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饑餓的盛世
一
大英帝國的崛起，注定了它要與東半球的另一個巨大帝國迎麵相撞，那就是大清帝國。
在大英帝國進行轟轟烈烈的工業革命的時候，大清帝國正處於乾隆時代，那是中國曆史上最大的一個盛世——康乾盛世的頂峰。
今天學術界一提起對明清兩代GDP的研究，經常會響起一片質疑甚至嘲笑聲，特別是麥迪森所謂1820年也就是道光年間中國GDP占世界32.9%的說法[1]，普遍被認為過於誇張。但是乾隆時期，中國的經濟總量在當時世界居於第一位，是沒有疑問的。當時中國在世界製造業中所占的份額，是英國的8倍，俄羅斯帝國的6倍，日本的9倍，比剛剛建國的美國更不知要多多少倍。[2]雖然大清王朝不重視對外貿易，但僅憑其龐大的經濟總量，它仍然是世界貿易的重要力量。
戴逸先生說：“傳統觀點認為漢、唐是真正的盛世，無論國力還是文化等諸多方麵都達到極盛，而清朝已經開始衰落，不如漢唐。我則以為，康雍乾盛世是中國曆史上發展程度最高、最興旺繁榮的盛世。”從物質財富角度看，這確實是不易之論。
就在這一盛世之中，1793年，英國國王派出一支龐大的使臣隊伍，前往中國。
二
那麼，英國人為什麼在1793年決定派使節團訪問中國呢？
1733年，也就是乾隆即位前3年，英國人發明了飛梭，揭開了工業革命的序幕。工業革命使英國像吹氣球一樣迅速強大起來，英國人需要全世界的商品，更需要把自己製造出來的大量產品賣到世界上去。1698~1775年，英國的進口商品和出口商品都增長到500%~600%之間。因為國民的普遍富裕，英國人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需要大量的中國茶葉。而英國人也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急於把自己生產的紡織品、鋼鐵產品及其他工業製成品賣到中國。
可是，他們的商品在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都廣受歡迎，就是打不開中國的大門。
當時中國實行一口通商，隻在廣州一地進行外貿。廣州海關嚴重腐敗，每條船需要交上大量陋規才能進港。更為關鍵的是中國還不允許自由貿易，外商必須經過一個中國官方指定的機構，叫“十三行”，進行貿易。外國商人到達中國後，所有的貨物都隻能賣給十三行，不管他們給的價格比別人低多少。采購所有東西，都必須經過他們，不管他們如何提高價格，降低質量。
英國人認為，中國的貿易體製有問題，導致他們與中國的貿易出現巨額的逆差。
此時的英國已經成為海上霸主，早已稱雄歐洲，海外殖民地遍及全球。他們稱自己為“世上最強大的國家”。雖然一個是小小三島，另一個是當時世界上麵積最大的國家；一個人口不到1000萬，另一個人口近3億。但國勢蒸蒸日上的英國人卻認為，他們有底氣來與東方巨人握握手了。所以他們希望通過談判，打開中國的大門。
1793年，東方世界和西方世界通過這件事迎頭相撞。我們學曆史的時候，課本都是以1840年為中國近代史的起點。我則認為起點應該是這次英國使臣訪華。法國學者阿蘭·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把這個事件形容為“兩個世界的撞擊”，確實，此事如同火星撞地球，讓中國曆史從此卷入了全球化進程。
三
在來到中國之前，英國人對中國充滿了美好的想象，認為中國是一個強盛大國。然而到了中國之後，正如我們在《沒有中世紀，就沒有新歐洲》一章中講過的，他們的第一個印象是，中國的大部分普通人都生活在窮困之中。
據《十八世紀的中國與世界·農民卷》的研究，18世紀，普通英國農戶一年的收入是137英鎊，除去各種花費，每年能有11英鎊的剩餘。換成中國的白銀，大約40兩。而同時期一個中等中國農戶，一年全部收入不過32兩，而全年支出平均為35兩，也就是說，辛苦一年，還要負債3兩才能過活，根本沒有生產剩餘。所以一旦遇到饑荒，普通人家會立刻破產，賣兒賣女十分普遍。
那麼，為什麼盛世中國是貧困的呢？
本來，乾隆朝全國糧食產量比前代大幅增加。這一方麵得益於紅薯、玉米帶來的“18世紀的食物革命”，另一方麵是因為乾隆皇帝提供了長期的政治穩定，因此據吳賓和黨曉虹的《論中國古代糧食安全問題及其影響因素》一文，中國曆代口糧總量發展呈總的上升趨勢。其中秦漢為417.6億斤，隋唐代為626.4億斤，宋遼金元代為835.2億斤，明代為1392億斤。而到清乾隆晚期，一躍而達2088億斤。
然而，乾隆朝的又一個紀錄是人口發生爆炸。在清代以前，中國人口多數時間在數千萬左右，隻有少數幾個曆史時段突破過一億。然而在乾隆60年的統治生涯中，中國的人口增長非常迅猛，乾隆晚年，中國人口接近3個億，增長率是108%，比世界水平高出了65個百分點。
因此乾隆盛世也是一個貧困的盛世。乾隆年間的糧食總產量雖然創了曆史最高，但人均占有量卻處於曆史落後水平。同樣據《論中國古代糧食安全問題及其影響因素》一文，曆代糧食人均占有量，秦漢為985.75斤，隋唐為988.7斤，宋遼金元為1457.87斤，明代為1192.94斤，而乾隆年間，僅為780斤，處於秦始皇以來曆代最低水平。
據說文景之治時，中國老百姓也都富裕得十分了得，家家戶戶都騎馬，而且全騎雄馬，誰要是騎雌馬或者小馬都會遭到眾人嘲笑，而乾隆盛世中卻絕沒有類似的記載。洪亮吉說，乾隆晚年和嘉慶年間，農民“終歲勤動，畢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溝壑之憂”，也就是說，雖然一輩子勤勤懇懇，努力奮鬥，但是也攢不下錢，遇到一點點天災，就有餓死之憂。
乾隆盛世的貧困還不僅僅體現在經濟上，更體現在政治上。
到了中國之後，英國人發現，大清王朝雖然不那麼富裕，但是如此龐大的一個帝國，在政治統治上確實是井井有條。“自進入中國境內以來，在這樣大的地麵上，一切事物這樣整齊劃一，這在全世界是無與倫比的。”[3]
整個中華帝國的整齊劃一令英國人驚歎不已：“這樣多的人口，這樣廣袤的地麵上，遵守著一個統一的政治製度和法律，有共同的語言文字和生活方式，俯首帖耳於君主一人的絕對統治之下。”[4]這與英國完全不同。
英國人認為，中國社會治安的良好和政治效率之高勝於歐洲。“皇權的鐵掌威懾著一切不守秩序、破壞法紀的行為，全體使節團成員感到絕對的保障。”權力的威嚴使北京城內秩序井然。“北京人口雖然這樣多，但秩序良好，犯法的事很少。”[5]
中國官府的行政組織能力非常高。英國人到中國來，給乾隆帶了好多禮物，打包後一共是600多個包裹，形狀大小不一，從船上卸下來後又多次轉駁才送到承德，英國人認為肯定有一些東西會損壞。但是在中國官府強有力的組織協調之下，這些東西迅速地從船上搬運下來，運到承德，組裝完畢，沒有一件破損，英國人說這種政治效率是全世界第一的。“的確，這兒一切似乎隻要朝廷一聲令下就都能辦成，最費力的事也能隨時得到執行。”[6]
但是這種政治效率達成的方式是英國人想象不到的。
英國人長途航行的目的地是天津，但是因為他們不熟悉中國的航路，誤打誤撞跑到了浙江的定海。到了定海之後，他們需要當地官員找兩個領航員，沿著海路給他們領到天津。定海總兵當時滿口答應，發下命令去找領航員。但是定海總兵尋找領航員的方式跟英國人的想象是不一樣的。按英國人的邏輯，中國官員應該高價懸賞。但是總兵並不這樣辦，總兵派出他手底下的士兵到街上挨家挨戶搜查，讓英國人在大堂上坐著等，一會兒工夫，士兵就帶來了好幾十個中國老百姓，黑壓壓地跪在地上，說他們都航過海。然後總兵一一詢問誰到過天津，最後找出兩個人去領航，但是一文錢報酬也不給，因為這是國家的任務。這倆人說我們已經十多年不航海了，現在正在經營買賣，如果我們去領航，買賣沒人照看，家人沒法養活。總兵說你們如果不去，唯一的結果就是挨板子。最後這兩個人隻能跟著走了。
中國人司空見慣的一幕卻讓英國人不寒而栗，這在歐洲是不可想象的。當時英國政治的信條已經是“人的尊嚴不可侵犯，尊重和保護它是國家的義務”。而清王朝的信條則與此相反，“國家的需要壓倒一切”。英國人說：“總兵的專斷反映了該朝廷的法製或給予百姓的保護都不怎麼美妙。迫使一個誠實而勤勞的公民、事業有成的商人拋家離子，從事於己有害無益的勞役，是不公正和暴虐的行為。除非是在一個專製的，其子民不知有法而隻知有暴君的國度，這是不能容忍的。”
英國人認為，歐洲和中國的政治文明有巨大落差。馬戛爾尼認為“中國政治製度上沒有代議性質的機構來幫助、限製或監督皇權”，“在中國的政治、倫理和曆史的文獻中找不到任何自由色彩的理論，他們認為這種理論最後一定導致犯上作亂”。
四
當時的歐洲，正流行著一股中國熱。像今天的西化大潮一樣，當時的許多學者號召歐洲向中國取經。
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在他家的小禮堂中，畢恭畢敬地供奉上了孔子的畫像，他稱中國是“舉世最優美、最古老、最廣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國家”。德國數學家萊布尼茨被稱為“狂熱的中國崇拜者”，他認為中國擁有“人類最高度的文化和最發達的技術文明”。
今天的中國積極向西方學習，與世界接軌。那時歐洲學者們卻說，要向中國學習，要與中國接軌。伏爾泰說：“在道德上，歐洲人應當成為中國人的徒弟。”
這種對遙遠文明的“狂熱”，其實是人類文明史上常見的現象，所謂“外國的月亮比本國的圓”。正如同近代以來一些中國人的“崇洋”一樣，其本質都是“借他人杯酒澆本國的塊壘”，目的是以他處之長攻本地之短。這種“中國熱”在歐洲興起，其實是啟蒙運動中的歐洲知識分子借助中國文化中的世俗精神，來批判中世紀歐洲的神權迷信。這裏麵有對中國文明的獨特解讀，也摻雜著一些“美麗的誤會”。
然而，英國人對中國的造訪，迅速打破了傳教士們在歐洲建造起來的中國神話。
使團到達天津後，全體成員乘坐中國官方的平底船，沿著運河前往北京。很多中國人在岸邊看熱鬧，看金發碧眼的“夷人”。一夥看熱鬧的人壓翻了河中的一艘小船，許多人掉進河中。巴羅說：“雖然這一帶有不少船隻在行駛，卻沒有一艘船前去救援在河裏掙紮的人。……勸說我們船上的人開過去援救也得不到響應。不錯，我們當時船速是1小時7英裏，這居然就成了他們不肯停船的理由。我確信這些不幸的家夥中有幾個一定是喪命了。”英國人說，在世界其他國家他們不會看到這種現象，隻有中國人之間這樣冷漠。
所以乾隆時代到中國的這些英國人，對中國人的國民性格印象非常深。英國人注意到，在沒有官員的場合，中國人的表情也十分正常。隻不過一旦有官員出現，中國人的神情立刻變了：“中國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謹，這是他們長期處在鐵的政權統治之下自然產生出來的。在他們私下生活中，他們也是非常活潑愉快的，但一見了官，就馬上變成了另一個人。”
這些英國人回國後寫文章分析說，這種國民性格，是中國統治者精心塑造的結果。因為他們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接觸過華人，看起來都很正常。在菲律賓群島、巴達維亞、檳榔嶼，“和其他我們東印度公司屬地”，中國移民的“誠實跟他們的溫順和勤奮一樣出色。……在那些地方，他們的發明創造和聰敏似乎也跟學習模仿的精確一樣出色”。然而，生活在自己國家的中國人，卻遠沒有海外中國人那樣活潑自然，也缺乏創造力。他們比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更膽小，同時也更冷漠、麻木和殘酷。
英國人在世界上第一次詳細描述了中國人的國民性格及其起因。巴羅說：“這些事例再清楚不過地昭示了中國人自誇的道德品格中的巨大缺陷。不過就像我先前說過的，其錯當在於政治製度，而不在於民族的天性或者氣質。”
巴羅說：“就現政權而言，有充足的證據表明，其高壓手段完全馴服了這個民族，並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這個民族的性格。他們的道德觀念和行為完全由朝廷的意識形態左右，幾乎完全處在朝廷的控製之下。”
英國使團第一次向全世界撩開了這個神秘國度的麵紗，導致西方人對中國的認識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中國從天上掉到地下，從文明變成野蠻，從光明變為陰暗。歐洲人發現，“中國人不是無神論者，而是更為原始的多神論者；政治之爭證明中國不是開明的君主專製，而是依靠棍棒進行恐怖統治的東方專製主義暴政的典型；經濟之爭最後證明中國不是富裕，而是貧困”[7]。
五
在英國使團到達中國之前，歐洲人從來沒有想象過武力進攻中國的可能性。然而，馬戛爾尼一回國，以武力教訓中國的聲音就開始在歐洲響起。而且這種聲音還披上了文明的偽裝。馬戛爾尼宣稱：“如果中國現政府由一個會保證其居民財產安全的政府所取代，那麼亞洲農民和工匠的技術與進取心以及亞洲商人的商業敏感就會激勵起來。從隨之而來的財富增長中，歐洲貿易將會獲益，世界將會在互惠的商業中聯合起來。”
這就為後來的鴉片戰爭進行了思想鋪墊。
[1]麥迪森在《世界經濟千年史》一書中有如下描述：“19世紀前，中國比歐洲或者亞洲任何一個國家都要強大……14世紀以後，雖然歐洲的人均收入慢慢超過中國，但中國的人口增長更快。1820年時，中國的GDP比西歐和它們附屬國的總和還要高出將近30%。”根據該書圖表，1820年清朝GDP占全世界的32.9%，即便是進入20世紀初，該比重也在11%左右。
[2]郭成康等：《康乾盛世曆史報告》，中國言實出版社，2002。
[3]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第276頁。
[4]]同上。
[5]]同上。
[6]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
[7]周寧：《異想天開——西洋鏡裏看中國》，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第224頁。
第四十一章
乾隆皇帝與鴉片戰爭
一
曆史課本給我們的印象是，清代中前期的皇帝，從順治到康雍乾，個個雄才大略。到了清代晚期，道光、鹹豐到光緒，一個個懦弱無能，中國才落後挨打。
然而事實上，如果仔細閱讀史料，你很容易發現，鴉片戰爭的爆發，與乾隆皇帝有著直接和間接的多重關係。
說起來中國真是多災多難。在地理大發現之前，中國對外部世界一直挺感興趣的。漢武帝多次派人外出探險，差點到了歐洲。隋煬帝也多次“召募行人，分使絕域”，遣使遠至波斯等地。唐代各色人種的商人聚集長安，一直是大唐開放氣派的一個標誌性證明。兩宋海外貿易更為繁榮，南宋外貿收入在國家財政中占據了相當重要的分量。大元王朝的開放則導致了《馬可·波羅遊記》的誕生。
地理大發現之後，西方人來到久已神往的東方海麵。全球化過程從此開始，任何國家閉關自守，已經不可能。而恰恰從此時開始，中國開始轉向閉關鎖國。在農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看來，海外貿易除了進口些用不著的奢侈品，以及帶來危險的海外勢力外，不能給國家帶來任何好處。所以他下詔厲行海禁，“片板不許下海”。雖然明朝中後期部分開放海禁，但仍然禁令重重。嘉靖年間，明世宗規定：不許製造雙桅以上大船，並將一切違禁大船，盡數毀之。這一禁令影響持續了300餘年，直到1820年，中國駛往東南亞的海船仍限製在兩桅。
二
英國使臣訪華，實際上給乾隆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來認識西方，促進中國加入世界海洋貿易的競爭中。
英國使團的使命是與中國建立有史以來第一個正式的外交關係。英國人希望在中國設立大使館，與中國互派大使，希望與中國簽訂一個外交條約，建立穩定的外交關係。
當然，英國最迫切的目標是促使中國政府改革外貿體製，取消十三行，多開放幾個口岸，允許自由貿易，公開關稅稅率，以減輕中國官員對外商的剝削和刁難。
英國人還有一個“非分之請”。當時澳門已經被葡萄牙實際統治多年，因此希望中國皇帝也“送給”英國一個“小島”，“以堆放貨物”。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英國人給乾隆帶來很多禮物。當然，這些禮物主要不是奢侈品，而是體現英國的軍事實力、科技實力的工業製成品。英國人帶來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武器，帶來了大英艦隊的全套模型。除此之外，還帶來了很多“高科技產品”，比如一架天體運行儀，就是一個太陽係的模型，中間是一個太陽，有齒輪驅動，上足發條之後幾大行星圍繞太陽運轉。他們還帶來一個天文望遠鏡，歐洲人那時候就用這種望遠鏡發現了星雲的存在，知道了人類生活在銀河係當中。他們給乾隆帶來了一個大的地球儀，上麵標注了英國在各地的殖民地，向乾隆展示日不落帝國的威勢。他們甚至還給乾隆帶來了一個熱氣球和一個熱氣球駕駛員，乾隆皇帝要是願意的話，可以坐上熱氣球升上天空，成為東半球第一個飛上天空的人。英國人充分相信，這些全人類文明的最新成果一定讓中國皇帝大開眼界，對歐洲人刮目相看。因為他們通過貿易深知，中國的工業還停留在中世紀時代，與英國的差距實在是不可以道裏計。
可是這些信息乾隆都沒有收到，為什麼呢？因為這中間有一個禮儀之爭。英國使臣來到中國之後，清朝官員要求他們學習三跪九叩，凡是外國使臣前來進貢，必須如此行禮。但是英國使臣拒不同意，他們認為大英帝國與大清帝國是平等的，雙方因此發生了激烈的衝突。
經過很多輪的談判，最後英國使臣勉強答應，到乾隆生日那一天他們混在各國使臣當中，一起跪地，隻不過英國人是單膝下跪。別人磕頭的時候他們也隨眾俯首，遠遠看起來就像行了三跪九叩禮一樣。乾隆心裏因此非常不高興，所以後來乾隆觀看英國使臣帶來的禮物的時候，沒有叫上這些英國使臣給他做講解，因為知道他們不會給自己下跪。乾隆自己一個人悶頭在那兒看，看了半天什麼也沒看明白。他看到太陽係模型，認為是一架西洋大鍾表，因為有齒輪轉動，他給它起了一個名叫“天文地理大表”，認為跟清宮以前買到的鍾表沒什麼本質區別。看到天文望遠鏡，他說這是一個千裏鏡，因為宮中早就有望遠鏡，當然是打獵用的。英國人給望遠鏡寫了一個詳細的英文說明書，注明“這是我國科學家牛頓所發明的，應用了什麼原理”等，乾隆也完全看不懂。地球儀上用英文標注的英國殖民地，乾隆也沒有注意到。所以英國人竭盡全力向乾隆展示西方世界的發展水平，乾隆卻完全沒有接收到這方麵的信息。因此乾隆對英國使臣提出的兩國平等交往、互設大使館以及改革中國外貿體製等要求，一律否定，全部駁回。他回複英國人說，你們的要求不符合中國慣例，天朝製度，盡善盡美，無一字需要改動，你們貿然提出這些請求，顯然是不懂事的蠻夷之國的荒唐舉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