，隨時可以推翻：“此時英、佛兩國和約萬不可作為真實憑據，不過假此數紙，暫且退卻海口兵船。將來倘欲背盟棄好，隻需將奴才等治以辦理不善之罪，即可作為廢紙。”如今我們和洋人談的這個條約，皇帝您別當真，這隻不過是咱們哄他們退兵的招數。等他們走了，您就假裝治我們的罪，說我們談判時沒聽從您的指示擅自簽約，這樣條約不是一下子就變廢紙了嗎？
緬甸人也一樣認為，已經簽訂的條約是隨時可以翻臉不承認的。
1837年年初，孟既國王被他的弟弟孟坑發動政變推翻。孟坑是一個堅定的“愛國主義者”，他上任之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揚達波條約》無效。理由呢？很簡單，新官不理舊賬，這個條約不是他簽的。
1837年6月，孟坑王召見伯尼，譴責英國侵占緬甸領土，宣稱他過去沒有看到過《揚達波條約》的全文，英國人也沒有同他締約。因此，他不理會《揚達波條約》。[10]
這種態度當然是英國人難以接受的。第二次英緬戰爭終於爆發，戰爭結果是緬甸半年之內就喪失了大片國土。1852年年底，英國單方麵宣布吞並下緬甸，將緬甸的一半國土吞入口中。
第二次英緬戰爭之後不久登基的曼同王，是一個力圖有所作為的國王。為了保住緬甸的“球籍”，他在國內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但是緬甸的改革力度不夠，完全達不到扭轉緬甸國運的程度。更何況緬英雙方在此時又因鞋子問題而宣布斷交，這再一次讓緬甸國勢落入危險之中。
和中國一樣，緬甸的外交史上，禮儀之爭也漫長而激烈。中國和外國的爭執是三跪九叩，而緬甸人爭執的主要焦點是鞋子問題。鞋子在東南亞國家通常被視為不潔之物，緬甸人要求英國人見緬甸國王時必須先脫鞋，然後跪拜。然而1830年來到緬甸的白尼卻拒絕這樣做。
白尼堅決反對脫鞋，並明確表示：這是緬甸官員“借羞辱和貶低英國人的人格來提高他們王的地位和滿足他們自己的傲慢和虛榮心的一種手段”[11]。
如同馬戛爾尼覲見乾隆前與中國方麵為行禮爭執了一個月一樣，英緬雙方為脫鞋這件事爭執了將近兩個月，最後達成妥協，緬甸方麵允許白尼可以穿鞋走到宮殿的台階前麵再脫鞋。
在曼同王統治時期，雙方因為鞋子問題又起爭執。“1873年英國威爾斯親王到達印度。緬甸大使晉見時穿著靴子，坐在椅子上。隨後，英國提出，今後英國大使晉見緬王時不再脫靴子；從此曼同王再不見英國使臣。”[12]
這件事導致英緬斷絕了外交關係，不再有溝通的渠道，雙方關係越來越惡化，不久終於發生了第三次英緬戰爭，並以緬甸的完全失敗而告終。從此緬甸作為一個獨立國家不複存在，成為英屬印度的一個省。
因此，晚清中國的對外反應並不是獨有的，在世界其他國家的曆史上，也能找到很多例子。
[1]戈·埃·哈威：《緬甸史》（下卷），商務印書館，1948，第57頁。
[2]宋立道：《神聖與世俗——南傳佛教國家的宗教與政治》，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第75頁。
[3]尼古拉斯·塔林主編：《劍橋東南亞史》（第二卷），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第31頁。
[4]賀聖達：《緬甸史》，人民出版社，1992，第184頁。
[5]D. G. E.霍爾：《東南亞史》，商務印書館，1982，第695頁。
[6]同上。
[7]D. G. E.霍爾：《東南亞史》，商務印書館，1982，第695頁。
[8]光緒年間的覲見，在外國公使的堅持下，改在了文華殿。然而各國公使覲見後，沒有走文華門的左門，而是直接走出了中門，當場被尚書敬信抓住衣袖，引發了一場不大不小的外交風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