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不知道，他錯過了世界留給中國的最後一個機會。17世紀後半期，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上霸權已經衰落，後起的荷蘭也進入衰落的過程中。英國向東亞的大規模擴張則是18世紀中期以後的事情。從17世紀後半期到18世紀前半期，是東南亞海上力量的空白期，或者說是上天留給中國的最後幾十年時間。如果乾隆能通過馬戛爾尼訪華敏銳地感覺到迫在眉睫的威脅，並抓住這最後的時機積極經略海上，並非沒有可能獲得最新西方軍事及科技成果，努力追趕世界水平。[1]
可惜，這僅僅是一個假設。大清王朝的文化性格決定了這種可能性極為微小。
從中國回來後，馬戛爾尼預言，一旦中國這艘巨艦受到攻擊，“它將永遠不能修複”。亞洲及世界各地的貿易將受到“擾亂……各國的冒險家都將來到中國”，企圖利用中國人的衰敗來建立自己的威望。而“在他們之間將展開無情的鬥爭”。在這種對抗中，富的更富，窮的更窮。“英國靠著它的創業精神已成為世界上航海、貿易和政治的第一強國；從這樣的急劇變革中，它將獲得最大的利益，並將加強它的霸權地位。”
這是驚人的準確的預言。
三
雖然在經濟方麵沒有收獲，但是英國人在軍事方麵收獲巨大。
對這次英國人的來訪，乾隆皇帝不但在接待工作上做了精心準備，而且還在武力炫耀方麵連篇累牘地做了多次指示。皇帝通告各地軍方，凡英國人經過之處，都要全副武裝，列隊迎接，向英國人展示天朝強大的武力，讓他們開開眼，對天朝的強大有所敬畏。
然而不展示還好，一展示，英國人馬上發現了中國軍事上的落後。對於中國的武備，英國人極為輕蔑：“他們的大炮為數很少，僅有的幾門炮都破舊不堪。我都懷疑這些炮是向葡萄牙人借來的，因為那些火繩槍便是。”這種軍事展示在英國人眼裏成了一個笑話。回到英國後，馬戛爾尼的話迅速傳遍了世界：
中華帝國隻是一艘破敗不堪的舊船，隻是幸運地有了幾位謹慎的船長才使它在近150年間沒有沉沒。它那巨大的軀殼使周圍的鄰國見了害怕。假如來了個無能之輩掌舵，那船上的紀律與安全就都完了。船將不會立刻沉沒。它將像一個殘骸那樣到處漂流，然後在海岸上撞得粉碎。
除了對中國軍隊的整體評估外，他們還對中國的具體防務進行了考查。馬戛爾尼初步探明了從寧波到天津大沽口以及從大沽口到通州的航道，對北京、通州、定海等中國城市的防衛設施進行了細致觀察，為西方人後來入侵北京提供了大量的軍事資料。
為什麼在後來的鴉片戰爭中，英軍選擇定海為第一座攻打的中國城市呢？就是因為英國使臣詳細測繪了定海城的防衛布局。
鴉片戰爭的鴉片因素，在乾隆時期也已經出現了。如前所述，因為英國商品在中國打不開銷路，在中英貿易中，英國人隻能用白銀換取中國的茶葉。中國對白銀的驚人胃口導致美洲很多銀礦麵臨枯竭。英國人心急如焚，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高級職員華生上校（Colonel Watson）正式提出了在印度大麵積種植鴉片，然後賣給中國人的計劃。1773年，也就是乾隆三十八年，這項計劃得到批準並開始實施。當然，乾隆對此一無所知。
一開始，英國人並不準備大麵積實施這一罪惡的計劃，還是希望通過談判的方式打開中國國門。直到馬戛爾尼出使失敗後，英國人才開始大規模組織鴉片輸入中國。據統計，1775~1797年，中國平均每年進口鴉片1814箱。而1798~1799年，平均每年增至4113箱，到1800年，則達到4570箱。
正是在乾隆年間興起的鴉片走私，讓中國貿易從以前的順差一下子變成了逆差，白銀大量外流，幾十年後財政瀕臨破產，導致道光皇帝不得不禁煙。
四
在英國發動鴉片戰爭的過程中，有一個人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他的名字叫喬治·托馬斯·斯當東（George Thomas Staunton），時人稱為“小斯當東”。
1840年4月7日，英國的下議院進行了一場激烈的辯論，辯題是“要不要向中國派遣遠征軍”。在漫長的辯論過程中，一位叫小斯當東的議員的發言引起了大家的特殊重視。在他發言的時候，全場鴉雀無聲，人們聽得異常認真。小斯當東以果斷的口吻說，以他對中國統治者性格的了解，他認為戰爭不可避免：“我很了解這民族的性格，很了解對這民族進行專製統治的階級的性格，我肯定，如果我們想獲得某種結果，談判的同時還要使用武力炫耀。”
小斯當東的發言對議員們的決定影響是至關重要的。發言結束後，下議院裏響起了長時間的掌聲。在後來進行的投票中，主戰派271票，反戰派262票，9票之差。也就是說，如果再多5張反對票，鴉片戰爭就不會在那時爆發。
為什麼小斯當東的話如此有說服力呢？因為他是當時英國最著名的中國專家，而且他13歲就到過中國，還曾經與乾隆皇帝“親切交談”。
原來，小斯當東正是當年馬戛爾尼使團副使斯當東的兒子。馬戛爾尼訪華時，13歲的他被作為“見習侍童”帶到中國。在駛往中國的漫漫旅途中，小斯當東學會了簡單的中文。因此在覲見的時候，他有機會直接和乾隆用中文聊天，乾隆一高興，還賞了他一個荷包。
回到英國後，小斯當東繼續刻苦學習中文，成為知名的漢學家，以及下議院議員。
這樣一個人當然在中英關係中最有發言權。他告訴英國人，對中國必須采取強硬手段，想通過和平手段讓中國人尊敬英國是不可能的。這是他在與乾隆打交道的過程中學到的。
五
英國人在1793年通過和平談判沒有得到的東西，40多年後通過戰爭一件不少地得到了。《南京條約》的五點核心內容，與馬戛爾尼乞求乾隆皇帝的內容幾乎完全一致。
1793年馬戛爾尼提出多口通商，增加舟山、寧波、天津等處；1842年的《南京條約》規定，開放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等處為通商口岸。
馬戛爾尼要求，如同給葡萄牙澳門一樣，也給英國一個小島，以堆放貨物。《南京條約》中割讓了香港島給英國。
馬戛爾尼要求結束十三行壟斷，自由貿易，公開固定的關稅稅率，這些在《南京條約》中都得到了落實。
因此，鴉片戰爭與乾隆皇帝有著直接的關係。這也是我把馬戛爾尼事件當成中國近代史起點的原因。
馬克思用這樣的語言概括鴉片戰爭：“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於現狀，人為地隔絕於世並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帝國注定最後要在一場殊死的決鬥中被打垮：在這場決鬥中，陳腐世界的代表是激於道義，而最現代的社會的代表卻是為了獲得賤買貴賣的特權——這真是任何詩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種奇異的對聯式悲歌。”[2]
[1]史宏誌：《16世紀至19世紀鴉片戰爭前的中國海外貿易政策述評》。
[2]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16頁。
第四十二章
從財政角度看鴉片戰爭的失敗
一
關於鴉片戰爭，很多人有各種誤解。
最常見的誤解是，清軍在戰爭中是用大刀長矛和英國人作戰的。很多電影，比如《火燒圓明園》之類，通常都會表現清軍騎著戰馬，揮舞著長矛，在英軍的步槍射擊下一片片倒地的場景。
但是事實並非如此。中英雙方雖然在武器裝備上有差距，但是差距並沒有我們想象的那樣大。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潰》用大量材料雄辯地說明了這一點。英軍處於火器時代，而清軍也大量使用火器，而且還是西洋火器。比如清軍用的鳥槍，是根據葡萄牙火繩槍仿製的。清軍使用的火炮，同樣屬於西方加農炮係列。雖然中國人對英軍最強烈的印象是“船堅”，甚至排在“炮利”前頭，但是那時雙方的軍艦其實都是木頭製的帆船，靠風作動力。火輪船雖然已經發明，但是用於軍艦的技術還不成熟，因此在鴉片戰爭中基本沒有應用。
因此，中英雙方武器的差距關鍵在於質量。也就是說，雖然大致屬於同一類型，但是清軍的質量太差。“清軍使用的火器，主要是仿造明代的老式的‘洋槍洋炮’。與英軍相比，整整落後了200餘年。”事實上，清軍早在與明軍作戰時，就從明軍手中繳獲了大量西式武器。後來又大量地進行仿製，因此“清軍使用的鳥槍，原型可追溯至1548年（明嘉靖二十七年）的葡萄牙火繩槍”。但是清代並沒有對武器進行持續研發和改進，一把鳥槍通常用個幾十年甚至上百年。茅海建說他見到的材料中，竟有使用166年尚未更換的鳥槍。
大炮也是這樣，清軍使用的火炮，雖然是仿照西方17~18世紀初的加農炮係列，但也都是已經用了上百年了，有的甚至是明朝的東西。換句話說，從明代末期到清代末期的200多年間，中國軍事工業沒有任何進步，甚至還有退步。比如明末清初，中國就引進了“開花炮彈”（一種爆破彈）的技術，非常有威力。然而到了清代，中國人忘記了自己曾經掌握了這門技術，在鴉片戰爭中看到英國使用這種炮彈很厲害，才在戰爭之後費了很大力氣進行了“二次引進”。但是到了19世紀70年代，左宗棠征西的時候，在陝西發現了明朝末年的“開花炮彈”，才恍然大悟，原來此“利器之入中國三百餘年矣”。
但是歐洲軍事技術從明末到清末一直在持續進步。因此，到了清末，中國的武器與西洋武器的質量出現了巨大差距。與英軍的步槍相比，清軍的鳥槍射速慢、射程近，在威力上，一支英式步槍，可以頂4~10支中國鳥槍。
中英雙方的大炮雖然原理相同，但是工業革命讓英國的冶煉技術大大提高，英國的大炮鐵質好，炮筒裏麵用車床進行了加工，非常光滑。而中國大炮鐵質很差，很容易炸裂，而且鑄件毛糙，炮筒裏麵是不光滑的，所以炮彈射出來後，彈道紊亂，精度很差。所以我們看整個戰爭中，清朝軍隊沒能擊沉一艘英軍的軍艦。[1]
中國和英國軍船的差別，也具體體現在英國軍艦用的木料更結實、設計更合理、安裝的大炮更多上，所以作戰效率比中國強很多。
中國和英國的武器在明末大致處於同一水平，到了清末卻有了這麼大的差距。這很直觀地體現出中世紀以後，歐洲曆史是加速度發展，而中國在很多方麵是停滯甚至倒退的。
二
關於鴉片戰爭的另一個誤解，是鴉片戰爭中國隻輸在軍事上。
其實，中國是整體性全方位的失敗，絕不止於軍事。
第一次鴉片戰爭花了多少錢呢？道光皇帝曾經下過一個上諭，說不完全統計的結果是花了2000萬兩白銀。而據鴉片戰爭研究的權威茅海建根據第一手材料進行的統計，這次戰爭，中國最終是花了3000萬兩。[2]
那麼，英國人花了多少錢呢？茅海建在《英國議會文件》中看到了英國政府對下院質詢時開出的一份對華戰爭支出的賬單，421萬鎊，最終換算一下，相當於中國銀兩1263萬兩[3]。也就是說，隻相當於中國的40%。
這場仗是在中國打的，英國人是萬裏遠征，理應中國有地利，為什麼結果卻是中國軍費比英國多那麼多呢？
這一是因為清代後勤體製落後，二是因為官員從中大量貪汙，三是清朝財政體製、會計體製乃至稅收體製有很多弊端。[4]
各地的清軍平時裝備很差，根本不能打仗。出征的時候，很多東西都要重新製造。而且出征前，還要發放大量的行裝費和路費。加到一起，和新建立一支軍隊所花的錢差不多了。
貪汙數量也很巨大。比如處在浙江前線的軍官們琢磨著發財手段，虛構了一支9000人的“南勇”，以這個為名義，騙了國家10萬兩軍費。總兵鄭國鴻之子鄭鼎臣虛構了一支20000人的水軍隊伍，套取國家兵餉三四十萬兩。這類事件在鴉片戰爭中層出不窮，留下很多資料。各級官員貪汙總數最高可達上千萬兩。也就是說，有1\/3的軍費，是直接被貪汙掉了。
三
很多人指責中國統治者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抵抗意誌不堅決。
說實在的，英國人並沒有占領中國多少領土，也沒打到中國首都，為什麼不打下去呢？繼續打啊，打到國家被占領一半，來個持久戰，不行嗎？英國畢竟是小國，我們是大國，可以消耗它啊。
還真不行。
論消耗的話，我們消耗不過英國。事實上，戰爭剛開打，中國就沒錢了。
我們來看看鴉片戰爭的軍費在中國和英國兩國的財政中的占比。
清王朝每年的財政收入，大約在4000萬兩白銀。具體到1840年，中國的財政收入是3904萬兩。鴉片戰爭的軍費占中國全年財政收入的70%以上。
而英國那一年的財政收入是15540萬兩。也就是說，英國的財政收入是中國的整整4倍！對英國來說，這場戰爭，隻花掉它全年收入的8%。
這樣的戰爭，中國能打勝嗎？再打下去，中國顯然要破產，而英國毫無壓力。
一個國家的財政能力最能代表它的國力。任何一項國家能力，包括軍事力量，都離不開財力的支撐。“財政能力真正體現一個國家能在多大範圍內動員其經濟資源。”因此財政收入比GDP總量更能代表一個國家的實力。
中國是大國，英國是小國。當時中國的人口是4.1億。而英國是1500萬。也就是說，中國的人口數是英國的27倍左右。然而英國的財政收入是中國的4倍，也就意味著，英國的人均財政收入是中國的109倍！
那麼，為什麼中英兩國財政能力差距如此之大呢？
一方麵是中英兩國國民收入不同，我們講過，早在工業革命前，英國人均收入就要比中國人富裕很多。
另一方麵，也是更主要的一方麵，是稅收體製背後的政治體製不同。
表麵上看，英國的政治體製不利於稅收。因為我們都知道英國人的“無代表不納稅”的理念。著名的光榮革命最主要的內容就是限製國王的權力，不經議會同意，國王不能收稅。
而中國皇帝富有四海，皇權沒有任何限製，中國還有一支人數巨大的官僚隊伍，主要任務就是收稅。因此皇帝要收多少稅，似乎是一句話的事。
這樣說起來，中國的收稅能力應該比英國強很多。
然而事實恰恰相反。正是因為光榮革命，英國的稅收能力大大增強。而中國皇帝的稅收能力其實一直很差。
這是為什麼呢？
道理很簡單。光榮革命強調了納稅人的合法財產權，或者說，強調了對產權的保護。國王不能再任意損害納稅人利益，更不能把收到的稅款用於驕奢淫逸胡吃海喝，如同秦皇漢武那樣宮殿一蓋就是幾十上百座。光榮革命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納稅體係不再歸國王管，而是歸議會管，每一筆錢怎麼收怎麼用，都要公開辯論，非常透明。
這樣一來，精明的英國人就相信他的錢不會被中飽私囊，也不會被浪費，而是最終會花在自己身上，用來給公民提供“公共產品”。
事實證明英國納稅人的判斷是正確的。雖然國力不斷增長，收入不斷增加，但是英國的財政收入大部分用於對外擴張，國內管理上用的金額基本不變，也就是說，文官隊伍比較清廉，比較節儉，稅收沒有被腐敗吞噬。“自十四、十五世紀以來，英國政府有償提供公共產品的規模增長與效率提高就主要體現在國防或國外市場的擴張上，對內的協調職能長期以來幾乎沒有發生大的變化，其內政開支甚至保持了幾百年如一日的穩定。”[5]
在對外方麵，英國政府雖然花費了當時世界上最高的稅收，但也確實最有效地保護了國家的利益。在歐洲100多年的列強爭霸時代，英國通過軍事力量，不僅確保英倫三島、北美殖民地、歐洲大陸市場的絕對安全，而且阻止了任何一個可能的競爭對手的出現。雖然戰爭連綿，但是不斷獲勝，可以獲得賠償。而且戰爭支出刺激了經濟增長，促使英國經濟更加繁榮，“國家支出的猛烈增長，特別是海軍部訂貨造成的對生鐵、木材、布匹和其他物資的巨大而持續的需求，造成一個‘反饋環’，促進了英國的工業生產，刺激了技術上一係列的突破”[6]。大量的英國工廠、企業和商人都通過戰爭發了財。這進一步提高了英國人的納稅能力，形成了良性循環。
因此，英國納稅人認為他們對政府的投資是合算的。他們相信，交給國家一磅，國家回報給自己的遠超過一磅，這使英國的征稅阻力很小，征稅成本相當低。[7]
馬德斌說，正是因為這樣，世界上首先被製約和限製的權力，成為最有效、最強大的權力，英國的國家能力因此大大增強。
而中國皇帝呢，表麵上稅收能力很強，如前麵我們所說，漢武帝時期，隨心所欲地通過稅收掠奪民間財富，導致上千萬人成為奴隸。再比如明朝末年，隨意加收三餉，並沒有人能反對。然而事實上，古代中國的財政能力是很差的。
為什麼呢？
第一，在普通民眾看來，稅收就是官府對人民的合法搶劫，納稅積極性不高，千方百計逃稅。
第二，也是更為主要的，因為無法有效治理腐敗，通過官僚體係征收的稅款，真正送達中央的很少，有80%甚至90%的稅費被各級官員中飽私囊，成為陋規的主要來源，成為官員們發財致富的主要手段。這就是所謂的“強政權與弱治理並存的矛盾體”。因此古代中國的國家能力很差，無法建立起公開透明的稅收體係，無法提供一些基本的公共產品。
因此，鴉片戰爭後，中國有一位著名的保守派官員劉錫鴻，被派到英國當外交官後，通過親眼觀察，發了一通感慨。他說中國老百姓不願意交稅，英國老百姓卻很積極，為什麼呢？因為英國人征稅，是老百姓選出的議員在議會上決定的，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大家當然是願意了。而中國征稅去幹什麼，誰都不知道，當然沒有人願意交了。當然，這話是他私底下偷偷說的，回國之後他是絕口不提。
[1]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
[2]茅海建：《鴉片戰爭清朝軍費考》，《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6期。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4月，道光皇帝的上諭中引用曾任職戶部也就是財政部的中國官員陳慶鏞的一份奏折，說“此次各海疆動撥銀兩報部者，已不下二千萬兩，尚有陸續補報等項”。也就是說，根據官方尚未統計完的結果，第一次鴉片戰爭，花了清王朝至少2000萬兩白銀。
[3]事後根據《南京條約》，清朝賠償英國的戰爭軍費為1200萬銀圓，相當於852萬兩白銀。
[4]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
[5]宋丙濤：《英國崛起之謎：財政製度變遷與現代經濟發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第218頁。
[6]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1500—2000年的經濟變遷與軍事衝突》，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6，第77頁。
[7]不過我們要說明的是，英國人均納稅雖然遠高過中國，但是在整個財政收入中並不是大頭，這方麵下一章有說明。
第四十三章
“借錢”的能力與英國崛起
一
光榮革命之後，英國不但在與中國的鴉片戰爭中輕鬆獲勝，在歐洲大陸，也沒有了敵手。
在歐洲曆史上，英法兩國是老對頭。在光榮革命之前，英國的國力是無法與法國抗衡的。光榮革命時，英國的總麵積是31萬平方公裏，總人口是894萬。而法國的麵積是56萬平方公裏，總人口達1930萬。當時法國的GDP是12159萬英鎊，差不多是英國的兩倍（英國約為6418萬英鎊）。[1]
從國王的集權程度也就是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能力來看，英國更是遠遠不行。英國國王的權力一直受到貴族們的重重約束，而法國國王權力極大，法國王室從14~17世紀一直是歐洲最富有的王室。
因此在光榮革命之前，英國不是法國的對手。1337~1453年間，英法打了一場當時世界上最長的戰爭，即著名的長達116年的“百年戰爭”。戰爭以法國獲勝結束，英國幾乎喪失了所有的法國領地。
然而1688年光榮革命之後，英國開始了軍事上的崛起，從“光榮革命”到滑鐵盧戰役的127年裏，英法兩國有一半時間（64年）都處在斷斷續續的戰爭狀態。[2]最終的結果是英國全麵獲勝，摧毀了法國的海上力量，奪取了法國的海外殖民地。隨著拿破侖帝國的崩潰，英國迎來了輝煌的19世紀。
那麼，為什麼光榮革命後英國軍事力量變得如此驚人？
主要是因為英國人的借錢能力變強了。
上一章我們講了，英國的稅收能力遠強於中國。然而，在英國的財政收入中，直接的稅收還隻是小部分，大部分是國債。也就是說，英國的財政能力更主要的部分，是體現在“借錢”的能力上。
我們知道，打仗就是打錢，就是比誰的錢經得住消耗。光榮革命之後很長時間，因為國家體量的關係，英國的稅收仍然沒有法國多，但是英國通過發行國債，獲得了巨額資金。光榮革命後沒幾年，1695年，英國的國債總額就達到840萬英鎊，達到了稅收的兩倍。以後更是直線上升，1700年達到1420萬英鎊，1763年增到1.326億英鎊，而到了1790年，國債總額攀升到2.44億英鎊，是當年政府收入的15倍！[3]正是強大的籌資能力，支撐著英國打贏了一場又一場戰爭，成為世界頭號霸主。換句話說，英國之所以能稱霸歐洲，就是因為它在歐洲最能借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