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法國失敗是因為它借不到錢。法國人也不傻，為了打仗它也努力發行國債。然而法國在這方麵很失敗。雖然法國政府願意付出的利息差不多是英國政府的兩倍，達到6%以上，然而，卻沒有人願意買法國的國債。拿破侖時期在位10年，籌到的國債一共隻有6300多萬法郎，約合當時的274萬英鎊，不到英國國債的1%。[4]這是拿破侖最終遭遇滑鐵盧的根本原因。
二
為什麼法國借不到錢呢？因為國家體製不同。
我們說過，在歐洲國家通向建立中央集權的統一民族國家的過程中，有4種模式。西班牙的絕對專製式、荷蘭的鬆散聯邦式、英國的君主立憲式我們都介紹過了，在這裏我們再花點筆墨介紹一下法國的君主專製式。
和歐洲其他國家一樣，中世紀法國也是一個鬆散的封建製國家。國王名義上是全法蘭西封建主的最高宗主，實際上並不能控製全國。王室的領地很小，在大大小小諸侯的封地海洋中像一個島嶼，人們稱它為“法蘭西島”。王室的收入相當微薄，不夠宮廷費用。以致腓力一世曾率領臣仆搶劫過路的意大利客商，以補不足。[5]然而，諸侯們卻占有大片土地，各據一方，有時還與國王打仗。
讀到這裏，相信大家一定會想到周天子遷都洛陽之後的情況。當時周天子地盤大大縮水，入不敷出，窮困潦倒，隻好厚著臉皮，派出使者到周圍各國去化緣，“求賻（喪葬費）”“告饑”“求車”“求金”。為了一件小事，鄭國還公然與周王室大打出手。
從11世紀起，法國國王就不斷試圖加強自己的權力，通過戰爭，王室直轄領地不斷擴張。由於大陸型國家的環境和稟賦，法國的君主集權比英國要順利，經過持續不斷的頑強努力，16世紀，中央集權的君主專製國家漸漸形成，在路易十四時期，達到了中央集權的鼎盛階段。1688年時，英國忙於光榮革命，而法國則在忙著集中力量辦一件大事，就是建設規模浩大的凡爾賽宮。第二年，也就是1689年，凡爾賽宮落成。如果你到凡爾賽宮去玩，相信你一定印象深刻。這座建築裏麵林林總總的收藏和陳設，反映出集權製法國的強大和奢華，與中國古代帝王的宮殿在精神上並無二致。
法國的君主專製比西班牙要先進，因為它兌現了對資產階級的承諾，破除了封建關卡，促成了國內的統一市場，推動了經濟發展，但是這一製度的問題在於對君權缺乏有效約束。
在中世紀封建製度下，和其他國家一樣，法國國王的權力受到貴族的地方統治、城市三級會議和各種行會組織的約束。但是中央集權的擴張漸漸突破了這些約束，表現之一就是稅收的增長。比如在路易十一統治期間，稅收增長了近四倍。為了征稅，法國建立起一支龐大的官僚隊伍。[6]貴族在地方的統治權逐漸被國王任命的行政官僚取代，這個過程與戰國時期中國的郡縣化改革相似。[7]
到了路易十四階段，國王權力無限膨脹，個人獨斷獨行，官僚機構越發龐大，擁有軍隊達30萬，達到“君權神授”“朕即國家”“法律出於我”的與中國帝王相仿的程度。[8]而正是在這個過程中，英國國王的權力卻日益縮小，並且在光榮革命中被架空成“虛君”。正是這一進一退，導致兩國的借錢能力出現巨大差距。
三
為什麼法國人借不到錢呢？道理很簡單。借錢最關鍵的是什麼？是信用。信用好，能借到錢。信用不好，沒有錢可以借給你。
歐洲曆史上戰爭不斷，大大小小的國王為了支持戰爭早就開始想盡辦法借錢。一開始，國王們總是以自己的個人信譽來借，但是這樣借到的錢有限。為什麼呢？一是因為有的國王誠信度不高，說話不算話。二是國王的壽命是有限的，老國王死了，新繼位的國王有可能不承認前任國王欠下的債務。所以國王們雖然付出很高的利息，卻通常借不到多少錢。
16世紀，哈布斯堡王朝要和法國開戰，急需資金。這次，哈布斯堡皇帝腦筋急轉彎，不再用個人的名義借錢，而是以其領地荷蘭州議會的名義來借。
為什麼以議會的名義來借呢？第一，荷蘭州議會信譽特別高。我們講過，荷蘭是歐洲議會製度最發達的地區之一，議會製度最為成熟。荷蘭州議會誕生之後，一直信譽良好，從來沒有違約過。荷蘭曾立法保障銀行交易的絕對自由，因此當後來荷蘭和西班牙的軍隊在海洋上廝殺時，西班牙貴族手中的白銀居然仍可以自由地從阿姆斯特丹銀行的金庫中流出。荷蘭的銀行，甚至還可以合法地貸款給正在和自己國家作戰的敵人。所以，大家信得過荷蘭。[9]
第二，更為關鍵的是，國王會死，但荷蘭州議會卻是永久性機構，不會消失。
第三，哈布斯堡皇帝有時窮有時富，荷蘭州議會的稅收卻一直穩定增長，有穩定的還債能力。
當然，荷蘭州議會不會無條件為哈布斯堡皇帝借錢，荷蘭州議會同意為皇帝借錢，但要求以後有權限製哈布斯堡皇帝的財政支出，這樣還款就有了雙重保障。
於是，哈布斯堡皇帝以交出部分財政權為代價，將自己的“個人借貸”轉換為由議會這一公共機構發行“公共債務”，“國債”就誕生了。荷蘭州議會以其高度的信譽、穩定的償還能力和永久存在的生命，輕鬆地為哈布斯堡皇帝借到了大量的錢。
因此，國債製度的誕生，意味著根本性的製度變革，即“王權”受到限製，而議會的權力獲得擴張。
英國“光榮革命”之後，來自荷蘭的威廉三世繼承了英國的王位，把荷蘭的這套國債製度帶入了英國。
英國擁有良好的發行國債的基礎。因為與荷蘭一樣，英國擁有成熟的議會製度。人們對英國政府充滿信心，相信英國政府肯定能守信歸還本息。所以英國民眾非常踴躍地購買債券，認為這樣比把錢存在銀行劃算。英國人均購買的國債額，在威廉三世時期達到3.1英鎊，到美國獨立戰爭時期更增加到29.15英鎊。由於英國政府的透明度較高，歐洲大陸的投資者也都非常願意投資英國。荷蘭人、猶太人甚至敵對國家法國的投資人，都踴躍購買英國國債。[10]所以英國能借到全世界的錢，來支持自己與法國打仗。
因此，1786年，英國首相皮特在下院宣布：“這個民族的生機乃至獨立建立在國債基礎之上。”
四
在發行國債方麵，法國人遠遠不行。法國實行君主集權製度。專製就意味著任性，意味著朝令夕改，意味著不講信用。在國債發明之前，法國國王以個人名義舉債，總是借不到多少錢，因為曆史上法國王室的信用一直很差，是著名的“老賴”，法國有的國王甚至用殺掉債權人這種辦法來逃債。
英國人發行國債之後，法國也有樣學樣。但是法國的議會政治不成熟，代議製度很落後，議會無力控製國王。法國的三級會議在1614~1789年間，100多年沒有召開，國王的權力不受約束，經常東一下西一下瞎折騰。因此雖然法國國債利息很高，但是大家信不過這個國家，沒有人買。
“老賴”的法國王室借不到錢，隻能靠不斷增稅[11]，甚至通過賣官鬻爵來籌集軍費。王室財政危機最終引發政治風暴，導致王朝轟然倒塌。法國大革命後上台的革命政權做得更絕，他們幹脆一筆勾銷了2\/3的債務，結果法國政府的信用更是一落千丈，隻好大量收稅，稅收總額大大超過了革命之前的水平。
到了拿破侖時期，因為這種負麵曆史遺產，同樣借不到錢，財政支撐能力越來越差，拿破侖雖然擁有天縱的軍事天才，最終也不得不兵敗滑鐵盧。
因此有人評論道：“拿破侖是在用自己的本金和英國的利息來進行戰爭，焉有不敗之理？”[12]
[1]計秋楓：《近代前期英國崛起的曆史邏輯》，《中國社會科學》2013年第9期。
[2]同上。
[3]計秋楓：《近代前期英國崛起的曆史邏輯》，《中國社會科學》2013年第9期。
[4]李方恩：《“老賴”拿破侖：信用差評，焉能不敗？》，《文史博覽》2017年第12期。
[5]陸炘如：《淺述法國封建中央集權製的形成及其主要特征》，《曆史教學》1979年第10期。
[6]道格拉斯·諾斯、羅伯特·托馬斯：《西方世界的興起》，華夏出版社，2014，第157頁。
[7]王濤：《中央集權的政治困境——再議托克維爾熱之盲點》，《探索與爭鳴》2013年第9期。
[8]陸炘如：《淺述法國封建中央集權製的形成及其主要特征》，《曆史教學》1979年第10期。
[9]中央電視台《大國崛起》節目組：《大國崛起：荷蘭》，中國民主法製出版社，2006，第114頁。正是因為視信用為生命的觀念，導致世界上第一家中央銀行（1609年的阿姆斯特丹銀行）、第一家證券交易所、第一家股票可以自由買賣的股份有限公司（1609年的荷蘭東印度公司）都誕生在荷蘭。
[10]計秋楓：《近代前期英國崛起的曆史邏輯》，《中國社會科學》2013年第9期。
[11]而法國政府在征稅過程中，因為過程不透明，民眾交稅意願不高，征稅成本高達25%。
[12]李方恩：《“老賴”拿破侖：信用差評，焉能不敗？》，《文史博覽》2017年第12期。
第四十四章
被約束的權力更強大
一
上一章我們講了，成熟的議會製度為英國帶來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好處，那就是發行國債的能力大大增長。這個能力像變戲法一樣，讓英國國力一下子提高了好幾倍。
了解了國債製度，我們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小小英國的財政收入能輕鬆超過龐大的中國。
英國的財政收入是什麼時候開始超過中國的呢？有些學者的研究結論是中國的乾隆時期。[1]
在清代早期，也就是光榮革命之前，英國的財政收入還遠不及中國。比如康熙二十四年，也就是1685年，光榮革命前三年，大清帝國財政收入為3123萬兩[2]，英國則為493萬兩[3]，僅為中國的16%。
乾隆朝的財政收入這個數字是人們一直以來津津樂道的，被認為是盛世的一個重要指標。1791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六年，達到4359萬兩[4]。
這在中國曆史上是一個非常高的數字。明代成化十六年，即1480年，財政收入是1332萬，到了明代收入比較高的1602年，也不過是2295萬[5]。所以清朝的財政收入比明朝強很多。
然而，事實上，這個數字放到今天其實並不算大。乾隆朝的4000多萬兩白銀，如果按白銀的價格換算，不過相當於今天的10億美元左右，今天一個民營公司的收入可能都比這多。[6]
光榮革命之後，因為國債發行額幾何級數增長，英國的財政能力猛增。在財政收入達4359萬兩的乾隆五十六年左右，英國財政收入已經達到5100萬兩，超過了大清帝國。在此之後，英國更是絕塵而去，到了1812年，也就是嘉慶十七年，大清帝國財政收入4013萬兩，而英國已經是19511萬兩，已經是中國的4.86倍。
在財政優勢下，英國的軍費更是清王朝的數十倍。看到這兒，你就會明白，鴉片戰爭中，中國是毫無勝機的。
二
既然缺錢，那麼，中國為什麼不會像歐洲國家那樣發行國債呢？
道理很簡單。首先，中國的皇權是籠罩一切的，普天之下，莫非王財。所以中國皇帝沒有借的思維，隻有搶的思維。他缺錢的時候，會直接沒收富商的財產，或者強迫他們捐款，但是想不到和他們借錢。所有的東西包括百姓的性命都是皇帝的，他怎麼可能想到去借呢？在鴉片戰爭開始前，清政府就已經陷入財政危機，國庫存銀隻有1000多萬兩，而鴉片戰爭的軍費達到3000萬。那麼，這中間巨大差額是從哪兒弄的呢？我們前麵說過，除了花國庫的錢之外，清政府的軍費還有兩個來源：一個是“攤廉”，說白了就是挪用官員工資，從文武官員的養廉銀中扣；二是“開捐”，就是強迫富商地主捐款，這實際上就是公開搶劫。
其次，即使皇帝願意發國債，也沒有人願意買。雖然老百姓在皇帝麵前表現得很順從，但是他們內心深處不相信皇帝會守信用。近代以前，中國政府從來沒有發行過國債。一直到1894年，清朝政府近代化轉型過程中，才因財政極度困難而效法西方，發行公債。然而清政府發行的“昭信股票”“郵傳部京漢鐵路贖路公債”“愛國公債”，幾乎無一例外地在全國上下遭受冷遇，迅速失敗。從“昭信股票”的名字看，清政府本來是憋足了勁想講一把信用的，無奈沒有人信，最後忍不住強盜脾氣複發，強製攤派，又拒不付息，中小投資者血本無歸，導致國債淪為橫征暴斂的工具。清政府自己也灰心喪氣地說，“自昭信股票之後，信用未複”。
因此，傳統中國的產權製度等與西方根本不同，權力不受約束的中國皇帝能獲得的有效稅收要遠遠低於王權被憲政製約的荷蘭和英國。[7]
經濟學家陳誌武在《金融的邏輯》中說，過去人們總認為，國庫真金白銀越多，國家就越強大；借錢花的國家是弱國。但是事實也許並非如此。他說，如果把1600年左右的國家分成兩組，一組是國庫藏了很多現金的國家，像明朝中國國庫藏銀1250萬兩，印度國庫藏金6200萬塊，土耳其帝國藏金1600萬塊；另一組是負債累累的國家，像英國、荷蘭、各意大利城邦國家，你會發現一個驚人的結果：幾百年過後，當年國庫藏金萬貫的國家，都是比較落後的國家，而當時負債累累的國家，今天都是發達國家。[8]因為借的力量其實比搶的力量強大，或者說契約的力量大於槍杆子的力量。
三
講到這裏，我還需要補充一筆，再聊一聊法國的君主專製製度，以及它和後來震驚世界的法國大革命的關係。
細讀曆史，你會發現法國的集權過程與中國秦朝的集權過程非常相似。他們都是通過官僚集團取代了原來的自治社會。對於地方貴族，秦始皇是用暴力強行遷徙到首都。當然歐洲人想象力再豐富也不敢做這樣的事，路易十四的辦法是在凡爾賽宮中每天舉辦舞會和晚宴，發布最時尚的羽毛、綢緞和蕾絲，把數萬名貴族吸引到巴黎，從早到晚待在宮殿裏，讓他們沒有時間去管理地方，吸引他們瘋狂采購，削減他們的財力。
我們講過，周秦之變中，大共同體取代了地方自治。原本“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百姓親睦”的民間社會，變得冷冰冰，以致父子之間，婆媳之間都如同路人。而在法國的集權過程中，也出現了同樣的情況。原本在各地封建莊園中，貴族、農民和商人是相互依存的共生關係，而“中央集權下官僚機構的行政活動取代了地方民眾的公共生活”，原有的地方有機社會被破壞了。“在打碎封建製度的政治關係之後，中央集權也破壞了附著其上的社會紐帶和人際網絡，以及各階層持有的共同觀念、共同情感和共同習慣。”[9]有機社會迅速沙化，原來是利益共同體的民眾成為陌路。貴族不再參與地方管理，與其他階層脫離。作為沉重軍役賦稅唯一承擔者的農民階層，則仇恨其他階層。
和秦國不一樣的是，擁有強大的中央集權的法國，一度是很想給民眾謀福利的。托克維爾在《舊製度與大革命》中說，自國王路易十四開始，中央政權一片好心地要把全社會的責任承擔起來，不但積極承擔全國財政、公共工程和社會治安的管理，而且還大力籌辦慈善事業，甚至幫助農民學習新技術，給農民們搞培訓。然而，中央政府積極進取為民眾辦好事，卻導致民怨重重。[10]
為什麼呢？因為社會的自治能力被取消後，“中央政權已成為社會機器的唯一動力”[11]，什麼事都要由它主導，不許別人插手，不許民間自發解決問題。所有不被它控製的力量都被它視為一種威脅。“最小的自由結社，不論目標如何，均使政府不快。”[12]所以，在鎮壓和防範社會上，國王做了很多令人反感的事，抓了大量的人。
如果排除了民間力量的政府能把一切事都辦得完美，那自然也沒問題。但是政府顯然沒有解決一切問題的能力，“它的排他性會讓關切公共事務而受阻的民眾，對政府充滿了指責和批評”。天底下的事總是這樣的，關乎你的事，如果讓你參與，那麼做錯了你也不好說什麼，因為你自己也參與決策了。但是如果不讓你參與，無論結果如何，你總可能會挑剔。既然民眾無法參與關乎自己利益的公共事務，他們就挑剔而報怨，“連那些最無法避免的災禍都歸咎於政府；連季節氣候異常，也責怪政府”[13]。托克維爾看到，中央集權下的政府麵臨著社會的整體性疏離與反對。[14]雖然政府有時確實一片好心，但是它把民眾推到了自己的對立麵。這是法國大革命爆發的一個基礎。
四
君主專製製度的另一個嚴重後果是，專製國家的性格也敗壞了民眾的品質。路易十四的君權強大蠻橫，蔑視法律，政策朝三暮四，缺乏穩定性。“有什麼樣的政府就有什麼樣的民眾”，在這樣的政府下生活的民眾也模仿政府的行為方式，內心深處不相信法律，隻想鑽法律的空子。“與政府蔑視法律和缺乏信用相呼應的是，民眾不遵守規則和秩序，易於走向極端。”民眾發現法律沒有權威，因此也不遵守法律，而是相信行賄受賄和個人關係。他們表麵上順服權力的安排，但這種服從不是發自內心，而是被迫的，因此，當政府權力高壓一旦減輕，民眾就會從順民一下子變成暴民，“因缺少外在約束而變得任性、驕縱，以至於走向暴力”。托克維爾說，正是政府的武斷和專橫行為塑造出民眾的惡劣品質。[15]
這是後來法國大革命如此暴烈的重要原因。
中央集權化的進程破壞了傳統的有機社會，製造出一個碎片化、原子化的脆弱社會，這樣一盤散沙的社會缺乏抵禦和消化各種社會動蕩的能力。正是因此，大革命能夠輕鬆地席卷法國。
這個過程，和秦國的崛起以及毀滅的過程是何等相似。秦始皇構建的權力體係看起來牢不可破，然而由於它讓社會嚴重散沙化，因此，陳勝吳廣揭竿而起，把沙土地基挖掉一角，整個國家就迅速崩塌。秦國從建國到統一天下花了幾百年的時間，而陳勝吳廣振臂一呼，不到3年，秦朝就滅亡了。因為它是一個沒有根的政權。
托克維爾說，法國君主專製製度最可怕的地方在於它破壞了法國人的自治能力，其負麵影響並不止於法國大革命的爆發，更在於“它持續地使在這種民眾中創建民主共和秩序的任何努力都大打折扣”。在大革命之後，法國政治仍然頻繁動蕩就是明證。[16]“大革命並沒有解決根本問題，此後近百年中，法國一直處於革命與複辟的輪回中，社會持續動蕩，經濟發展速度受到影響，工業化進程緩慢。”
[1]東北師範大學的楊慧在她的論文《17—19世紀中英財政收入和支出結構比較研究》中進行了詳盡的對比，將英國的數字換算成了中國的銀兩。
[2]《17—19世紀中英財政收入和支出結構比較研究》中所引周育民研究的數字。
[3]《17—19世紀中英財政收入和支出結構比較研究》中楊慧研究的數字。
[4]《17—19世紀中英財政收入和支出結構比較研究》中所引周育民研究的數字。
[5]《17—19世紀中英財政收入和支出結構比較研究》中所引吳承明研究的數字。
[6]陳誌武在《為什麼中國人勤勞而不富有》中提到，2017年全國財政收入百強縣指標，一個縣級市（昆山市）的財政收入都能達到352億，約合50億美元，也就是說，今天一個縣長能支配的財政收入都5倍於乾隆皇帝！
[7]馬德斌：《中國經濟在曆史上什麼時候落伍的》。
[8]今天美國的經濟之所以能保持世界第一，基礎也是其世界第一規模的國債。
[9]王濤：《中央集權的政治困境——再議托克維爾熱之盲點》，《探索與爭鳴》2013年第9期。
[10]同上。
[11]托克維爾：《舊製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2013，第109頁。
[12]同上書，第105頁。
[13]托克維爾：《舊製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2013，第112頁。
[14]王濤：《中央集權的政治困境——再議托克維爾熱之盲點》，《探索與爭鳴》2013年第9期。
[15]王濤：《中央集權的政治困境——再議托克維爾熱之盲點》，《探索與爭鳴》2013年第9期。
[16]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