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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中國曆史循環中的突破
一
在第四篇中，我們花了好幾章的篇幅，來講述從秦到清2000多年的循環。當然，分析這種循環，並不等於說我認為中國這2000年的曆史就是“停滯”的。
事實上，在漫長的曆史循環當中，其實也有變化、突破和進步。因此，僅僅講述循環，不講變化，也不足以全麵地了解曆史。從這一章起，我們花兩章的篇幅，來講一下郡縣製時代的內在變化。
我們說，秦始皇建立了大一統郡縣製度，終結了貴族政治，對社會實現了強有力的控製。在秦代和漢代前期，皇權通過官僚係統如臂使指地直達社會基層。
但是皇權的控製力不久就遇到了地方豪強大族的重大挑戰。
前麵我們說過，秦漢兩代初期打散了大家族，民眾被原子化，政府汲取能力大幅提高。這是周秦之變的最大成果之一。
然而，到了漢帝國中後期，一個重大的製度漏洞導致地方勢力死灰複燃，一部分民眾從政府的控製下逃離，被豪強大族控製。這樣，中央的力量大為削弱，最終導致三國分立。整個社會也進入“士族時代”，也就是“半貴族社會”。
這個漏洞是什麼呢？就是官吏選拔機製。
我們知道，中國古代長期使用科舉製來選拔官員。但是科舉製直到隋代才發明，從漢到隋，中國主要用什麼辦法來選拔人才呢？用漢代發明的“薦舉製”，即地方官推薦地方上的人才給朝廷。
推薦人才的標準是德行，重視道德品質，所以“薦舉製”又叫“舉孝廉”，薦舉孝順和廉潔的人。所以後來的科舉有一個環節中有“舉人”的稱謂，就是從這兒來的。
這個製度看起來很好，提倡以德治國，規定德行是唯一標準，打破了門第限製，表麵上看起來很開放，很公正。
然而，曆史證明了凡是這類隻有粗糙標準的選拔，都注定會出現嚴重的問題。因為沒有可量化的標準，“薦舉”很快就被隨意操縱，演變成巨大的腐敗漏洞。
在漢代也是這樣。“德行”這個標準彈性極大，官員們在“察舉”人才時，肯定要舉薦自己熟悉的人，隻選拔自己小圈子裏的人，甚至是互相舉薦親人。這樣一來，官位實際上就被社會上層的家庭壟斷了，形成了一種變相的世襲。到了魏晉南北朝，幹脆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士族門閥製度，與秦之前的世卿世祿有異曲同工之處。
與此同時，從漢代起，官員還有免稅免役的特權。為了表示對官員的優待，官員的家庭可以不交稅，他的家庭成員甚至他的仆役們也不用去服勞役。
這又造成一個什麼結果呢？很多人會主動把自己的土地“投獻”給官員們，主動跑到官員家裏成為“徒附”，因為交給他們的租子要少於交給官府的賦稅勞役的負擔。打個比方，如果你的土地歸官府管，你可能要上交你勞動所得的一半。但是你要是投奔官員家族，你也許隻交1\/4就行了。
這兩個因素一結合，世家大族就形成了。[1]
各大家族世代為官，幾百年興旺不衰，來投奔的人不斷增多。因此，到了東漢後期，大族的田莊遍布各地，裏麵都是來逃避朝廷的賦役負擔的人，“奴婢千群，徒附萬計”。為了抵抗政府來追查逃亡人口，這些大田莊往往還擁有自己的武裝，[2]東漢墓葬普遍出土的陶製莊宅模型，許多都有碉樓、高牆等防衛設施，“警設守備”，成為地方武裝集團。東漢末年，有的豪族武裝甚至“阻兵守界”，拒絕郡級機關委派的地方官員入境。
這個非常厲害。這樣一來，老百姓就從中央政府的控製之下，慢慢變成了地方大戶的控製之下，中央政府就收不上稅了，中央權力自然大為衰弱。
所以到了漢代後期，天下土地和人口分別被政府和世家大族控製。在政府控製的土地上，仍然編戶齊民，東漢三國的資料顯示，政府控製下的村子姓氏仍然分散，政府可以收稅，但是更多的人口已經不歸政府控製，而歸地方豪強控製，在這樣的地方，政府是收不到稅的。
當中央不能控製地方的時候，國家自然分裂了，於是進入三國時代，接下來又是兩晉南北朝漫長的分裂時期。根據王育民的判斷，三國時期，政府直接控製的編戶齊民人口有767萬，而地方豪強勢族控製的人口多達1534萬，就是說，豪強控製的人口比國家控製的多了一倍。[3]
“沒有強大的中央集權力量，地主經濟就很容易退化到莊園製經濟。”魏晉南北朝時期，戰爭連綿，動亂不斷，皇帝如同走馬燈一樣換來換去。與皇權的不穩定形成鮮明對照的，則是世家大族的穩定性。許多世家大族勢力急劇膨脹，甚至發展到“百室合戶、千丁共籍”的類似領主狀態。許多士族富厚過於王侯，東晉士族莊園遍布江左，他們“勢利傾於邦君，儲積富乎公室……僮仆成軍，閉門為市”。勢力大得如同小國君主，財力強過朝廷，仆人可以組成軍隊，關上寨門就成了集市。
那個時代官位雖然不是明確的世襲，卻是在上流社會轉來轉去，財富也穩定地集中於一些大家族，與秦以前的貴族時代有很多相似之處，因此，我把從東漢後期一直到宋代以前的社會，叫“半貴族社會”。
二
中央和地方的爭奪，造成社會持續動蕩，人口大量流失，但是凡事都有兩麵，這種地方勢力不斷上升，也導致皇權受到有力製衡。魏晉時期，世家大族對皇權形成強大的牽製，天子隻能和士族分享權力。比如司馬睿建立東晉，主要依賴北方大族琅琊王氏家族的支持。因此司馬睿舉行登基大典之際，突然從禦座上走下來，拉著王導的手，非要他一同坐在龍椅上，共同接受群臣的朝賀，因此出現“王馬共天下”的諺語。
因此，皇帝與上層精英共治天下的觀念從魏晉開始樹立起來，到了唐代，大一統郡縣製度經過長達800餘年的發展，經曆了重重挫折，吸收魏晉世族與皇帝共治的政治傳統，終於迎來了一個良性的製度成就：封駁製度。
所謂“封駁製度”，就是皇帝的指示，要經過政府部門“給事中”的審查，給事中認為沒問題，才能下達。如果給事中認為皇帝的想法不合理，則不給簽字。《新唐書·百官誌》說：“詔敕不便者，塗竄而奏還，謂之‘塗歸’。”皇帝的聖旨有問題，給事中幹脆直接在上麵修改，退給皇帝，讓皇帝重新考慮。這是一個很大的曆史進步。我們知道，在以前，皇帝的旨意，無論臣子們是否理解都得執行。但是唐朝就不一樣了，皇帝的想法要經過大臣們的審查，這樣，皇帝犯錯的概率就大大降低了。
這是對“秦製”的重大修正，完全突破了法家的政治原則。我們知道，法家在君臣關係上唯一的原則是“君為臣綱”，認為“君主必須超乎一切批評之上”。《管子》說：“君臣共道則亂，專授則失。”
然而，封駁製度的理論卻是“君臣共治”，每個人都會犯錯誤，隻有集思廣益，政策才能合理，因此，大臣不能事事順從皇帝，必要時一定要敢於提出反對意見。唐太宗鼓勵大臣們反對自己。他說，“人之意見，每或不同”，大家可以保持自己的不同看法，“勿上下雷同也”，不用非得統一思想。因此他要求官員們一定恪盡職守，在有關國家的大政方針上，一定要幫皇帝好好把關，皇帝的話如有不妥之處，必須要駁回。
這一製度在唐代得到了認真的貫徹。貞觀三年（629年），唐太宗擴軍，因為兵源不足，打算降低入伍年齡，征發年滿十八歲者為軍。當時魏征出任給事中，堅決反對。唐太宗龍顏大怒，寫了旨意強行下發，結果“征又不從，不肯署敕”。最終唐太宗認輸了，認為魏征說得有理，取消了這個命令。
唐中宗時，“安樂公主誌欲皇後臨朝稱製，而求立為皇太女”，在朝廷上下不可一世，盧粲堅持兩次封駁製書，直至獲準。
唐代政治文明的另一個進步是完善諫官製度。諫官雖然古已有之，但是唐以前不僅諫官廢置不定，而且編製也不固定。唐代諫官製度完善，諫官數量眾多。[4]“左散騎常侍二人，正三品下。給事中四人，正五品上，諫議大夫四人，正五品上，左補闕二人，從七品上。左拾遺二人從八品上。”
唐代統治者主動培育諍諫精神。唐太宗說：“人言作天子則得自尊崇，無所畏懼。朕則以為正合自守謙恭，常懷畏懼。”有人說有了權力就要任性一點、瀟灑一點，為所欲為。我卻認為最好經常懷有敬畏之心，才能當好皇帝。有一次，唐太宗弄到一隻很漂亮的小獵鷹，正拿在手上玩，魏征來了，要和皇帝商量事情。唐太宗怕魏征批評他不務正業，趕緊把這個小獵鷹揣懷裏了。魏征一看，唐太宗衣服底下怎麼鼓鼓囊囊的，肯定有問題，於是就故意說話說得長一點，想看看到底怎麼回事。結果等魏征終於說完了，走了，唐太宗把衣服解開一看，小獵鷹已經在懷裏悶死了。
因此，唐代諫官權力極大，而且言無禁忌，甚至可以在奏折中公然談論皇帝的性生活。比如朱敬就在奏折中直接批評武後弄了太多的“內寵”，說您有這方麵的欲望，大家都能理解，找一兩個“男寵”，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問題是現在弄得太多了，缺乏節製啊。“嗜欲之情，愚智皆同，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則前聖格言也。”
有學者以兩部《唐書》為根據，算出唐代諫官進諫成功率為68%。而且“唐代雖然拒諫時有發生，但是因進諫而身亡的事件極為罕見”[5]。
唐代封駁製度和進諫製度在防止權力過於集中和皇帝錯誤決策方麵起了很大的製約作用，這是貞觀之治出現的重要原因。唐代寬鬆的政治環境，也是唐代文學藝術繁榮的重要原因。我們知道，唐代著名大詩人白居易寫了很多譏諷皇帝的詩，比如著名的《長恨歌》，就是諷刺唐玄宗的。這要是在別的朝代，很容易被抓起來，結果唐憲宗讀了，感覺寫得太好了，太有才了，“見而悅之，召入翰林學士”。不但不追究他諷刺自己祖先的罪過，還讓他進宮當官。
三
唐代前期雖然建立了封駁製度，完善了進諫製度，但是有一個問題仍然沒有徹底解決，那就是人才選拔機製。
本來隋代已經為解決這個問題進行了製度創設。隋煬帝楊廣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從王莽開始一直到隋文帝，曆代皇帝都致力於壓製地方勢力，重振中央集權，為了把人口和資源從世家大族手中搶回來，采取了從王莽的“限田令”，到光武帝的“檢核墾田”，再到北魏的“均田製”，最後到隋文帝的“大索貌閱”，都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一直到隋煬帝才想明白，世家大族的出現，主要是因為人才選拔機製的漏洞。隻有打破用人的框框，大家族的根基才會動搖。
因此楊廣創立了著名的“科舉製”，以打破士族對官位的壟斷。科舉製的最大特點是標準統一、可量化，把以往混亂無序的選官手段變成了理性化的製度。這一製度成功地打破了門第、地域、年齡界限，具有相當大的開放性和一定的競爭性，不能不說是一個非常“現代”、非常“理性”的產物，體現了中國傳統社會難得的科學精神。作為社會政治領域的一項重大發明，和世人皆知的“中國古代四大發明”相比，它毫不遜色。
這一製度讓底層的人才能脫穎而出，士族失去了對官位的壟斷權，推開了門閥世族勢力消失的大門。但是任何一個製度的成長都需要時間和環境，科舉製並不是一下子就發揮了扭轉乾坤的作用。隋代很快滅亡，這一製度基本沒發揮作用，整個隋代“秀異之貢，不過十數”，一共才取了十來個人。就是到了唐代，科舉在選拔官員的過程中，仍然隻起了輔助性的作用。唐代289年間，進士及第者平均每年隻有22名，90%的官員還是因為門第和軍功等入仕。因此，雖然唐初皇帝曾經大力打擊門閥勢力，但是中唐之後，門閥複盛，滎陽鄭氏自中唐開始，連續出現了十多位宰相和重臣，遂有“鄭半朝”之稱；清河崔氏中唐後也陸續有八人為宰相；山東五姓世代通婚，不與外族為婚；高門士族甚至瞧不起皇室，不願與皇帝聯姻；唐文宗時，宰相鄭覃寧願將孫女嫁給士族出身的九品小官崔皋，也不肯與皇太子聯姻。唐文宗尷尬地說：“民間修婚姻，不計官品而上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耶？”[6]我們李家當了200年皇帝，仍然比不上世家高門啊。
因此，科舉一定程度上隻是政治的裝飾物，並沒能從根本上解決世族政治的種種弊端。唐代實際上仍然是一個基本上由世族控製的社會，比如在中央，皇族內鬥重重，在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上出現的問題更為嚴重，出現了漫長的藩鎮割據。事實上，大唐雖然號稱289年，但是統一的時段不過137年，藩鎮割據卻長達152年。接下來的五代十國這另一個分裂時期，其實也是藩鎮割據的延續。
中國古代社會的徹底改變，是從宋代開始的。宋代為了解決武將當權問題，才開始真正大規模地推行科舉，把科舉當成最主要的選官手段，科舉錄取人數大大增長。唐代進士平均每年錄取不過20多人，宋代則翻了10倍，平均每年200多人。太宗在位21年，由科舉為官者近萬人。仁宗在位40年，僅進士出身的官員就有4517人。唐代最有名的23位宰相，基本都出身士族。而北宋的71名宰相中，除趙普等4人為開國功臣任宰相外，隻有3人不由科舉而任宰相，其他64名均為進士或製科出身。
這一局麵導致中國社會的運轉規則發生巨變。日本曆史學者內藤湖南因此提出著名的“唐宋變革論”：宋以前的中國，是“貴族—半貴族”社會，宋以後的中國變成了平民社會。
錢穆先生說：“論中國古今社會之變，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體可稱為古代中國，宋以後，乃為後代中國。秦前，乃封建貴族社會。東漢以下，士族門第興起。魏晉南北朝定於隋唐，皆屬門第社會，可稱為是古代變相的貴族社會。宋以下，始是純粹的平民社會。……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經濟、社會人生，較之前代莫不有變。”
科舉製的普及讓君主專製製度大大完善，君權的穩定性大幅提高，秦始皇開創的中央集權製，由此才達到真正的完善階段。
[1]秦漢之初全力打散大家族製，而漢代獨尊儒術之後，儒家“父子無異財”的觀念導致上層社會大家族又開始出現。比如東漢桓帝年間，薑肱幾兄弟“友愛天至，常共臥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係嗣當立，乃遞往就室”。窮人為了避免戰禍和謀生，也往往憑宗族血緣關係集體投靠豪強大族。
[2]東漢建立者光武帝本人就是一個土豪，他曾經“藏亡匿死，吏不敢到門”。
[3]王育民：《中國人口史》，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第130頁。葛劍雄先生認為這個數字對蔭庇人口的估計太多。但是葛劍雄在《中國人口史》中說，因為資料缺乏，他也無法估算這個人數。
[4]《“唐代江南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中國唐史學會第十一屆年會第二次會議論文集》，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第419頁。
[5]《“唐代江南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中國唐史學會第十一屆年會第二次會議論文集》，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第422頁。
[6]魏風華：《唐代士族政治》。
第三十一章
中國文明的頂峰和衰落
一
中國曆史到了宋代，因為科舉製的普及，由半貴族社會變成了平民社會。這一演變，令皇權終於擺脫了地方世家大族勢力的威脅，真正做到了獨尊。
在宋代以前，高門大戶往往能傳遞幾百年，其勢能嚴重影響皇權的運行。宋代卻實現了“富不過三代”，因為科舉製導致社會流動性劇增，“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由底層爬上去容易，而從頂層掉落到底層則更容易，因為權力及身而止，再加上中國的諸子均分製，富家大族的傳遞因此變得極為困難，“貧富無定勢”“富兒更替做”。因此“朝廷無世臣”“無百年之家”。世家大族的命運終結了，地方上不再有可與政府相抗衡的龐大家族。
因此，君主獨裁統治正式開始。不再有貴族和皇帝相抗衡，趙匡胤才有可能隨心所欲地對傳統政治製度進行大幅度修改，杯酒釋兵權，讓中國由尚武變成崇文，此外，還運用“分權”和“製衡”之術，把宰相大權分割成了幾塊，將地方權力一分為四，相互製衡。由此皇帝獨攬軍、政、財一切大權，君權達到空前穩定。
應該說，君權的穩定，不隻是皇帝一個人的願望，也是秦製下大部分社會成員的願望。因為從唐代藩鎮割據到五代十國，政權的不穩定造成的混亂，給社會各階層都帶來巨大的痛苦。趙匡胤的集權進行得非常順利，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全社會對五代紛亂政治的痛苦反思。北宋因此取得了中唐之後難得的政治穩定，160多年中不但不再有貴族與之相抗衡，也不再有權臣、外戚、宦官的威脅。
更為重要的是，科舉製徹底解決了地方分裂勢力的問題。科舉製普及之後，流官才徹底“流”了起來，不再像以前那樣受世家大族的掣肘，文官主持下的州縣也不會像以前武將控製的地方那樣演變成威脅中央的力量。從宋代之後，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中，中央徹底占了上風，宋、元、明、清四朝從未出現地方挑戰中央成功的事例。
二
但是宋代的集權與後世不同的一點，也是宋代政治最引人注目的一點，是在君權強化的同時，文臣對君權的製衡也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姚大力先生認為，唐宋兩朝皇帝製度中，存在著“專製君權持續強化”和“限製君權的製衡程序同樣在增強”兩種趨勢，彼此構成一種“張力”，保證了宋代政治文明向前發展。
宋代政治繼承了唐代“封駁製度”和“諫官製度”的成就，同時，科舉取士的普及，讓儒家“從道不從君”的傳統得到複興，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意識非常強烈。他們宣稱，“（君）雖得以令臣，而不可違於理而妄作；臣雖所以共君，而不可貳於道而曲從”。皇帝雖然可以命令大臣，但是不能違背道理；大臣雖然要為皇帝服務，但是不能盲目曲從。
與此同時，宋代統治者也更加充分地認識到對最高權力進行約束的重要性。據說趙匡胤曾立下誓碑，“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在石碑上留下遺囑，告訴後代皇帝不得殺掉給皇帝提供意見的人，以“養成臣下剛勁之氣”。不管此事是真是假，有宋一代，確實基本沒有殺戮過士大夫。“與士大夫共天下”成為北宋君臣間一條不成文的約定。文官犯了再大的錯，受到的懲罰也不過是貶官而已。宋高宗時，監察禦史方庭實居然敢這樣對皇帝宣傳“民主理念”：“天下者，中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萬姓、三軍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皇帝也沒能拿他怎麼樣。
宋真宗有一次派人拿著親筆詔書來見宰相李沆，詔書的內容是封他寵幸的劉氏為貴妃。李沆認為這個命令不合理，什麼話也沒說，當著太監的麵，把皇帝的詔書放到蠟燭上一把火燒掉了，然後對太監說，你就跟皇上說，我不同意。（《宋史·李沆傳》）皇帝也隻能無可奈何。
宋代還形成了朝省集議製度，就是集體決策，遇到重大問題，要文武百官一起開會，大家商量解決，皇帝不搞一言堂。有的時候，如果這項政策會影響到普通老百姓，影響到某個行業，還會邀請老百姓參加，就像今天的政策聽證會。比如宋太宗的時候，要起草關於茶葉經營的法律，就專門請來幾十名經營茶葉的商人，讓大家充分發表意見，“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宋史·陳恕傳》）。北宋熙寧年間，在改革財政稅收製度之前，朝廷專門請市井商人，甚至殺豬的、賣肉的，都到朝堂上參與討論，“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二五，熙寧四年七月丁酉）。這在其他朝代，是絕對不可想象的。
宋代政治當然也存在著傳統政治的大量弊端，比如重文輕武、防民過甚，導致國防實力下降；比如地方分權過甚，官員數量過多，造成“三冗”；再比如我們後文將要講到的王安石變法中的一些內容。但是，總體來說，宋代仍然可以說是中國政治文明發展的最高峰。宋代享有空前絕後的出版自由和新聞自由，出現了許多民間的小報，稱作“新聞”。小報有自己的專業“爆料人”“記者”：“近年有所謂小報者……訪聞有一使臣及合門院子，專以探報此等事為生……以先得者為功……人情喜新而好奇，皆以小報為先，而以朝報為常，真偽亦不複辨也。”這種小報非常注重時效性，由於消息新奇快捷，發行麵廣，勢頭甚至壓倒了政府發行的朝報，因而利潤頗豐，成為我國最早的新聞產業。另外，宋人還享有廣泛的結社自由，隻要不拿武器，政府保證人民的結社集會自由，從不加以幹涉。宋代演戲，經常諷刺朝政。宋高宗時，著名的奸臣秦檜走後門，讓自己的兒子成了狀元，結果不久，就有人把這件事編成了一出戲，公開演出，秦檜也無可奈何，沒法處罰。北宋著名昏君宋徽宗看戲的時候，演員在台上公開批評他的政策不好，“隻是百姓一般受無量苦！”，讓老百姓受了很多苦。宋徽宗聽了，“為惻然長思，弗以為罪”，也不敢怪罪這個演員。
推動文明發展的因素是複雜的。中國2000年不停的循環，實際上反映出兩方麵力量的較量，君權與臣權，中央與地方。這種較量曾經達到了一種難得的平衡，導致即使在基於君主利益而設計的大一統郡縣製度的框架內，君權也曾經得到過比較有效的約束，大一統郡縣體製在遭遇危機後終獲平衡，因此收獲了比較輝煌的政治文明和文化成就。
在比較高的政治文明的基礎上，宋代也取得了輝煌的物質文明。很多人認為，中華文明的頂點在宋朝。陳寅恪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年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中華文明經過幾千年的曲折發展，在宋朝達到了文化的高峰。
日本學者宮崎市定把宋代比作歐洲的文藝複興：“中國宋代實現了社會經濟的躍進、都市的發達、知識的普及，與歐洲文藝複興比較，應該理解為並行和等值的發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東方的文藝複興時代’。”法國漢學家謝和耐則說：“（在宋代）一個新世界誕生了，其基本特點已是近代中國的特點。”
三
我們頭腦中通常有一個錯誤印象，那就是曆史總是進步的，後麵的總比前麵的要強。但事實上並非如此，我們比較一下宋朝和明朝就知道了。
宋朝和明朝這兩個朝代相隔隻有89年。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時候，打的是“日月重開大宋天”的旗號，宣傳他要恢複宋代的開明統治。然而事後我們看到，明朝和宋朝相比，在很多方麵都出現了劇烈的倒退。
我們首先來看財政。
一提到宋朝，我們就想到“弱宋”，感覺這是一個很衰弱的朝代，總是挨打。但是如果從經濟角度看的話，宋代其實很強。宋朝第三個皇帝宋真宗的時代，國家財政收入接近16000萬貫，這個數字是唐代最高額的3倍。明朝在財政收入最高的時候，也不過是宋朝這個數字的19%。
更具說服力的是財政收入的構成，也就是說，錢是從哪兒來的。中國曆史上，農業稅一直是國家收入的主體，國家稅收都是從農民手裏收上來的。但是到了宋朝，財政收入主要靠工商稅收，占財政收入的70%，農業稅隻占30%。在中國曆史上，像宋朝這樣的情況絕無僅有。這說明，宋朝巨大的財政收入不是靠加重對農民剝削，而是由於國民經濟飛速發展，工商業極度繁榮。到了明朝時，農業稅又一次占了大頭，占了總收入的81%，工商雜稅隻占總收入的12%。從這個數字我們能看出，和宋代相比，明朝商品經濟是何等落後。
因此，宋代達到了中國曆史上商品經濟的最高峰，社會流動性和平等化的最高峰。[1]學者夏振坤說，宋代中國的城市化水平高達22%，這是領先全世界的水平。但是到了明代和清代，城市化水平一下子降到7%左右。[2]而根據學者張傑提供的研究數字，明清的城市化水平隻有4%。[3]
四
在“現代”的經濟和社會結構基礎上，宋代的人權發展水平也很高。
宋代在中國古代史上第一次取消了奴隸製。
在宋代之前，中國曆史上一直存在著使用奴隸或者叫奴婢的現象。大戶人家大量使喚奴婢，而且奴婢的社會地位十分悲慘，可以隨便買賣，和牲畜的地位差不多。
到了宋代，雖然也使用“奴婢”這個詞，但是這個詞的意思已經和以前朝代完全不同了：在宋代，“奴婢”也是平民，是被人雇傭的，類似於今天我們所說的“保姆”或者“司機”。他們不是雇主的私產，而是自由民，就是為了掙工資給你打工而已。
宋朝對販賣人口的懲處也是極為嚴厲的。拐賣人口者，會被處以絞刑。比今天把人拐進黑磚窯受到的處理要重得多，今天我們頂多判上幾年。而且和今天懲處拐賣婦女兒童的法律不同的是，宋代規定，不光拐賣者要處重刑，買方也要從重懲處，買家的罪責僅比人販子減一等。[4]
然而你要是讀《金瓶梅》等明代文學作品，可以發現，到了明代社會，奴隸現象再度盛行，而且非常普遍。主人可以像處理自己的財產一樣，把奴婢隨意送人。在家裏，對待這些奴婢的態度也是想打就打、想罵就罵，虐待奴婢這種情況在明代非常普遍。
最能代表明代人道主義水平倒退的是殉葬製的恢複。這本是先秦時代的野蠻習俗，隨著文明的發展，春秋之後，殉葬的現象就越來越少了，到了漢朝之後，就完全沒有了。
然而明代卻把這個事給恢複了。明太祖朱元璋在臨終之前，發布了一生最後一道命令，命令他的妃子們為他殉葬。他的40位妃子都不得不上吊自殺，跟朱元璋埋到一起去了。這道命令，複活了在中國已經消失了1000多年的殉葬製，到了明代中期才廢除。
五
為什麼由宋到明會出現如此劇烈的倒退呢？主要是元代承上啟下的結果。
宋代基本消滅了奴隸製，但是按蒙古軍製，戰爭俘掠的人口可以作為軍人的私有財產，所以大量的平民在元代征服戰爭中被擄為奴隸。元代奴婢數量極大，至少上百萬戶。
宋代均田製被廢除，土地可以自由買賣，佃戶可以自由更換地主，任意徙居。這在以前的中國社會是少有的現象。所以宋代城市才如此繁榮，貿易才如此發達。
而明代卻把老百姓強製分成為不同戶籍。把全國人口分為農民、軍人、工匠三大類，在三大類中再分若幹小類，比如工匠之中，還分為廚子、裁縫、船夫等。如果你是軍人，那麼你的子子孫孫世世都是軍人，除非做官做到兵部尚書一職，否則不許脫離軍籍。同理，如果你爸爸是裁縫，那麼你和你的後代永遠都得以裁縫為生，不管你是不是有手指或者其他部位的殘疾。
這也是繼承自元代。蒙古軍隊屠城時，隻有匠人不殺，因為有用。隨著軍事征服不斷擴大，為了便於管理，蒙古人就給他們分門別類。建立元朝之後，也就繼續這個習慣，把被征服的民族按照職業劃成不同的類別，這實際上是把所有百姓變成官府的奴隸。明朝就繼承了這種製度。
唐宋時期，臣權對君權形成了有效束縛。而到了元代，君臣關係卻出現了重大倒退。
元朝建立之前，蒙古社會基本上還處於馬克思主義史學所說的“奴隸製時代”。草原貴族，無論地位多高，功勞多大，在黃金家族麵前，地位都是奴隸而已。成吉思汗把手下功績最著的幾名戰將稱為“四駿”和“四狗”。所以如清代滿族大臣對皇帝自稱奴才一樣，元代大臣們在皇帝麵前公然自稱奴婢。
在君臣地位如此懸殊的情況下，元王朝對以前中原王朝已經發展出來的那些製衡君權的有效製度自然不可能加以采用，元代沒有恢複具有封駁權的門下省，不設諫官，重要政策多用蒙古文直接發出，不必經由中書省。皇帝是主子，大臣是奴才，什麼都由主子說了算，奴才沒有插嘴的份。因此元代成為一個皇權單方麵膨脹的朝代。
這一趨勢被明代繼承下來，並且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朱元璋在元代君權獨大的基礎上進一步直接廢掉宰相和相權，僅保留由大學士組成的禦用秘書班子，這與元朝“家臣治國”的習俗出自一體。明代皇帝多恣意妄為，非常任性，處處流露著“我家天下任我為之”的蠻橫心理，這與元朝“家產製國家”的皇權觀念一脈相承。
唐宋兩朝對大臣基本不用汙辱性刑罰，宋代更是“待士大夫有禮莫如本朝”。而元朝皇帝有一個習慣，用鞭子打大臣。這種製度到了明代，被發揚光大成了著名的“廷杖”。明代皇帝一不高興，就把大臣按到地上，脫下褲子，打一頓板子，大臣們在皇帝麵前毫無尊嚴。
唐德剛說：“吾人如大膽地說一句，北宋的朝政，是近古中國政治現代化的起步，亦不為過。可惜的是，傳統中國這種有高度現代化和民主意味的開明文官製，在宋亡之後，就再次複古回潮了。”王夫之則說：“漢、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則舉黃帝、堯、舜以來道法相傳之天下而亡之也。”
六
在繼承了明代遺產之後，清朝統治者對朱元璋的政治製度讚賞不已。順治帝說：“朕以為曆代賢君莫如洪武。何也？數君德政有善者，有未善者，至洪武所定條例、章程，規畫周詳。朕所以謂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今天的旅遊景點明孝陵有一個著名的石碑，是康熙手書“治隆唐宋”4個大字，意思是誇明太祖治國好過了唐宋。
正因為此，清朝基本上把明代的政治製度原封不動地繼承下來，並通過設軍機處等小調整，使這個製度更加完備。從這個角度說，朱元璋不隻開創了近300年的大明基業，連大清王朝也可以算是他政治思維的產物。
清代對朱元璋製度的發展，主要體現在文字獄上。乾隆皇帝通過修《四庫全書》，開展“消滅記憶”運動。史載乾隆銷毀的書籍“將近三千餘種，六七萬卷以上，種數幾與四庫現收書相埒”。吳晗也說過：“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矣！”文字獄最酷烈的乾隆朝，文人學士再也不敢吟風詠月，甚至不敢再寫日記。皇權由此伸入臣民的大腦深處，造成“萬馬齊喑究可哀”的局麵。
因此，回顧中國曆史，從漢到宋，中國政治文明雖然發展極為曲折，但大體上出現了一個上升的曲線，並且在宋代達到頂峰。然而從元到清，中國政治文明嚴重退化，社會也出現全麵的衰落。而正是大致在中國的元代，西方開始發力超越中國。
[1]參見吳鉤《宋代中國已邁入了近代的門檻》，《南方周末》。
[2]夏振坤：《發展的多維視角：反思與前瞻》，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4，第205頁。
[3]張傑：《“鄭和謎題”：國家的貿易激勵、選擇權與製度衝突》，《社會科學戰線》2008年第2期。
[4]參見吳鉤《宋朝政府如何對付“販賣兒童”》，《各界》2017年第5期。
第三十二章
沒有中世紀，就沒有新歐洲
一
人們普遍認為，歐洲的中世紀是一個“黑暗時代”。提到中世紀，我們首先聯想到的往往是被燒死在火刑柱上的布魯諾，荒唐的贖罪劵，罪惡的“初夜權”，還有導致一個城市1\/3人口死亡的可怕的黑死病。
所以，被蠻族入侵後，歐洲就如同那個吃了毒蘋果的公主一樣進入了漫長的沉睡期，直到15世紀才再度蘇醒。
然而，近幾十年來，學者們在大量的數據和紮實的研究基礎上，發現所謂的中世紀“黑暗時代”並沒有那麼“黑暗”，或者說，這是一個黑暗與光明並存的時期。而且這個“黑暗時代”恰恰是今天西方製度的形成期。換句話說，要是沒有經曆中世紀，就沒有今天獨特的西方文化。
二
曆史並不是沿著“進步”這一條單一的線前進的：西羅馬帝國的滅亡帶來了無數的混亂、死亡和毀滅，出現了巨大的倒退，城市被付之一炬，歐洲淪為農村。中世紀早期的歐洲，確實在各方麵都落後於同一時期的阿拉伯帝國和中國隋唐王朝。
關於中世紀的各種說法，有一些需要澄清。比如“初夜權”早已經被學者證明並非一種真正實行過的製度，而隻是一種“鄉野傳聞”或者說對中世紀的汙名化說法。現代法國史學家阿蘭·布萊認為，歐洲的初夜權是種鄉野傳奇而非實質的法律或習俗，他的證據是，到現在為止學者們並沒有發現任何一例真的實施初夜權的檔案資料。我們都知道，中世紀的社會是在羅馬教會的嚴格精神統治下的，女性的童貞非常重要，一夫一妻製之嚴格，國王都不能隨意離婚再娶，領主們怎麼可能製定初夜權法規來觸怒教會呢？[1]
也有一些中世紀的黑暗製度是確實存在的，並且可能比普通讀者所了解的還要黑暗，比如宗教裁判所和火刑。天主教組織結構本身帶有專製傾向。“如果有人稍越雷池一步，挑戰教皇，便被教會視為背離上帝，大逆不道，重者甚至要處以極刑。”[2]德國的宗教法庭燒死了10萬名女巫，法國和蘇格蘭也差不多處決了1萬多名。至於處死異端就更為普遍。僅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就判處了38萬異端分子，其中被火刑處死的就多達10萬人。
中世紀歐洲人的生活和中國等文明比起來，在很多方麵也是粗鄙落後的。中世紀的歐洲《禮儀書》規定：“痰不要吐到桌子上，也不要飛過桌子。”我們再來看一段《不倫瑞克的宮廷規矩》：“每一個人，無論是誰，白天黑夜、餐前、餐後或就餐期間，都不能在走廊裏、居室內、樓梯上或者螺旋形的石階上隨便解手或亂丟汙穢之物。”原來，西歐宮廷的金色大廳裏，大理石地麵上，一不小心，你有可能會看到一堆大便。
因此在中世紀，中國在很多方麵遙遙領先西方，這些方麵大多已經廣為人知，在此就不做贅述了。
但是人們很少注意到的是，所謂“禍兮福之所倚”，即使是在這種混亂和毀滅中，也孕育著新的生機。
在第二次全球範圍內的蠻族大入侵中，中國、印度、波斯也同樣遭到了蠻族的蹂躪，但是原有的文明並沒有被毀滅，特別是中國文明表現出強大的同化能力和自我修複能力，迅速地消化了蠻族入侵造成的文化不適。“因此，一個生活在公元前1世紀漢代的中國人，若在公元8世紀初複活過來，他一定會感到非常舒適、自在。他將發覺當時的唐朝與過去的漢朝大同小異，兩朝民族相同、語言相同、儒家學說相同、祖先崇拜相同以及帝國行政管理相同等等。”[3]
隻有一個帝國徹底地崩潰了，文化遭遇了徹底的毀滅，那就是西羅馬帝國。羅馬帝國的體製不如中華帝國堅固，所以崩潰後再也沒能恢複，“如果公元前1世紀的羅馬人於1000年、1500年或1800年在歐洲複活，他將會為居住在這一古老帝國許多地區的諸日耳曼民族及其嶄新奇特的生活方式而大吃一驚。他將會發現有幾種新的日耳曼語和羅曼語取代了拉丁語，上裝和褲子代替了古羅馬人的寬外袍，新興的基督教接替了古羅馬諸神崇拜……這無疑說明，隻有西方的古典文明被永久湮沒，被一種嶄新的東西代替。歐亞大陸其他地區的文明，……卻幸存下來（如中國北方和印度北方）。唯獨在西方，古典文明消散殆盡，無法複原”[4]。
馬上的蠻族不識文字，基督教被作為唯一的精神支柱，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典籍被棄如敝屣，除了在一些教堂和修道院內被當作古董收藏起來束之高閣外，其他的幾乎毀滅殆盡。幸虧阿拉伯人保存並翻譯了這些文化典籍，才讓它們有機會在文藝複興時代被歐洲人“重新發現”。
然而，正如同大規模的殘酷轟炸一方麵摧毀了整個古老城市，另一方麵卻為重新建設更為現代化的城市掃清了障礙一樣，正是因為蠻族入侵的毀滅性，才讓西方能毫無束縛地發展起來一種全新的文明。
那麼，這個過程是怎麼發生的呢？
三
首先，中世紀出現了羅馬帝國時期不可能出現的技術進步。
羅馬帝國實行奴隸製，奴隸製是不利於技術進步的，因為奴隸數量巨大，價格低廉。奴隸主不必費心去研究技術，節省勞力。“隻要有大量的奴隸勞動力可獲取，它也使主人喪失促進技術革新的動機。因而，在韋斯巴薌統治時期，當在今羅馬聖皮特羅廣場豎立一座方尖碑時，雖然當時有位發明者提出了一項可以大大方便豎碑的技術措施，但皇帝為了不讓奴隸們有空閑，寧願讓他們繼續從事體力勞動。”[5]奴隸們是沒有自主性的勞動者，更沒有可能去進行什麼發明。
羅馬帝國崩潰後，奴隸製也隨之崩潰，不再有大量的外來勞動力湧入西歐。相對中國，當時歐洲的人口是很少的。這就促使人們開始琢磨怎麼節省勞力。
在羅馬，奴隸主高高在上，不跟奴隸共同勞動，也不關心奴隸在勞動中遇到的具體問題。這情形就像中國的士大夫不會關心農民是怎麼種地的一樣。
而中世紀的莊園是自給自足的，歐洲陷入封建割據，各地自我封閉，不再有商品流通，莊園主需要什麼東西，從外麵買不來，隻能取自自己的莊園。因此，莊園主要親自組織生產，親自決定種什麼、不種什麼，連查理大帝都得操心自己莊園的物產。他在800年左右頒布的敕令中，詳細地規定莊園要生產什麼東西：“其中必須包括以下項目：飼料草、柴火、火把、木板與其他木材；蔬菜、穀物、稗子；羊毛、亞麻、苧麻；樹生水果、大小幹果……蕪青，魚池；皮革、毛皮、獸角；蜂蜜與蜂蠟；豬油、牛羊脂油、胰皂；莓果酒、熟酒、蜜酒、醋、啤酒、新舊葡萄酒、新穀陳穀；母雞與雞蛋；鵝……每個莊園之中……應當盡量多建造牛廄、豬圈、羊圈、山羊圈，不得缺少……”[6]
因為要親自組織生產，莊園主與農奴保持充分的接觸，非常清楚農業生產中會遇到哪些具體困難。同時因為自給自足，每個莊園裏擁有木匠、鐵匠等各種工匠[7]，這樣也有利於生產工具的改進。農奴也不同於奴隸，糧食打多了，他們的生活水平也可以水漲船高，因此，農奴也有熱情改進技術，提高產量。以上各種因素的彙合，就促進了技術的進步。
那麼中世紀西歐取得了什麼樣的技術成果呢？
首先是重犁的使用。羅馬時代，歐洲用的是輕犁，就是一根木柱，底下裝個犁刀，結構簡單，隻能在地上劃出一道淺溝，所以又稱“淺犁”。為了提高生產率，中世紀的莊園主們和農奴們進行“技術會商”，漸漸地琢磨出來一種重犁。什麼叫“重犁”呢？就是更重、更大也更鋒利的犁刀，這種重犁能夠有效地深耕，把土壤翻起攪碎，能把雜草叢生、難以耕作的低窪荒地開墾成良田，擴大耕種麵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