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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關於“封建”與“郡縣”的2000年爭論
一
中國曆史上，一直存在一個激烈的爭論。那就是到底是先秦的那種“封建”製度好，還是秦始皇之後的郡縣製度好。
這個爭論在中國曆史上是很有名的，爭論了差不多2000年。西晉著名學者陸機是支持封建製的，他認為三代時期的封建製好。好在哪兒呢？在封建製時代，“民有定主，諸侯各務其治”，民眾各自有穩定的統治者，這些諸侯對民眾不會像地方官那樣殘暴，因為這是他們的世襲領地，他們要追求長遠利益。“為上無苟且之心，群下知膠固之義。”在上者沒有苟且之心，百姓也很團結。而相比之下，郡縣製下的長官的眼睛隻盯著上麵，他們的利益隻在於升遷，反正我三五年就走人了，因此很急於出成績，很容易幹出暴虐百姓的事。用陸機的話來說就是“五等之君，為己思治；郡縣之長，為利圖物”。五等之君就是諸侯，他們的治理是為了自己。而地方官則是為了皇上，很容易貪汙腐敗，“百度自悖”。而且，在封建製下，如果一兩個小國出現問題，也不會蔓延到全天下，即使出現內亂，受害的隻是局部。而大一統的郡縣製時代，一處有亂，則天下大亂，無處能免。
這是一派。
當然還有另一派，讚同郡縣製。比如柳宗元曾經專門寫過一篇著名的文章，叫《封建論》。他的看法和陸機截然相反。他認為，大一統專製的郡縣製度下，可以更公平地選拔人才，因為人才是流動的、競爭的。有能力的人容易脫穎而出，被任命為官員。而封建製下，諸侯都是世襲的，不管你有沒有能力，你都是統治者。柳宗元的話是“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隻有讓有能力的人當官，沒能力的人被管理，這個社會才能平安。
另一點，柳宗元認為即使從防止叛亂的角度來考慮，郡縣製也要比封建製好。秦、漢、唐三代，“有叛民無叛吏”“有叛國無叛郡”“有叛將無叛州”，就是說，官員都是向著皇帝的，即使天下大亂，官員也基本不會叛變。而在封建製時代，周代後期，各地諸侯都不聽天子的，天子對此什麼辦法都沒有。
那麼，這兩種製度到底各有什麼長處和短處呢？
二
我們來比較一下秦以前王朝的壽命和秦以後王朝的壽命。
從秦始皇建立皇帝製度後，中國曆史上，每個王朝建立之初，都夢想著自己一家一姓永遠統治下去，所以秦始皇規定自己以下的皇帝依次稱二世、三世……夢想能傳至萬世而無窮。到了最後一個王朝，統治者更是動不動就稱，“我大清億萬年無疆之運”，如果非要給我們愛新覺羅家的統治加一個期限的話，我希望是一億年。
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曆代皇帝都進行了不懈的努力。我們上幾章講過，皇帝們如何從製度上防範威脅皇權的因素，讓天下永遠在自己一家人手裏。
然而，很不幸的是，秦製下沒有一個王朝能達到這個目標。秦朝統一之前，中國王朝壽命都不短。夏、商各500年左右，周朝約800年。
然而，秦代之後，王朝的壽命明顯變短。從秦到清，中國曆代統一王朝的壽命都遠低於三代。我們來直線數一下，秦朝的壽命是15年，西漢是215年，新莽也就是王莽建立的新朝14年，東漢195年，曹操建立的曹魏是53年，西晉是52年，十六國（從西晉滅亡算到北魏統一北方）122年，北朝包括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和北周五朝加起來142年，南朝東晉103年，宋、齊、梁、陳加起來169年，隋37年，唐289年，五代的五個朝代加起來53年，北宋167年，南宋152年，元97年，明276年，清267年。如果我們按傳統算法，南北朝時期以東晉和南朝為正統，五代時以北方王朝為正統，則中國曆史上改朝換代23次，從秦到清2132年，每個王朝平均存在92年。
因此，王夫之認為，“郡縣之製”實際上是不利於皇帝的。“秦、漢以降，祚不永於商、周；……郡縣者，非天子之利也，國祚所以不長也。”（《讀通鑒論·卷一》）秦漢以後，王朝的壽命遠不如商周。看來郡縣製這個事，其實是不利於最高統治者的，導致他們享國時間大大縮短。
三
中國會頻繁地改朝換代，一個重要因素是頻繁的農民起義。自秦始皇以來，每隔百十年，華夏大地上就會有一次大的農民起義來“沉重打擊地主階級的統治，部分地調整生產關係，迫使後繼王朝調整統治政策，推動曆史前進”。那些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我們耳熟能詳：陳勝吳廣、紅巾黃巾、黃巢赤眉、瓦崗寨梁山泊、李自成洪秀全……除去這些大型起義之外，地區性、局部性的起義更是遍布中國曆史的每一頁。據學者們統計，僅清代，清初以後200多年間，《清實錄》記載的農民起義在300次以上，平均每年一次還多。
中國曆史還有一個規律，就是建立在大規模農民起義基礎上的王朝一般都十分長壽。我們前麵提到，秦、隋和元都在漫長的分裂後實現了統一。但秦朝隻存在了15年。而接下來建立在秦末農民大起義基礎上的西漢王朝卻活了200多年。隋37年而亡，而接下來建立在隋末農民大起義基礎上的唐朝也是200多年。元隻存在了不到100年，而分別建立在元末農民大起義和明末農民大起義基礎上的明朝和清朝存續時間都超過200年。
這是為什麼呢？因為在秦、隋、元前麵，沒有一個農民大起義來徹底打碎舊的社會結構。而接下來的長壽王朝，都是在農民大起義的基礎上建立的，這些農民起義把原來的社會破壞得很徹底。這就是所謂“大亂達到大治”。[1]
而全國範圍內的大型農民起義也是郡縣製下的獨有現象。封建製下從來沒有發生過全國規模的農民起義。夏商周三代，隻有一個小規模的“國人暴動”，而且暴動的目的不是推翻周朝，實際上是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夏商周三朝的政權變化，包括西周變為東周，都與農民起義無關。而大一統郡縣製建立不過15年，中國曆史上第一場大的農民起義，以陳勝、吳廣為代表的秦末農民大起義就轟轟烈烈地發動起來了。
四
在古代，中國學者熱衷對比封建製和郡縣製。近代以來，西方學者則喜歡探討中國的大一統與歐洲式的分裂各有什麼優缺點。
在啟蒙時代之後，歐洲學者關於這一點就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隨著環球航道的開通，一些傳教士來到了中國，在這裏的所聞所見帶給他們很大震撼。當時歐洲四分五裂，戰爭連綿，中國卻是個統一的大帝國，幾千年來一直延續著一種文明。在傳教士看來，中國有賢明的君主、良好的法律、健全的行政機構，比歐洲強太多了。傳教士在發往歐洲的信中，對中國大加讚賞，還把中國的“四書五經”翻譯到了歐洲。因此，歐洲文化界的許多著名學者都對中國文化大感興趣，在歐洲掀起了“中國熱”。
當然，還有一類學者認為歐洲模式更好，他們認為，中國大一統有利於穩定，但是容易造成文明的“僵化”。而歐洲的動蕩紛爭，有利於保持文明的活力。因此，這些學者對中國有一種聽起來讓人很不舒服的評價。孟德斯鳩說：“中國是一個專製的國家，專製的原則是恐怖，專製的目的是平靜。”英國曆史學家麥考萊（Macaulay）將中國文明比擬為《格列佛遊記》裏的“斯特魯布魯格人”，也就是一種奇特的長生不老之人。他們雖然垂垂老矣，但是永遠無法死去，深陷在痛苦中不得解脫。麥考萊在論文中說：“為了避免中國的命運，歐洲付出了1000年野蠻生活的代價。”這個代價在他們看來是值得的。毫無疑問，這些說法都帶有明顯的“西方中心論”的色彩。
五
其實，我們提到的這兩個爭論，封建製好還是郡縣製好，中國式的大一統好還是歐洲式的分裂好，本質上是一樣的。因為歐洲分裂時代，也就是封建製時代。從羅馬帝國崩潰後，歐洲就是貴族分封、小國林立，和中國周代一樣。因此，這兩個爭論實際是一個爭論，那就是封建製和大一統郡縣製各有什麼優劣。
我們在前麵對比了中國曆史內部的周製和秦製下王朝的壽命。接下來我們不妨放眼世界史，對比一下大一統郡縣時代的中國與中世紀的歐洲以及明治維新前的日本。我們會看到，中國曆史上很多現象是其他國家沒有或者罕見的。
第一，世界史上極少出現中國這樣頻繁的“改朝換代”。如果我們隻讀中國史，也許會以為改朝換代是人類曆史發展之常態和必然。但是你看一下世界史，就會發現並非如此。日本是萬世一係，從上古神話時代到現在，日本的天皇始終是一個家族。西羅馬（共和加帝國）立國近千年，拜占庭帝國享國近千年。英國自1028年威廉一世諾曼征服後至今，國王都是威廉一世的後人。隻不過英國的王位繼承不是中國式的嚴格的父死子繼，而是摻雜了父女關係，兄弟關係，外孫、外孫女關係，以及堂兄弟關係。從不嚴格的意義上說，英國王位也可以說是千年一係了。
有人說，不對，你不懂英國史，英國曆史上1000多年一共經曆了9個王朝呢，也是頻繁改朝換代。其實歐洲史上的這些王朝和中國王朝的意義完全不同。英國的王朝基本上都是由於上一個王朝的末代國王絕嗣，由親戚入繼大統，才導致改朝換代。比如征服者威廉登基後開創了諾曼王朝，王位先後傳給他的兩個兒子威廉二世和亨利一世。三王之後，“絕嗣斷統”，斷絕了男性繼承人。於是亨利一世的外孫繼位，稱亨利二世，開創金雀花王朝。之所以叫這個名字，是因為他本是法國的安茹伯爵，紋章以金雀花為圖案。金雀花王朝傳了8代，最後一位國王理查二世被他的堂弟亨利四世發動宮廷政變奪取王位。新上台的亨利四世是蘭開斯特公爵之子，新王朝因此而得名“蘭開斯特王朝”。歐洲其他國家的王朝更替，也都屬此種情況。但這種王朝更替，隻相當於中國一個大王朝內部的紛爭，而不是中國式的改朝換代。
中國式的農民起義，也是世界曆史上獨一無二的現象。略略翻一翻世界史，人們就會驚奇地發現，“農民起義是曆史前進的動力”這一規律似乎主要在中國有效。西方的農民起義為數甚少。西歐從8世紀起，史書上才出現農民起義的記載，從那時起到16世紀的800年間，幾十個國家裏數得上的農民起義總共不過七八次。西方沒有一個王朝是被農民起義推翻的。西羅馬（共和加帝國）一共存在了近千年，內部矛盾也曾十分尖銳，但沒有發生一次導致改朝換代的全民族革命。
而且更為關鍵的是，中西農民起義的性質完全不同。中國的農民起義使命是改朝換代，規模巨大。而西方農民起義則更像是一種社會運動，破壞性遠較中國為小。1024年的法國布列塔尼起義，以恢複古老的村社製度為目標。997年，諾曼底農民舉行過一次大起義。一位編年史學家記載說，這次起義的原因是農民要“按自己的法規來使用森林附屬地和水源”。
中國曆史的一個獨特現象，叫“皇帝夢”。在中國，成為皇帝沒有門檻，誰都可以做，因此有一句話叫“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在中國曆史上，乞丐、流民、士兵、權臣、異族，在皇位麵前人人平等，都有機會成為“太祖高皇帝”。因此陳勝說出了那句著名的豪言壯語：“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然而在歐洲，王侯將相確實是有“種”的，要做國王有一個基本條件，就是必須是貴族出身。因此歐洲的幾十頂王冠，一直是在天潢貴胄間傳來傳去。在歐洲曆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中國這樣一個農民振臂一呼、揭竿而起，就“殺到東京奪了鳥位”的情況。
日本也是這樣。王學泰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說：“一位同事曾向日本學者請教，日本人有沒有想當天皇的？那位日本朋友很驚訝，說那怎麼可能呢？天皇是神啊。”言下之意普通人怎麼能當天皇呢？日本曆史基本和歐洲一樣，也是封建製，貴族一直是貴族，武士一直是武士，老百姓一直是老百姓。印度更是這樣，印度實行種姓製度，各種姓之間不能通婚，低種姓的人做國王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動不動就來場農民起義建立新王朝這個事，全世界範圍內隻有中國有。
[1]參見許平中《王朝盛衰興亡、國家分合交替之謎新解》。
第二十五章
中國曆史上人口的大起大落
一
前麵我們講了中國曆史的獨特現象：頻繁的改朝換代，頻繁的治亂循環，頻繁的農民起義。
如果政治動蕩隻局限於政治家之間的爭鬥和殘殺，其實無論多亂也沒什麼了不起。但問題是，中國曆史上的頻繁動蕩還導致了另一個引人注目的情況，那就是人口數量的大起大落。
中國曆史上，和平時期的人口密度一直是比較大的。因為中國中原王朝均建立在穩定的農耕生活方式之上，加之祖先崇拜和多子多福觀念，中國曆史上人口密度大部分時間是高於西歐的。
然而中國史書上記載的人口數字又經常減少，而且是非常劇烈地減少。如果隻讀“二十四史”，讀那些人口數字的變化，你肯定會被嚇得睡不著覺。
《漢書》說，“漢極盛矣，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有整有零，非常精確。也就是說，漢代的人口高峰是近6000萬人。
然而到了三國時期，人口變成了多少呢？唐代杜佑寫《通典》的時候，綜合《三國誌》裴鬆之的注釋，以及晉代《帝王世紀》的數字，也得出一個非常精確的人口數字：“七百六十七萬二千八百八十一。”隻有人口極盛時的1\/8。從字麵上來理解，7\/8的人口消失了。
隋朝的人口高峰，正史記載是4600多萬，經過威武雄壯的“隋唐演義”，正史記載，唐代建立時人口有1000萬左右，隻剩下隋代的1\/5。
到了開元盛世，唐代人口達到最高峰，正史數字是4844萬，然而安史之亂一來，人口又劇減70%，降為1692萬。
可見，人口動不動就被消滅百分之七八十，甚至接近90%。這實在太嚇人了。
當然，我們要看到，正史記載的數字，往往是官方掌握的戶籍資料反映出的數字，並不完全準確。第一，這些數字大部分體現的是中原漢族地區的人口變化，而忽略了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人口情況。第二，動亂時期，很多流亡人口往往沒有體現在官方戶籍之中。
所以近年以來，學術界對正史數字進行了很多修正，其中公認學術水平很高的是葛劍雄先生主編的六卷本《中國人口史》。這部人口史的統計分析全麵而深入。比如講到三國時期人口，葛劍雄先生論證說，這一階段的戶口漏計和隱匿相當普遍：世家豪族蔭附了很多戶口，同時屯田生產者不列入郡縣編戶，再加上沒有統計的少數民族人口，東漢三國間的人口穀底應該是2300萬左右，而不是767萬。
不過，即使按修正後的人口數字，其變化幅度仍然是很驚人的。東漢從人口高峰6000萬，降到2300萬，也已經減少了60%。
我們在這一章，不妨就參照這部多卷本的《中國人口史》，梳理一下中國曆史上人口變化的脈絡。
秦始皇統一全國的時候，中國人口接近4000萬，秦漢之際，降為1500萬~1800萬，損失率為一半多。
西漢末的公元2年，中國人口達到6000萬，成為人口史的高峰之一。然而王莽之亂和東漢初的戰爭讓人口又降到3000多萬。東漢後期（永壽三年，157年），再一次突破6000萬。三國時期，人口損失達到60%，至2300萬。
魏晉南北朝，人口多次出現起落，北方地區在十六國期間，人口最低點隻有500多萬，[1]隻及原來的1\/4，損失了3\/4。
隋大業五年（609年），人口恢複到6000萬。隋唐易代戰爭讓人口再次損失超過一半，唐初中國人口隻有2500萬。
唐代在安史之亂前的755年，人口增長到8000萬左右，達到新高峰。安史之亂使全國的戶口數從891萬戶銳減到大曆中期（770年左右）的130萬戶。人口損失當然沒有這麼誇張，但是幅度也非常巨大。
南宋和金的經濟恢複使13世紀初全國人口（也就是宋、金、西夏、大理等）加到一起超過了1.4億，成為中國人口史上第三個高峰。但是宋元易代，使得北方人口損失高達80%，隻有1000萬。[2]1290年，全國人口降為7500萬。[3]
明初人口不到6000萬，17世紀突破2億。明清易代損失40%，清初時為1.2億，康熙時恢複至2億，乾隆時3億，道光三十年（1850年）時創造了4.3億的新高峰，之後經曆了太平天國後又損失了1億。
讀了這些數字，你不難明白為什麼中國會有所謂“離亂人不如太平犬”的說法，明白戰亂給人們帶來的痛苦，以及中國人為什麼盼望和平統一。
確實，中國曆史上戰亂之中的悲慘場景，實在是太觸目驚心了。目睹三國動亂浩劫的仲長統說：“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裏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那些著名的大城市都成了空城沒人居住，走上100裏地不見人煙的情況，在各地非常普遍。袁譚為青州刺史時，“邑有萬戶者，著籍不盈數百”，很多縣人口隻剩原來的百分之幾。曹丕稱帝時，“人眾之損，萬有一存”，一萬個人隻活下來一個。這當然是誇張的說法，但曹操的名句“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卻並非誇張，而是寫實。
在中國曆史上，最慘的一個省是四川省。南宋時期，四川經濟非常繁榮，戶數為259萬戶。宋元之際的戰爭中，“蜀人受禍慘甚，死傷殆盡，千百不存一二”，元朝建立後的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四川戶數不過9萬餘戶。這還不是最慘的，其後更有名的是明清易代時的“張獻忠屠蜀”。“張獻忠屠蜀”隻是一個代表性的說法，事實上導致當時四川人口大量損失的，除了張獻忠的軍隊外，還有其他軍隊以及饑荒、瘟疫、虎災等多重因素。具體人口損失情況，《中國人口史》認為是從崇禎三年（1630年）的735萬，降到清初的50萬，也就是說，超過90%的人都死亡了。[4]當然，人口損失不可能是均勻的，所以部分地區的人已經基本死絕了。南明兵部尚書李乾德在答孫可望信中說，他所見的四川，已經不是人間景象，而似乎是在陰間：自從進入四川，隻見遍地是荊棘塞道，萬裏人煙斷絕。荒野之中，隻有野獸成群，不見人類蹤跡。偶爾見到一兩個幸存下來的人類，又都是五官殘缺，割耳截鼻，缺手斷腳之人，看上去像妖魔鬼怪，讓人感覺不是行走在人間。康熙六年（1667年），朝廷委派的四川巡撫張德地抵達四川之後向皇帝彙報說，對四川很多地區來說，他隻是個空頭巡撫，因為事實上已經沒人需要他來管理：“四川有土無民。”